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清豐富的運河文化

金瓶梅 經濟 明朝 香油 說臨清 2017-04-12

臨清名吃

託板豆腐 臨清水豆腐,因賣主用秤稱好後總是切好放在一塊特製的長方形木板上,故稱“託板豆腐”。在臨清市內整天都能看到手推車、自行車或是肩挑的小擔上,放著一大塊用白布包著的顫悠悠、水汪汪、熱乎乎的水豆腐,男女老少,爭相購買。尤其早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手捧著託板,吃的滿口香甜、津津有味的食客。水豆腐是用上等黃豆,經脫皮、水泡後磨成汁,用布濾出豆漿,倒入鍋中燒開,加滷水精心點制而成。其特點是白嫩、細膩、香甜,營養豐富便於人體消化吸收。是人們方便可口的快餐。

熱羊肚 清末,羊肚作為名吃進入北京,在西交民巷“落戶”,店鋪名稱叫“臨清羊肉館”。民國和解放初期,生意十分興隆,很有名氣。此館主要賣“羊肚”,北京人叫“羊雜碎”。

臨清豐富的運河文化

八寶布袋雞臨清八寶布袋子雞創始於清同治年間,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八寶布袋雞盛在盤子裡活像個趴著的殷紅色的整雞,吃起來爛、香酥,既有雞肉的異香,又有山珍海味的鮮美,是宴席上的佳餚。八寶布袋雞與河南滑縣的道口雞記德州的扒雞同屬運河沿岸的熟食雞。

尹家閣“下凡肉” 從臨清城沿著古運河向東南約10公里的地方,有個尹家閣村,村裡有近百年曆史的“聚隆號肉鋪”,四代人經營者豬尿泡肉和下水肉,人稱“下凡肉”。因其風味獨特,物美價廉,在當地頗有名氣。

武德魁肉餅 以優質、價廉、方便實惠而與滿全城,生糜四鄉。治餅口訣:肉不加菜,三天不壞;肉要保鮮,用時現加鹽;肉片切成丁,不化油膩輕;蔥花扮香油,更顯香味稠;要向餅酥皮不焦,豬板油多為上招。

徐家煎包臨清徐家包,是堂邑縣小薛村人徐學敏於清嘉慶年間創制的,至今已有180多年的歷史。徐家煎包的第七代傳人徐振環仍和他人聯合經營者包子生意,本地人招待外客,吃一頓徐家寶子是不可少的。因此,徐家包的買賣非常興隆。

王四輩熟牛肉 清光緒初年,在光明街北首自營牛羊熟肉。其製作工藝嚴謹,經營有方,生意興隆,食品經銷天津、德州、滄州等地。光緒十七年建字號“觀音堂”後子孫相傳,生意不衰。縣仍沿襲老字號,生熟兼營,以熟肉為主。

竇家蒸包原名“揪頭包”。創於清同治五年,由竇延棟在臨清“元興樓”始建包子鋪,傳至竇玉田已是第三代,其製作工藝不斷改進和完善。現在的竇家包由10種原料精心調配製作,面軟皮薄。

另外臨清的名吃還有燒麥、臨清饊子、油炸荷包蛋、炒雞絲。

臨清的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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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清的湯味道鮮美、清口、久喝而不膩。別說臨清人喜歡喝湯,外地人能在這裡嘗一嘗,也會不由點頭伸指的說“好!臨清的湯是好!”有句口頭禪叫“來到臨清不喝湯,等於白來走一趟”臨清湯著名的有:魷魚湯、乾貝湯、海米湯、銀耳湯、木耳湯、口蘑湯、紫菜湯、雞腰湯、肉絲湯、雞子湯、對魚湯、西紅柿雞子湯、海蔘湯。

臨清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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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清人飲茶歷史悠久,不僅是民間生活的一種習俗,也形成了民俗文化。元代大詩人元好問在《聊城寒食》始終寫道:“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定。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裡獨支頤”。《金瓶梅》第九十三回寫陳敬濟逼死西門大姐後,寫道:“汪興安林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庵讓方丈松鶴軒敘禮,……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可見臨清喝茶習俗是很悠久的。

臨清人到茶館喝茶的也很普遍。大寧寺及繁華市區的竹竿巷、養濟院、二閘口、懸浮橋、碧霞宮、德茶館還伴有多種多樣的活動。給茶館帶來了生機,為茶客增添了樂趣,曲藝藝人有了表演的場所,現在時興的音樂茶座,很受青年人的歡迎。

臨清豐富的運河文化

飯店、酒家都備有茶具、茶葉自不必說,就連澡塘也多備有茶葉、茶具,為洗完澡的顧客消除疲勞。

城市飲食講究普遍,農村也不遜色。每逢趕集,往往在農村要到和集鎮中心設有茶館,一人或幾人一壺,各執茶碗飲茶。在茶館裡有洽談生意的,有親朋好友談天說地的,將城裡的奇聞軼事的,有農村郎中行醫看病的,是茶客興致沖沖而來,愜意而歸。交通要道所設的茶館,備有大碗茶,主要為過往行人解渴歇腳。有時還旁設便食部。所以人們俗稱茶食點。

家庭喝茶,特別是“老臨清”,有一日三茶的習慣,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燒茶沏茶,稱之為“早茶”,午飯後沏茶稱之為“除膩茶”,晚飯後在沏茶稱之為“夜茶”。

現在臨清人飲茶更普遍,也更講究,探親訪友用茶招待自不必說,就是在辦公室了也亦然。每當聯繫公務的人來到辦公室,主人便先到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水,客主之間的氣氛頓時融洽,給人以親切的感受。就是在馬路街頭熟人相遇,先請對方“喝一壺”或“喝喝去”,起義就請你喝茶。倒完茶水後,壺嘴不能對著客人,只能朝著門人坐的方向。喝茶的習俗和喝茶的各種講究,城市這樣,農村亦然,逐漸形成一種文明之風。

臨清與文學名著

臨清豐富的運河文化

《金瓶梅》是一本文學名著,與臨清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金瓶梅》中的人物活動中心在北方,不管書中聯繫到什麼地方,都離不開臨清和清河;從生活習俗上看,是以北方的習俗為主,從語言上看,也大都是臨清周圍的方言土語。而《金瓶梅》一書中的人物,又都活動在運河城市,就城市的政治經濟地位看,當時的臨清是軍事重鎮,商業都會。當時這裡的手工業已很發達,以手工業命名的街巷眾多,又是各種貨物的集散地。臨清鈔關的商稅曾居全國八大鈔關之首,明清時期的故宮、十三陵、東陵、西陵的建築用磚,大都是臨清燒製的。臨清還是南糧北調的總中轉站和糧食儲存中心,一度是全國之冠。綜上所述。作為北方運河城市的臨清與《金瓶梅》的關係就更密切。《金瓶梅》從第五十八回開始到第一百回的四十二回中,有25處直接寫到臨清,如:臨清州、臨清碼頭、臨清鈔關、臨清閘、臨清晏公廟、臨清市上等。第九十八回的標題即是:“陳敬濟臨清逢舊識,韓愛姐翠館遇情郎”。可見《金瓶梅》與臨清的關係很密切。

《檮杌閒評》一書是寫魏忠賢專權的故事。魏忠賢本是個流氓無賴,而他的大部分流氓生涯和當太監前的無賴惡行,都發生在臨清一帶。他宿娼、流浪、經商大都在臨清這個繁華市井裡。書中對臨清的繁華曾這樣寫到:“這臨清是個熱鬧繁華大碼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福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

《陳三兩爬堂》是人們熟悉並深受歡迎的劇目之一。這個故事是根據早年間臨清後堤口村的一個真實事實而編寫的。根據《臨清縣誌》記載,李本固是臨清人,壬辰進士,後任河南歸德知府。又據臨清後堤口村李氏家譜記載,李氏於明初,自山西洪洞縣遷入臨清,擇居後堤口村。五世李應中官拜朝內中順大夫,李家為光宗耀祖,立碑坊,並將後堤口村改名為“李家寨”。戲曲《陳三兩爬堂》就取材於此。但是,劇中說其女逃到臨清的竹杆巷“麗春院”為妓,渾名“陳三兩”,對於這一劇情,實屬文學編造。

《老殘遊記》中的白妞,本名王小玉,河南範縣人,16歲就隨父親在臨清說書。光緒初年和黑妞一起去濟南,在明湖居說唱犁鏵大鼓。她大膽吸收皮黃、梆子、崑曲及臨清小曲和眾多藝人的新腔新調,改編新詞,豐富改造了原來的曲調,使弦犁鏵大鼓的行腔曲調呈現了新的局面和韻味,唱起來字字清脆,聲聲婉轉,因而吸引了各階層的聽眾。據說《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鄂不僅在明湖居聽白妞說書,而且後來還把白妞請到自己家中說唱。

《拍案驚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中曾描寫“看見天明瞭,那兩個方才腳步走得急促,趕將上來,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驚,誰知不是昨日的同行客人,到是兩個女子,一個頭扎臨清帕,身著青綢衫,且是生得美麗。一個挽髮髻,身穿青布衫,是個丫環打扮……”。在遠離臨清的諸暨,一個普通人,一眼便能辨認出臨清帕,可見臨清帕在當時的名聲已遍大江南北。也說明臨清帕的使用相當普遍,已成為婦女的必需品。

商業文化

臨清市位於山東省西北部。據《臨清縣誌·疆域志》記載“衛河古名清河”,即因臨依清河畔而得名。始於後趙形成於西漢,發展於元朝,興盛於明清。全境東西寬55.44公里,南北長29.88公里,總面積957平方公里。

臨清是一座商業、手工業較為發達的歷史名城。“地居神京之臂,勢扼九省之喉”建城後五百多年中,一直是運河沿岸和魯西北的商業集散中心,在我國城市發展史上曾幾度閃爍出耀眼的光輝。

魏、晉、隋、唐時期,因行政建制時有變動,臨清的經濟屢遭創擊發展不迅速。

公元一二八九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為發展經濟彌補南北不平衡的缺陷,開鑿了東平縣至臨清的會通和,溝通了三千多里長的京杭大運河,從此,臨清成為南北漕運的要衝之地,經濟得到不斷的發展,商業日趨繁榮,逐漸突破了自給自足的自然條件,列全國著名商業城市之一。

明朝永樂年間,“臨清置三倉,歲受山東、河南之慄”宣德四年(1429)開始設鈔關,據記載,當時就督收船料商稅之課……,大約歲至四萬金,其稅收額之大居全國八大“鈔關”之首。正德年間商業已經相當發達,在兵部副使趙繼爵的差使下,又建築了二十多裡的土城。嘉靖二十一年,擴建城,自磚城東南及西北兩角開始,夯土為牆,臨清便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發展起來的“延綿二十里,跨汶衛二水”的北方大都會了。

清朝政府建立後,由於採取了一系列經濟恢復措施,商業、手工業達到了鼎盛時期:

當時臨清市場商業佈局有三種功能:一是由另售商業構成,專供當地消費;二是對當地農副業產品、手工業產品集中收購和分向疏散;三是對多種商品的批發中轉。而這三種功能作用的範圍和區域又各不相同,第一種只限城內,第二種輻射到周圍縣城和地區,第三種則是在有縱橫經濟聯繫的全國範圍內發揮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臨清商業繁榮乃是中轉貿易繁榮。因此形成了城市不大而商業街市甚多,人口少而貿易興隆。分合於臨清的三條水道,北達京、津,南抵蘇杭,西及汴梁。商業運銷除山東本省各府、州、縣外,包括京師、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湖廣、江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以及遼東等地。明代十三布政司的九個,清代關內十八行省中的十四個以及關外的廣大地區,甚至遠及西藏、內蒙等邊疆特區。

民國時期,臨清商業繼明、清時代仍較為繁華, 規模和經營形式不斷擴大和改進,方圓三十里的城區中彙集了種類繁多的店鋪, 其中包括:糧食、布店、皮貨店、鞋襪靴帽店、瓷器店;金屬器皿、煙、 酒、茶、果品、海味、船具等店鋪。民國二十六年(1937)統計,工商業戶779家, 其中在行會的36個行業計717家。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臨清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隨著國家“保護扶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營工商業”政策的事實,臨清商業又煥發出了新的生機。一九五三年全市社會商品零售額達到了205.4萬元,國營商業購進總值達1345萬元,銷售總額達1399萬元。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在市政府的領導下,開始了對私營商業的普查登記和整頓,據統計全市共有經商戶1158家,其中純商業583戶,服務業186戶,當年組織起合作商店12個,飲食合作店3個。一九五六年私改基本完成以後,全市1919傢俬營個體戶成為公私合營單位。從此,市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形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商業體系。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撥亂反正,採取了很多發展經濟的英明決策。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務院又發出了關於改革城市商業的92號文件,商業市場迅速開放,出現了國營、集體、個體一起上的競爭局面, 三座1500平方米的國營營業大樓雄踞三個繁榮的十字路口,中小型商業網點遍及市區各條街道,集體獨立核算單位833戶,非獨立核算單位1459戶。個體攤販2095個,外省地也前來臨清經商。形成了“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和少流通環節”的流通體制。整個市區市場秩序井然,貿易往來欣欣向榮,素有“小天津”之稱的臨清市場經濟,幾經滄桑在魯西北的平原大地上又煥發出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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