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點：宋代。
宋人記史，太祖說：不用南人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並刻石在政事堂上。
宋代之前，中原文明兼具先發優勢與區位優勢，以河南-河北-關中一帶為核心，成為中國的本部所在，可謂擎天下權位，牽一髮而動全身。及至宋代，中原文明在北方遊牧民族的衝擊下，勢力不斷後縮，漸漸成為了“北退南進”的格局。其實從西晉滅亡時開啟的遊牧民族的進攻狂潮，一直持續到明清。
在古羅馬和古中國，都在保持了對遊牧勢力400多年的壓制後，變得力不從心，遊牧民族解除了暴力封印。因此，當時的世界的主要文明國家，普遍都遭受了遊牧民族的侵襲。羅馬帝國因此直接滅亡，而古中國則僅僅保留東南半壁江山。
古中國保留了漢民族的火種，因此能夠在後來與遊牧勢力反覆拉鋸，並且在隋唐時期、北宋時期、明朝徹底擊敗他們，匡復中原，但遊牧勢力的威脅卻一直存在，並在公元316年後數度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如五胡政權、北魏、契丹（遼）、金、元、清。這種爭鬥的結果，便是中原地區成為戰略緩衝區，戰亂不斷、經濟崩潰、文化殘破，並出現了“胡化”的趨勢。
漢民族在這種壓力下，先後產生三次“南渡”，中原地區的百姓和士族大量遷入江東、江西、湖廣以及嶺南，並在人口激增的宋代之後，對南方地區進行了深度開發，使得南方逐漸成為華夏文明的“重心”。
先說文化。
北宋時，“南人不可為相”還相對有市場，但到了南宋，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南宋的宰相62人，南方人佔56， 北方僅6人。雖說北方半壁江山丟失，對北方宰相進入南宋中樞的可能性降低，那麼到了明代，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
明洪武三十年的皇榜中，第一次開榜，所錄進士51名，全是南方人。北方學子大鬧京城，驚動了朱元璋。震怒之下，重新開榜，又取61人，這次全是北方人。經由此案，明朝科舉，分為了北、中、南三榜。
明末顧炎武直言：“北方經過金元時期的戰亂，在文學修養上已經不及南方了……如今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所謂的“人荒”，並非是沒有人，而是沒有能“習比偶”、“調平仄”的文化人。
在文化上如此，經濟上也如是。
北人南遷，原有的平原已開發完了，只好開發山地。（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在旱田、梯田等開展水稻種植業，難度可想而知。
在中國南方種植水稻，需要水利灌溉設施及短時間內大量的勞動力，比起小麥種植，水稻的複雜性更高，這就要求南方社會要在家庭之上，組建起更為緊密的組織來應對水利建設維護、互惠合作。這樣的組織，我們稱之為“宗族”。我們現在理解為“抱團”。
以種植小麥為主的北方，對組織的需求相對而言不強，因此北方人更傾向於獨立和個人主義。北方人的單兵作戰素質比較強，可能與此有關。
為了增加水稻產量，南方不停引入新品種，占城稻自宋代引入後，逐漸形成了一年兩熟，一年三熟，最後形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的局面。南方自唐代安史之亂後，就成為了國家財賦之地。
經濟上如此，人口上也如此。
北方黃河流域開發最早，因此人口密集，商業發達，在戰國時期，天下有名的都邑，大多集中在北方。秦漢時期，北方是天下的中心及重心，王朝的錢糧財賦之地，人才基地。王朝從此地四處征討，建設國家。曹魏能夠笑傲三國，與他的根基在北方有很大關係。
在遊牧民族的戰略擠壓下，自晉朝末年的“衣冠南渡”，到後來北宋末年的“南渡”，明朝末年的“南渡”，都給南方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從而將南方“同化”為“漢地”，隨著經濟、農作物產量的不斷增加，人口也不斷增加。到南宋中期，在中國南方地區生活的人口占了這片大陸總人口的80%以上。當然，這與蒙金戰爭造成北方赤地千里的現實情況有關，而且由於蒙金戰爭，原為北宋核心及精華所在中原一帶，盡成澤國，人民百姓流離失所，死傷慘重。
在文化、經濟、人口數量上，南方逐漸追平甚至反超北方後，南方已經擁有足夠的資源抵禦北方的“南征”，甚至還發生了幾次“北伐”（朱元璋北伐、天平天國北伐、國民革命軍北伐）。
所以，在宋代以後，雖然也存在北方強，則中國在世界上強；北方弱，則中國在世界上弱的局面，但北方已經不處於經濟、文化、人口數量等綜合國力的主導地位，而是在守禦遊牧民族的侵襲、統控全國的政治地位方面，存在重要意義。從另一個層面說，如果北方的經濟、文化、人口能夠達到南方的水平，或者恢復到唐代之前的冠絕天下的水平，那麼中國的綜合國力必然還要再跨上一個大臺階。從這個意義上說，北方強，則中國強，也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