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傳之祕在用量 朱炳林'
中藥劑量的問題，一直缺乏一致的標準，清代醫案仍可見「用藥輕巧」，各藥不過一二錢，甚至別出心裁，一般藥材用根，名醫偏偏用花，為求輕巧之至，無所不用其極，若問「根」「花」有何不同，卻說不上來。
而目前在臺灣省「經方派」用藥不過三錢，組方少則三味；「惲派」動則過兩，組方多則三四十味，都有一定的療效，此當中有何微言精義，外人單看處方不可而知。可待後世智者研究矣!
我讀葉天士、徐靈胎諸名家醫案，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但也有一事不得其解：諸家之醫案為何都不曾留下藥物用量？連秦伯未先生輯《清代名醫醫案精華》時，為求一律，也將用藥分量概行刪除。難道用量無關緊要，沒有留傳之價值？難道用量乃不傳之祕，諸家著書立說尚有保守？莫非如《吳醫匯講》所說“不以分量明示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證權衡，毋膠柱而鼓瑟也”。
不管怎麼說，辨證論治，環環相扣，一環都不可疏忽。即使辨證準確、論治周全、選方獨到、用藥精純，而用量不達，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也斷無佳效。清朝陳頌幕先生治一腫脹病人，予金匱麻黃附子甘草湯，麻黃八分，附子一錢，甘草一錢二分，無效。邀吳鞠通先生治之。吳認為陳氏辨證不誤，此病確屬陽虛水停，選方用藥也精純不雜，取麻黃髮表，附子扶陽，甘草和中。之所以無效，是用量不夠。吳氏改麻黃為二兩，熟附子一兩六錢，炙甘草一兩二錢，才取得較好療效。（《吳鞠通醫案》）重慶陳源生之母患巔頂劇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時欲作嘔，陳予吳茱萸湯治之，不料藥後病增而吐劇，為此求教於其叔祖父陳濟普。陳濟普先生認為辨證無誤，方亦對路，藥後無效，在於吳茱萸的用量過重，減其半，並加黃連五分以制之，便一劑而安（《名老中醫之路》）。從這一古一今兩則醫案看，用量過與不及，都不足以祛病。
古今名醫，在精通藥性、藥物歸經、四氣五味的同時，沒有不在用量上細加摸索的。1984 年冬，全國不少專家學者聚會滄州，探討張錫純學術思想，對於張氏敢於實踐驗證，毫不保留地將藥效體驗的獨得之祕公諸於世之精神，無不交口稱讚。例如，甘遂專於行水，攻決為用，乃洩水之聖藥，但其氣寒而有毒，要發揮它的作用，必須掌握好用量。那麼，甘遂的用量多少才合適呢？張氏決定試試，曾一次嚼服 3 克，未曾瞑眩， 只是連續瀉下十多次，最後所食水谷盡出，但無其他異常現象， 始悟甘遂的通利降痰之力，數倍於芒硝、大黃，一般用量可由 1.5 克增至3 克，並無危險。
又如石膏，張氏謂“治外感有實熱者，直同金丹”，其用量，輕證必用至兩許，若實熱熾盛，又恆用至三、四量。再如用麻黃髮表，張氏在滄州時，至多不過四錢，後南遊至漢皋，才用二錢；迨北至奉天，有用至六錢始能出汗者，“此宜分其地點之寒熱，視其身體之強弱；尤宜論其人或在風塵勞苦，或在屋內營生，隨地隨人斟酌定其所用之多寡，臨證自無差謬也。”（《醫學衷中參西錄》）毋怪乎喻嘉言在《醫門法律》中申明：“凡治暴寒病，胸中茫無真見，雖用辛熱，或以漸投，或行臨制，時不待人，倏然而逝，醫之罪也”是有深意的。
嶽美中先生說過：“不理解組方的原意，不掌握藥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處，就是原則不明。失去了原則性，則談不上靈活性。”（《嶽美中醫話》）方劑用量上有精巧處，這真是見道之言。試想，如棄用量不管，那麼，同是大黃、枳實、厚朴三味藥物組成的方子，何以區別共為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抑或厚朴大黃湯？一旦掌握了各自的用量，其攻下、除滿或開胸洩飲之主治就不會張冠李戴，桂枝湯中的桂枝、白芍是等量的，如白芍用量重於桂枝，就變為桂枝加芍藥湯；而桂枝重於芍藥，就是桂枝加桂湯了，方不同，主治不同。小青龍湯中的乾薑、細辛、五味子應等量使用，桂伎、芍藥於疾病初起時可等量，病久漸虛，應芍藥倍於桂枝，取小建中湯意。
完帶湯是治白帶的要方，其藥物用量甚巧，白朮、山藥各一兩，白芍五錢，人蔘、車前子、蒼朮各三錢，甘草一錢，而陳皮、荊芥、柴胡只用五、六分。這種重達一兩，輕不及錢，用量懸殊，正是傅青主寓補於散，寄消於升，動靜配合，相反相成的組方經驗，用此方如不按此方用量，則難收利溼止帶之效。類似完帶湯這種用量奇特的例子，《石室祕錄》中也有一方，藥為白芍三兩，當歸三兩，蘿蔔子一兩，枳殼、檳榔、甘草、車前子各三錢。裘沛然先生治一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規方失效情況下取用此方，沒想到僅兩劑便使日夜登廁近百次已臻危殆之患者得以病除。（《壺天散墨》）張仲景芍藥甘草湯是等量的，劉渡舟先生的經驗是芍藥甘草用量 2：1 方有好療效。據報道，加味生化湯可治子宮肥大，但當歸、川芎、桃仁、炮姜、炙甘草、益母草、荊芥七味藥中，如不知重用炮姜與炙甘草，便無明顯療效，中藥用量真是一門頗深的學問，恐以畢生精力都不能窮盡其奧祕，著名中藥學家葉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關於藥量問題“希望有專人研究討論之”，（《名老中醫之路》）足見其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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