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史書應該是指《宋史》這樣的傳統正史。《宋史·王安石傳》的定評是引用的朱熹的評論：
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在這樣的史書中，都是用傳統政治的觀點來評價政治人物的，而且會受到史料和修史時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氛圍的影響。
《宋史》關於王安石的評價，主要來自宋朝留下的官方記錄。但宋朝本身是一個非常注重自身歷史和評價的朝代，從真宗時期開始修太祖實錄、太宗實錄，每個皇帝登基後都會給前面的皇帝修實錄。
那麼，關於王安石的歷史評價主要是牽扯到對神宗朝的評價，關於他的材料也主要保存在神宗實錄中。但是神宗實錄是宋朝經歷過三次重修的。
首先是神宗死後，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實際上主持朝政。她反對新法，所以她在神宗死後，馬上將之前反對新法的主要干將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等人召回朝廷，擔任宰相，開始推翻新法，恢復舊法。
這段時期，史書上稱之為元祐時期，“眾正盈朝”（不是東林黨），原來王安石提拔起來參與變法的骨幹如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貶逐遠方。也就是在這段時期，在完全否定王安石變法的總基調下，完成了神宗實錄的第一版。
高太皇太后死後，哲宗親政，又開始反對舊法，恢復新法，召回了章惇、曾布等人，也就是紹聖時期。也是在這段時期，北宋的黨爭開始迅速發展，新黨和舊黨勢同水火，冰炭不容。
到徽宗登基後，舊黨曾經有過短暫的恢復，但為時不久，就又回到“紹述”神宗之政的路線上去了，不但以前早已被認定的舊黨被悉數貶逐遠方，甚至連曾布這種曾經參與過變法，只是和章惇有不同意見的人，都被打入“元祐黨人”，立了元祐黨人碑，以示要將舊黨永遠禁錮不用。
也是在這段時期，重修了神宗實錄，對舊黨全盤否定，對王安石和新法又全盤否定，以新黨為君子，以舊黨為小人，這就顛覆了之前的神宗實錄。
北宋滅亡之後，高宗南渡，在江南守著半壁河山，重建了宋朝，是為南宋。高宗前期，所用的重要的大臣，幾乎全部出自舊黨一脈，所以高宗說，“最愛元祐”。所以，在這個基礎上，高宗下令重修神宗實錄，又把徽宗時期的神宗實錄顛覆了一次。
按照高宗的這個指示修訂過的神宗實錄，自然又回到了元祐時期的神宗實錄的指導思想，也就是全盤否定新法，全盤否定王安石，以新黨為小人，以舊黨為君子。這個版本的神宗實錄後來就作為官方史料保存下來，後來元朝修宋史，就是以此為基礎。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宋史中，對王安石基本上是貶斥的。
當然，這只是宋朝的官方評價，如果有問題，後人是可以指出來的。但從元朝到清朝滅亡，對王安石的評價卻基本上都延續了之前的評價，也就是王安石禍宋這個定評一直維持下來了，並沒有給他全面翻案。
為什麼呢？
在古代的傳統政治中，皇帝對大臣最為忌諱的事情是什麼？大臣結黨營私，搞黨爭。
黨爭意味著什麼呢？黨爭就意味著，這個朋友圈是圍繞著某個大臣的政治主張團結起來的，他們首先會忠於自己一黨的政治領袖和政治主張，而不是忠於皇帝。
這對皇帝來說，自然是不能原諒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主。在整個國家機器裡，怎麼能有皇帝之外的忠誠對象呢？
而且，圍繞著這個政治領袖在朝廷上的進退得失，和政治主張的能否得到皇帝的認可和實施，就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搞黨爭。搞黨爭就意味著，以自己的黨派主張為衡量標準，而不是以是否有利於國家和皇帝為標準。作為臣子來說，這其實就是不忠。
歷史上的黨爭確實也都結果很糟糕。漢朝的黨錮之禍形成了士族和寒族之分，唐朝中後期的牛李黨爭導致朝廷政策的搖擺不定，北宋的新舊黨爭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還沒結束，甚至到南宋初期的政治依然在這個結構裡，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之爭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甚至到南明政權。
那麼，最容易引起黨爭的是什麼？
在宋朝和明朝，就是變法。宋朝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所有的朝廷大臣都要在新黨和舊黨之間選邊站對，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明朝也是在張居正變法時期，開始出現言官和內閣之間的對抗，後來發展為三黨與東林之爭，再後來又演變為東林與閹黨之爭。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雖然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使國家的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時，變法也帶來了黨同伐異，因人而廢言，因人而廢政，導致國家的政策不斷在兩個不同的取向之間來回搖擺。所以，正史上對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持比較尖銳的批評態度，乃至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