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澤東的文革初衷》 作者：馬社香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核心提示：中國是世界唯一取消軍銜制的國家，是敢於依據中國軍隊自己的歷史和現狀，向傳統挑戰的國家。顯然在這個問題上，胡志明給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澤東離開後，胡志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工作人員當時把這句話認真記在筆記本上。
胡志明和毛澤東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警衛處處長魯毅跟隨毛澤東登上專列。毛澤東專列時稱一號列車，它由前驅車、主車和警衛車三部分組成。據黃慶榮近年回憶，5月30日毛澤東一上專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請報務員向總理髮報，告訴周恩來他的行蹤。當夜全體人員在專列上就寢。黃慶榮和魯毅被安排在前驅車，這個車廂全部是警衛人員。後面依次是專列會議室、毛澤東工作和生活車廂、汪東興等中央辦公廳領導同志車廂、一般工作人員車廂，最後是八三四一部隊車廂。
5月31日清晨6時，毛澤東專列正點發車，經向塘、鷹潭、上饒，一路呼嘯向杭州進發。樟樹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兩省公安廳早已在所轄地段做了祕密警衛安排，在萬無一失的一級警衛中，專列相繼停靠鷹潭、上饒加水，毛澤東在這兩站都下了車，在站臺上緩緩散步，揹著兩隻手，靜靜地來回走動，黃慶榮看見毛澤東目光帶著一層憂慮。
第二天，1965年6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要取消軍銜制。遵照國務院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帽徽、領章和部分軍服樣式的決定：
一、陸、海、空軍、公安部隊一律佩帶新的全紅五角星帽徽和全紅領章。現行的帽徽、軍銜肩章、軍銜領章和軍種、兵種、勤務符號，均予以廢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現行的大簷帽、女無沿軟帽、水兵大頂帽，均予以廢止。
三、海軍軍服的樣式改與陸、空軍相同，其顏色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發腰帶一條。原軍官武裝帶予以廢止。
五、原校以上軍官的大禮服和女裙服予以廢止。
從著裝上，井岡山官兵一致的作風回來了。在思想上，井岡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夠在全軍全黨重新煥發出“過去戰爭時期那股勁，那股革命熱情，那股拼命精神”？團結一心嚴陣以待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對我黨我國的挑戰？黨內軍內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擁護取消軍銜制，自覺放棄各種政治特權嗎？……像井岡山時期那樣，領導幹部只是在“軍事指揮上有話語權”，沒有其他特權，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覺接受“士兵委員會”類似組織的群眾監督，毛澤東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勵，又為黨內軍內某些現象憂慮著。
我軍從成立第一天，嚴格說從三灣改編起，一直將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就是毛澤東畢生強調的“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再次強調了我軍這個建軍原則。我黨對軍隊的領導，建國前都體現在中革軍委和中央軍委對軍隊的直接領導。
1959年9月，建國十週年釋放第一批戰犯，國家主席劉少奇9月17日簽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9月14日寫的建議，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九次會議9月17日討論和同意了這個建議。可見數年前，即使在提前釋放戰犯，這一不涉及國家軍事建制的問題上，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比較注意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關係。可能毛澤東認為，這不是個人的關係，而是涉及我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一個大黨、幾百萬軍隊的最高統帥問題，是我軍的建軍原則的重大問題。1965年5月，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有點兒“簡單化”了。在涉及軍隊最高統帥相關事宜方面，任何“簡單化”都會使一些矛盾交錯複雜起來，特別是在1965年中國周邊環境複雜緊張、隨時準備打仗的非常時期。
在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前後，國家經委黨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托拉斯試點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國首批12個試點托拉斯企業(華東煤炭工業公司、菸草工業公司、鹽業公司、汽車工業公司、拖拉機內燃機配件公司、紡織機械公司、制鋁工業公司、橡膠工業公司、醫藥工業公司、地質機械儀器公司、京津唐電力公司、長江航運公司)負責人、主管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重慶、武漢、廣州等7個城市和遼寧、江蘇兩省的負責人。
試辦托拉斯是我國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為改善國家工業管理體制而進行的一項重要的改革試驗。這項試驗是在劉少奇的倡導下開展起來的。他率先提出要試辦托拉斯的建議，並就試辦托拉斯的意義、方針以及具體組織實施等方面給予指導。托拉斯為英文trust的音譯，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出現的一種具有行業壟斷性質的經濟組織。
6月1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聽取了托拉斯試點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的彙報，劉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劉少奇要求有關部門不要害怕和迴避目前出現的問題，要勇於實踐，創造經驗。他說：“有不同意見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見談出來，把矛盾擺出來。有不一致是正常的。”“辦托拉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但都沒有完整的經驗，要我們自己創造。托拉斯不是隻辦十二個，我們要把眼光放大點，全面看問題。”他再次闡述了辦好托拉斯的原則和目的，指出：“辦托拉斯就是要組織起來，不只是一個企業要組織起來，一個行業要組織起來，整個國民經濟都要組織起來。”試辦托拉斯“要按經濟管理的原則，考慮合理性”，“要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技術，適合人民的需要。”
在劉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澤東專列於5月31日下午六點多鐘到達杭州。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及省委其他領導同志迎接毛澤東一行去了汪莊，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全程負責毛澤東在杭州的保衛工作。
汪莊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澤東多年常駐江南的首選之地。1927年9月，毛澤東直接指揮的秋收起義第三團團部也是在西湖邊上。一樣的稱謂，不過一個在江西邊界小城銅鼓，一個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澤東下榻汪莊後，工作立即全面展開，他用較多的時間瞭解取消軍銜後各界的反應。意料之中的是大報小報輿論一概稱讚。老紅軍、老八路紛紛撰文擁護。
據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回憶，為了深入瞭解真實情況，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東等省市的書記及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參加的會議，過去毛主席召開會議，一般都是地方大員參加，這次特別邀請了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政委肖望東，毛澤東在地方召集黨政軍領導同志聯席會議，在王芳記憶中不多，印象比較深刻。
其實在井岡山時期，每一個重大事情的決定，都是前委領導下的黨政軍聯席會議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隊去湘南的永新會議是聯席會議；1929年1月初，決定紅四軍下山紅五軍守山的柏露會議也是聯席會議。杭州這次聯席會議又將發出什麼重要信號？
杭州的六月，楊柳依依，暖風習習，隨處可見江南秀色的飄逸之美。它與井岡山的巍峨剛毅，截然兩種自然風光。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種風采一種情愫。
6月13日，毛澤東到謝家花園看望了剛至杭州休養的胡志明。毛澤東這次是車到門前再通報，以免胡志明的謙讓拜訪。僅隔長沙會見一個月，兩位老友就有那麼多的話相互傾訴。據謝家花園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兩位老人沿著謝家花園九曲石徑一邊走，一邊聊，胡志明感謝中國共產黨安排他上黃山療養，黃山的亂雲怪石給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則向老友胡志明談了談他重上井岡山的某些思考。雖然胡志明比毛澤東僅年長3歲，但毛澤東對他一直很尊重，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有什麼重大決定，毛澤東都習慣地聽一聽胡志明的看法。這一次毛澤東一如既往瞭解了越南的最新戰況，也通報了中國取消軍銜制，在國際舞臺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中國是世界唯一取消軍銜制的國家，是敢於依據中國軍隊自己的歷史和現狀，向傳統挑戰的國家。顯然在這個問題上，胡志明給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澤東離開後，胡志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工作人員當時把這句話認真記在筆記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來到達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他和陳毅準備前往阿爾及利亞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之事。亞非會議是當時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和國家反對世界霸權的重要國際性會議，毛澤東一直極為關注。這天他對周恩來說，對這次亞非會議，我們要做好兩種準備，一個是如期召開，當然很好，一個是會議被霸權國家破壞，開不成。果然，毛澤東一語成讖。
當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澤東在汪莊聽取了餘秋裡等人關於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相關事宜的彙報，周恩來、彭真、李先念、陳毅、羅瑞卿等人蔘加了會議。
據汪莊已經公開的材料，毛澤東對這個計劃的某些指標不贊同。毫不留情地說，三線建設也要壓縮。從四五百億壓到三百多個億。三線建設戰線不要拉得太長，項目不要搞得那麼多。建設就像打仗，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內地建設鑑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慢一點兒，慢一點兒能達到。
餘秋裡彙報：“1970年糧食搞到4800億斤。”對計劃中提出的糧食指標，毛澤東表示懷疑：“糧食4800億斤能達到嗎？訂計劃要留有餘地。”
接著毛澤東又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麼多，要減下來，搞化肥我不反對，但還要養豬、養羊，搞綠肥。豬還要發展，一頭豬等於一個化肥廠嘛。”看看今天許多地方沒有化肥，地裡不長糧食，毛澤東的綠肥與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遠的。
毛澤東告訴餘秋裡：工業佈局不能太分散了。農輕重的次序要違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鋼的產量能達到1000萬噸就可以了。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餘地在老百姓那裡，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這是個原則問題。1959年3月鄭州會議本來是反“左”的，以後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結果搞到經濟上也反起右來了，把我也搞糊塗了。證明一個人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是常有的。總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毛澤東反覆說：
訂計劃第一是老百姓，是我黨我軍的一貫宗旨。上個月我去了井岡山，井岡山精神說到底，第一還是老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老百姓辦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這是我黨我軍的宗旨，是井岡山精神的宗旨，也應該成為我們訂一切計劃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岡山，我們沒有吃的，吃點兒野菇子明確規定不能採大的，要把大的留給群眾。
毛澤東最後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1961年我上廬山開中央工作會議，那裡小菇子我很喜歡吃，廚師可能覺得稍微大一點兒的菇子有營養，給我換了換，我說，我還是吃小的，為什麼？小菇子有特殊記憶嘛。大家都笑了，剛才挨毛澤東批評的緊張空氣緩和了許多。
毛澤東看見羅瑞卿身穿新軍裝正在認真地記筆記，笑了起來，說：羅長子的新軍裝是特製吧。羅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說：主席對我什麼都瞭解。
毛澤東笑著說，記得1929年打下長汀，收繳了一大批灰布，紅四軍每人做了一套灰軍裝，也是像今天一樣的紅領章紅五星(帽徽)，穿起來好神氣。羅長子在龍巖聽到了，專門跑過來，要軍裝穿。賀子珍對他說，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報告送你兩套。羅長子大軍裝都試了試，穿不得，又要試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澤東幽默的話語引得陳毅哈哈大笑。
陳毅接著說，羅長子真的試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試還嫌小了。
羅瑞卿親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軍裝，還不是要特製，特1號都要小了。
毛澤東點點頭，坦然地說：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這裡不服老，不敢老。毛澤東指指自己的心窩。時任浙江省公安廳警衛處處長的伍一等人對1965年6月毛澤東在汪莊活動有深刻印象。
毛澤東問羅瑞卿，你還記得早幾年我講“北京空氣有時候不是那麼好”這句話嗎？
羅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還在公安部歡送他到總參謀部任職的大會上傳達過主席的這句話。
1959年9月24日，羅瑞卿在公安部歡送會上說：“按照主席的說法，北京這個地方是有若干‘危險性’的，北京的空氣有時候不是那麼好的。當然這只是就我們這些人某種精神狀態來說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講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樣理解就不對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講，北京一不產糧食，二不產棉花，三不產鋼鐵，有個同志回答得好，北京產總路線！這句話很對，北京就是把各個地方的糧食、鋼鐵、各種建設、鬥爭經驗總結起來，產生總路線。沒有北京還行？沒有北京的黨中央還行？沒有總路線還行？不過像我們這些人，在北京住長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點兒新鮮空氣，那就糟糕了，就是說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② 至於1965年6月在杭州毛澤東為什麼舊話重提，羅瑞卿當時沒有想太多，只是認真地向毛澤東彙報，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岡山。
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羅瑞卿大將在認真地觀看紅四軍留下的珍貴實物，他對博物館的同志說，1959年廬山開會時，他就準備來井岡山，後來一反右傾機會主義，他就沒有時間來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羅瑞卿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兼任十三個重要職務，忙得不可開交，就把上井岡山這件事暫時放了放。毛澤東5月重上井岡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岡山在我黨我軍的重要地位，他作為總參謀長應該上來，好好學習。在井岡山上，羅瑞卿看見不少老紅軍也穿著新軍服上了井岡山。井岡山老戰士曹裡懷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寫了一首詩：
《當了紅軍上井岡》
湘南革命廿八春，
當了紅軍上井岡。
誰人擇此根據地，
英明領袖毛澤東。
三十七年回聖地，
神州山河變新天。
正值南國烽煙急，
喜換新裝憶舊裝。
在羅瑞卿上山的前幾天，李富春訪問井岡山。
羅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於立群留連井岡山。
郭沫若與其他老紅軍直奔井岡山不同，他是圍繞中央蘇區轉了一個圈才上的井岡山。據郭沫若此行小車司機馬德江回憶：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婦陪同印度尼西亞議長阿魯季一行到上海、廣州訪問。6月16日，郭沫若在廣東拜見了彭湃的母親。6月24日，郭沫若、於立群、祕書、勤務員四人從廣東東江進入江西尋烏，江西省委車隊派遣他駕車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當年紅軍曾經血戰過的地方進行巡禮。瑞金三日，腳踏葉坪、沙洲壩等蘇區中央機關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裡，葉坪革命烈士紀念碑，“形式如炮彈。遠望之，亦似如椽大筆”，“彈碑為筆天為紙，橫書大字力排空。無產階級須專政，萬丈長纓縛大鵬。”郭沫若一行走訪了大柏地等戰爭遺址，“馬子坳頭鏖戰處，關山雲樹鬱蒼蒼。”隨之去了紅軍長征第一河於都河及贛州、興國、泰和。
郭沫若一行從毛澤東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岡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婦參觀了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還在孫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龍潭。1965年井岡山龍潭還沒有開發，既不通公路，也沒有纜車，郭沫若夫婦卻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岡山管理局邀請了藥工和採石工用繩索把郭沫若夫婦吊下去，參觀後又吊上來。郭沫若的詩人氣質給孫景玉和當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岡山寫了好幾首詩，從茅坪下山，在寧岡龍市為龍江橋題寫了“會師橋”，以表示對秋收起義部隊和南昌起義部隊會師的由衷敬意。(2002年9月3日馬德江口述)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兩個女兒也上了井岡山，李立三大女兒李英男近年向筆者回憶當時情景：“父親是第一次上井岡山，卻像重歸故地一樣興奮和懷舊，他真誠地說，那個時候毛澤東比自己高遠得多，毛澤東開創了井岡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國革命。在山上，父親用俄文唱《國際歌》，那悲愴雄壯的旋律，父親那樣的振奮和激動，感動得我們都流了淚，跟著一起哼唱。父親告訴我們，《國際歌》的中文歌詞就是瞿秋白從俄文轉譯過來的。當晚父親夜不能寐，揮毫寫下一首詩，那就是膾炙人口的《井岡好》。”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莊，羅瑞卿興奮地向毛澤東彙報，一個訪井岡山熱正在全國興起。繼承發揚井岡山優良傳統，以井岡山革命精神推進全國各項工作已成為必然之勢。其勢與全國蓬勃興起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應。毛澤東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