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香港最大私人博物館,兩依藏的展品你必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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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盆形硯箱(寬哉款),木胎蒔繪和銀,11.5×10.5×8.6cm,日本明治時期

3月18日至8月15日,展覽“菊與龍: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東方藝術”於香港兩依藏展出,展覽呈現了180件日本工藝品,包括便攜文具和50件館藏明清傢俱。“菊”與“龍”分別象徵著日本和中國的皇室,展現了中日文化的交融和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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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立在手,文人無憂

中國古人向來喜歡在腰間攜帶必備品,在日本文化中亦是如此。日本武士們習慣佩戴刀劍,而文人難道在腰間別上筆墨紙硯嗎?並不是。早在鎌倉時代,日本文人們就開始攜帶小型的“文房四寶”。這是一種由中國傳來的筆硯演變而成的矢(shǐ)立,以木質扇形為主,滑蓋和底部設軸的設計宛如一把摺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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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立(平野款),竹和漆,長19.4cm,日本大正時期

矢立最早是日本弓術中使用的一種箭袋,最終被文人恰到好處地改造為新的筆墨搭配。後來,戰士在箭筒裡也會帶著矢立,為了向君主寫信以報告戰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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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配性矢立(祐齊款),青銅、銀、金、赤銅,長25cm,日本明治時期

當歐洲文人還在用羽毛筆寫字時,日本文人便有了隨手可及的矢立了。矢立把必要的文具和功能都集中在這腰間之物上,通常可放一到兩支毛筆。墨壺裡裝有棉花或絲綢,可以吸收墨汁。墨汁如果幹了,文人只需加入些許水便能再次使用。這大大減少了研墨帶來的麻煩,增加了隨處書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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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形矢立,日本明治時期

矢立裡除了有筆墨,最常見的配飾還有用於裁紙的小刀,或是用來當作防身武器的針。矢立的形狀也具有日本文化的風格,除了扇形、魚蝦,還有手槍造型等。此外,越發豐富的造型也是源於書寫者對增大墨盒容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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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期梅哲款的槍形矢立(左),長10cm;日本明治時期梅哲款的槍形矢立(右),長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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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形矢立(祐齊款),銅、銀、金,長17.3cm,日本明治時期

當時,只有武士可以佩劍,很多人則願意帶著又大又重的矢立作為防身武器。這一風潮遍及商人、學者和百姓。江戶時代,由於日本嚴禁人們穿著奢侈衣物,富人更喜歡高價購買精緻的矢立,以此來彰顯身份。寬正年間,矢立逐漸演變成用鏈條連接著的筆和墨壺,但不久又迴歸成一體式的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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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壺型矢立,銀,長21cm,日本大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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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立,花梨木、象牙,長20.5cm,日本明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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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奢侈品,只有煙管

與中國的文房作用相似,日本的茶室主要用於沉思靜想並舉行重要的茶道儀式,於是,煙管隨之出現。菸絲最早在日本大多粗糙,加上吸菸是一項奢侈的消遣活動,因此它只是少數富人炫耀的方式,其中大部分煙管的造型都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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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べ煙管(菊川春信款),銀、鍍銀、銅和鐵,長38.7cm,日本江戶晚期

隨著菸草的普及,吸菸也越來越方便,室內的長型煙管變得更加短小而易於攜帶。無論休憩或是在旅行中,人們都可以隨時吸菸。在17世紀初,這一流行甚至記錄在為兒童撰寫的佛教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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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宇煙管(光信款),竹、銀和金,長18.5cm,日本江戶晚期

日本精良的菸草切割不僅源於技術的改變,還因為細緻的菸草味道更為溫和,因此煙鍋逐漸變小,同時煙管類型逐漸變得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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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宇煙管(光信款)細節

1876年的“廢刀令”真正改變了煙管的製作工藝,因為這一法令只許穿著朝服、軍服和警裝的人攜帶刀具,武士從此喪失了攜帶武士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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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煙管,染色玻璃,長20cm,日本明治時期

這次禁令改變了煙管的作用。因為製作刀具的工匠失去了謀生計的途徑,只好改行製作煙管;但是同時把刀具與煙管的製作相結合,煙管的外形也因為迎合武士的喜好而隨之改變。

兩依藏博物館作為中國香港最大的私人博物館,展出從中日文化甚至到歐洲的文化歷程和融合,讓古董走進更廣泛的群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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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草盆,木胎蒔繪和銀,日本明治時期

時尚芭莎藝術專訪兩依藏博物館館長馮依凌,述說中日文化的交融以及古董於潮流中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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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依藏博物館館長馮依凌

芭莎:為何選擇煙管為此次展覽主題?本次展覽中有哪些令人感慨的瞬間和收穫?

馮依凌:作為第一次展示新購藏的日本藏品系列展覽,我們在研究和籌備中學習到了很多關於日本文化的知識。我們過去只知道煙管(kiseru)是實用工具,其實它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徵。

我之前沒有意識到這種象徵意義的作用之深——煙管在日本的舞臺上多有使用,而演員拿捏煙管的方式是向觀眾傳達其社會地位或職位的一種方式。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思考它在現代社會中的對等物,這是一種有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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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依藏博物館《菊與龍》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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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立形香爐,青銅,長90cm,約1850年,日本

芭莎:很多私人美術館即便舉辦偏學術的展覽,但同時也傾向穿插“網紅展”,如何看待這種混合方式?

馮依凌:這種現象屢見不鮮,人們好像覺得每天都有“病毒式”傳播效應或網絡爆款。人類是由視覺驅動的生物,因此我們自然而然會對具有視覺吸引力的事物做出強烈反應。只要展覽背後有實質性的內容和教育意義,這種推廣方法就不算壞事。

芭莎:在社交媒體引領的當下,怎樣才能讓展覽不被市場裹挾?

馮依凌:這主要與策展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機構對其期望和評判標準有關。我們不以訪客數量為評價標準,更在乎個性化和舒適獨特的體驗,所以我們更認真對待觀者的反饋,他們的回訪或因朋友介紹而參觀的群體才是展覽的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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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依藏博物館《菊與龍》展覽現場

芭莎:如何看待文創產品和隨之帶來的利益?

馮依凌:我認為對於具有空間和預算的博物館來說,這是推廣的好方式,也是增加額外收入的好辦法。我們並沒有無限預算,而且倉儲空間正在變得越來越緊湊。展覽和藏品圖錄是唯一銷售的產品,此外,限量明信片免費發放給訪客,這再次印證了我們對教育方面的關注。作為環保人士,筆之類的塑料製品和容易被遺忘的小東西,不如紙製品更加合適去贈予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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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依藏博物館《菊與龍》展覽現場

芭莎:如何吸引年輕人來了解古董傢俱等藝術品?

馮依凌:除了官方Instagram上“每週訪客”(Visitor of the Week)標籤(#VOW)會記下每週的訪客和他們的感想,我們以實行預約制來提供每組參觀人數不超過五位的導覽,以及觸碰硬木傢俱等獨特體驗。

芭莎:作為香港最大的私人美術館,兩依藏博物館起到了怎樣的社會作用?

馮依凌:我們以教育為主要責任,與公共博物館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希望通過有意義的方式讓觀眾學習展品知識。同時,我們對員工進行專業培訓,他們根據觀眾現場的反應而改變講解方式。因此觀眾不像學生一樣被迫接受信息,而是通過自己喜歡的方式與導賞員溝通並瞭解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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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依藏博物館《菊與龍》展覽現場

正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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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菊與龍: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東方藝術”

時間:2019年3月18日-8月15日

(週二至週六開放,需提前預約)

地址:兩依藏博物館

香港上環荷李活道181至1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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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採訪、文/張一凡][圖片提供/兩依藏博物館]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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