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幽州何以出了那麼多世家大族？'
北朝時期是少數民族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他們紛紛建立政權，主動擁抱漢文化並最終走上漢化的道路。
在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們一方面維持家族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主動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生活，將儒家的政治倫理應用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建設之中。伴隨這一過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漸興盛起來。在北朝時期，這些士族逐漸發展壯大，躋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門閥士族的崇高聲勢。
幽州儒學家族的興起
北朝時期幽州儒學士族首推范陽盧氏，可溯源於漢末大儒盧植。盧植與鄭玄同為經學大師馬融的弟子，他們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學的基礎。盧植師從馬融時，通曉古文及今文經學，對經學所蘊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為馬融眾多門生中的佼佼者。學成之後，他沒有接受州郡的徵用，隱居家鄉涿郡教授弟子。漢末豪傑公孫瓚、劉備都入其門下學習。盧植治學重心在禮學。他為《尚書》《三禮》作註解，整理前代經、傳、詩篇，刊正碑文，並奏請設置博士和學官對留存的文獻進行研究整理，以利於學術傳播。
北朝時期是少數民族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他們紛紛建立政權，主動擁抱漢文化並最終走上漢化的道路。
在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們一方面維持家族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主動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生活，將儒家的政治倫理應用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建設之中。伴隨這一過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漸興盛起來。在北朝時期，這些士族逐漸發展壯大，躋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門閥士族的崇高聲勢。
幽州儒學家族的興起
北朝時期幽州儒學士族首推范陽盧氏，可溯源於漢末大儒盧植。盧植與鄭玄同為經學大師馬融的弟子，他們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學的基礎。盧植師從馬融時，通曉古文及今文經學，對經學所蘊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為馬融眾多門生中的佼佼者。學成之後，他沒有接受州郡的徵用，隱居家鄉涿郡教授弟子。漢末豪傑公孫瓚、劉備都入其門下學習。盧植治學重心在禮學。他為《尚書》《三禮》作註解，整理前代經、傳、詩篇，刊正碑文，並奏請設置博士和學官對留存的文獻進行研究整理，以利於學術傳播。
盧植，東漢末年名臣
除了治學成績斐然之外，盧植為政也可圈可點。漢靈帝建寧年間（公元168—172年），他接受朝廷徵辟為博士，後歷任九江、廬江太守，安撫南方少數民族，推行一系列新政，深得民心。為尚書時，因抵制權臣董卓而被貶斥，隱居上谷。袁紹統治河北時，請盧植為軍師。建安年間，曹操北征烏桓途經涿郡，讚譽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並致祭盧植。曹操重視儒家綱常倫理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七月，頒佈崇儒興學令。曹丕取代漢室後，重視儒學政治倫理的實踐作用。以儒學傳家的盧氏家族，由此進一步得以重用。
盧植去世後，其子盧毓才學與品行過人，被曹丕納用為冀州主簿。當時時局混亂，逃亡的士兵很多，為防止士兵逃亡，以家屬連坐。有一名逃兵之妻白氏嫁入夫家，但還未與丈夫見過一面，大理寺以棄市之罪處罰，盧毓引用儒家經典駁回了這個判例。盧毓認為，未行成婚之禮的婦人死亡，據《禮》還是歸葬孃家，因為還不算夫婦。如今白氏未見丈夫一面，就要遭受棄市重刑，如果婚禮已成，又該用什麼樣的處罰呢？況且《尚書》中說寧可寬縱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禮記》也要求疑罪從輕處罰，防止濫刑。白氏等人接受了禮聘，處罰可以，但殺頭處罰太重。曹操對盧毓判決十分讚賞，認為他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於是將盧毓升遷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而後盧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子孫盧欽、盧珽等累居高官，成為幽州極具影響力的世族之家。
幽州士族與北魏民族融合
北魏初進中原，一般士族對新政權尚有疑慮，經歷了十六國時期的混亂，很多北方大族都拒絕與拓跋氏合作，甚至離開故土追隨其他政權。拓跋氏為了立足中原，爭取當地社會勢力的支持，藉助豪族力量來治理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政權建立之初，北魏太祖展示出謙卑的姿態，每得一地，對士大夫都一一接見，慰問討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職位，予以任用。
作為幽州名門大族，盧氏家族在北魏初積極與拓跋政權合作。太武帝在神四年（公元431年），徵召天下儒俊，盧玄“首應旌命”。
不過，此時的幽州士族還是抱著以夏變夷的心態與少數民族統治者合作的。他們希望藉此能引領北朝政權進入華夏正統。
在民族融合之初，北魏的統治者雖然需要士族進入政權發揮參政作用，為其統治提供服務，但並不樂意全方位漢化，徹底拋棄原有的部族體制。這種思想勢必會引發胡漢利益的衝突。盧玄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有一次，受太武帝重用的崔浩打算按士族文化標準區分門第，盧玄考慮到此舉會引起鮮卑貴族的抵制，就馬上勸阻說：“創制立事，各有其時，這種區分會導致利益衝突，根本沒有多少人會同意，應該三思而行。”
到北魏中期，隨著漢化的不斷加深，統治者與漢族士人的融合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順應了這種趨勢。他遷都洛陽，禁鮮卑語、鮮卑服，與士族通婚，力圖將先進的文化制度鞏固下來，維護政治穩定。在這種政策的激勵下，幽州士族對北朝政權的認同感增強，對政治參與更為積極，北魏的典章制度進一步完善，以期能夠在與南朝政權的對峙中贏得更高的政治聲譽。范陽盧氏優良的學術修養和嚴謹的家風，也得到重視漢化的北魏統治者的青睞，獻文帝與孝文帝一共有三名公主嫁入盧家，大量揀選盧氏族女為后妃，這也意味著胡漢融合進一步跨越了民族的藩籬，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與推廣。
幽州士族在長期的政治合作中，成為了北魏統治者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們的家族治學內容也更加多元化。由於在政途中跋涉越久，對政治風浪就越敏感，他們對如何化解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政治風險，順應社會趨勢提供可行的政見，非常關注。在現實面前，幽州士族開始擺脫專經為學的傳統，博涉經史，注重實幹，如盧文偉“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盧愷“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
隨著北魏政治的衰微，分裂為東、西魏，然後分別被北齊和北周所替代。即使政局混亂，缺乏強有力的執政者推行漢化制度，民族融合的步伐依然不可阻擋地向前邁進。在這個過程中，幽州士族對北朝後期的政治文化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東魏權臣高歡曾得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堅持漢化道路，認為儒家文化才是正統思想，樹立政治正統成為必然趨勢。當時南朝梁武帝醉心於建設禮樂，令高歡頗感壓力，曾大發牢騷說：“江東還有一個叫蕭衍的吳人老頭，專心恢復古代的各項文化禮儀制度，中原的這些士大夫還認為他們才是正統的華夏君主，視我們為夷狄之類啊。”所以高歡即使自己長期與鮮卑貴族階層打交道，夫人婁氏也是鮮卑人，對漢文化禮制也不得不給予重視。
與東魏北齊對立的西魏北周，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公元535年，宇文泰扶助西魏文帝在長安即位，西魏地理環境、人力物力都不及東魏，北魏末年的動亂已經使“朝章禮度，湮墜鹹盡。”為此權臣宇文泰亟須加強與士族的合作，對追隨他們入關的漢人士族態度友好，予以重用，盡力消除胡漢間的民族隔閡。隨從入關的盧辯博通經籍，世傳禮學，政權草創時，他因時制宜，設定的律令制度“皆合軌度”。西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俯之禮，受業於辯”。宇文泰本身喜好經術，於是令盧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並撰寫朝廷禮儀，按古禮制作使用車馬、禮服及各種用具。宇文泰這種復古尊禮的做法，極大地獲得了士族們的好感，博得他們對北周政權的盡心扶持。
較之北齊徵用士族，讓他們參與政治，北周統治者更注重確立漢文化禮儀制度，並加以施行。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召集大臣、僧侶、道士就三教先後辯論，最終確立“儒教為先，道教為次，釋教為後”的次序，把儒學放在首要位置。最終接受漢文化程度更高的北周統一北齊，為以後隋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北朝時期是少數民族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他們紛紛建立政權，主動擁抱漢文化並最終走上漢化的道路。
在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們一方面維持家族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主動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生活，將儒家的政治倫理應用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建設之中。伴隨這一過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漸興盛起來。在北朝時期，這些士族逐漸發展壯大，躋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門閥士族的崇高聲勢。
幽州儒學家族的興起
北朝時期幽州儒學士族首推范陽盧氏，可溯源於漢末大儒盧植。盧植與鄭玄同為經學大師馬融的弟子，他們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學的基礎。盧植師從馬融時，通曉古文及今文經學，對經學所蘊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為馬融眾多門生中的佼佼者。學成之後，他沒有接受州郡的徵用，隱居家鄉涿郡教授弟子。漢末豪傑公孫瓚、劉備都入其門下學習。盧植治學重心在禮學。他為《尚書》《三禮》作註解，整理前代經、傳、詩篇，刊正碑文，並奏請設置博士和學官對留存的文獻進行研究整理，以利於學術傳播。
盧植，東漢末年名臣
除了治學成績斐然之外，盧植為政也可圈可點。漢靈帝建寧年間（公元168—172年），他接受朝廷徵辟為博士，後歷任九江、廬江太守，安撫南方少數民族，推行一系列新政，深得民心。為尚書時，因抵制權臣董卓而被貶斥，隱居上谷。袁紹統治河北時，請盧植為軍師。建安年間，曹操北征烏桓途經涿郡，讚譽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並致祭盧植。曹操重視儒家綱常倫理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七月，頒佈崇儒興學令。曹丕取代漢室後，重視儒學政治倫理的實踐作用。以儒學傳家的盧氏家族，由此進一步得以重用。
盧植去世後，其子盧毓才學與品行過人，被曹丕納用為冀州主簿。當時時局混亂，逃亡的士兵很多，為防止士兵逃亡，以家屬連坐。有一名逃兵之妻白氏嫁入夫家，但還未與丈夫見過一面，大理寺以棄市之罪處罰，盧毓引用儒家經典駁回了這個判例。盧毓認為，未行成婚之禮的婦人死亡，據《禮》還是歸葬孃家，因為還不算夫婦。如今白氏未見丈夫一面，就要遭受棄市重刑，如果婚禮已成，又該用什麼樣的處罰呢？況且《尚書》中說寧可寬縱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禮記》也要求疑罪從輕處罰，防止濫刑。白氏等人接受了禮聘，處罰可以，但殺頭處罰太重。曹操對盧毓判決十分讚賞，認為他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於是將盧毓升遷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而後盧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子孫盧欽、盧珽等累居高官，成為幽州極具影響力的世族之家。
幽州士族與北魏民族融合
北魏初進中原，一般士族對新政權尚有疑慮，經歷了十六國時期的混亂，很多北方大族都拒絕與拓跋氏合作，甚至離開故土追隨其他政權。拓跋氏為了立足中原，爭取當地社會勢力的支持，藉助豪族力量來治理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政權建立之初，北魏太祖展示出謙卑的姿態，每得一地，對士大夫都一一接見，慰問討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職位，予以任用。
作為幽州名門大族，盧氏家族在北魏初積極與拓跋政權合作。太武帝在神四年（公元431年），徵召天下儒俊，盧玄“首應旌命”。
不過，此時的幽州士族還是抱著以夏變夷的心態與少數民族統治者合作的。他們希望藉此能引領北朝政權進入華夏正統。
在民族融合之初，北魏的統治者雖然需要士族進入政權發揮參政作用，為其統治提供服務，但並不樂意全方位漢化，徹底拋棄原有的部族體制。這種思想勢必會引發胡漢利益的衝突。盧玄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有一次，受太武帝重用的崔浩打算按士族文化標準區分門第，盧玄考慮到此舉會引起鮮卑貴族的抵制，就馬上勸阻說：“創制立事，各有其時，這種區分會導致利益衝突，根本沒有多少人會同意，應該三思而行。”
到北魏中期，隨著漢化的不斷加深，統治者與漢族士人的融合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順應了這種趨勢。他遷都洛陽，禁鮮卑語、鮮卑服，與士族通婚，力圖將先進的文化制度鞏固下來，維護政治穩定。在這種政策的激勵下，幽州士族對北朝政權的認同感增強，對政治參與更為積極，北魏的典章制度進一步完善，以期能夠在與南朝政權的對峙中贏得更高的政治聲譽。范陽盧氏優良的學術修養和嚴謹的家風，也得到重視漢化的北魏統治者的青睞，獻文帝與孝文帝一共有三名公主嫁入盧家，大量揀選盧氏族女為后妃，這也意味著胡漢融合進一步跨越了民族的藩籬，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與推廣。
幽州士族在長期的政治合作中，成為了北魏統治者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們的家族治學內容也更加多元化。由於在政途中跋涉越久，對政治風浪就越敏感，他們對如何化解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政治風險，順應社會趨勢提供可行的政見，非常關注。在現實面前，幽州士族開始擺脫專經為學的傳統，博涉經史，注重實幹，如盧文偉“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盧愷“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
隨著北魏政治的衰微，分裂為東、西魏，然後分別被北齊和北周所替代。即使政局混亂，缺乏強有力的執政者推行漢化制度，民族融合的步伐依然不可阻擋地向前邁進。在這個過程中，幽州士族對北朝後期的政治文化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東魏權臣高歡曾得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堅持漢化道路，認為儒家文化才是正統思想，樹立政治正統成為必然趨勢。當時南朝梁武帝醉心於建設禮樂，令高歡頗感壓力，曾大發牢騷說：“江東還有一個叫蕭衍的吳人老頭，專心恢復古代的各項文化禮儀制度，中原的這些士大夫還認為他們才是正統的華夏君主，視我們為夷狄之類啊。”所以高歡即使自己長期與鮮卑貴族階層打交道，夫人婁氏也是鮮卑人，對漢文化禮制也不得不給予重視。
與東魏北齊對立的西魏北周，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公元535年，宇文泰扶助西魏文帝在長安即位，西魏地理環境、人力物力都不及東魏，北魏末年的動亂已經使“朝章禮度，湮墜鹹盡。”為此權臣宇文泰亟須加強與士族的合作，對追隨他們入關的漢人士族態度友好，予以重用，盡力消除胡漢間的民族隔閡。隨從入關的盧辯博通經籍，世傳禮學，政權草創時，他因時制宜，設定的律令制度“皆合軌度”。西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俯之禮，受業於辯”。宇文泰本身喜好經術，於是令盧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並撰寫朝廷禮儀，按古禮制作使用車馬、禮服及各種用具。宇文泰這種復古尊禮的做法，極大地獲得了士族們的好感，博得他們對北周政權的盡心扶持。
較之北齊徵用士族，讓他們參與政治，北周統治者更注重確立漢文化禮儀制度，並加以施行。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召集大臣、僧侶、道士就三教先後辯論，最終確立“儒教為先，道教為次，釋教為後”的次序，把儒學放在首要位置。最終接受漢文化程度更高的北周統一北齊，為以後隋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士族家學的傳承與發展
士族的累世家學，為他們躋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條件，而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門。
在北朝時期，幽州的世家大族以范陽盧氏、祖氏、北平陽氏等為代表。他們以淵博的家學名著一時。為了維持優越的社會與政治地位，這些士族格外注重人才的培養與家學的傳承，漸漸形成了不同風格的家學流派。同時，家學的內容也日漸豐富，不侷限於對經學的研讀，而將視野擴大到文學、史學、書法、曆法、算學等門類。
盧氏家族崇尚學業，以才學見稱於時，人才輩出。在《魏書·盧玄傳》中記載，盧氏家族“子孫繼跡，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在這個家族的後代子孫中，盧景裕因精通諸經、品行卓越而聞名。他曾長期隱居，置身世事之外，先後為《周易》《尚書》《孝經》等作注。
後來，高歡得知盧景裕的才學，便委以重任，既為他建造府邸，又派遣特使，邀請其教授自己的兒子們傳統經學。高歡之子高澄當政後繼續推行漢文化，招攬才俊在府中講學。因盧景裕所註解的《易經》傳播廣泛，便特邀其專門講解《易經》。盧景裕講《易經》措辭從容，辨析精微，對他發問辯駁的人經常因為與他意見相左而言語不遜。盧景裕從容應對，回答得無懈可擊。聽眾都為他的風度和學識所傾倒。
幽州范陽祖氏也以文學、音律、歷算見稱於時，同樣也在北朝備受重用。其中以祖珽為代表。祖珽多才多藝，文筆出眾，妙解音律，陰陽占卜和醫術也很精通。因為長期與鮮卑貴族共處朝堂，祖珽熟練掌握了少數民族語言。後來，祖珽深得高歡父子寵信，經常讓他起草重要詔令文誥。到北齊末年，祖珽執掌機樞，勢傾朝野。
北平陽氏也富有才學，人才輩出。在《魏書·陽尼傳》中記載，陽尼“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群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因為陽尼博學多才，先後被幽州刺史胡泥及中書監高閭、侍中李衝舉薦，先拜為祕書著作郎，又升遷為國子祭酒。孝文帝在宮中講授經典，特別詔令陽尼旁聽，以資顧問。在這個家族中，後世子孫大多“好學不倦，博綜經史”，備受世人稱讚。
北朝時期幽州士族憑藉深厚家學滋養了家族的後代子孫，為統治階級輸送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他們不僅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上的支持，還促進了少數民族的漢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時在學術的傳承與發揚上，為幽州文化的興盛作出了突出貢獻，正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所言：“夫河北之地，東漢、曹魏、西晉時固為文化甚高區域，雖經胡族之亂，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漢化仍未見甚衰減之相。”
作者：許輝，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7期，原文標題《北朝時期幽州的儒學與士族》
責編：金蕾蕾
版式：鄺巖
監製：李愛玲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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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時期是少數民族大舉進入中原的時代。他們紛紛建立政權，主動擁抱漢文化並最終走上漢化的道路。
在少數民族漢化的過程中，留守北方的士族——主要是河北士族聚集在幽州附近。他們一方面維持家族正常發展，另一方面主動參與少數民族的政治生活，將儒家的政治倫理應用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建設之中。伴隨這一過程，幽州的儒家文化日漸興盛起來。在北朝時期，這些士族逐漸發展壯大，躋身政界，造就了幽州門閥士族的崇高聲勢。
幽州儒學家族的興起
北朝時期幽州儒學士族首推范陽盧氏，可溯源於漢末大儒盧植。盧植與鄭玄同為經學大師馬融的弟子，他們共同奠定了河北儒學的基礎。盧植師從馬融時，通曉古文及今文經學，對經學所蘊含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成為馬融眾多門生中的佼佼者。學成之後，他沒有接受州郡的徵用，隱居家鄉涿郡教授弟子。漢末豪傑公孫瓚、劉備都入其門下學習。盧植治學重心在禮學。他為《尚書》《三禮》作註解，整理前代經、傳、詩篇，刊正碑文，並奏請設置博士和學官對留存的文獻進行研究整理，以利於學術傳播。
盧植，東漢末年名臣
除了治學成績斐然之外，盧植為政也可圈可點。漢靈帝建寧年間（公元168—172年），他接受朝廷徵辟為博士，後歷任九江、廬江太守，安撫南方少數民族，推行一系列新政，深得民心。為尚書時，因抵制權臣董卓而被貶斥，隱居上谷。袁紹統治河北時，請盧植為軍師。建安年間，曹操北征烏桓途經涿郡，讚譽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並致祭盧植。曹操重視儒家綱常倫理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七月，頒佈崇儒興學令。曹丕取代漢室後，重視儒學政治倫理的實踐作用。以儒學傳家的盧氏家族，由此進一步得以重用。
盧植去世後，其子盧毓才學與品行過人，被曹丕納用為冀州主簿。當時時局混亂，逃亡的士兵很多，為防止士兵逃亡，以家屬連坐。有一名逃兵之妻白氏嫁入夫家，但還未與丈夫見過一面，大理寺以棄市之罪處罰，盧毓引用儒家經典駁回了這個判例。盧毓認為，未行成婚之禮的婦人死亡，據《禮》還是歸葬孃家，因為還不算夫婦。如今白氏未見丈夫一面，就要遭受棄市重刑，如果婚禮已成，又該用什麼樣的處罰呢？況且《尚書》中說寧可寬縱不依常法，也不能錯殺無辜。《禮記》也要求疑罪從輕處罰，防止濫刑。白氏等人接受了禮聘，處罰可以，但殺頭處罰太重。曹操對盧毓判決十分讚賞，認為他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於是將盧毓升遷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而後盧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子孫盧欽、盧珽等累居高官，成為幽州極具影響力的世族之家。
幽州士族與北魏民族融合
北魏初進中原，一般士族對新政權尚有疑慮，經歷了十六國時期的混亂，很多北方大族都拒絕與拓跋氏合作，甚至離開故土追隨其他政權。拓跋氏為了立足中原，爭取當地社會勢力的支持，藉助豪族力量來治理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政權建立之初，北魏太祖展示出謙卑的姿態，每得一地，對士大夫都一一接見，慰問討教，只要稍有才能便安排職位，予以任用。
作為幽州名門大族，盧氏家族在北魏初積極與拓跋政權合作。太武帝在神四年（公元431年），徵召天下儒俊，盧玄“首應旌命”。
不過，此時的幽州士族還是抱著以夏變夷的心態與少數民族統治者合作的。他們希望藉此能引領北朝政權進入華夏正統。
在民族融合之初，北魏的統治者雖然需要士族進入政權發揮參政作用，為其統治提供服務，但並不樂意全方位漢化，徹底拋棄原有的部族體制。這種思想勢必會引發胡漢利益的衝突。盧玄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有一次，受太武帝重用的崔浩打算按士族文化標準區分門第，盧玄考慮到此舉會引起鮮卑貴族的抵制，就馬上勸阻說：“創制立事，各有其時，這種區分會導致利益衝突，根本沒有多少人會同意，應該三思而行。”
到北魏中期，隨著漢化的不斷加深，統治者與漢族士人的融合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順應了這種趨勢。他遷都洛陽，禁鮮卑語、鮮卑服，與士族通婚，力圖將先進的文化制度鞏固下來，維護政治穩定。在這種政策的激勵下，幽州士族對北朝政權的認同感增強，對政治參與更為積極，北魏的典章制度進一步完善，以期能夠在與南朝政權的對峙中贏得更高的政治聲譽。范陽盧氏優良的學術修養和嚴謹的家風，也得到重視漢化的北魏統治者的青睞，獻文帝與孝文帝一共有三名公主嫁入盧家，大量揀選盧氏族女為后妃，這也意味著胡漢融合進一步跨越了民族的藩籬，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與推廣。
幽州士族在長期的政治合作中，成為了北魏統治者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們的家族治學內容也更加多元化。由於在政途中跋涉越久，對政治風浪就越敏感，他們對如何化解民族融合過程中的政治風險，順應社會趨勢提供可行的政見，非常關注。在現實面前，幽州士族開始擺脫專經為學的傳統，博涉經史，注重實幹，如盧文偉“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盧愷“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
隨著北魏政治的衰微，分裂為東、西魏，然後分別被北齊和北周所替代。即使政局混亂，缺乏強有力的執政者推行漢化制度，民族融合的步伐依然不可阻擋地向前邁進。在這個過程中，幽州士族對北朝後期的政治文化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東魏權臣高歡曾得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堅持漢化道路，認為儒家文化才是正統思想，樹立政治正統成為必然趨勢。當時南朝梁武帝醉心於建設禮樂，令高歡頗感壓力，曾大發牢騷說：“江東還有一個叫蕭衍的吳人老頭，專心恢復古代的各項文化禮儀制度，中原的這些士大夫還認為他們才是正統的華夏君主，視我們為夷狄之類啊。”所以高歡即使自己長期與鮮卑貴族階層打交道，夫人婁氏也是鮮卑人，對漢文化禮制也不得不給予重視。
與東魏北齊對立的西魏北周，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公元535年，宇文泰扶助西魏文帝在長安即位，西魏地理環境、人力物力都不及東魏，北魏末年的動亂已經使“朝章禮度，湮墜鹹盡。”為此權臣宇文泰亟須加強與士族的合作，對追隨他們入關的漢人士族態度友好，予以重用，盡力消除胡漢間的民族隔閡。隨從入關的盧辯博通經籍，世傳禮學，政權草創時，他因時制宜，設定的律令制度“皆合軌度”。西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俯之禮，受業於辯”。宇文泰本身喜好經術，於是令盧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並撰寫朝廷禮儀，按古禮制作使用車馬、禮服及各種用具。宇文泰這種復古尊禮的做法，極大地獲得了士族們的好感，博得他們對北周政權的盡心扶持。
較之北齊徵用士族，讓他們參與政治，北周統治者更注重確立漢文化禮儀制度，並加以施行。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召集大臣、僧侶、道士就三教先後辯論，最終確立“儒教為先，道教為次，釋教為後”的次序，把儒學放在首要位置。最終接受漢文化程度更高的北周統一北齊，為以後隋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士族家學的傳承與發展
士族的累世家學，為他們躋身政治提供了有利條件，而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又形成了累世高門。
在北朝時期，幽州的世家大族以范陽盧氏、祖氏、北平陽氏等為代表。他們以淵博的家學名著一時。為了維持優越的社會與政治地位，這些士族格外注重人才的培養與家學的傳承，漸漸形成了不同風格的家學流派。同時，家學的內容也日漸豐富，不侷限於對經學的研讀，而將視野擴大到文學、史學、書法、曆法、算學等門類。
盧氏家族崇尚學業，以才學見稱於時，人才輩出。在《魏書·盧玄傳》中記載，盧氏家族“子孫繼跡，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在這個家族的後代子孫中，盧景裕因精通諸經、品行卓越而聞名。他曾長期隱居，置身世事之外，先後為《周易》《尚書》《孝經》等作注。
後來，高歡得知盧景裕的才學，便委以重任，既為他建造府邸，又派遣特使，邀請其教授自己的兒子們傳統經學。高歡之子高澄當政後繼續推行漢文化，招攬才俊在府中講學。因盧景裕所註解的《易經》傳播廣泛，便特邀其專門講解《易經》。盧景裕講《易經》措辭從容，辨析精微，對他發問辯駁的人經常因為與他意見相左而言語不遜。盧景裕從容應對，回答得無懈可擊。聽眾都為他的風度和學識所傾倒。
幽州范陽祖氏也以文學、音律、歷算見稱於時，同樣也在北朝備受重用。其中以祖珽為代表。祖珽多才多藝，文筆出眾，妙解音律，陰陽占卜和醫術也很精通。因為長期與鮮卑貴族共處朝堂，祖珽熟練掌握了少數民族語言。後來，祖珽深得高歡父子寵信，經常讓他起草重要詔令文誥。到北齊末年，祖珽執掌機樞，勢傾朝野。
北平陽氏也富有才學，人才輩出。在《魏書·陽尼傳》中記載，陽尼“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群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因為陽尼博學多才，先後被幽州刺史胡泥及中書監高閭、侍中李衝舉薦，先拜為祕書著作郎，又升遷為國子祭酒。孝文帝在宮中講授經典，特別詔令陽尼旁聽，以資顧問。在這個家族中，後世子孫大多“好學不倦，博綜經史”，備受世人稱讚。
北朝時期幽州士族憑藉深厚家學滋養了家族的後代子孫，為統治階級輸送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他們不僅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上的支持，還促進了少數民族的漢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時在學術的傳承與發揚上，為幽州文化的興盛作出了突出貢獻，正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所言：“夫河北之地，東漢、曹魏、西晉時固為文化甚高區域，雖經胡族之亂，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漢化仍未見甚衰減之相。”
作者：許輝，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7期，原文標題《北朝時期幽州的儒學與士族》
責編：金蕾蕾
版式：鄺巖
監製：李愛玲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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