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憂矣，我歌且謠”——史說北宋黨爭與“文人畫”'

黨爭貫穿北宋的大部分時間,由變法與反變法雙方形成的新舊黨爭是北宋中後期政治生活中永不落幕的主題,而這一主題又極為深刻地影響到當時文士的境遇與心態。

先是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富弼、歐陽修與章得象、夏竦之間的"慶曆朋黨"。而後,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由於變法過程中存在種種問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之反對。哲宗元祐元年(1086),雖然新舊雙方黨魁王安石、司馬光相繼去世,但黨爭並未平息,而是愈演愈烈愈複雜。哲宗年幼,高太后聽政,廢新法,重用舊黨。由於失去了新黨制衡,舊黨內部開始分化,出現了三派: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劉摯為首的"朔黨"與以蘇軾為首的"蜀黨"。此三派雖從整體上說屬同一陣營,但仍然互相擠兌傾軋。高太后去世後,哲宗親政,廢黜舊黨,起用新黨,政治路線與太后時的幾乎完全相反。

哲宗以後,徽宗前期盡力調解兩黨之爭,但由於用人不當,功虧一簣。蔡京掌握大權後,陽行元豐改革之法,陰謀打擊異己之實。如此等等,再三反覆,剪不斷、理還亂,可以說北宋中後期的歷史,就是一部黨爭史。派系林立,"你方唱罷我登場"矛盾錯綜複雜,一方一旦失勢,不但黨魁首先遭殃(如變法的總設計師王安石曾兩次罷相,後因其所倡導的變法被反對派完全終結,鬱鬱而終),而且身不由己捲入其中的絕大多數文士也隨即面臨貶謫、丟官、流放,貧困交加、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甚至生存也成為問題,天天都有屈死溝壑之憂。這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得勢時耀武揚威的文士長時間遭受如此境遇,志意難抒,胸中憤懣難平不難想象,此時的他們當然不會讓久鬱心中的憂憤之氣活活憋死,怎麼辦呢?

儘管憤懣不平、怨天尤人,畢竟這隻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加之飽讀詩書的文土大抵都有"忠君愛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修身俟命"、"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子溫、良、恭、儉、讓"、"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儒家思想基礎與內在追求維持著平衡,因而,還不至於革命。但胸中憂憤不平尚在,總得發洩,發洩又需有渠道。顯然,在革命等其它渠道都不可能的情況下,文藝就成了最好的方式,而這本為當時文化傳統中懷才不遇的文士不得不選擇的宿命。

如屈原《離騷》雲:"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雲:"常著文章以自娛,頗示己志";等等。因而,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接續屈原、陶淵明等的傳統,以著述、文藝抒寫心志,自遣自娛。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如上引屈原、陶淵明等所說的"自娛"僅是表面現象,因為後世人們恐怕誰也不能從他們的詩、文、騷、賦中讀出消遣、娛樂、兒戲來,相反,讀出的是屈原、陶淵明等所寄寓的不為逆境所屈的高尚人格與崇高理想,而這種人格與理想以其極大的魅力又時時昭示與引導著後來者努力的方向。因而,"自娛"的真正目的是有所為而作,是通過"立言"(或文藝創作)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寄寓自己的理想。

此處不妨稍作展開,先秦左丘明《左傳》總結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不朽。"

這"三不朽"不僅是先秦人們實現自身價值的規矩,也是此後中國人,特別是文士實現自身價值的金科玉律,北宋文人何能例外?如上文所述,在黨爭大語境中,他們"立德"、"立功"之路幾乎已經被完全堵死,實現自身價值的選擇只有"立言"。那麼,何謂"立言"?"立言"何以能作為個人安身立命、實現自身價值的選擇?唐孔穎達疏雲:"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可見,"立言"實際上是通過著書立說(當然也包括諸如書畫等文藝創作)以實現"不朽"。在古人的心目中,"立德"、"立功"是敦民化俗的禮樂政教,被視為"大道",十分重要,

而做官是實現它的最重要途徑;"立言"則是詩文歌賦、工巧技藝,被視為"小道",常被輕視,如東漢大儒揚雄雲:"詩賦小道,壯夫不為"。"徳"、"功"、"言"對個人安身立命而言雖有主次輕重之分,但無論"大道"、"小道",畢竟均是"道"的顯現,只是顯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縱然是小道,也有"可觀"處,也是不可缺少的。如《論語・述而》雲:"子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子張》雲:"子夏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漢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既然聖人都倡導和實踐"遊於藝",都肯定"小道"中"必有可觀者",當然"立言"(如書畫創作等)對於個人的安身立命而言,就不可或缺了,特別是當"立德"、"立功"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以後。

甚至可以說,"立言"是仕途失意、懷才不遇的傳統文士實現自身價值的宿命。在以"學而優則仕"為基本信念的傳統社會中,文士懷才不遇,做官無望的直接後果是窮困潦倒,憂憤滿腹,而窮困憂憤又不可能久鬱於中,必須發之於外,否則非得屈死不可,而文藝幾乎是唯一可能的抒發心志的方式。這就又涉及到當時文化傳統中悠久強大的因窮困憂憤而著書立言的"憤書"傳統。

《詩經・魏風・園有桃》雲"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論語・陽貨》雲"(詩)可以怨";《楚辭・九章・惜通》雲"惜通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其前的"憤書"傳統作了精彩的總結:昔西伯拘羑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四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都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韓愈《送孟東野序》雲: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雲"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郴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エ。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與此一致的論述俯拾皆是,內容涉及到文藝創作的各個門類。因而,可以說"立言"或文藝創作的本質特徵即在於懷才不遇、貧困潦倒的文士滿腔"優憤"的抒發,胸無憂憤便不會有精彩紛呈之"立言"或文藝創作,而通過"立言",失意的文士完全可以實現與寄寓自己在道德、事功上難以實現的價值與理想。雖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卻並無二致,正所謂"殊途同歸"也。

此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當時新舊黨爭中打擊異己較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詩案"(或與之性質相同的有關詩文的事件),即政敵之間相互在對方的詩文中尋章摘句以"對君不利"為藉口羅織罪名,以打擊政敵。當時的文士作詩文時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致禍。

最著名的是蘇軾遭遇到的"烏臺詩案"與蔡確遭遇到的"車蓋亭詩案",兩個詩案相隔十年發生,前者是新黨對舊黨的打擊,後者可以看作是舊黨對新黨的報復。所以,當時被貶謫的文士由於害怕政敵"尋章摘句"以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大都不太敢吟詩。

這樣,小詞、書、畫便幾乎成了他們發洩憤懣和自遣自娛的唯一通道。可以想見,大批才高八斗、聰明智慧而被貶謫後又"無所事事"、時間充裕的文士成天以小詞、書畫創作相標榜,為能事,當時的文人詞壇、書壇、畫壇會是怎樣的一種欣欣向榮景象。不知道是否"後有來者",以"前無古人"來形容這種盛況應該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這或許就是文人"尚意"詞、書、畫在北宋異軍突起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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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爭貫穿北宋的大部分時間,由變法與反變法雙方形成的新舊黨爭是北宋中後期政治生活中永不落幕的主題,而這一主題又極為深刻地影響到當時文士的境遇與心態。

先是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富弼、歐陽修與章得象、夏竦之間的"慶曆朋黨"。而後,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由於變法過程中存在種種問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之反對。哲宗元祐元年(1086),雖然新舊雙方黨魁王安石、司馬光相繼去世,但黨爭並未平息,而是愈演愈烈愈複雜。哲宗年幼,高太后聽政,廢新法,重用舊黨。由於失去了新黨制衡,舊黨內部開始分化,出現了三派: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劉摯為首的"朔黨"與以蘇軾為首的"蜀黨"。此三派雖從整體上說屬同一陣營,但仍然互相擠兌傾軋。高太后去世後,哲宗親政,廢黜舊黨,起用新黨,政治路線與太后時的幾乎完全相反。

哲宗以後,徽宗前期盡力調解兩黨之爭,但由於用人不當,功虧一簣。蔡京掌握大權後,陽行元豐改革之法,陰謀打擊異己之實。如此等等,再三反覆,剪不斷、理還亂,可以說北宋中後期的歷史,就是一部黨爭史。派系林立,"你方唱罷我登場"矛盾錯綜複雜,一方一旦失勢,不但黨魁首先遭殃(如變法的總設計師王安石曾兩次罷相,後因其所倡導的變法被反對派完全終結,鬱鬱而終),而且身不由己捲入其中的絕大多數文士也隨即面臨貶謫、丟官、流放,貧困交加、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甚至生存也成為問題,天天都有屈死溝壑之憂。這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得勢時耀武揚威的文士長時間遭受如此境遇,志意難抒,胸中憤懣難平不難想象,此時的他們當然不會讓久鬱心中的憂憤之氣活活憋死,怎麼辦呢?

儘管憤懣不平、怨天尤人,畢竟這隻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加之飽讀詩書的文土大抵都有"忠君愛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修身俟命"、"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子溫、良、恭、儉、讓"、"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儒家思想基礎與內在追求維持著平衡,因而,還不至於革命。但胸中憂憤不平尚在,總得發洩,發洩又需有渠道。顯然,在革命等其它渠道都不可能的情況下,文藝就成了最好的方式,而這本為當時文化傳統中懷才不遇的文士不得不選擇的宿命。

如屈原《離騷》雲:"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雲:"常著文章以自娛,頗示己志";等等。因而,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接續屈原、陶淵明等的傳統,以著述、文藝抒寫心志,自遣自娛。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如上引屈原、陶淵明等所說的"自娛"僅是表面現象,因為後世人們恐怕誰也不能從他們的詩、文、騷、賦中讀出消遣、娛樂、兒戲來,相反,讀出的是屈原、陶淵明等所寄寓的不為逆境所屈的高尚人格與崇高理想,而這種人格與理想以其極大的魅力又時時昭示與引導著後來者努力的方向。因而,"自娛"的真正目的是有所為而作,是通過"立言"(或文藝創作)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寄寓自己的理想。

此處不妨稍作展開,先秦左丘明《左傳》總結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不朽。"

這"三不朽"不僅是先秦人們實現自身價值的規矩,也是此後中國人,特別是文士實現自身價值的金科玉律,北宋文人何能例外?如上文所述,在黨爭大語境中,他們"立德"、"立功"之路幾乎已經被完全堵死,實現自身價值的選擇只有"立言"。那麼,何謂"立言"?"立言"何以能作為個人安身立命、實現自身價值的選擇?唐孔穎達疏雲:"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可見,"立言"實際上是通過著書立說(當然也包括諸如書畫等文藝創作)以實現"不朽"。在古人的心目中,"立德"、"立功"是敦民化俗的禮樂政教,被視為"大道",十分重要,

而做官是實現它的最重要途徑;"立言"則是詩文歌賦、工巧技藝,被視為"小道",常被輕視,如東漢大儒揚雄雲:"詩賦小道,壯夫不為"。"徳"、"功"、"言"對個人安身立命而言雖有主次輕重之分,但無論"大道"、"小道",畢竟均是"道"的顯現,只是顯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縱然是小道,也有"可觀"處,也是不可缺少的。如《論語・述而》雲:"子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子張》雲:"子夏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漢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既然聖人都倡導和實踐"遊於藝",都肯定"小道"中"必有可觀者",當然"立言"(如書畫創作等)對於個人的安身立命而言,就不可或缺了,特別是當"立德"、"立功"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以後。

甚至可以說,"立言"是仕途失意、懷才不遇的傳統文士實現自身價值的宿命。在以"學而優則仕"為基本信念的傳統社會中,文士懷才不遇,做官無望的直接後果是窮困潦倒,憂憤滿腹,而窮困憂憤又不可能久鬱於中,必須發之於外,否則非得屈死不可,而文藝幾乎是唯一可能的抒發心志的方式。這就又涉及到當時文化傳統中悠久強大的因窮困憂憤而著書立言的"憤書"傳統。

《詩經・魏風・園有桃》雲"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論語・陽貨》雲"(詩)可以怨";《楚辭・九章・惜通》雲"惜通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其前的"憤書"傳統作了精彩的總結:昔西伯拘羑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四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都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韓愈《送孟東野序》雲: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雲"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郴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エ。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與此一致的論述俯拾皆是,內容涉及到文藝創作的各個門類。因而,可以說"立言"或文藝創作的本質特徵即在於懷才不遇、貧困潦倒的文士滿腔"優憤"的抒發,胸無憂憤便不會有精彩紛呈之"立言"或文藝創作,而通過"立言",失意的文士完全可以實現與寄寓自己在道德、事功上難以實現的價值與理想。雖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卻並無二致,正所謂"殊途同歸"也。

此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當時新舊黨爭中打擊異己較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詩案"(或與之性質相同的有關詩文的事件),即政敵之間相互在對方的詩文中尋章摘句以"對君不利"為藉口羅織罪名,以打擊政敵。當時的文士作詩文時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致禍。

最著名的是蘇軾遭遇到的"烏臺詩案"與蔡確遭遇到的"車蓋亭詩案",兩個詩案相隔十年發生,前者是新黨對舊黨的打擊,後者可以看作是舊黨對新黨的報復。所以,當時被貶謫的文士由於害怕政敵"尋章摘句"以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大都不太敢吟詩。

這樣,小詞、書、畫便幾乎成了他們發洩憤懣和自遣自娛的唯一通道。可以想見,大批才高八斗、聰明智慧而被貶謫後又"無所事事"、時間充裕的文士成天以小詞、書畫創作相標榜,為能事,當時的文人詞壇、書壇、畫壇會是怎樣的一種欣欣向榮景象。不知道是否"後有來者",以"前無古人"來形容這種盛況應該是一點兒也不過分的。這或許就是文人"尚意"詞、書、畫在北宋異軍突起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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