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思索《黃帝內經》中“病機”概念的解釋，聯繫古文中“機”的多種含義，認為其中“機兆、先兆、徵兆”之意與“病機”的“機”字義比較吻合，當是指病的機兆。
因為《內經》原文“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節，只討論了常見證候的“有、無、虛、實”，而沒有因果論證其機理，即沒討論“為什麼”。
由此筆者認為：如果“病機十九條”（以下簡稱“十九條”）裡，既未剖析“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及其結局的機理”，更沒有“以陰陽五行、氣血津液、藏象、經絡、病因和發病等基礎理論，探討和闡述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和結局的機理及其基本規律”，那麼，現行教材中很多說法基本上是後人對於《黃帝內經》“病機”學說的討論和證明；甚至是把中醫“病機”說成類似於西醫的“病理學”了。
中醫學的基本思維方式是取象比類，而不是邏輯推理。在《內經》時代尤其如此。現代醫學的發病機制說，才是從結構和功能來論述“疾病發生、發展、變化及其結局的機理”的，這就是病理解剖學和病理生理學。
“十九條”出自《素問·至真要大論》，而該論中歧伯之所言，則是依據更古老的醫學文獻《大要》而來。《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該節經文先言“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溼燥火，以之化之變也。”又各論“病機”之“審察”，即以各種症作為機兆，言其所“生於”何、“屬”為何；又論有、無、虛、實之治則。
由是觀之，審機論治整體上實乃從因到證、到治的全過程，即後世辨證論治之淵源。著名中醫學家任應秋先生在《中醫各家學說》教材中特意說，“中醫的病機學說，是直接對治療起指導作用的，而現代醫學的病理學則大異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內經》時代，病、症、證諸概念尚未完全分化，病因、病機、病證也沒有完全的界定。因此，許多相關術語的內涵，會依其不同的語境而有所不同。
例如，《熱論》言：“人之傷於寒者，則為病熱”，這裡顯然“傷寒”是病因，“病熱”是病證，未言其機兆如何。而在病機十九條中如“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轉反戾，水液混濁，皆屬於熱”所言的“寒、熱”；究竟是同為病因、同為病證？還是亦因亦證呢？則需要對比分析才能作出結論。
筆者認為，“十九條”都是在分別講了某些症狀和體徵之後，就直接討論這些症“屬於”何種“證”的，並沒有討論其機理和因果關係。這種“各司其屬”的陳述，本質是言“證屬”為何，顯然不同於《內經》它處經文中的因果陳述方式：如“生病起於過用”“形寒寒飲則傷肺”“人飲食勞倦即傷脾”“血氣不和，百病乃生”“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痺”等等。
故此，與其說“十九條”裡的“五臟”“六氣”是討論各種症的病因或發病機理，不如說是把所列症狀作為辨證歸屬的徵兆更為確切。
後世醫家張介賓才是對“十九條”進一步結合藏象理論，分析病象，辨識其病變的原因、性質、部屬及邪正交爭的態勢；並加進了自己對於症和證之間發病機理的分析，當然也為辨證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尤其是抓住了“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這一辨證論治的主要精神。也為多數醫家所推崇。
任應秋說張介賓“求得了病機的有、無、虛、實，也就是辨出了證候的本質。”其實在臨床上，醫家求得了“脾虛之病機”，也就是辨出了“脾虛證之機兆”。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醫病機學漸變成一門主要研究病證之“所以然”的學說，在某些中醫學教材中，也將病因、病機相提並論，或把病機稱為病理因素或“第二病因”，這與《內經》病機為機兆的本意不同；是將機兆與為什麼有這些機兆的理論混為一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