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張學良對閻錫山的背約和投機最不滿意。為什麼這麼說呢？難道張學良與閻錫山之前有什麼約定嗎？
閻錫山
1935年秋，蔣介石命令“鄂豫皖剿匪司令部”遷到西安，改名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還是以張學良為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務。顧名思義，總部的任務就是圍剿紅軍。西北總部指揮的兵力是陝、甘、寧、青四省部隊，總兵力約有28萬人。其中東北軍約20萬人，楊虎城部約4萬人，寧夏馬鴻逵部約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1萬人，其他零散部隊約1萬人。在歸總部指揮的28萬人當中，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都不願意與紅軍作戰。張學良無論是想在西北站穩腳跟還是形成西北大聯合的局面，都要尋求得到與陝西一河之隔的山西閻錫山的支持。
蔣介石與閻錫山、張學良
提起閻錫山，他與張學良可是老相識了，1927年秋，張學良正率領奉軍主力在河北與北伐軍對峙，閻卻背棄諾言，突派晉軍東出娘子關，差點把奉軍攔腰截斷。1930年中原大戰時，閻錫山曾經極力拉攏遊說張學良站在反蔣聯盟的一邊，結果差強人意，審時度勢以大局為重的張學良最後站在了蔣介石一邊，導致反蔣聯盟失敗，閻錫山下野。前後兩件事，二人關係算是扯平了，民國時期類似這種是非恩怨的事很多，但那時候的軍人軍事是軍事，私交是私交，各論各，二人關係並未因此破裂。此後閻錫山在大連韜光養晦了數月後重新回到山西東山再起。張學良也經歷了四省淪陷、引咎辭職、下野出洋、重掌兵權等一系列變故。
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
來到西北後，張學良先後派部下曾任太原省會公安局祕書長，頗得閻錫山及其軍政親信們信賴的李金洲以及與閻錫山的智囊趙戴文和參謀長朱綬光都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的戢翼翹去太原，通過他們二人張學良瞭解到，閻錫山認為打內戰就無法抗日，繼續“剿共”並不是好政策。他原先推行的是“防共”第一的政策，紅軍東征、蔣介石派陳誠率10萬中央軍進入山西之後，閻錫山自詡是在三個雞蛋(指日本、紅軍和蔣系)之間跳舞，踩破哪個也不行。他小心謹慎的遊走在三方中間。日軍侵犯綏東之後，面對日軍的凶焰，閻錫山開始調整自己的對策。他說:“中國今日第一個問題就是何以圖存的間題”。
蔣介石五十壽辰合影
基於上述原因，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在聯合各省實力派時，曾數次親自赴山西和閻錫山會談，閻當時表示同意張學良聯共抗日的主張，二人還相約在蔣介石慶祝50壽辰時，以祝壽為名，共同勸蔣聯共抗日。張學良到洛陽後，對蔣介石一再苦諫。蔣介石不但當面斥責張學良，而且在洛陽軍分校召開大會，痛罵共產黨，並大罵聯共抗日的主張為無知，他暗指張學良說：“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剿共方針已定，決不變更”。面對張學良、閻錫山的婉勸，蔣介石怒斥道:“你們只答復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該服從我？”張、閻二人面面相覷，只好默默退出。當天晚飯後，張、閻二人在洛陽軍分校操場裡散步，邊走邊談，談了很久，內容無從得知。不過，據他們二人的親信轉述，閻對張說：“你要恢復你的家鄉，我要保護我的家鄉，一切得全靠我們自己，我認為蔣先生永遠不會採納我們的抗戰主張。今後，我們要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要幹就得靠我們自己幹了。”張表示勢單力孤，閻說:“你幹了天大的事，我也能幫助你!”
閻錫山
事情至此，在張學良看來，與閻錫山的統一戰線已然達成。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原以為他登高一呼，就會應者雲集，不料，斥罵他的函電如雪片般地飛向西安。此時的張學良急需閻錫山公開站出來幫他說話。早在事變當天張楊二人立即給閻發去了電報，請閻錫山全力支持。14日，張學良、楊虎城派苗勃然飛抵太原，“請閻來領導”。可是，閻錫山的做法卻令張學良大失所望。閻竟背棄前盟，不僅隱瞞了他暗中曾支持過張學良的事實，還於12月14日發來一個提出“兄等將何以善其後乎？增加抗日力量乎，減少抗日力量乎？”的“五乎”密電斥責張、楊的行為。非但如此，閻錫山還把拍發給張、楊的電報抄發給南京，使之公開發表，傳誦一時。
張學良楊虎城
12月18日，閻錫山命周玳趕赴南京面見孔祥熙，說明他想通過各方疏通關係，暫時把蔣介石接到太原。南京方面經過緊急磋商，答應閻的要求，委以“處理全權”。張學良不僅拒絕了閻錫山的“調停”，而且明確表示“決不讓老閻做這一票買賣。”在與蔣介石的代表談判時，有人提議請閻錫山作保送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聽罷憤憤地說:“好漢做事好漢當。我自己能請神也能送神，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這樣的人不能共事，更不能讓他投機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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