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的軍隊為什麼吃桑椹？是因為沒糧食嗎？'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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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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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據《後漢書·公孫瓚傳》載，興平二年（195年），公孫瓚在幽冀兩州交界處的易縣（今河北省雄縣）建造“易京”，聲稱：“我昔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公孫瓚所說的“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其實就是屯田。公孫瓚自稱其在易京有“積穀三百萬斛”，說明其屯田相當有成效。說起來，公孫瓚不但搞過屯田，而且搞屯田的時間比曹操還要早一年呢。
公孫瓚和曹操的屯田都是軍民結合的，即一方面安排正規軍輪流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耕戰結合，另一方面，組織收降的黃巾軍及其家屬開墾荒地，並徵收高額租稅。據《晉書·傅玄傳》，曹操早期實行屯田的稅率高得可怕，自己有耕牛的納50%的稅，租用官府耕牛的要納60%的稅。公孫瓚曾在青州和孟津一帶打敗黃巾軍，曹操也曾打敗並收編青州、豫州黃巾軍數十萬人（含家屬），他們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可投入屯田。
而袁紹更是多次打敗過冀州的黃巾軍、白波軍、黑山軍等農民武裝，肯定也收降了眾多的流民，加上冀州的農業條件和基礎比曹操所在的兗州、豫州要好一些，只要袁紹稍稍加以組織，稅率又比曹操低一點，完全可以形成“虹吸效應”，把流民都吸引到河北。
《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載：“袁紹在冀州，亦貪（棗）祗，欲得之。”棗祗是曹操屯田政策的主要倡議者和執行者，是個人才，袁紹在冀州時想法設法拉攏棗祗，這說明袁紹也很需要棗祗這樣的會搞屯田的人才，從中似乎可以看到袁紹也在實行屯田的一點點蛛絲馬跡。
此外，袁紹在官渡之戰時擁有大量充足軍糧的事實也表明，袁紹曾經實行過屯田的政策，招募流民，安排生產，積蓄糧草，致力農戰。只是敗者為寇，相關的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已，因為歷史是曹操的人寫的，自然要把袁紹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曹操的英明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完全相信曹氏御用文人的記載和描繪、不是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的話，應該承認，儘管有不少失誤，袁紹也確實可以算作是一代豪傑，至少其處理經濟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實行過發展經濟和生產的政策措施，袁紹怎能打造並維持一支“精卒十萬、騎萬匹”“輜重有萬餘乘”的強大武裝？在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之後，再加上打敗公孫瓚應該得其“積穀三百萬斛”，袁紹軍事實力自然大增，渡河南下進取中原，也是大勢所趨的事情了。
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據《後漢書·公孫瓚傳》載，興平二年（195年），公孫瓚在幽冀兩州交界處的易縣（今河北省雄縣）建造“易京”，聲稱：“我昔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公孫瓚所說的“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其實就是屯田。公孫瓚自稱其在易京有“積穀三百萬斛”，說明其屯田相當有成效。說起來，公孫瓚不但搞過屯田，而且搞屯田的時間比曹操還要早一年呢。
公孫瓚和曹操的屯田都是軍民結合的，即一方面安排正規軍輪流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耕戰結合，另一方面，組織收降的黃巾軍及其家屬開墾荒地，並徵收高額租稅。據《晉書·傅玄傳》，曹操早期實行屯田的稅率高得可怕，自己有耕牛的納50%的稅，租用官府耕牛的要納60%的稅。公孫瓚曾在青州和孟津一帶打敗黃巾軍，曹操也曾打敗並收編青州、豫州黃巾軍數十萬人（含家屬），他們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可投入屯田。
而袁紹更是多次打敗過冀州的黃巾軍、白波軍、黑山軍等農民武裝，肯定也收降了眾多的流民，加上冀州的農業條件和基礎比曹操所在的兗州、豫州要好一些，只要袁紹稍稍加以組織，稅率又比曹操低一點，完全可以形成“虹吸效應”，把流民都吸引到河北。
《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載：“袁紹在冀州，亦貪（棗）祗，欲得之。”棗祗是曹操屯田政策的主要倡議者和執行者，是個人才，袁紹在冀州時想法設法拉攏棗祗，這說明袁紹也很需要棗祗這樣的會搞屯田的人才，從中似乎可以看到袁紹也在實行屯田的一點點蛛絲馬跡。
此外，袁紹在官渡之戰時擁有大量充足軍糧的事實也表明，袁紹曾經實行過屯田的政策，招募流民，安排生產，積蓄糧草，致力農戰。只是敗者為寇，相關的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已，因為歷史是曹操的人寫的，自然要把袁紹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曹操的英明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完全相信曹氏御用文人的記載和描繪、不是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的話，應該承認，儘管有不少失誤，袁紹也確實可以算作是一代豪傑，至少其處理經濟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實行過發展經濟和生產的政策措施，袁紹怎能打造並維持一支“精卒十萬、騎萬匹”“輜重有萬餘乘”的強大武裝？在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之後，再加上打敗公孫瓚應該得其“積穀三百萬斛”，袁紹軍事實力自然大增，渡河南下進取中原，也是大勢所趨的事情了。
不過，袁紹屯田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曹操屯田是失敗的。因為糧食生產週期較長，曹操自建安元年實行屯田以來每年征戰不斷，糧食消耗很大，而且剛開始時屯田的規模不夠大，難以積蓄充足的軍糧，所以，在官渡之戰前，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成效還不是很顯著。王沈在《魏書》中把屯田作為曹操能夠“兼滅群賊，克平天下”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這一觀點至少在官渡之戰前是不成立的。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陳明光：《魏晉南北朝財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羅三洋：《袁本初密碼》，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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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據《後漢書·公孫瓚傳》載，興平二年（195年），公孫瓚在幽冀兩州交界處的易縣（今河北省雄縣）建造“易京”，聲稱：“我昔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公孫瓚所說的“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其實就是屯田。公孫瓚自稱其在易京有“積穀三百萬斛”，說明其屯田相當有成效。說起來，公孫瓚不但搞過屯田，而且搞屯田的時間比曹操還要早一年呢。
公孫瓚和曹操的屯田都是軍民結合的，即一方面安排正規軍輪流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耕戰結合，另一方面，組織收降的黃巾軍及其家屬開墾荒地，並徵收高額租稅。據《晉書·傅玄傳》，曹操早期實行屯田的稅率高得可怕，自己有耕牛的納50%的稅，租用官府耕牛的要納60%的稅。公孫瓚曾在青州和孟津一帶打敗黃巾軍，曹操也曾打敗並收編青州、豫州黃巾軍數十萬人（含家屬），他們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可投入屯田。
而袁紹更是多次打敗過冀州的黃巾軍、白波軍、黑山軍等農民武裝，肯定也收降了眾多的流民，加上冀州的農業條件和基礎比曹操所在的兗州、豫州要好一些，只要袁紹稍稍加以組織，稅率又比曹操低一點，完全可以形成“虹吸效應”，把流民都吸引到河北。
《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載：“袁紹在冀州，亦貪（棗）祗，欲得之。”棗祗是曹操屯田政策的主要倡議者和執行者，是個人才，袁紹在冀州時想法設法拉攏棗祗，這說明袁紹也很需要棗祗這樣的會搞屯田的人才，從中似乎可以看到袁紹也在實行屯田的一點點蛛絲馬跡。
此外，袁紹在官渡之戰時擁有大量充足軍糧的事實也表明，袁紹曾經實行過屯田的政策，招募流民，安排生產，積蓄糧草，致力農戰。只是敗者為寇，相關的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已，因為歷史是曹操的人寫的，自然要把袁紹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曹操的英明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完全相信曹氏御用文人的記載和描繪、不是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的話，應該承認，儘管有不少失誤，袁紹也確實可以算作是一代豪傑，至少其處理經濟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實行過發展經濟和生產的政策措施，袁紹怎能打造並維持一支“精卒十萬、騎萬匹”“輜重有萬餘乘”的強大武裝？在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之後，再加上打敗公孫瓚應該得其“積穀三百萬斛”，袁紹軍事實力自然大增，渡河南下進取中原，也是大勢所趨的事情了。
不過，袁紹屯田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曹操屯田是失敗的。因為糧食生產週期較長，曹操自建安元年實行屯田以來每年征戰不斷，糧食消耗很大，而且剛開始時屯田的規模不夠大，難以積蓄充足的軍糧，所以，在官渡之戰前，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成效還不是很顯著。王沈在《魏書》中把屯田作為曹操能夠“兼滅群賊，克平天下”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這一觀點至少在官渡之戰前是不成立的。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陳明光：《魏晉南北朝財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羅三洋：《袁本初密碼》，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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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據《後漢書·公孫瓚傳》載，興平二年（195年），公孫瓚在幽冀兩州交界處的易縣（今河北省雄縣）建造“易京”，聲稱：“我昔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公孫瓚所說的“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其實就是屯田。公孫瓚自稱其在易京有“積穀三百萬斛”，說明其屯田相當有成效。說起來，公孫瓚不但搞過屯田，而且搞屯田的時間比曹操還要早一年呢。
公孫瓚和曹操的屯田都是軍民結合的，即一方面安排正規軍輪流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耕戰結合，另一方面，組織收降的黃巾軍及其家屬開墾荒地，並徵收高額租稅。據《晉書·傅玄傳》，曹操早期實行屯田的稅率高得可怕，自己有耕牛的納50%的稅，租用官府耕牛的要納60%的稅。公孫瓚曾在青州和孟津一帶打敗黃巾軍，曹操也曾打敗並收編青州、豫州黃巾軍數十萬人（含家屬），他們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可投入屯田。
而袁紹更是多次打敗過冀州的黃巾軍、白波軍、黑山軍等農民武裝，肯定也收降了眾多的流民，加上冀州的農業條件和基礎比曹操所在的兗州、豫州要好一些，只要袁紹稍稍加以組織，稅率又比曹操低一點，完全可以形成“虹吸效應”，把流民都吸引到河北。
《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載：“袁紹在冀州，亦貪（棗）祗，欲得之。”棗祗是曹操屯田政策的主要倡議者和執行者，是個人才，袁紹在冀州時想法設法拉攏棗祗，這說明袁紹也很需要棗祗這樣的會搞屯田的人才，從中似乎可以看到袁紹也在實行屯田的一點點蛛絲馬跡。
此外，袁紹在官渡之戰時擁有大量充足軍糧的事實也表明，袁紹曾經實行過屯田的政策，招募流民，安排生產，積蓄糧草，致力農戰。只是敗者為寇，相關的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已，因為歷史是曹操的人寫的，自然要把袁紹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曹操的英明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完全相信曹氏御用文人的記載和描繪、不是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的話，應該承認，儘管有不少失誤，袁紹也確實可以算作是一代豪傑，至少其處理經濟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實行過發展經濟和生產的政策措施，袁紹怎能打造並維持一支“精卒十萬、騎萬匹”“輜重有萬餘乘”的強大武裝？在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之後，再加上打敗公孫瓚應該得其“積穀三百萬斛”，袁紹軍事實力自然大增，渡河南下進取中原，也是大勢所趨的事情了。
不過，袁紹屯田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曹操屯田是失敗的。因為糧食生產週期較長，曹操自建安元年實行屯田以來每年征戰不斷，糧食消耗很大，而且剛開始時屯田的規模不夠大，難以積蓄充足的軍糧，所以，在官渡之戰前，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成效還不是很顯著。王沈在《魏書》中把屯田作為曹操能夠“兼滅群賊，克平天下”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這一觀點至少在官渡之戰前是不成立的。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清】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陳明光：《魏晉南北朝財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羅三洋：《袁本初密碼》，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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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作者賴正直
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大興屯田的時候，“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
“桑椹”一般也寫作“桑葚”，就是桑樹的果實。袁紹的軍隊，一條條氣壯如牛的河北漢子，居然是靠吃樹上的果子過生活，而當時袁紹已奪了韓馥的權，佔據著冀州，袁紹在冀州的日子真的這麼拮据嗎？
裴松之作注所引的《魏書》，系曹魏末年王沈所編撰。據《晉書·王沈傳》，王沈所編的《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因為王沈編書時，曹魏尚未滅亡，當時雖是司馬氏當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要在輿論上維護曹魏政權的正統性，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王沈撰史時偏袒曹魏一方過多，與稍晚的陳壽《三國志》相比，史實和史識都差了一大截，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
瞭解了王沈《魏書》的質量狀況，對待其中的記載，特別是涉及曹魏一方的記載，就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進行分析判斷。王沈《魏書》所載的袁紹部隊吃桑椹，或許不假，但因此得出袁紹統治下的冀州“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結論，就有所誇張渲染，與事實不符了。
一、袁紹的部隊不缺糧
《全三國文》輯錄曹丕《酒誨》稱，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至許後，“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鬆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雲以避一時之暑。”劉鬆能夠在袁紹軍中日夜酣飲，從側面反映袁紹有大量的餘糧可用於釀酒，根本不是缺糧乏食的模樣。
當然也會有人說，袁紹軍中的酒有可能是桑椹酒。不錯，桑椹是可以用來釀酒。但和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相比，桑椹釀酒的歷史並不算很長。目前明文記載了桑椹酒的文獻，是明代《本草綱目》和清代《食鑑本草》，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的人們很可能尚未掌握桑椹釀酒的技術。而且，據學者考證，《食鑑本草》中所說的桑椹酒，是用大米、高粱加上桑椹放在一起釀造的，其實是帶有桑椹味的米酒，並不是像葡萄酒那樣完全用葡萄釀造。完全用桑椹來釀造的純桑椹酒，是近年來才由中國製酒企業研發出來的新產品。所以，即使袁紹給劉鬆喝的是傳統桑椹酒，那也表明袁紹手裡的糧食為數不少，絕對不是沒飯吃的丐幫幫主。
袁紹不缺糧的更加實錘的證據是，《三國志·袁紹傳》和《後漢書·袁紹傳》載，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前夕，袁紹駐軍延津的時候，沮授以“南軍谷少，而資儲不如北”為由提出了持久戰的策略，而這個時候的曹操，反而是“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的窘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載，許攸投奔曹操後，對曹操說：“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云云。後來，曹操燒了袁紹的軍糧，才導致袁軍士氣崩潰。
可見，袁紹的部隊在官渡之戰前並不缺糧，不但不缺糧，而且把己方的軍糧充足視為一項戰略優勢。如果說建安元年袁紹還在靠吃桑椹活命，那怎麼四年之後突然暴發成了儲糧大戶，天上掉大米（小米、小麥）嗎？袁紹在養活十餘萬人部隊的同時，還能維持萬乘級的糧食輜重，不可能是一兩年就搞得出來的，必然是經過多年的儲藏積累才能形成如此壯觀的軍糧數量規模。
二、桑椹是品質優良的食物
袁紹的軍隊不缺糧，為什麼還要吃桑椹？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桑椹好吃。
桑椹是桑樹的果實，桑樹原產於中國中部，人工栽培史在四千年以上。由於中國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蠶絲紡織絲綢的技術，桑樹在中國栽培範圍非常廣泛。桑樹除了桑葉可用於養蠶之外，桑椹也可供人食用。
《詩經·魯頌·泮水》雲：“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鴞”即貓頭鷹，因為叫聲怪異而被古人認為是凶鳥。但貓頭鷹吃了桑椹之後，也會回報給桑樹主人以好聽的聲音，這說明桑椹是一種好東西。“食椹懷音”也因此成為一個寓意知恩圖報的成語典故。
《魏書·崔逞傳》（此《魏書》為二十四史之《魏書》，記北魏史事，不是王沈《魏書》）載，北魏時，崔逞向道武帝進言：“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道武帝拓跋珪是遊牧民族，不知道桑椹的食用價值，所以崔逞提醒他桑椹也可以用作軍糧，被道武帝所採納。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桑樹經中亞、西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半島傳入希臘，當時希臘人不會養蠶紡絲，種桑樹就是為了吃桑椹。據西方文獻記載，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也有讓士兵食用桑椹作為軍糧的記錄。
古代農耕文明的軍隊口糧一般以米、麥、醬菜為主，條件好時可能有一些臘肉或肉乾，因為缺乏保鮮技術，很難有穩定的新鮮果蔬供應。桑椹可製成桑椹幹，長期保存，運輸也很方便，可長期用於軍隊口糧供應，而且桑椹口味酸甜、甘涼，可補充纖維和營養，改善飲食營養結構，提高體質。
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桑椹性味甘寒，具有補肝益腎、生津潤腸、烏髮明目等功效，還能生津止渴、促消化、助排便，適量食用能促進胃液分泌，刺激腸蠕動及解除燥熱。桑椹還具有免疫促進作用，對脾臟有增重作用，對溶血性反應有增強作用，可防止人體動脈硬化、骨骼關節硬化，促進新陳代謝，促進血紅細胞的生長，防止白細胞減少，並用作治療糖尿病、貧血、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神經衰弱等病症的輔助手段。（認真臉聲明：以上不是廣告！）
桑椹因具有免疫促進作用，還可以有效預防敗血症。這在軍事後勤保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敗血症即病菌侵入血液循環，並在血液中生長繁殖，產生毒素而發生的急性全身感染。古代醫療衛生條件很差，在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情況尤其嚴重，因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致死是古代軍隊非戰鬥減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國時期許多將領死於“癰疽發背”“金瘡迸裂”，都與傷口感染後引起皮膚軟組織壞死等併發症有關。讓將士們平時多吃桑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預防敗血症。
所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其實是袁紹改善部隊伙食的一種措施。王沈作為世家大族子弟，對軍隊後勤不夠了解，當然更有可能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故意貶抑袁紹，因此得出了在袁紹的統治下“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錯誤結論。
三、曹操的部隊也吃桑椹
吃桑椹的不僅是袁紹的部隊，曹操的部隊其實也吃桑椹。
《三國志·楊沛傳》載，“興平末，人多飢窮，（楊）沛課民益蓄幹椹，收幪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幹椹。太祖甚喜。”
楊沛當時是新鄭縣的縣長（漢制，大縣長官為令，小縣為長），他很有遠見，平時就注意把吃不完的桑椹做成桑椹幹儲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曹操的部隊西迎漢獻帝，走在路上就斷糧了，要不是楊沛及時送上桑椹幹，曹操很可能還沒見到漢獻帝的影子就歇菜了。從“太祖甚喜”這一表述來看，曹操對這些桑椹幹非常滿意。大家可以自行腦補餓了好幾天的曹操吧唧著嘴大嚼桑椹乾的畫面。
後來，楊沛因進獻桑椹幹之功，遷為長社縣令、鄴縣令、九江太守、東平太守、護羌都尉，曹操“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幹椹也。”可見曹操對美味的桑椹幹是多麼喜愛。
愛吃桑椹不是曹操的專利，而是當時社會上的普遍風氣。《後漢書·獻帝紀》載，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把桑椹的豐收隆重地寫入帝紀，說明當時的人們視之為祥瑞、吉兆，反映了人們對桑椹這種食品的深深喜愛之情。
四、結論
王沈《魏書》以袁紹的軍隊“仰食桑椹”為依據貶抑袁紹，目的是襯托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英明正確，吹捧曹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但事實是，曹操在官渡之戰時，嚴重缺糧，幾乎因此被迫退兵。《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許攸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後來曹操之所以能夠打敗袁紹，是因為燒了袁紹的軍糧，使袁軍因軍糧不繼而士氣崩潰，而不是因為曹操“無運糧之勞”，當時的曹操根本無糧可運。
顯然，王沈《魏書》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實想想也不難發現問題，曹操固然懂得“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難道其他人就都是傻子，手下帶著幾萬、十幾萬的部隊，竟然不懂得“人要吃飯”這個道理？
其實，屯田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時就曾派軍隊在西域駐兵屯田，甚至匈奴人也曾效仿過。所以，屯田是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鑑的，不是曹操的發明創造。
據《後漢書·公孫瓚傳》載，興平二年（195年），公孫瓚在幽冀兩州交界處的易縣（今河北省雄縣）建造“易京”，聲稱：“我昔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公孫瓚所說的“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其實就是屯田。公孫瓚自稱其在易京有“積穀三百萬斛”，說明其屯田相當有成效。說起來，公孫瓚不但搞過屯田，而且搞屯田的時間比曹操還要早一年呢。
公孫瓚和曹操的屯田都是軍民結合的，即一方面安排正規軍輪流從事農業生產，實行耕戰結合，另一方面，組織收降的黃巾軍及其家屬開墾荒地，並徵收高額租稅。據《晉書·傅玄傳》，曹操早期實行屯田的稅率高得可怕，自己有耕牛的納50%的稅，租用官府耕牛的要納60%的稅。公孫瓚曾在青州和孟津一帶打敗黃巾軍，曹操也曾打敗並收編青州、豫州黃巾軍數十萬人（含家屬），他們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可投入屯田。
而袁紹更是多次打敗過冀州的黃巾軍、白波軍、黑山軍等農民武裝，肯定也收降了眾多的流民，加上冀州的農業條件和基礎比曹操所在的兗州、豫州要好一些，只要袁紹稍稍加以組織，稅率又比曹操低一點，完全可以形成“虹吸效應”，把流民都吸引到河北。
《三國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載：“袁紹在冀州，亦貪（棗）祗，欲得之。”棗祗是曹操屯田政策的主要倡議者和執行者，是個人才，袁紹在冀州時想法設法拉攏棗祗，這說明袁紹也很需要棗祗這樣的會搞屯田的人才，從中似乎可以看到袁紹也在實行屯田的一點點蛛絲馬跡。
此外，袁紹在官渡之戰時擁有大量充足軍糧的事實也表明，袁紹曾經實行過屯田的政策，招募流民，安排生產，積蓄糧草，致力農戰。只是敗者為寇，相關的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已，因為歷史是曹操的人寫的，自然要把袁紹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曹操的英明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完全相信曹氏御用文人的記載和描繪、不是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的話，應該承認，儘管有不少失誤，袁紹也確實可以算作是一代豪傑，至少其處理經濟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不可小覷。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實行過發展經濟和生產的政策措施，袁紹怎能打造並維持一支“精卒十萬、騎萬匹”“輜重有萬餘乘”的強大武裝？在農業生產得到恢復之後，再加上打敗公孫瓚應該得其“積穀三百萬斛”，袁紹軍事實力自然大增，渡河南下進取中原，也是大勢所趨的事情了。
不過，袁紹屯田的成功並不意味著曹操屯田是失敗的。因為糧食生產週期較長，曹操自建安元年實行屯田以來每年征戰不斷，糧食消耗很大，而且剛開始時屯田的規模不夠大，難以積蓄充足的軍糧，所以，在官渡之戰前，曹操實行屯田政策的成效還不是很顯著。王沈在《魏書》中把屯田作為曹操能夠“兼滅群賊，克平天下”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這一觀點至少在官渡之戰前是不成立的。
參考文獻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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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光：《魏晉南北朝財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羅三洋：《袁本初密碼》，臺海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後，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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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建：治事能臣亡唐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