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科學知識源自於哪裡？中國人說：這些東西都是源自於中國

現今的人都理解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人不可能一直活在一個孤島上，這個問題延伸一下，其實，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不同民族相互接觸、交往必然會出現文化融合，就像一男一女認識了，然後，發生了些什麼一樣。這無所謂是學了誰，因為是融合雙方都在學習對方改進自己。

一直以來，我們都有一個關於“西學東漸”的錯誤認識，那就是，多數人都覺得：明末、清初時期的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給中國傳播的西方知識，其實，都只是一些知識的皮毛。這些人根本沒有把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傳播過來，譬如：伽利略或是牛頓的物理學知識。

當然，歷史往往出人意料，在當時，中國士大夫對西學的瞭解，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匱乏。在明朝末年，比利時人金尼閣就打算將七千多種西方書籍傳到中國。但遺憾的是，在1628年的時候，金尼閣卻在杭州病逝了，這“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也就流產了。

而我們所認知的“西學”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歐洲科學的基礎知識，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以及維薩里的人體解剖學。其實，這些知識在當時已經傳入了中國。

還有一種就是歐洲科學的最新知識，如：十六世紀下半葉，歐洲佛萊明學派關於世界地理的知識、哥白尼的“日心說”、伽利略發現的自由落體運動定律，還有牛頓所發現的光具有五色的現象等等。這些最新的西方知識，也有一部分及時的傳入了中國。

但是，牛頓的三大定律以及西方最新的電學知識，卻並沒有隨著傳教士的到來傳入中國。那麼，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這是因為這些知識都還沒有被徹底的研究出來。

我們可以建立一條時間線來進行一些參考對比，牛頓的著作《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在1687年出版，而此時的中國剛好是康熙二十六年；歐洲的電學知識和各種與之相關的實用研究，一直鼓搗到了18世紀中葉左右，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是乾隆年間了。

因而，這些還沒有被研究出來或是正在被當時的科學家所探討的科學知識，根本就沒有機會傳入中國。不過，幸運的是，在清朝初年很多西方已經有的較為完善的科學知識，基本已經傳到了中國，其中，很多理論知識只是都被當時處於上層階級的士大夫所熟知。

在西方大量的現代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很多人都對它們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之後，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不僅感嘆於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還對其產生了許多的探討。因此，就形成了兩派不同類別的學說：

一派就是認為 ：“西學中源”，西方沒什麼大不了的，即便它們有了那麼多新奇的科技知識，但是，那些東西歸根究底都是源自於中國。據筆者所見史料，在中國，最先提出“西學中源”思想的人則是：黃宗羲，但未提供具體證據。

二派則是認為：西方的知識是無用的，我們應該把它徹底的從中國學術中剔除出去。

那麼，這兩派的觀點又都有那些依據呢？

“西學中源論”認為：是中國的聖人教會了歐洲人的這些知識，可惜的是，這些寶貴知識卻在中國失傳了。而那些西方的科學知識，那些所謂的新奇觀點，全都是中國自古就有的。雖然，這樣的看法十分的狹隘，但是，也算是拯救了西學在當時中國岌岌可危的地位。

畢竟，西學可算得上是老一輩“中國人”的學說了，它是有中國國籍的。既然是自家人，那麼，就沒有排斥它的理由了。而屬於這一派的人也在很努力的想要從中國的古典籍中找出證據，以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證明：是咱們的中國產出的西學。

這樣說法與做法在當時當然很得執政者的心意，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可是在西方諸國面前自稱為“天朝”的，那這樣一來，就要想盡辦法保全自己的面子，所以，無論如何怎麼能夠說：自己的國家不如那些蠻夷之邦呢！

這裡，特別是喜歡研究西學的康熙皇帝，他就很支持“西學中源”論。在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中，他也以“欽定”的姿態，肯定了《周髀算經》等中國古代的數學典籍對西方數學的“啟蒙”作用，說道：“其本文之廣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開西法之源”。

可以說，“西學中源論”有它好的影響，因為，對西方的科學知識態度的開放，就有利於西方新興知識傳入中國，讓更多的中國人去學習它，畢竟，西學也是“正統知識”之一。不好的影響就是：為了維護自身所謂的民族尊嚴，當權者並沒有科學理智的去看待這個問題，最終，也導致了中國人對一些西方知識的誤解。

自然，與之相對立的態度就是“盲目排外”，這些人希望能夠徹底把西學摒棄：“西方人的這點東西，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根本用不著。”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楊光先，在他看來：如果信奉了西學這一套，那麼，就等於輕賤我國原有的世界觀。例如我們原本有的是“天圓地方”說，現在得變成“地圓”學說了。

因此，楊光先就斷定：這個西方的科學技術不行，它是邪教，我們為了維護國家的純潔應，則該把它全部剔除乾淨。

甚至，為了證明自己這個說法的正確性，楊光先還質問湯若望，說：“如果地球是圓的，那麼，地球生活在它下方的人難道不會掉下來嗎？而且，水往低處流，你們西洋國既然在我們的正對面，地球的下方，水全都流到你們那裡去了，說明那裡全是水，哪來的陸地養育你們這幫西洋人呢？”

而在這兩派學說之外，其實，還有另有一派學說。

就是，這些西方的傳教士心目中也有自己的觀點，雖然，這個觀點沒有得到當時的中國人所承認。那就是“中國的文化全都是從西方來的”。他們覺得《道學家傳》小序中稱：伏羲是亞當的“第十三代子孫”。其實，當時的知識界，也有中國人贊成這一觀點，甚至，還被公開提了出來，不過，一提出就立即遭到了中國學界的反感。

這三派學說因為競爭過於激烈，最終，使得康熙皇帝親自出面調停。

而康熙作為“西學中源”論的支持者，也是儘可能的學習西學。為此，他曾經下令：讓西方的傳教士和楊光先兩人各自實測正午日影和立春、雨水節氣以及月球、火星、木星的位置，結果，傳教士的新法無不吻合，而楊光先的舊法錯誤百出。

於是，“西學中源論”成為了學界的共識。

現在看來，“西學中源”論確實有捧高自己的成分存在，但是，這其實是一種以能夠讓國人接受的方式激勵中國人學習西方知識，在當時，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但是，也有其悲哀的一面。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所認為那樣：

“以後的整個清朝有些大學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繼續發揮‘西學中源’說。由於，他們的影響，使得中國的學者在清朝三百年間沒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 ...所以，我認為，清朝的‘西學中源’說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可以說，清朝時期的中國，他們已將漢唐時期因強大的自信心而展示出的對外來文化的包容的大胸襟給喪失殆盡了。

參考資料：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湯若望傳論》、《疇人傳》卷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