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戰敗，剩下的艦船都被日軍收編了。有人給日本艦隊寫信，請求釋放廣丙號巡洋艦。

理由是，廣丙艦屬於廣東水師，此次戰役，與廣東無關。

外國人知道這件事，大牙都笑掉了。

梁啟超卻說，對，這句話最能代表我國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實思想。

鴉戰後20年，中國在幹嘛？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表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的船堅炮利驚醒了沉睡的中華帝國，第一批有識之士開眼看世界，認識到了中西之間在“器”的層面的巨大差距。

這句話總體沒毛病。然而，認識到差距之後呢？

很殘酷，經過了十幾年，這種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繼續擴大，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敗得更慘。

也就是說，認識跟實踐是兩碼事。很多事情，認識到位了，但沒做或做不好，就等於沒認識。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使用的自動發火的洋槍，引起了道光帝的興趣。

1842年，耆英就給皇上買了兩把，道光試用之後說，這真是“絕妙之品”。當時已經有朝臣說，我們來仿造吧。

道光覺得仿造不容易，還是先把火藥配方搞到手再說吧。

耆英說，呵呵，火藥配方這玩意兒是祕方，一時也不知道去哪買啊。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與英法聯軍交戰的清軍部隊所使用的輕兵器，還是傳統的鳥槍、抬槍、弓箭和刀矛等。

▲抬槍，清軍自主研製的武器逐漸被淘汰。

但這時，人家用的是什麼武器？

法軍使用的是1849年試製成功的米涅式步槍，英國使用的是1852年根據米涅式步槍原理製造出來的恩菲耳德式步槍。後一種步槍製作非常精良，比歐洲大陸各國軍隊所裝備的一切步槍還優越。

大炮方面，英軍帶來最新發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軍亦帶來了新式的拿破崙炮。

人家早就比你先進，完了還比你努力，吭哧吭哧在那研製新式武器。我們呢，痛定思痛，一切照舊，忙著打嘴炮，搞政績。

時任閩浙總督慶瑞跟皇帝上奏邀功，說我這軍隊訓練得好啊，每天出操兩次，都是我親自督練。各種把自己往死裡誇，看得他不臉紅，咸豐先臉紅了，說訓練是好事，但別把軍隊搞成儀仗隊，“徒飾美觀”呀。

呵呵，還真被咸豐說中了。

福建布政使張集馨跑去現場觀摩，回來說，集訓的軍隊千人不到，竟然六七成都是敲鑼打鼓、扛旗吹號的，剩下三四百號人，分了十餘杆抬槍、不足百杆鳥槍，還有短棍鐵叉，這就叫武器裝備了，這就叫軍隊訓練了。

張集馨肯定心想，泥馬，這不是老家的跳大神嗎？

這就是晚清帝國失去的20年。從武器到軍隊，跟英法強國的代差，越來越大。

甲午戰爭前30年，中國追回了沒？

晚清在武器裝備上真正有所作為，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被吊打後開始的。

儘管不中聽，但還是不得不說一句：對於晚清軍事近代化，李鴻章功不可沒。

曾國藩、胡林翼畢竟是儒將，無論打仗還是訓練，總是顧忌天道傳統。搞洋務運動，即便在“器”的層面，也沒有徹底洋務化。

胡林翼的觀點是，軍隊配備武器，“大約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

曾國藩稍微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去。他自己擬定的湘軍營制是“半用洋槍，半用長矛”。

不僅如此，他還經常寫信教訓曾國荃和李鴻章，要他們別迷信西洋武器，要相信“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

反倒是太平軍對洋槍洋炮相當感冒。

定都南京後，太平軍就開始使用洋槍洋炮，而且規模日益擴大。到後期李秀成牛叉的時候，所部己大量使用洋槍洋炮。

左宗棠就說了，從前打賊匪，難得見到外國槍械，近數年來，沒有一窩賊匪不配備洋槍洋炮的。

晚清洋務派中，左宗棠算是享受到了外國槍械的紅利，成為“內戰大師”。但跟李鴻章比，影響力還是差了點。

李鴻章一頭扎進洋務事業裡，發現水很深，也很甜。他不僅不聽曾國藩的“迂腐之論”，還給老師“反洗腦”。

他對曾國藩說，從前俄羅斯、日本不知炮法，跟我們一樣，也很弱雞，但人家知道這玩意兒的厲害之後，求得英法祕巧槍炮、輪船，慢慢地自己也能生產一些，現在儼然已能跟英法稱兄道弟了。

他這套理論，後來發展為“武器制勝論”，就是武器越好越新，越能打勝仗。當然，這也為後面的慘敗埋下禍根。

經過李鴻章的努力，他的淮軍逐漸擺脫了舊式刀矛加鳥槍的裝備舊況，變成“槍炮最多而精”的勁旅，在內戰中所向披靡。

▲清軍的武器裝備逐步改觀。

李鴻章同時主導了中國軍工製造業的起步。

最早的洋務運動，都是圍繞武器裝備開展的，自己辦企業仿造，造不了的或質量要求更高的，就外購。

早期是通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關係，向英國購買軍火。德國崛起之後，李鴻章等人發現英國軍火不僅死貴，還沒德國的精銳，有點被坑的感覺，於是大量轉向德國購買。

光從1881年起的八年內，北洋陸軍就從德國採購了700尊克虜伯炮，而北洋海軍賴以耀武揚威的定遠、鎮遠主力艦也都是德國定製的。

▲北洋陸軍大量裝備德國克虜伯炮（點擊可看大圖），但問題是制式相當不統一，下文將講到這個問題。

總之，到1890年左右，清軍主力的武器裝備算是與西方追平了（當然，裝備落後、淘汰武器的八旗、綠營還是不少），不存在明顯的代差。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李鴻章鼓吹的是“武器制勝論”，所以這種代差的填平就僅僅表現在武器硬件上而已。

與之相適應的軍隊管理、戰爭理念、軍工生產等體系，依然很差勁。

一堆先進裝備，擺在一起就能贏？

如果畫成一幅畫，坐擁先進裝備的北洋陸軍、海軍等清軍主力，呈現什麼場景呢？

最愛君覺得，有點像給原始人發放了各種型號、品牌的手機。先不說怎麼用，就連最基礎的充電插口，都標準不一，沒電了已經好鬼麻煩。

為什麼這樣說呢？

武器多了，就要有制式要求，要形成標準化，即同一種武器的技術參數必須相同。這樣，槍也好，炮也好，彈藥也好，在軍隊訓練以及戰爭中的使用才能統一順暢，發揮最大的殺傷力。

沒有制式標準，到了戰場上，才發現槍的口徑不對，子彈不能合膛，那不是要誤大事嗎？

因此，西方國家都很重視武器制式。例如，美國於18世紀末、法國於1826年、德國於1839年分別出現了首款制式步槍。

制式不是隨意規定，成功的武器制式一般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

比如1795年式燧發槍，在美國沿用了近半個世紀。

日本1880年才在模仿法國技術的基礎上，開發了第一種後裝制式槍——村田銃，時間並不早於中國同類武器的生產。1905 年後該型槍械被“三十式”及其改進型“三八式”步槍取代，此後雖仍有技術升級，但制式穩定，大批配給軍隊，量產至二戰後才結束。

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蘇聯的AK-47式與美國的M16兩款制式自動步槍，裝備部隊均超過半個世紀。

▲馬蒂尼亨利步槍，英軍曾經配備此制式步槍。

但是，晚清中國並沒有制式的觀念，導致武器體系非常雜亂。

1867年以後，中國有11個局廠能夠生產後膛槍，但式樣基本都不一樣，有0.57英寸（口徑）斯奈德槍、0.45英寸（口徑）馬蒂尼亨利槍、黎意槍、1871年式毛瑟槍、林明敦中針槍、1898年式毛瑟槍、快利步槍等等。若加上同期製造的多種前膛槍，真是雜式紛呈。

從國外購買的槍炮也是如此，有雜式，無制式。

中法戰爭中，清政府從外洋購置的軍械中，僅槍支一項，就有云者士得、哈乞開思、林明敦、士乃得以及毛瑟等諸種槍式，這些槍械分別來自英、法、美、德等國。

不要小看制式問題。任何小問題到了戰場上都會被無限放大，成為影響戰局的致命因素。

制式互異給裝備保障，特別是彈藥補充帶來極大困難。時人指出，在作戰中“一種彈缺，即一種槍廢”，雖有利器，儼同徒手。

甲午戰爭後，一位名叫袁昶的官員就犀利地指出，“平壤旅順之戰，我軍以槍子不合膛誤事，日本以小口徑村田槍取勝。各國英用阿模士湯（阿姆斯特朗）所鑄炮槍，德用克鹿卜廠（克虜伯）所鑄，皆取一律。獨中國好奇喜新而不一律，故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

一個原因就是“好奇喜新”。

帝國官員要麼不趨新，一趨新起來連他們自己都怕。世界上新出什麼武器，不用考慮標準問題，不用考慮合不合用，就是買買買。因為中堂大人說過了，武器制勝，我們再不能吃武器落後的虧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晚清咸豐、同治以後，政治體制從中央集權逐步走向督撫專權。在這種體制下，舉凡練兵、籌餉、辦洋務等大事，都是各省督撫自己作主自己搞。

各地軍工廠局購買哪個國家的機器設備、生產何種型號的槍炮彈藥、各地軍隊進口哪個國家的洋槍洋炮，全由各省督撫和各地統兵大員自主決定。這些人如果沒有全局觀念，根本就不會顧及到全軍武器裝備制式的統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一度要求各地局廠統一槍炮口徑，這意味著有些局廠要改變原來的產品方案。乖乖，這可要了督撫們的老命。

老牌的江南製造局既得利益最多，反對也最賣力。南洋大臣劉坤一先後找了好幾種藉口，就是不肯改口徑。說出來的道理都很堂皇，但誰不知道，其用意不過是儘可能保住江南製造局原有的家底罷了。

統一制式，這麼基本的軍事常識，一旦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推行起來難度都這麼大。其他事關軍事方面的改革，就更不要說了。

所以，如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坐擁一堆先進武器的中國，開軍事博覽會完全沒問題，但實戰起來，敗得一塌糊塗。

甲午戰爭，中國為什麼敗了？

先澄清一個誤區。傳統的說法認為，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海軍實力世界第六、亞洲第一，日本海軍實力世界第十一，中國在海軍裝備上完全碾壓日本。

最愛君不知道這一說法最早是怎麼流傳開來的。但從西方的角度看，他們確實預判中日開戰，中國的優勢更大。

但是，形勢會變嘛，艦艇這玩意兒，近代以後更新換代確實快，幾年一疏忽，一個代差就形成了。

從1888年北洋水師宣佈成軍後，就沒添過一艘新船。

與此同時，日本從天皇到平民，都把海軍建設當作百年大計來抓，平均每年添置兩艘新艦，特別是後面還搞了吉野號等幾艘新式快船。到開戰前夕，日本海軍在艦船數量和性能上，已然超越北洋水師了。

我嚴重懷疑，那個海軍實力排行的說法，最早是德國人傳出去的。如前所述，德國人在跟中國的軍火交易中大發橫財，想要發更大的財，就得慫恿中國打仗。戰爭一起，軍火訂單就來。

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背後都有德國人給中國鼓掌充當說客和觀眾，說打呀打呀，實力擺在那裡，能贏的。

一打才知道，孃的，我們的艦艇大而無當，還沒人家的好用。誰說的亞洲第一，你出來我保證不打死你。

▲鎮遠艦，一度牛逼哄哄，為何悲情收場？

最近有種觀點，說我們一直認為清軍武器落後，其實是老奸巨猾的洋務派大臣們故意營造的一種錯覺，這樣他們才能不斷地從朝廷要錢買買買，打了敗仗也能甩鍋，武器不如人嘛，沒辦法。是這樣嗎？

不是。

李鴻章在內的洋務大臣、封疆大吏從頭到尾都在說洋炮洋槍的好話，說我們配備了世界頂級的槍呀炮呀，請中央放心。他們挑武器裝備的毛病，都是挑國產武器的毛病。說國產武器質量低，火炮時常炸膛，子彈時常不響，射程總是不遠等等。

但要知道，這些國產武器都是他們主辦的軍工局廠生產的。沒有一個官員你會傻到故意說自己生產的武器不如人，質量低劣，除非它們確實不如人，確實質量低劣。否則，這不是擺明找抽，承認自己無能嗎？

清軍武器裝備是很先進，但那僅限於裝備進口武器的部隊。

關鍵是，同時期日軍的武器裝備也不差，甚至更好。大多數清軍配備國產武器，性能相對落後，在跟日軍作戰中，明顯處於劣勢。

李鴻章的“武器制勝論”到這時已經被兌水了。打內戰，清軍的武器還是保持了先進性，但是打外戰，哪怕是打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這點引以為傲的先進性都保不住了。

然而，這並不致命。好歹中日兩國的武器都在一個層次上，只是有的略強、有的略弱而已，不存在代差，可以用其他因素補救。

最致命的地方在於，中國的武器裝備是熱的，作戰觀念卻是冷的。用冷兵器思維去打熱兵器，作戰理念就跟兩次鴉片戰爭時期出土的一樣，落後得驚人。敗就敗在這裡。

比如海戰。海戰的核心是爭奪制海權，要主動出擊、艦隊決戰。這些近代海戰法則，日軍學習貫徹得很到位，確實是一支近代化的海軍。

北洋水師呢？空有近代海軍的形，卻還固守著舊式水師的魂。中日幾場海戰中，北洋海軍始終奉行依託海岸炮臺進行作戰的消極防禦戰略。黃海海戰後，李鴻章命北洋水師龜守威海衛避戰保船，不得遠出大洋決戰。

當時，英國一名海軍中將就發表評論說，中國艦隊為了遠遠躲開日本艦隊，採取了暫時放棄黃海制海權的錯誤策略。這一做法違反了海軍戰略原則，大失敗不足為怪。

▲黃海海戰。

問題來了，在日軍攻陷威海，全殲北洋水師後，李鴻章就收戰求和，為什麼？

有種觀點說，其時北洋陸軍還很強大，同日軍拼命，勝負還很難講，李鴻章倉促求和是想保住他最後的私人武裝，從而保住他的地位。是這樣嗎？

從結果倒推，甲午戰後，李鴻章的影響力和名聲已然坍塌了。在戰時，他未始不能預見到這一點，即便保住陸軍，於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也加持不了什麼了。如果有勝算，哪怕是一丁點的勝算，他肯定不會收兵求和。打贏了，他才是王者啊；求和了，手裡有點兵，照樣為天下不容。

所以，李鴻章求和的原因其實跟海軍被滅一樣，就是陸軍作戰理念同樣落後日軍一個時代。

清軍陸戰墨守成規、機械呆板，依舊沿襲冷兵器時代的作戰原則和戰法。進攻時，集團衝鋒，不會散兵隊形，常常是剛發起進攻就遭敵密集火力殺傷。防守時，一線配置，缺乏縱深，且只重正面防禦，忽視側翼，兵力、火力配置隨意。日軍往往只須避開正面，從側翼攻擊，即可使清軍防線崩潰。

難怪西方人評論說：“差不多中國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陣地時，都因為被敵人迂迴到他們側翼而被迫後退，中國人簡直不知道怎麼防禦自己。”

照此再打下去，一點兒勝算都沒有，還怎麼打？

用先進的武器，去武裝落後的頭腦，照樣捱打。甲午一戰，中國那些貌似輝煌的改革成果，被徹底打回原形。

清軍無論從作戰思想、戰略戰術，還是從編制體制、裝備技術、兵員素質，都很難被視為具有近代化戰爭作戰能力的軍隊。與同時起步進行軍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軍隊比較，清軍的戰鬥力明顯落後。

原來，“落後就要捱打”這句話並沒有騙我們。

晚清軍事近代化：失敗與教訓

甲午戰後，尤其是日俄戰爭後，中國覺得日本這個近鄰好牛叉，於是逐漸從師從德國轉向師從日本。各種軍事裝備、人才、技術等等啟動新一輪改革，感覺清末的軍事實力又強大了。但這有什麼用？

晚清以來的對外戰爭，幾乎都沒大的勝績，已經宣告了國家軍事近代化的失敗。

每一場對外戰爭都是整體戰，它從來就不是武器裝備的獨立檢驗，而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考驗。洋務運動後的先進武器裝備，難掩晚清的落後本質。

我想主要有三點值得我們深思，並吸取教訓，避免歷史重演。

第一，軍工產業的自主化比軍火採購的土豪化，重要一百倍。

晚清吃虧在自己造不出頂級的武器裝備，好東西都要外購。雖然花錢土豪，買了好些，但搞內戰有餘，打外戰不足。

明擺著啊，英國或德國賣軍火給你，會毫無保留賣到你強大到可以把它們打趴了嗎？不可能呀，不賣殘次品給你已經很仁義了好嗎！

所以，任何時候不要對送上門來的強國寄予太大希望，終歸還得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只有掌握了核心技術，才有真正外戰的話語權和實力。

第二，曾經打過敗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怎麼反思。

我們一直以來流行的做法是，從敗仗中提取和宣揚愛國主義，捧出一堆殉難的英雄，誰戰死了誰英雄，然後喊幾句緬懷英雄、英雄淚目。

這沒錯，但不全對。還要看到，他們為什麼會成為失敗的英雄，而不是凱旋的英雄？我們不差先進裝備，不缺忠義血性，為什麼還是會捱打？不怕死的精神很重要，但是，怕死所以一定要打贏的精神，是不是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更好？

然而，戰死的英雄一旦被樹立成榜樣，戰敗的反思就無法深入。為英雄諱嘛，誰會去揭英雄的短，哪怕英雄確實該為打敗仗負責？

以甲午海戰為例，作為北洋海軍統帥的丁汝昌，是舊行伍出身的淮軍老人，雖然陸戰經驗豐富，且氣節高尚，死而不降，卻對海軍門徑略識皮毛而已。這樣的人放在這個位置，難道不是錯誤嗎？

他治下的海軍，賭博、狎妓成風，吸食鴉片也不乏其人，威海衛之戰，北洋水師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來遠、威遠兩艦，而兩艦管帶還在妓院沒回來。這樣的統帥，管理無方，難道不應該追責嗎？

現在好了，他一死，就是英雄，沒人去反思戰敗的責任問題，確保以後能夠規避。

第三，國家戰爭最忌諱軍隊私有化，晚清軍隊的一切弊端都是私有化種下的惡果。

別的國家，軍隊是國家的軍隊，晚清的軍隊，軍隊是曾國藩的軍隊、李鴻章的軍隊、袁世凱的軍隊，這仗怎麼打？

晚清的軍事近代化改革，連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組織指揮系統，都未能建立起來，怎麼跟別國打？

甲午戰爭，全中國都把它看作是日本與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這樣搞法不敗才怪？

文章開頭說了，廣東方面想跟日本要回廣丙艦，說出的理由，就是典型例子。各省各地都沒有為國家而戰的認識，更遑論鼓舞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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