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陳寶良
如何看待華夏文化的變遷歷程？有的學者持“漢化”說，有的持“胡化”說，其實都有偏頗。它是一部“漢化”與“胡化”交織在一起的歷史。
“漢化”之說有陷入“漢族中心論”的危險
在華夏文化的形塑過程中，“漢化”之說，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思維定式，且有陷入“漢族中心論”的危險。所謂“漢化”，按照德裔美國曆史學家、漢學家魏特夫的解釋，實為一種“吸收理論”，其意是說凡是入主中原的異族統治，終究難以逃脫一大定律，即被漢化，甚至被同化，征服者反而被征服。
諸如此類的漢化論，從華夏文化演變的歷程來看，確實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作為這一說法的佐證。以域內的蒙古人、色目人為例，流寓於江南的蒙古人、色目人，大多已經被漢化，諸如學習漢族縉紳設立義田，自己置辦莊園與別墅，並且還取一些漢式的莊名，婦女節烈觀漸趨加強，喪葬上採用漢式葬俗，以及蒙古人、色目人紛紛改取漢名，等等。以來自域外的佛教為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論，佛教剛傳入中國之時，確有印度化的趨向，然自唐代以後，佛教最終還是被漢化，且這種漢化了的佛教，其中的形上學已經成為宋代理學合成物的重要組成部分。
毫無疑問，諸如此類的外來民族以及外來文化被漢族文化同化的事例，並不能推導出以下的結論，即在中國歷史上，其他民族入主中原之後，最終都會被無往不勝、無堅不摧的漢族文化所同化。假若做出如此的歷史解讀乃至引申，其最大的問題在於視角的偏向，即是從漢族、漢文化的角度來考察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
“滿化”(或“胡化”)：“新清史”的誤區
為了糾正“漢化”論的缺陷，“新清史”研究者，拋棄固有的“漢化”論的思維定式，進而倡導“滿化”(“胡化”的一種)，同樣難以逃脫“滿族中心論”的誤區。
以歐立德、柯嬌燕等為代表的“新清史”論者，不滿於以往的漢化論，進而在清史研究中去尋求一種新的傳統，即滿族傳統，指出滿族並未漢化，反而可以說漢族被“滿化”。“新清史”論者通過強調“滿化”的傾向而質疑“中國”這一概念，其對“中國”乃至“華夏”的認識，同樣存在著誤區。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言，“新清史”論者對“中國”的誤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則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而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二則對於清王朝而言，滿族固然在某些方面與某些場合仍然保持著不同於漢族的本族文化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清朝還是接受了“中國”的概念，滿族也有“中國人”的意識。
“涵化”一說，更能體現華夏文化形塑過程的歷史真實
既然不論是“漢化”說，還是“胡化”說，都不可避免地烙下一偏之頗的印記，那麼，如何看待歷史上華夏文化的民族融合?就此而論，採用“涵化”一說，顯然更為符合歷史的真實。李治安在闡述元代多元文化體系內的交流影響時，曾指出這種交流並不侷限為文化的單向變動，而是蒙、漢、色目三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涵化”。他認為，所謂的“涵化”，就是涵容浸化、互動影響的意思，就是蒙、漢、色目三種不同文化相互影響。“涵化”這一概念，又可作“泳化”，明朝人鄧球就曾經編有《皇明泳化類編》一書，所持即是相同之義。涵有二義：一為包容，二為沉浸。泳本指水中潛行，後又轉化為沉浸。可見，所謂的涵化、泳化，其實即指不同文化之間互相影響、互為包容，而後潛移默化地將他者的文化浸化於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中，進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文化。對華夏文化的變遷，實當以“涵化”二字概括之，才可免於偏頗。
在華夏文化形塑過程中，“漢化”與“胡化”並非呈兩條並行的線條而各自演進，而是在各自的演進過程中不時出現一些交集點。這種交集點，就是胡漢的融合，而後呈現出一個全新的“中華”與“中國”。正如元末明初學者葉子奇所論，“夷狄”與“華夏”之間，因“風土”的差異，導致風俗有所不同。即使按照儒家的傳統觀念，對待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還是應該秉持一種“至公”的原則。出於至公，就會“胡越一家”，古來聖賢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是出於相同的道理。若是出於本民族的一己之私，從中分出一個親疏之別來，那麼就會陷於“肝膽楚越”的尷尬境地。可見，華夏與夷狄之間，民族雖有不同，文化並無優劣之別。
對“崖山之後再無中華”說的新思考
有一種說法：“崖山之後再無中華”，該怎麼看這一觀點？其實，梳理此論的提出乃至演化不難發現，這一說法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華夏文化日趨“胡化”的歷史真實，另一方面卻又是那些漢族知識人在面對“胡化”大勢時內心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無奈之情，且從根本上反映出這些漢族知識人內心深處的“漢族中心”意識，以及對華夏文化的認同感。
細究“崖山之後再無中華”一說的提出，當源自錢謙益《後秋興》詩第13首，詩云：“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錢謙益是一個頗為複雜的歷史人物，他既是投降清朝的“貳臣”，卻又在內心深處不乏漢族知識人固有的“遺民”意識，甚至在暗地裡投入到反清復明的運動之中。
作為以恢復漢唐為宗旨的明朝，是否能夠使華夏文化得以延續不替？令人失望的是，當時朝鮮使節的觀察，更是加深了“崖山之後再無中華”這一觀念。根據日本學者夫馬進的研究，明代朝鮮使節眼中的“中華官員”，顯然已經不是華夏文化的正宗。如許篈在《荷谷先生朝天記》中，曾說當時接待他們的明朝貪婪官員：“此人惟知貪得，不顧廉恥之如何，名為中國，而其實無異於達子。”趙憲在《朝天日記》中，亦認同將明朝官員譏諷為“蠻子”，反而自認為“我等居於禮義之邦”。
至近世，前輩學者王國維、陳寅恪雖未明言“崖山之後再無中華”，但他們對有宋一代文化成就的頌揚，更是坐實了此說法。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一文中提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亦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尤其是到了1964年，陳寅恪在屬於臨終遺言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中，藉助歐陽修“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進而得出“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的論斷。
讓我們再次回到蒙元遺俗與明朝人的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上來。明代雖號稱恢復漢唐，但實則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諸多蒙元文化的因子。正如清初學者張履祥所言，明朝人凡事都要學晉朝人，但所學不過是“空談無事事一節”而已。因為與晉朝人為人“潔淨”相比，明朝人實在顯得有點“汙穢”。究其原因，則是因為時世不同：晉朝人尚保存著“東漢流風”，而明朝人大多因仍“胡元遺俗”。可見，時日一久，這種胡化風俗已經沉澱下來，慢慢滲透於漢族民間的日常生活而不自知。就此而論，“崖山之後再無中華”之說，僅僅說對了一半，即崖山之後的華夏文化，已經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華夏文化，但並不證明崖山之後中華文化已經淪喪殆盡，而是變成了一種經歷蒙、漢乃至滿、漢融合之後的華夏文化。正如費孝通所言，“各個民族淵源、文化雖然是多樣性的，但卻是有著共同命運的共同體。”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呈現出一種“多元一體”的格局。若是持此見解，“漢化”與“胡化”之爭訟，自可消弭。
崖山位於今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南約50公里的崖門鎮。崖山海戰，是1279年宋朝軍隊與蒙古軍隊在崖山進行的大規模海戰，也是古代中國少見的大海戰。崖山海戰直接關係到南宋的存亡，因此也是宋元之間的決戰。戰爭的最後元軍以少勝多，宋軍全軍覆滅。此次戰役之後，趙宋皇朝的隕落，同時也意味著南宋殘餘勢力的徹底滅亡，蒙元最終統一整個中國。中國第一次整體被北方遊牧民族所征服。部分人認為這場海戰標誌著古典意義華夏文明的衰敗與隕落，有“崖山之後再無中華”這一說法。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