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真正超越成功與失敗，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的人，扳著指頭也數得過來。其中一個名叫范蠡。很多人都在感嘆，說生意難做。但在范蠡看來，關鍵是做人，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只有難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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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公元前536年—前448年） ，字少伯，楚國宛地三戶（今河南淅川縣滔河鄉）人。春秋末期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和道家學者。曾獻策扶助越王勾踐復國，後隱去，經商成鉅富，三散家財後定居宋國陶丘，號“陶朱公”。范蠡為中國早期商業理論家，楚學開拓者之一。被後人尊稱為“商聖”，"南陽五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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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真正超越成功與失敗，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的人，扳著指頭也數得過來。其中一個，是中國最早的商業學家、經濟學家，也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被稱為一代商聖，名叫范蠡。

他前半生從政，輔佐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頂峰時又適時隱退，改走從商之路，從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財富過千金，在國家危難，百姓流離時又散盡家財，救濟蒼生，後被世人奉為文財神。

范蠡認為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同樣可以複製到商業世界。自古以來，很多人都在感嘆，說生意難做。但在范蠡看來，關鍵是做人，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只有難做的人。

01 德為立身圖強之本

范蠡生於公元前536年，楚國宛地三戶人，幼時家境貧寒，但范蠡從小就酷愛讀書，十幾歲就學富五車，更難得的是他見解獨到，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質，寵辱不驚，泰然處事的能力。

青年時，范蠡在周圍人看來有些思想瘋癲，他的觀點常不同於大眾，時常語出驚人，使人目瞪口呆。

范蠡在20歲時遇到文種，兩個人一見如故，相約要建立功業，做一番大事。

范蠡與文種都是楚國人，但是，當時楚國已經是列國中的霸主，國君傲慢自大，皇親貴族結黨專權，政治混亂，於是范蠡和文種投奔越國為官。

初到越國，范蠡和文種並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勢力相對弱小的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

國亂顯忠臣，很多越國大臣在越國戰敗後另投他處或叛離投吳，而范蠡與文種對越王不離不棄，因此得到勾踐的重用，范蠡更自願隨勾踐赴吳國為奴。

吳王夫差知道範蠡是個大才，幾次勸范蠡離開勾踐，封賜顯爵，范蠡不為所動。

為奴的三年時間裡，范蠡同勾踐夫妻一起耕作勞動，粗食、臥薪，並且不忘和勾踐的君臣之別，時刻敬主、護主，三年如一，不離不棄，讓吳王即讚許又羨慕。

02 曉利害，知進退

後勾踐舉兵敗吳，舉行慶功宴會，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將軍，僅於勾踐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時范蠡在巨大的成績面前沒有被衝昏頭腦，而是冷靜的分析了局勢：

現在能對越國構成威脅的吳國已經滅亡，其他諸侯國不是離的比較遠，就是周圍的小國實力很弱，根本對越國構不成威脅。

也就是說，天下已經太平，這個時候本來功高蓋主就是很危險的，容易讓君王感覺受到威脅，加之多年的相處，范蠡發現了勾踐是一個可共患難，不可同富貴的人，自己官居極品，樹大必然招風。

范蠡清醒的認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達到頂峰的時候急流勇退，向勾踐辭官，勾踐以平分國家為條件來挽留范蠡，但是他卻急流勇退，毅然離開越國，帶著戀人西施泛舟江湖。

據《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在離開越國的時候曾留給文種一封信，信中陳述敵國破，謀臣亡的道理，勸文種也馬上離開，可惜文種在高官厚祿面前沒有做出明智的選擇，范蠡走後不久，功勞僅次於范蠡的文種被勾踐無故殺死。

文種是一個典型的儒派，認為食君祿，報君恩，建功業，享封賞，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從更多的角度思考問題，也沒有看透事物發展的規律，最終招致殺身大禍。

而范蠡憑藉冷靜的頭腦、敏銳的眼光，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人性的特點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脫了虎口。如果呂不韋和李斯如范蠡一樣，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衝昏頭腦，也許不會落得身首異處。

03 誠、信、仁、義，成就一方巨賈

范蠡攜妻兒與弟子、門客悄悄來到齊國濱海，化名鴟夷子皮，范蠡自此隱姓埋名，開始他另一段同樣輝煌的人生旅程。

在齊國，范蠡購買了一些靠海邊的土地，開墾種田，兼營漁業捕撈、開鹽田等。相傳，范蠡發現鹽戶製鹽深坑中（今鹼悅鹽溫泉）熱氣氳氤繚繞的溫泉水，舀出來擦拭皮膚感覺神清氣爽、身心疲勞頓時消失……

因常沐浴鹽溫泉，范蠡身體康健，精力旺盛，延年益壽，雖三次散盡家財歸隱，三次成鉅富，成就一世英名。

范蠡與妻兒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進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細算、盤剝斂財的做法，對待僱工十分慷慨、親和。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同時，開粥場賑濟災民。

在年初，和一些農民、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范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如果價格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

由此，各國商人都願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與農民也願意為范蠡作工，雖然表面看來這樣做吃些虧，但是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伙伴，使總成本降低很多。

04 天下己任，道義於肩

有一句話叫做“無商不奸"，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此採用各種手段：投機取巧、哄抬物價、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違背道德的手段。

但范蠡卻做到了“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

范蠡認為：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報，這樣百姓才更願意與你打交道。

這和彼得德魯克的觀點：企業必須為社會創造價值，社會才會回報給企業以利潤的觀點不謀而合。

道家創始人老子也有同樣的觀點：“天地不為自生，故能長生"。

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從不急功近利，對於經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一成利，不再多取。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甚至賠錢救濟災民。

在那個歷史時期，一成利是非常低的。因為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戰亂、匪寇導致經營風險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屬於絕對的買方市場。而且，從當時的經濟發達情況分析，那時還沒出現利潤率精確的計算方法，因此，范蠡賺取的一成利應該是毛利率，而非淨利潤。

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為巨賈，主要是其交易數額巨大，其次，資金從不閒置，迅速週轉，范蠡經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因為其為人信譽好，為商磊落，更關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

能做到價格低於同行，不僅是降低利潤率，更有賴於范蠡的經營理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思路，在某種商品過剩，價格很便宜時大量購入，同時，拋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盛讚范蠡：“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三次富過千金，每次富達千金又都施濟天下，但不久後又迅速再至千金。

從政時，范蠡奉行了一個臣子的忠義，為商時，又盡了一個商人的良心，可謂是宏略於胸，又悲憫天下的智者。

他的財富，三次裸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別人看到的是他的慷慨，少有人看出他的警惕。一個純粹的商人是不會有這種警惕的。

在商言商，錢總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安全。但范蠡認為，自古以來財富都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對政治、對人心的精準把握，很可能連命都搭進去。

相傳，范蠡晚年富可敵國，兒孫滿堂，88歲時無病而終，後人尊名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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