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代表作曾被封15年
文革受盡迫害四進精神病院
困在秦嶺深山，吞野菜，食野薯。
所幸沒被餓死
幾近死亡
石魯先生
是中國20世紀著名的藝術家
20歲時為了理想隻身奔赴延安
對於家庭的毅然背叛
體現出他卓爾不群的個性
這也造就了他獨特的藝術風格
成為新中國美術史上富有獨創性的大家
石魯
(1919～1982)， 中國現代中國畫家。原名馮亞珩，1919年12月13日生於四川省仁壽縣，1982年 8月25日卒於陝西省西安市。從50年代起，積極致力於中國畫的繼承與創新。1959年創作《轉戰陝北》、《延河飲馬》 ，翌年創作《東方欲曉》等作品。這些作品以黃土高原為題材，構思巧妙奇特，獨具匠心，開創了以傳統山水畫形式表現重大革命歷史主題的 嶄新道路，成為他進行新的藝術探索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引起美術界的廣泛讚揚，被稱為長安畫派的創始人。
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還有《南 泥灣途中》、《樹大成蔭》、《赤巖映碧流》、《逆流過禹門》、《山雨欲來》、《家家都在花叢中》、《秋高圖》、《寶塔葵花》、《種瓜 得瓜》、《東海之濱》等，出版了《國畫選》、《石魯作品選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以驚人的毅力創作書畫作品數百幅。他改變了以 往的畫風，形成詩、書、畫、印配合默契，渾然一體的生動藝術形式。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有《華山之雄》、《驕雪圖》、《青青者長鬆》、 《龜蛇圖》、《峨嵋積雪圖》、《荷雨圖》等。1979年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書畫展覽。
石魯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 理事、美協陝西分會主席、陝西書法家協會主席等職。
《轉戰陝北》1959年
《轉戰陝北》的是是非非
《轉戰陝北》是石魯最著名的代表作，他一生的悲喜歡樂、沉浮升遷、上上下下和是是非非無不都和此畫有關，可以說是成也“轉戰”，敗也“轉戰”。
《轉戰陝北》不僅是石魯的代表作，它還是中國畫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個重要流派崛起的一面大旗。石魯一生中圍繞著《轉戰陝北》而起的是是非非真是太令人同情，也太令人感慨了。
《轉戰陝北》是石魯在1959年的作品，這是為迎接即將落成的首都十大建築之一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而創作的一幅主題畫。這項工作交由全國美協來協調，在全國各地組織了一大批的畫家來分配任務。陝西一共去了4位，由石魯負責。《轉戰陝北》就是石魯在那時接下的任務。
《轉戰陝北》是一幅歷史畫，它表現的是1947年的西北戰場上，毛主席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轉戰的場景。在畫面上，毛主席正站在一座黃土山崖的絕壁頂上，正負手於後，遙望黃河。在他的前面，是陝北黃土高原的千山萬壑，一層接一層的土塬遮住了天空。在毛主席身後，只有兩兵一馬。毛主席並不是正面對著觀眾，而是側面對著觀眾。這樣的一種構圖，在當時來說是非常新奇的，也是非常大膽的，在送審時雖然產生了許多爭議，但最終獲得了好評，通過了這一方案。
《轉戰陝北》的成功不僅在革命主題的詩意化方面，而且還巧妙地將山水畫和人物畫進行了結合，將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進行了結合，將西洋的構圖、透視、明暗等技法融入中國畫，在藝術上嘗試將物境作為人物心境的延伸，以大寫意的方法寫出了意境，而且對領袖的形象作了背側面的描繪。這些都是非常大膽的開拓。
而更重要的是，隨著《轉戰陝北》在全國的獲譽，一個重要的畫派也在中國畫壇上崛起了。
人物紀實：石魯生命最後的日子
魏雅華/文
作為曾經親歷了“文化大革命”那場歷時10年的中華民族大劫難的人，那記憶是銘心刻骨、沒齒難忘的。時光的長河並沒有磨滅那段記憶，反而如大浪淘沙一般，讓那段記憶愈加如金子般熠熠閃爍。
只要一提起那些歲月，我的面前就會出現一個老人的影子，一個拖著孱弱的病軀、滿頭長髮飄逸、瘦骨嶙峋的老人。一個不幸的、蝸居在老舊的民居土屋裡一臉蒼桑的老人。一個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的一位偉大的畫家。
1967年、1968年，在那玉石俱焚、焚琴煮鶴的年頭，我與這位歷盡劫難的老人，天天廝守作伴，夜夜對燈神侃。忘卻了世界的存在，忘卻了人世的榮辱興衰。
那時我與石魯真如魯迅詩中所寫的:破帽遮顏過鬧市，未敢翻身已碰頭，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我是多麼地懷念與石魯互相取暖的那些日子啊。可惜的是，那些日子再也不會有了。
墨色山水
綠茵藏月色
初識石魯
石魯，中國畫壇的曠代奇才。如今的國際藏家稱石魯為中國的“梵高”，他是以“亂、黑、怪”為特點的長安畫派創始人、國畫大師、前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如今，石魯的畫已成中國畫中之神品。早在1985年，他的《華嶽之雄》，便在美國紐約以5萬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石魯信手拈來的“空靈”兩字，竟以5.5萬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積雪》在蘇富比拍賣中以165萬港元成交。3年後，《峨嵋積雪》再次在蘇富比亮相，結果以235.4萬港元成交，再創石魯作品價格新高。
石魯 轉戰陝北
對於石魯我仰慕已久，名聲之大，如雷貫耳。
我最初認識石魯，是從石魯的《轉戰陝北》。我是在1964年的建國15週年畫展上初讀此畫，便為此作的氣勢磅礴震撼不已。而在技巧的創新上，更是中國畫史上劃時代的作品。
旋即，我又見到了石魯的巨幅神品《東渡》，那是石魯作品的又一個高峰。在中國畫的人物畫上，由於在相當長的歷史上，中國畫既沒有專門的院校，也沒有專門的畫院，更沒有專業的人體模特，所以中國畫在表現人體上，解剖不準，對骨骼、肌肉的表現扭曲浮淺，遠不能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洋畫對人體的表現力相比。
石魯的《東渡》讓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畫對人體的表現力，石魯用中國畫表現岩石的焦墨枯皴技巧，來表現人物的肌肉骨骼，表現力讓人震撼不已。我對石魯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如高山之仰止。
印度寫生
然而真正讓我動情的，是在“文革”之初。
一次，我偶而路過美協，進到美協大院，在美協那破舊的院牆上，讀到了鋪天蓋地的批判石魯的大字報。那幅長達五六十米的大字報，抄錄了石魯的《旅埃日記》，文字之美使我只看了幾行，便再也挪不動步，一口氣讀完了上萬字的《旅埃日記》。
讀完後，我的感覺是，石魯不僅是大畫家，還是大文學家，大美學家，大思想家，大哲學家。
嘉陵春秋
黃河急流
我認識石魯是在他的家中。
那天，是石魯的夫人閔力生約我到她的家中做客，閔力生對我介紹說:這就是石魯。那時他臥病在床。閔力生對我說，石魯老了，老了，文革開始前，石魯簡直是個小夥子。她說這話，我信。
那一年，石魯才不過48歲，年富力強的中青年而已，可看上去已老態龍鍾，彷彿70多歲的人，長得很長的頭髮鬍鬚花白，一臉病容。
閔力生對我說，石魯一下子老得不像樣子了。他革命了一輩子，現在成了“現行反革命”了。
在“文革”中，“現行反革命”是天底下最大、最高、最重、最可怕的，可以殺頭的大帽子。“文革”10年，那真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是一個既標榜言論自由，又可以因幾句話，便會招來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的時代。那是一個不知法律為何物的時代。
我問:憑什麼？
她說:《轉戰陝北》。人家說，他汙衊毛主席，說他是暗指“懸崖勒馬”。他又出身大地主家庭。
我愕然了。
那個時代，是個既沒理可講、也沒有可講理的地方的時代。那個時代，是個可以很坦然地指鹿為馬的時代。難怪巴金會寫出為不能講真話深切反省和自責的《隨想錄》。
她對我說，石魯原名馮玉珩，又叫馮慳蘭。因崇拜石濤和魯迅，遂改名石魯。她對我說，她與石魯是在延安認識的，那時她在文工團，是個演員，演過歌劇《白毛女》中的楊二嫂。她說這話我信，到現在，她還保持著很好的身材，細柳柳的，很美。
那天，天陰得很重，屋裡很黑。石魯擁被坐在床上，精神很不好，看看我，他只裂開因被打而缺了許多顆牙的嘴，衝我笑笑，算作禮貌。那天，我們都很壓抑。
我很難過，唉，這就是我敬仰如斯、崇拜如斯、不幸的石魯！
雪天歸樵
太行山
石魯的小屋
我再次去探望石魯，石魯已搬到了對面的小屋。那仍是間民居土屋，狹長狹長，寬不過兩三米，長卻有二三十米，真的是間畫廊了。屋子極整潔，一塵不染，窗明几亮。已佈置成了畫室，長長的粉牆上有許多鏡框，裡面有畫。讓我喜歡不已。簡直是世外桃源了。
石魯的氣色好多了，他讓我坐，我卻遍視屋中，不敢落座。原來，所有的桌凳椅上，都擺著非常精美的端硯，我何敢落座？豈不侮辱斯文？
石魯卻笑，說，坐呀，這石頭上光滑冰冷，坐著不是很舒服嗎？
我說，我還是站著吧，還是站著舒服。我倆皆大笑。
我看牆上的畫，那是石魯的陝南寫生組畫，有20多幅，山水人物花鳥，都極盡精美，若非先生落難，我何以能見如此神品？可惜，此後的這近40年來，至今石魯的這批陝南寫生畫作，再也沒有出現，人間蒸發了。
伯樂相馬圖
埃及男人像
奇怪的是，石魯在這些畫中的飛白留白之處，不僅寫了許多字，還有些英文。從當時看，這些字似乎寫得不是地方，且莫明其妙。中國畫中的飛白留白是極講究章法的，是中國畫上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如同透氣孔般，是不可隨便填堵的。並且，在中國畫上用毛筆寫英文，也有點不倫不類。我懷疑當時的石魯，精神已有些不大對頭。
當然，也很可能是他的“獨創”。石魯便是石魯，石魯有他的變異，如同畢加索一般，非常人所能看透看懂。若非如此，便不是石魯了。可惜的是，這批畫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再也無法研究那一時期的石魯畫作以及那一時期石魯的思維之謎了。
我曾看過一部上世紀60年代的電影《暴風雨中的雄鷹》，片頭打出的編劇，居然是畫家石魯。那年頭中國每年出不了幾部電影，所以，出一部電影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我問石魯:你怎麼會寫電影劇本？
他說，那是我去青海採風，遇到大雨，道路被沖毀了，我被困在一個小旅店，前進不能，後退不得，無事可作，便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寄給了長春電影製片廠。後邊的事，我便不知道了。
他問我:拍了嗎？上演了嗎？
我說，我都看了。
他驚訝地說:是嗎？
石榴已黃矣
他又說，後來，電影廠把修改後的本子寄給他看，他看了，改得一塌糊塗。他說，那不是我的本子，我不承認那是我的本子，跟我沒關係。
我看過那部電影，的確不怎麼樣。是部很平庸的片子，難怪石魯不認。
我問:片酬拿到了嗎？
他說，拿到了，給了1萬塊錢。
春在枝頭
蒼山遠眺
布拉格宮圖
上世紀60年代，1萬塊錢是一筆巨大得讓人不敢期盼的財富。我那年一個月工資才拿42塊錢，可就這42塊錢，我一個人的日子還過得蠻滋潤。
石魯說:我拿了那1萬塊錢，當即用8000元買了宣紙，剩下的，請美協的同事們吃了頓飯，便差不多花完了。
買了8000元的宣紙？那年頭的宣紙，8000元幾乎能買一卡車了。石魯讓我看他擺在櫃子下面的宣紙，的確很多很多，而且都是質地很好的、很厚很白的高檔宣紙。我不曾見過那麼好的宣紙。文革當中，不僅中國畫被連根剷除，連宣紙都買不到了。
過了幾天，我去了另一位西安的大畫家蔡鶴汀處，閒談中談及宣紙，我說我在石魯處看到石魯藏了許多很好的宣紙，蔡先生便說，代我問一下石魯，看能不能讓一點給他。我對石魯說了，沒想到，石魯竟回答說，我還沒死呢，等我死了再說吧。此話便到此打住了。
特立獨行
“文革”的年頭，人們的穿衣戴帽都得當心，都要革命化的。稍不留心，都會招來災難。
可石魯的形象卻依舊那麼卓爾不群。一頭雄獅般的長髮不說，手上還常戴著枚很爽氣、很豪華的大號寶石戒指，他看我看得很稀奇，便對我說，這戒指是假的。那塊很像祖母綠的大寶石，他說，不過是個玻璃彈球，而有點發烏的金架，是他用銅絲彎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簡直可以以假亂真了。
美協實際上是個很小的，只有二三十個人的單位，如果沒有外人來搗亂，美協總是風也平浪也靜的。“文革”中美協的災難，實際上都是美院和美院附中的紅衛兵小將們帶來的。有一陣兒，西安的兩派紅衛兵造反派為了“保皇”和“造反”打得死去活來，顧不上美協了，於是，美協倒也樂得清閒。
石魯的畫室裡有許多罕見的物件。比如他用的毛筆，造型怪異，大都不是在商店裡能見得到的。石魯說，我用的筆都是我自己到毛筆廠親自定製的。
又比如，石魯用的大號提筆，很奇怪的是，筆桿很細，筆頭卻很大。他說，奇怪吧？你知道這枝用來勾勒線條的筆，用的是什麼毛嗎？是獅子的鬍鬚。世界上最好的用來勾勒線條的葉筋筆，是用非洲獅子的鬍鬚做成的。看來，我這輩子是難以用上了。
石魯的遺作最讓後人大惑不解的是，石魯畫上的用章，竟然不是蓋上的印鑑，用的也不是油泥，而是用筆和國畫顏料畫上去的，在非常講究篆刻藝術的中國畫上，書畫印合一的中國畫上，“畫印”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怪誕行為。石魯的破格，成為石魯畫真偽鑑定的一大難點。
我曾親眼看著石魯在他的畫上畫印章。畫得幾乎可以以假亂真。石魯還邊畫邊說，拿個戳兒蓋上，豈不是跟收掛號信似的，誰都能朝上蓋，怎麼能保證畫是真的？
生命最後的日子
1968年後，石魯的健康狀況已很不好，幾次住進精神病院。
我每次去，發現石魯總是很希望我能多呆一會兒，多陪他一會兒，像是全世界都拋棄他了，滿世界就我這麼一個敬愛他、可以傾訴衷腸的人。我覺得老人的確很孤單很寂寞很脆弱，於是，我便常常一屁股坐下，與石魯聊到深夜，談藝術談繪畫談文學談美學談哲學。我們倆像約好似的，絕口不談政治。
到70年代末，石魯已不能吃飯，一吃就便血，我尚不知道他已患上了癌症。那時人們似乎對癌症也所知甚少。他對我說，我現在就靠啤酒過日子，不吃飯，只喝啤酒。他說，啤酒挺好，液體面包。他招待我，也是啤酒。我們倆酒量都不大，兩瓶啤酒對飲到深夜。
在暢談中我常發現，這位曠世奇才的確精神常出問題，他問我，你知道列賓是誰嗎？列賓就是達·芬奇，列賓就是拉菲爾，列賓就是畢加索。那都是他在國外流浪時所用的化名。他又問你知道列賓是誰嗎？列賓就是康生，就是江青。說著說著，思維的邏輯便出岔了。
連續的批鬥、毒打、遊街、掛黑牌，殘酷的身心摧殘，石魯的精神完全垮了，時而清醒，時而糊塗。
1976年後，隨著“文革”的結束，石魯的家中又是高朋滿座，賓客如雲，讓石魯不勝其煩了。
我說，忘記我吧，我該抽身隱退了，石魯先生。就像《朋友》那首歌裡唱的:如果你正在享受幸福，請你忘記我。
1980年張杲由北京回西安看望石魯先生
此後，我便絕少去石魯先生處了。1982年，石魯被癌症奪去了生命，終年63歲。惜哉不壽。痛哉不壽。嗚呼！
如今先生已經作古，先生的墳頭，當年種下的樹苗，已長成遮天蔽日的大樹。本人僅以此文，作丙戌清明之祭。
成都美專始學繪畫
石父因病亡故，石母開始對石魯嚴加管教，希望他能重振馮家祖業，但石魯生性活潑，受不了封建家法的禁錮，常與長工一起玩耍，情同手足，並對繪畫產生了濃厚興趣。
一次，家中請來一位畫家為院中的樓亭閣室作畫，兼教族中子弟繪畫，石魯此時顯露出過人的繪畫稟賦，每次作畫，皆是佼佼者，以致他的二哥馮建吳假期回仁壽省親，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紙的水墨中堂時大為驚異，決心請母親准許小弟隨他去學畫。
1933年秋天，年僅15歲的石魯徒步180裡山路來到成都，進入東方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在東方美術專科學校，石魯開始臨摹石濤、八大山人、吳昌碩等諸家名作，嶄露頭角。
1936年底，石魯畢業，仍回到仁壽縣，在文公鄉小學任美術教員。不久，抗日戰爭爆發，石魯上課時向學生宣傳抗日救國主張，鍼砭時弊，並組織學生排練抗日節目，由此得罪地方保守勢力，加上此時母親逼他完婚，結婚後第三天，魯即離開文公鄉，再次來到成都。
這一次，石魯到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社會歷史學系借讀，當時，學校不少年輕人都向往革命，一次，林伯渠到學校作抗日講演，石魯聽後深受感動，決心去延安參加抗日。1939年春，決心奔赴延安參加抗日,同意母親提出的與張艾如完婚便可拿到下學期學費的條件，成親三日後，離家出走，從寄賣店買來一輛舊自行車，開始了他的征途。
他先是來到西安，入三原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學習，3個月後轉入民族革命大學，參與組織了先鋒劇社，演出抗日戲劇。不久，石魯暗中聯繫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奔向延安。
創立“長安”畫派
石魯到延安後，先是進入陝北公學，後又來到西北文工團。延安的一切令他感到無比興奮。在文工團，石魯擔任美術組長，設計舞臺佈景、道具，在先鋒劇社他演過話劇，在延安也參加演出了《生活在召喚》、《蛻變》等話劇，他是四川人，不會普通話，鬧了不少笑話，便下決心不再演戲了，一心想去魯藝學繪畫，但文工團一直不放他走。
兩年後，石魯終於下定決心。此時石魯的創作以版畫為主，兼及年畫、連環畫，作品有《娃娃兵》、《群英會》、《妯娌倆》、《民主評議會》、《打倒封建》、《說理》等。
新中國成立後，石魯出任西北美協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陝西分會主席等職務。當時，俄羅斯油畫正在中國展覽，俄羅斯畫家驚人的寫實能力、表現生活情節的準確性令許多畫家為之折服，整個中國的繪畫創作，湧現出一股學習俄羅斯的潮流。
石魯冷靜審視了中國繪畫的現狀和前途，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藝術主張，他認為，中國人物畫的創作格式與西洋古典寫實主義的近似，但表現方法上“筆墨加素描加淡彩”的效果卻無論如何不能與西方近現代油畫相比肩。在中國畫畫術討論會上，他提出，“中國畫自有其東方美學特徵的科學性”，“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石魯在中國畫上的創新，吸引了一批西安畫家投身進來。1961年國慶，石魯與西安國畫研究所的畫家們的作品在北京展覽，以其清新而豪放，瑰麗而清淡的風格，轟動了整個北京，在國內外畫家中引起巨大震動，隨即被稱為“長安畫派”。
當時的畫家在說到“長安畫派”時，紛紛用“在國畫新技法的發展上，可說是一顆炸彈”來形容。著名美術家吳作人說：“像他們這樣大膽嘗試，能有如此的成績，在1961年的展覽活動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天才畫家晚景悽慘
“文革”中，石魯被鬥成“黑畫家”，當時西安的鐘樓下掛著一幅別人貶低石魯的漫畫，石魯則每天站在鐘樓下，向過往的群眾講解。此時的石魯只有借寫詩來發洩心中的憤懣。石魯的才華是絕代的。早在延安時期的“高傲”、“個性強”、“個人英雄主義”的帽子，一直追隨著他。
特別是在他輝煌的那十五年，他一直生活在成就與譭譽、才華與遭嫉的中國特有的生存形態中。他自命清高的孤傲性格像催化劑一樣，助長了存在於陰暗角落裡的惡的聯合。1964年，他噩運來臨，先是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轉戰陝北》遭到批判封殺，隨之嚴重的肝病襲來。
1966年的“文革”開始，石魯被關進“牛棚”，罪名是他被封為“野、亂、黑”的黑畫。更有甚者，石魯被“革命委員會”提名“判死罪”上報要求處決。
石魯在“文革”十年的畫作由山水轉為花鳥，他已無法從事有政治色彩的所謂創作了，只能回到傳統，走文人畫的路。“文革”中要求處死石魯的報告遲遲沒有能實行，原因是精神分裂症意外的救他一命。石魯命運的奇特和悲情可見一斑。
“文革”結束後，石魯的問題並沒有很快清楚，直到1978年石魯病重，閔力生寫信給中央的鄧小平同志，後來北京來人將他接到首都治療。由於他受的磨難太多太多，命運不假以天年，石魯於1982年病逝北京，享年63歲。
關於情感：延河見證愛情
您是怎麼認識石魯的？
閔力生：我和石魯是在延安認識的。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老是在一個僻靜的地方雕木頭，一句話也不說。後來好幾次見到他，他同樣是在那裡機械地玩木頭。當時我心裡想：“這個人好奇怪啊，也不和人說話，就像木頭一樣。”
可後來在一次演講會上，我聽了他的講話，思維清晰，知識豐富，口才極佳。“原來這個人不是木頭！”後來，石魯老是來找我畫肖像，一會兒正面，一會兒側面的。我問他，“這麼多人你不畫，為什麼偏要找我畫呀？”石魯說，“你的形象好，所以找你畫了。”
石魯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非常聰明，多才多藝。在延安的那段革命生活雖然異常艱苦，但跟他在一起，我們都很快樂和開心。有時間我就陪他在延河邊寫生，在延河邊滑冰、爬山。在那個火熱而純情的年代，我們自然而然地相戀了。
在延安結婚需要什麼手續嗎？
閔力生：我們那時候要說手續，主要是要徵得組織的同意。當時是1942年，石魯還不是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個非黨員結婚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我還是向團裡打了報告，團長倒是答應了，可書記卻不批准。我當時也向組織爭辯了“石魯雖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斷絕了與家庭的聯繫，已經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後來，雖然組織沒有同意，我還是和石魯結了婚。
畫家逸事
賈平凹
十年浩劫中，畫家石魯受封為“黑幫”，枯坐家中，人爭避之，惟長安工人名李世南者常去探視。世南耿直，酷愛作畫。浩劫之中，聞某畫家死，則奠酒哀悼；遇畫作遭毀，必百計搶救、收藏之。人以為痴。
石魯（右）與李世南（左）
一日黃昏，世南往訪石魯，見其小院牆頭殘照如血，階下荒草野徑，獨獨一樹碧桐，石魯倚樹而坐。長髮長鬚，有如臥獅。李世南說：“老師可謂亂中靜坐，院內一樹，樹下一你，正是一幅畫景呢？”石魯隨之取紙來畫，先畫院子為“口”，再在院中添“木”，竟成一個“困”字，擲筆大笑。
世南索畫為藏，石魯只題字而未加印。問之，默默許久，老淚縱橫，說：“上海錢瘦鐵答應為我治一石印，但現在兩地茫茫，不能相見。昨日聽到消息，說他在上海街頭遊鬥，腳手已殘，所以今日獨坐長嘆。從此而後，我作畫便再不蓋印了。”
雜花冊 作品石魯
世南遂到上海，化裝農夫，去尋錢家，幾日不得其所。三日後找到，則門上白紙黑字加了封條。問及旁人，回答：“錢已被鬥死，家人趕出城，不知下落。”世南摔倒門下，捶地而哭。又搭車去北京見石魯好友黃永玉。
黃永玉是時也遭批判，裝病謝客。世南去了幾次，不被黃家信任。後說是石魯讓他來的，黃永玉披衣出門，延入敘談，說：“這裡有一石印，正要轉石魯。”世南大詫，不知印是誰刻。
黃永玉說：“是上海錢瘦鐵所治，他臨死前，將一包字畫和這石印託付一熟人，說：‘我死去並無憾事，只是這一石印未交給石魯。你替我收藏，免得遭抄家丟失。你若日後轉交石魯，這包字畫便作為酬謝。’說罷便哭，那熟人亦哭，卻不肯收字畫。
錢瘦鐵含淚與他握別，一時氣絕。那人冒死收藏，後轉到我處，我卻未能轉石魯，日夜負疚不安。今日託你轉去，我就三生有幸了。”
填築之風 作者石魯
李世南將石印貼身藏好，趕回長安，連夜到石魯家。石魯捧石印大哭，說：“我不會死了！我不打倒我，誰也打不倒！等有一日我們聚會了，再說今晚情形吧。”世南終忍不住，說出錢瘦鐵之死，石魯呆若木雞，從牆上取下古琴，猛烈彈奏，歌《黃水謠》以代哭。
華嶽雄秀 作者石魯
李世南從此便從石魯學習沒骨大寫意人物畫。數年之中，居斗室，以床為案，身彎九十度作畫，炎炎盛夏，汗水常落紙上為漬，年未及四十，頭髮脫落過半。
一九八二年，石魯死，將石印贈李世南，世南常對人說起此事，出示石印，則隸書，筆拙硬，如鐵條然。
餘一日在長安酒家獨飲，偶聞此軼事隨追記之。其枝節細末，未經在世人物對證，特此聲明。是為跋。
石魯1959年到1964年間的
主題性創作及與之相關的
草圖、創作稿、習作和寫生作品
石魯1959年到1964年間的主題性創作及與之相關的草圖、創作稿、習作和寫生作品。展覽內容涉及《轉戰陝北》、《延河飲馬》、《東方欲曉》等重要作品。這一時期不僅是石魯個人藝術創作的高峰期，也是建國以來中國畫創作的第一個黃金期。
石魯在主題性創作和表現重大題材時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從本次的大量創作草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些作品構思演變深化的過程，不僅構思巧妙，而且具有中國式的意境，情景交融。深入研究，可以給今天的主題性創作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
可以體會石魯創作草圖演變深化的過程，還可以深入研究石魯是如何處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從中發現中國畫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看到傳統與創新的關係。此外，大家的出現必然與地域文化環境存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作為從延安來的革命藝術家，建國後石魯留在西安，與西北黃土高原繼續保持著血脈相聯的情愫，他與早年便以“邊疆寫生”而聞名的趙望雲一起，團結了一大批西北畫家，他們互相影響，相互啟發，提出
“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口號，不斷探索，共同開創了具有生活氣息和時代感，嶄新風貌的“長安畫派”，為中國繪畫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轉戰陝北》色彩稿 石魯作品
《轉戰陝北》毛澤東像習作 石魯作品
《轉戰陝北》鋼筆稿之一 石魯作品
《東渡》彩墨草圖之一 石魯作品
《東渡》鋼筆稿 石魯作品
《東渡》鋼筆稿 石魯作品
《船伕》擬金鋼之畫法 石魯作品
《東方欲曉》小稿 石魯作品
《東方欲曉》小稿 石魯作品
《東方欲曉》水墨稿 石魯作品
《赤崖映碧流》色彩稿 石魯作品
《赤巖映碧流》水墨稿二 石魯作品
《上工圖》色彩稿 石魯作品
《寶塔向日葵》 石魯作品
《秦嶺山麓》彩墨稿 石魯作品
《秦嶺山麓》水墨稿 石魯作品
《南國之晨》水墨稿 石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