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上游砍伐，長江清流變濁流
雖然一個湖泊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也會經歷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但是過去的50年間，長江中下游大量湖泊的急速消失則主要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隨著中下游圍湖造田逐漸達到高潮，長江上游山林的砍伐也超過了歷史上人民刀耕火種的強度。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川西、滇西北的高山峽谷間，蓊蓊鬱鬱的森林還控制著大約65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這片森林多以數十米高的巨木為主體，與生活在下層的其他植物形成了多層次混交林，有著極強的涵養水源功能。
在1998年9月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位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位專家研究長江上游杉木林對水土保持的作用時發現，暴雨過後，原始林地區的土壤基本沒有流失，23年的成熟杉木林帶毎公頃要流失土壤47公斤，8年生杉木林帶每公頃流失75公斤，而樹齡兩年的幼林帶，每公頃流失達1100公斤，荒坡的流失量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長江變渾與上游那片老林的消失同步。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上游砍伐，長江清流變濁流
雖然一個湖泊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也會經歷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但是過去的50年間，長江中下游大量湖泊的急速消失則主要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隨著中下游圍湖造田逐漸達到高潮，長江上游山林的砍伐也超過了歷史上人民刀耕火種的強度。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川西、滇西北的高山峽谷間，蓊蓊鬱鬱的森林還控制著大約65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這片森林多以數十米高的巨木為主體，與生活在下層的其他植物形成了多層次混交林，有著極強的涵養水源功能。
在1998年9月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位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位專家研究長江上游杉木林對水土保持的作用時發現，暴雨過後，原始林地區的土壤基本沒有流失，23年的成熟杉木林帶毎公頃要流失土壤47公斤，8年生杉木林帶每公頃流失75公斤，而樹齡兩年的幼林帶，每公頃流失達1100公斤，荒坡的流失量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長江變渾與上游那片老林的消失同步。
砍伐是從岷江上游開始的。從50年代起，採伐隊率先開進川西阿壩自治州的米亞羅，建立了川西第一個森工單位——川西林業局。隨後森工企業就在川西的阿壩、甘孜、涼山三州逐漸鋪開，全面砍伐岷江、大渡河、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以及嘉陵江上游的原始森林。
50年代國家急需資金和木材，當時投資極少，任務又重，只能怎麼方便就怎麼來，砍一片山就要砍光，修一條路就要運盡，這在當時叫做“肥水快流”。
六七十年代為支援三線建設，一場稱為“金沙江會戰”的伐木大戰在川西老林的核心區展開，據1999年5月《綠色時報》的一則報道，在“備戰”的狀態下，2.3萬人從全國各地遷入林區，全力砍伐森林，仗沒打起來，可林子卻一砍就是十幾年！
從1982年起，一部分林地被劃歸地方，其中大頭成了當地政府的用材林，由縣屬森工企業（當地稱為“小採”）採伐，其餘的則作為薪炭林，分歸鄉、村甚至個人所有。從此以後，國家一把大斧，加上“小採”、組、村、個人4把小斧，形成了“五斧爭林”的局面。
“一木出林，萬物遭殃。”隨森林消逝的那些飛鳥、走獸、昆蟲，植物，沒有發出一聲抗議，甚至很多都沒有留下一個標本。這片森林能在地質條件十分複雜的高山峽谷生長完全是自然的奇蹟。一旦老林被成片砍伐，則它下面的多層植被也都難以保全，它們賴以長的土壤也會很快流失，滑坡、泥石流普遍發生，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水土流失。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上游砍伐，長江清流變濁流
雖然一個湖泊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也會經歷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但是過去的50年間，長江中下游大量湖泊的急速消失則主要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隨著中下游圍湖造田逐漸達到高潮，長江上游山林的砍伐也超過了歷史上人民刀耕火種的強度。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川西、滇西北的高山峽谷間，蓊蓊鬱鬱的森林還控制著大約65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這片森林多以數十米高的巨木為主體，與生活在下層的其他植物形成了多層次混交林，有著極強的涵養水源功能。
在1998年9月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位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位專家研究長江上游杉木林對水土保持的作用時發現，暴雨過後，原始林地區的土壤基本沒有流失，23年的成熟杉木林帶毎公頃要流失土壤47公斤，8年生杉木林帶每公頃流失75公斤，而樹齡兩年的幼林帶，每公頃流失達1100公斤，荒坡的流失量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長江變渾與上游那片老林的消失同步。
砍伐是從岷江上游開始的。從50年代起，採伐隊率先開進川西阿壩自治州的米亞羅，建立了川西第一個森工單位——川西林業局。隨後森工企業就在川西的阿壩、甘孜、涼山三州逐漸鋪開，全面砍伐岷江、大渡河、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以及嘉陵江上游的原始森林。
50年代國家急需資金和木材，當時投資極少，任務又重，只能怎麼方便就怎麼來，砍一片山就要砍光，修一條路就要運盡，這在當時叫做“肥水快流”。
六七十年代為支援三線建設，一場稱為“金沙江會戰”的伐木大戰在川西老林的核心區展開，據1999年5月《綠色時報》的一則報道，在“備戰”的狀態下，2.3萬人從全國各地遷入林區，全力砍伐森林，仗沒打起來，可林子卻一砍就是十幾年！
從1982年起，一部分林地被劃歸地方，其中大頭成了當地政府的用材林，由縣屬森工企業（當地稱為“小採”）採伐，其餘的則作為薪炭林，分歸鄉、村甚至個人所有。從此以後，國家一把大斧，加上“小採”、組、村、個人4把小斧，形成了“五斧爭林”的局面。
“一木出林，萬物遭殃。”隨森林消逝的那些飛鳥、走獸、昆蟲，植物，沒有發出一聲抗議，甚至很多都沒有留下一個標本。這片森林能在地質條件十分複雜的高山峽谷生長完全是自然的奇蹟。一旦老林被成片砍伐，則它下面的多層植被也都難以保全，它們賴以長的土壤也會很快流失，滑坡、泥石流普遍發生，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水土流失。
在四川和雲南的共同“努力”下，金沙江成為長江上游輸沙量最大的河流，年平均輸沙達2.8億噸，約佔上游總輸沙量的一半，其年輸沙量的最高紀錄竟達5億噸！
長江流域每年的侵蝕總量高達24億噸，其中18億噸發生在上游地區，6億噸發生在宜昌以下的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湖泊的淤塞，也與中下游河流的水土流失密切相關。洞庭湖的淤積，就和它接納的湘、資、沅、澧四水含沙量增大有直接聯繫
飛臨湖湘大地，但見一片片丘陵間，糧田彷彿座座綠島，四周包圍著赭石色的河道湖汊，而那寬闊的湘江，也不再“漫江碧透”，活脫脫一條紅色泥流，日夜向洞庭湖奔瀉。
四水每年帶入洞庭湖的泥沙量高達2400萬噸加上長江帶入的大量泥沙，洞庭湖每年要減少約1億立方米的調蓄容積。1949年以後淤積在洞庭湖的泥沙大約60億噸，佔同期洞庭湖容積淨減值的30%以上，天然洲灘的面積以每年6萬畝的速度擴展。昔日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到1978年已經縮小到2691平方公里，在大湖排行中退居次席。
今天的湖南，早已“盡土山，盡濁水”，成為水土流失的重災區。我們無法把賬全算到古人頭上。經歷了兩宋的破壞，明清的砍伐，湖南到1957年還有2.8億立方米森林森林覆蓋率48%，水土流失面積1.87萬平方公里。然而，以鋼為綱、學大寨劈山造田兩荒承包等一系列錯誤的作法，僅短短二三十年光景，就使湖南的森林蓄積量下降了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跌至35%，水土流失面積猛增到4.7萬平方公里。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上游砍伐，長江清流變濁流
雖然一個湖泊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也會經歷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但是過去的50年間，長江中下游大量湖泊的急速消失則主要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隨著中下游圍湖造田逐漸達到高潮，長江上游山林的砍伐也超過了歷史上人民刀耕火種的強度。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川西、滇西北的高山峽谷間，蓊蓊鬱鬱的森林還控制著大約65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這片森林多以數十米高的巨木為主體，與生活在下層的其他植物形成了多層次混交林，有著極強的涵養水源功能。
在1998年9月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位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位專家研究長江上游杉木林對水土保持的作用時發現，暴雨過後，原始林地區的土壤基本沒有流失，23年的成熟杉木林帶毎公頃要流失土壤47公斤，8年生杉木林帶每公頃流失75公斤，而樹齡兩年的幼林帶，每公頃流失達1100公斤，荒坡的流失量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長江變渾與上游那片老林的消失同步。
砍伐是從岷江上游開始的。從50年代起，採伐隊率先開進川西阿壩自治州的米亞羅，建立了川西第一個森工單位——川西林業局。隨後森工企業就在川西的阿壩、甘孜、涼山三州逐漸鋪開，全面砍伐岷江、大渡河、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以及嘉陵江上游的原始森林。
50年代國家急需資金和木材，當時投資極少，任務又重，只能怎麼方便就怎麼來，砍一片山就要砍光，修一條路就要運盡，這在當時叫做“肥水快流”。
六七十年代為支援三線建設，一場稱為“金沙江會戰”的伐木大戰在川西老林的核心區展開，據1999年5月《綠色時報》的一則報道，在“備戰”的狀態下，2.3萬人從全國各地遷入林區，全力砍伐森林，仗沒打起來，可林子卻一砍就是十幾年！
從1982年起，一部分林地被劃歸地方，其中大頭成了當地政府的用材林，由縣屬森工企業（當地稱為“小採”）採伐，其餘的則作為薪炭林，分歸鄉、村甚至個人所有。從此以後，國家一把大斧，加上“小採”、組、村、個人4把小斧，形成了“五斧爭林”的局面。
“一木出林，萬物遭殃。”隨森林消逝的那些飛鳥、走獸、昆蟲，植物，沒有發出一聲抗議，甚至很多都沒有留下一個標本。這片森林能在地質條件十分複雜的高山峽谷生長完全是自然的奇蹟。一旦老林被成片砍伐，則它下面的多層植被也都難以保全，它們賴以長的土壤也會很快流失，滑坡、泥石流普遍發生，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水土流失。
在四川和雲南的共同“努力”下，金沙江成為長江上游輸沙量最大的河流，年平均輸沙達2.8億噸，約佔上游總輸沙量的一半，其年輸沙量的最高紀錄竟達5億噸！
長江流域每年的侵蝕總量高達24億噸，其中18億噸發生在上游地區，6億噸發生在宜昌以下的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湖泊的淤塞，也與中下游河流的水土流失密切相關。洞庭湖的淤積，就和它接納的湘、資、沅、澧四水含沙量增大有直接聯繫
飛臨湖湘大地，但見一片片丘陵間，糧田彷彿座座綠島，四周包圍著赭石色的河道湖汊，而那寬闊的湘江，也不再“漫江碧透”，活脫脫一條紅色泥流，日夜向洞庭湖奔瀉。
四水每年帶入洞庭湖的泥沙量高達2400萬噸加上長江帶入的大量泥沙，洞庭湖每年要減少約1億立方米的調蓄容積。1949年以後淤積在洞庭湖的泥沙大約60億噸，佔同期洞庭湖容積淨減值的30%以上，天然洲灘的面積以每年6萬畝的速度擴展。昔日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到1978年已經縮小到2691平方公里，在大湖排行中退居次席。
今天的湖南，早已“盡土山，盡濁水”，成為水土流失的重災區。我們無法把賬全算到古人頭上。經歷了兩宋的破壞，明清的砍伐，湖南到1957年還有2.8億立方米森林森林覆蓋率48%，水土流失面積1.87萬平方公里。然而，以鋼為綱、學大寨劈山造田兩荒承包等一系列錯誤的作法，僅短短二三十年光景，就使湖南的森林蓄積量下降了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跌至35%，水土流失面積猛增到4.7萬平方公里。
據統計，湖南已經有37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流盡了土壤，成為石漠。還有大片紅土丘陵植被稀疏，蓄水能力很差，人稱“紅色沙漠”，形成“三日無南河無水，一場小雨水成災”的慘痛局面。
上中游的生態惡化，使得四水含沙量倍增。據勘測，湘、資、沅、澧四水乾流某些河段的河床抬高了1到2米，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地上懸河。全省200多座大中型水庫，淤積嚴重的佔30%。洞庭湖歷史上損失最嚴重的大水中，好幾次就是由四水的洪水造成的。
當洞庭湖因淤積而衰落的時候，鄱陽湖因淤積稍慢，得以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第一大湖。
蓄洪墾殖，通江湖泊紛紛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1949年新中國接手長江治理工作時，新成立的長江水利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解除兩湖平原毀滅性洪災的威脅。既要分流300億到600億的超額洪水，又要開闢千萬畝良田，而對這個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務，長委會採取了民國時期就提出的“蓄洪墾殖”的策略。
蓄洪墾殖的基本設想是，在長江各個通江湖泊的入口處建閘控制，遇到大水時，依據蓄洪作用大小依次分洪，一般洪水時儘量用培高的堤壩擋水，避免江水分流入湖。這樣一來，荊江兩岸的湖泊河流就經常處於低水位，大水來時可以有計劃地蓄洪；而在平水、枯水年，廣闊的湖濱灘地則可以開展大規模的墾殖。
根據這個方案，當時選擇湖北公安縣境內人口稀疏的低窪地區為主要分洪區。1952年春，數十萬人會戰公安，荊江分洪區在75天內就建成了。1954年，長江爆發了20世紀的最大洪水，荊江分洪區三次開閘，有效地減小了兩湖平原的損失。
荊江分洪區的成功運用，更加堅定了政府蓄洪墾殖的決心。荊江沿線的通江湖泊紛紛建閘控制，又利用人為控制的低水位大量圍墾湖濱溼地。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原來都與長江相連，數量超過100個。但現在除了鄱陽、洞庭和石臼三湖，其他通江湖泊全被人為切斷了與長江的聯繫。
通江湖泊建閘控制給長江野生魚類的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損失。北京大學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通過對通江和阻隔湖泊進行的對比研究，發現建閘控制切斷了洄游性魚類的洄游通道使其失去了索餌場、繁殖場和育肥場，造成洄游性魚類的比重急劇下降，一些江湖洄游性魚類數量急劇下降，而鱘類、鰣魚等珍稀魚類基本上從阻隔湖泊消失。另一方面建閘控制促進了水產養殖，這對湖中野生魚類的生存空間構成了進一步的威脅。
阻隔湖泊與長江的連通不僅危害了魚類，而且也改變了整個溼地生態系統。曾經隨長江的生態節律而脈動的通江湖泊，建閘後不再有明顯的漲落區，這就喪失了許多淺灘沼澤，而依賴這種生境生存的植物、底棲動物和水鳥也隨之漸漸消失，溼地的生物多樣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通江湖泊被人為隔絕後，由於不再有明顯的季節性漲落，使湖濱灘地的圍墾成為可能。這些湖泊建閘後，本應“只生產，不住人”，但實際上，人們每圍量一塊湖泊，就會在那裡繁衍生息，置辦家產，洪水一來自然要嚴防死守，最後哪裡也分不下洪，因為無論在哪裡分洪，其損失都高得驚人。荊江分洪區1954年分洪時，有人口17萬人，而到了1998年預備分洪時，需要轉移的人口已經高達50萬人以上。蓄洪墾殖策略中擬定的蓄洪區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洞庭湖24個蓄洪垸有150萬人口，而湖北省洪湖蓄洪區也有100萬人。
經過上千年圍墾，雲夢澤雖已煙消雲散，但湖北省在50年代初尚有湖泊1066座，享有“千湖之省”的美譽。然而，在蓄洪墾殖引發的大規模圍墾中，湖泊數目到50年代末已下降到629個。到80年代初，又下降到309個。
蓄洪墾殖只剩墾殖，再難蓄洪了。長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積50年代達17198平方公里，80年代僅剩下6605平方公里，喪失的湖泊面積超過中國五大淡水湖的總面積，調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當江漢湖群大量消失時，蓄洪的重擔又一次落到湖南這邊。依照原定方案，洞庭湖應與江漢湖群一樣建閘控制，進行蓄洪墾殖。但由於調絃口1958年堵塞以後，口外荊江河段淤積十分嚴重，威脅到荊江大堤的安全，兩湖糾紛又起，鬧到幾乎要強行扒口，所以三口建閘的方案最終還是流產了。
滾滾泥沙依然年復一年地湧入洞庭湖，“圍湖造田”愈演愈烈。1952年和1954年大水後，人們藉著修復堤垸的機會，共侵佔湖泊面積435平方公里。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圍湖造田達到前所未有的瘋狂境地，短短几年就讓洞庭湖縮小了774平方公里60年代起，洞庭湖平原又搞起了所謂“矮圍滅螺”，借消滅釘螺的名義對洞庭湖的蓄洪容積進行最後攻擊。由於洞庭湖洪水的全力反撲，漉湖、橫嶺湖等幾個湖汊的圍堤當年就潰決了，但依然有4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被圍墾。
根據長江流城規劃辦公室計算，洞庭湖每圍墾1000平方公里，城陵磯（位於洞庭湖湖口）水位就壅高0.3米。以此推算，50年代以來在洞庭湖的圍墾活動直接導致城陵磯水位上漲了0.48米。而湖北封閉江漢通江湖泊的作法，更迫使城陵磯水位抬高了1到2米。
上游砍伐，長江清流變濁流
雖然一個湖泊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也會經歷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但是過去的50年間，長江中下游大量湖泊的急速消失則主要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隨著中下游圍湖造田逐漸達到高潮，長江上游山林的砍伐也超過了歷史上人民刀耕火種的強度。
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在川西、滇西北的高山峽谷間，蓊蓊鬱鬱的森林還控制著大約65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這片森林多以數十米高的巨木為主體，與生活在下層的其他植物形成了多層次混交林，有著極強的涵養水源功能。
在1998年9月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位專家的研究成果，這位專家研究長江上游杉木林對水土保持的作用時發現，暴雨過後，原始林地區的土壤基本沒有流失，23年的成熟杉木林帶毎公頃要流失土壤47公斤，8年生杉木林帶每公頃流失75公斤，而樹齡兩年的幼林帶，每公頃流失達1100公斤，荒坡的流失量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長江變渾與上游那片老林的消失同步。
砍伐是從岷江上游開始的。從50年代起，採伐隊率先開進川西阿壩自治州的米亞羅，建立了川西第一個森工單位——川西林業局。隨後森工企業就在川西的阿壩、甘孜、涼山三州逐漸鋪開，全面砍伐岷江、大渡河、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以及嘉陵江上游的原始森林。
50年代國家急需資金和木材，當時投資極少，任務又重，只能怎麼方便就怎麼來，砍一片山就要砍光，修一條路就要運盡，這在當時叫做“肥水快流”。
六七十年代為支援三線建設，一場稱為“金沙江會戰”的伐木大戰在川西老林的核心區展開，據1999年5月《綠色時報》的一則報道，在“備戰”的狀態下，2.3萬人從全國各地遷入林區，全力砍伐森林，仗沒打起來，可林子卻一砍就是十幾年！
從1982年起，一部分林地被劃歸地方，其中大頭成了當地政府的用材林，由縣屬森工企業（當地稱為“小採”）採伐，其餘的則作為薪炭林，分歸鄉、村甚至個人所有。從此以後，國家一把大斧，加上“小採”、組、村、個人4把小斧，形成了“五斧爭林”的局面。
“一木出林，萬物遭殃。”隨森林消逝的那些飛鳥、走獸、昆蟲，植物，沒有發出一聲抗議，甚至很多都沒有留下一個標本。這片森林能在地質條件十分複雜的高山峽谷生長完全是自然的奇蹟。一旦老林被成片砍伐，則它下面的多層植被也都難以保全，它們賴以長的土壤也會很快流失，滑坡、泥石流普遍發生，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水土流失。
在四川和雲南的共同“努力”下，金沙江成為長江上游輸沙量最大的河流，年平均輸沙達2.8億噸，約佔上游總輸沙量的一半，其年輸沙量的最高紀錄竟達5億噸！
長江流域每年的侵蝕總量高達24億噸，其中18億噸發生在上游地區，6億噸發生在宜昌以下的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湖泊的淤塞，也與中下游河流的水土流失密切相關。洞庭湖的淤積，就和它接納的湘、資、沅、澧四水含沙量增大有直接聯繫
飛臨湖湘大地，但見一片片丘陵間，糧田彷彿座座綠島，四周包圍著赭石色的河道湖汊，而那寬闊的湘江，也不再“漫江碧透”，活脫脫一條紅色泥流，日夜向洞庭湖奔瀉。
四水每年帶入洞庭湖的泥沙量高達2400萬噸加上長江帶入的大量泥沙，洞庭湖每年要減少約1億立方米的調蓄容積。1949年以後淤積在洞庭湖的泥沙大約60億噸，佔同期洞庭湖容積淨減值的30%以上，天然洲灘的面積以每年6萬畝的速度擴展。昔日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到1978年已經縮小到2691平方公里，在大湖排行中退居次席。
今天的湖南，早已“盡土山，盡濁水”，成為水土流失的重災區。我們無法把賬全算到古人頭上。經歷了兩宋的破壞，明清的砍伐，湖南到1957年還有2.8億立方米森林森林覆蓋率48%，水土流失面積1.87萬平方公里。然而，以鋼為綱、學大寨劈山造田兩荒承包等一系列錯誤的作法，僅短短二三十年光景，就使湖南的森林蓄積量下降了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跌至35%，水土流失面積猛增到4.7萬平方公里。
據統計，湖南已經有37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流盡了土壤，成為石漠。還有大片紅土丘陵植被稀疏，蓄水能力很差，人稱“紅色沙漠”，形成“三日無南河無水，一場小雨水成災”的慘痛局面。
上中游的生態惡化，使得四水含沙量倍增。據勘測，湘、資、沅、澧四水乾流某些河段的河床抬高了1到2米，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地上懸河。全省200多座大中型水庫，淤積嚴重的佔30%。洞庭湖歷史上損失最嚴重的大水中，好幾次就是由四水的洪水造成的。
當洞庭湖因淤積而衰落的時候，鄱陽湖因淤積稍慢，得以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第一大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