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是如何頻頻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避難所的？'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成都華西壩，是抗戰時的一座大學城。先後有華西、金陵、齊魯、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鐘樓下，小橋旁，流水環繞，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
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國立、私立高校108所，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遷到四川0計有48所。到抗戰後期，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為戰前的4倍，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達的省份。
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上不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抗戰勝利後，政治、經濟中心迅即東移，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到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天府之國”已徒有虛名。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因為毛主席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成都華西壩，是抗戰時的一座大學城。先後有華西、金陵、齊魯、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鐘樓下，小橋旁，流水環繞，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
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國立、私立高校108所，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遷到四川0計有48所。到抗戰後期，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為戰前的4倍，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達的省份。
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上不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抗戰勝利後，政治、經濟中心迅即東移，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到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天府之國”已徒有虛名。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因為毛主席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當時，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從1961年至1968年，在臺灣海峽先後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演習。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從戰備角度出發，我國把疆域劃為三個地區：沿海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著名的“兩基一線”則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兩基”，即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線”，即成昆鐵路。
1964年，毛主席在聽取完三線建設彙報後，在報告上批示：
“攀枝花和酒制建設不起來，我睡不好覺成昆鐵路修不通，我將來只好騎著毛驢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同年6月6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及：
“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在會上，毛主席指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管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成都華西壩，是抗戰時的一座大學城。先後有華西、金陵、齊魯、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鐘樓下，小橋旁，流水環繞，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
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國立、私立高校108所，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遷到四川0計有48所。到抗戰後期，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為戰前的4倍，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達的省份。
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上不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抗戰勝利後，政治、經濟中心迅即東移，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到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天府之國”已徒有虛名。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因為毛主席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當時，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從1961年至1968年，在臺灣海峽先後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演習。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從戰備角度出發，我國把疆域劃為三個地區：沿海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著名的“兩基一線”則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兩基”，即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線”，即成昆鐵路。
1964年，毛主席在聽取完三線建設彙報後，在報告上批示：
“攀枝花和酒制建設不起來，我睡不好覺成昆鐵路修不通，我將來只好騎著毛驢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同年6月6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及：
“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在會上，毛主席指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管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
於是，年產鋼鐵250萬噸的攀枝花在僅有2.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迄今，攀枝花已經成為一個擁有80萬人口，科技人員佔到一成的新興城市，具有了聚集資金和人才的物質基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西部省份最富的四川省中名列第一。
坐落在涪江之畔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是綿陽科技城的主體部分，擁有專業技術人員8000餘名，其中兩院院土16名，被譽為我國“兩彈的搖籃”。這個搖籃和攀鋼基地一樣，也是四川三線建設的一項成果。
成昆鐵路北起四川成都，與寶成、成渝鐵路相接，經過西昌邛海畔的衛星發射中心，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最後抵達雲南昆明，是一條戰略交通大動脈。它修築在高山峽谷地區，堪稱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鉅的工程之這條100公里長的鐵道線上，橋樑和隧道的總長度達400餘公里，佔全線長度的409，有些地方連車站都延伸到隧道內。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成都華西壩，是抗戰時的一座大學城。先後有華西、金陵、齊魯、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鐘樓下，小橋旁，流水環繞，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
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國立、私立高校108所，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遷到四川0計有48所。到抗戰後期，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為戰前的4倍，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達的省份。
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上不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抗戰勝利後，政治、經濟中心迅即東移，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到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天府之國”已徒有虛名。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因為毛主席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當時，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從1961年至1968年，在臺灣海峽先後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演習。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從戰備角度出發，我國把疆域劃為三個地區：沿海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著名的“兩基一線”則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兩基”，即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線”，即成昆鐵路。
1964年，毛主席在聽取完三線建設彙報後，在報告上批示：
“攀枝花和酒制建設不起來，我睡不好覺成昆鐵路修不通，我將來只好騎著毛驢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同年6月6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及：
“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在會上，毛主席指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管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
於是，年產鋼鐵250萬噸的攀枝花在僅有2.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迄今，攀枝花已經成為一個擁有80萬人口，科技人員佔到一成的新興城市，具有了聚集資金和人才的物質基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西部省份最富的四川省中名列第一。
坐落在涪江之畔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是綿陽科技城的主體部分，擁有專業技術人員8000餘名，其中兩院院土16名，被譽為我國“兩彈的搖籃”。這個搖籃和攀鋼基地一樣，也是四川三線建設的一項成果。
成昆鐵路北起四川成都，與寶成、成渝鐵路相接，經過西昌邛海畔的衛星發射中心，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最後抵達雲南昆明，是一條戰略交通大動脈。它修築在高山峽谷地區，堪稱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鉅的工程之這條100公里長的鐵道線上，橋樑和隧道的總長度達400餘公里，佔全線長度的409，有些地方連車站都延伸到隧道內。
修築成昆鐵路時，人們克服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山谷中沒有公路，各種施工器材和生活資料全憑肩扛人背。沒有電力，燃料不是，許多隧道就是靠火把照明、鋼針大錘打眼放炮鑿通的。沒有蔬菜，有時甚至沒有飲用水。
三線建設特別是成昆鐵路、攀鋼建設和貴州的六盤水煤礦工業區開發，至少影響和改變了這片地區4000萬人的命運，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而且，三線建設還為當今的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
在和平年代，對四川來講，作為避難所的功能似平已成遙遠的往事。但它作為祖國大後方的地位依然沒有喪失，它要更多的呵護和更多的重視已。
四川見證了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唐的興盛與衰落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 （755年12月），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部分少數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次年六月，唐明皇李隆基帶著心愛的貴妃楊玉環逃亡至楊貴妃的故鄉——四川。四川成為一個重要的避難之地。但是令楊貴妃沒有想到是，回家之路竟變成了黃泉之路。途經馬嵬坡時，為平眾怨，李隆基賜死楊貴妃。白居易根據史書上這段被稱為“明皇幸蜀”的逃難經歷，創作了纏綿悱惻的《長恨歌》，誕生了一段悽婉無比的愛情故事。但是國破家亡之下，仍需落魄前行。入劍門關，走過武侯坡，到上亭驛。最後李隆基一行由散關抵達河池（今陝西鳳縣），蜀郡長史崔圓已奉表迎候多時。蜀中之地，物產豐饒，甲兵全盛，情勢轉佳。李隆基方才定心。
李隆基選擇“蜀”作為避難所，並不是盲目之舉。回溯歷史，可以發現，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劍南道，幅員遼闊，包括今陝西、甘肅、雲南和重慶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有都江堰庇佑，水旱從人，已是朝廷的糧倉錢庫——
“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及，商旅莫不取給於蜀”。
蜀自古物產豐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貢茶。成都、宜賓、瀘州、綿竹邛崍等地釀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綠”、“劍南道燒春”、“卓女燒春”等均有盛譽。此外，製糖業、瓷器製造業和樂器製作都非常興盛。絲麻紡織品極負盛名，至今，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還保存有唐代運往日本的“蜀江錦”，神護寺保存有蜀紅綾”。而益州麻紙，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紙。目前，中國發現的唐代有明確刻印地點的印刷品遺物只有兩件，均刻印於成都。
成都還是當時的商業集散地、大都會。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他的詩歌至少從一個側面描寫了成都商業發達的盛況：各地商賈紛至沓來，“水陸所湊，貨殖所萃”。
所謂“倚劍蜀為根本”，唐朝從建立之初，即開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締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關中飢餓的難民們入蜀，渡過饑荒。619年，李襲譽從四川運米到長安，充實京師。620年，竇軌率川軍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領巴蜀士兵順長江而下，直搗江陵。
在唐王朝的統一和強盛中，四川功不可沒，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貴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等。而且，自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擔任三川節度使的93人中，先後有40人入朝為相。因此， 劍南三川被認為是“幸相迴翔之地”。
在這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由盛極而衰走向沒落的途中，四川對朝延的撐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關中不能立足時，多選擇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財力物力再作恢復。上述的李隆基行七月到達成都，十月二目唐玄宗得以返回長安。此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此、李懷光之亂，從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史稱“德宗幸蜀漢”。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財富，支持神策軍大將李晨收復了長安。及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黃巢率領農民起義軍攻克潼關，唐僖宗又狼狽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達成都，史稱“售宗幸蜀”。
蔣介石站在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堅守四川，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
歷史的發展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唐代之後1000多年，中國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將贏得戰爭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移向西南。蔣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軍事地圖前，堅定地說：“只要能夠堅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丟失了關內的15個省，也一定能夠打敗日本。”於是，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宣言，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938年12月1日，蔣介石政府正式開始在重慶黃山雲岫辦公。
蔣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經營四川，控制西南。於是，為了贏得民眾擁護，他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的姿態。
然而，難民如潮湧，加上日軍封鎖4千萬人要吃飯，對蔣介石來講便是第一難題。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個月後，康定等地的米價已經上漲了一倍。他設立了物價平準處，強硬推行平價購銷，取締囤積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災連年，連成都也開始鬧春荒。到9月11日，災荒依然沒有渡過，蔣介石不得不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踴躍捐獻軍糧——這實際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討。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實已經有些不堪重負，但還是不得不、不遺餘力地付出：出糧、出錢、出人、出力。
先說錢和糧。儘管蜀中饑饉，僅1941年至1945年，國民政府從四川的收谷量佔當時全國徵收稻穀總量的約40%。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四川也負擔了30%以上。
1943年，馮玉祥掀起了國民節約獻金運動。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臺，將各人多年乞討來的共計2250元，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贈。
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不完全統計。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個縣市獻金，總額為2億元。5月16日到11月底，內江、自貢、富順等地報起第二次獻金運動，捐款總額達4億~5億元。
另一方面，且不說修公路、修機場運送各種物資，徵用了數以百萬計的四民工；八年抗戰中，川人積極參軍，前後應徵的就在300萬人以上。當時，四川總人口不過4千萬，也就是說，平均13人中就有1人應徵入伍。
1946年5月6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報》隨即發表了社論《莫忘四川》，文章寫到：
四川對於抗戰的貢獻是特殊的，抗戰期中，四川不僅為中樞政府所在，容納了所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養活了不願做奴隸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戰一事而論徵兵徵糧，以四川的負擔為最重出錢出力，又總是率先倡導。假如沒有四川，我們就不能想象抗戰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李約瑟認為，李莊同濟大學“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製圖員的培養”
抗戰期間，伴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中國工業和文化教育事業也進行了西遷，其中大部分遷到了四川。
說到西遷，四川合江人盧作孚值得濃墨重彩來描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臨危受命，任主任委員，組織了和敦刻爾克大撤退一樣著名的“武漢大撤退”。
當時，小城宜昌難民已多達三四萬人。江邊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滿了待運的物資。自那時起，長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過後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說，40天內所有的人貨都必須運走。盧作早親自部署：縮短航時，把整個運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駛，每艘船以吃水深淺、馬力大小為依據，重新調配；為增加運客量，改臥艙為座艙；三峽不能夜航，夜晚裝卸，白天搶航此後，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臨時租賃的850多隻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
日軍加緊了對長江水道的轟炸，民生公司損失慘重。經民生公司搶運的黨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士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次，貨物達100餘萬噸。為此，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武漢大撤退和其他西遷路線搶運入川的民族工業，很快在四川這張寬大而厚實的溫床上，恢復了元氣。據統計，隨國民覺內遷的工廠總計達600餘家，重慶、南充、樂山、瀘州、宜賓、內江等地建起了鋼鐵、兵工、機械、紡織、造紙化工、製糖等工廠，四川成為了戰時後方的重要工業區。
除了工業，在陪都時期，四川的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八一三戰火”中，上海同濟大學被夷為平地。千里輾轉，學校遷徙武漢、衡陽、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遷到四川李莊。同濟以李莊破舊的“九宮十八廟”作教室。手執教鞭的師長，站在神龕的位置上開始了教育抗戰的歷史。
解放後，李莊時期的同濟學生有十幾人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20世紀後期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項目，都有李莊同濟人的身影。
江安劇專，是中國話劇的搖籃。那時，四川江安的一塊空地，是他們的實驗劇場。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話劇，不收門票，觀眾只需帶點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幾個熱饃茶點，或一包黃豆、半簍胡豆、幾棵白菜、一塊肉、一隻雞，江安群眾及前線的傷殘官兵就又可以在歡聲笑語中看戲。
那時，青年教師曹禺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去，要上壺茶，靜靜地觀察進進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實是曹禺在江安寫的，戲中的人物都能從當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師生，早已遍佈全國，如曹禺、黃佐臨、張駿祥、吳曉邦、沈慰德、趙韞如、何治安、徐裡、張雁、謝晉劉厚生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江安，中國話劇又會是什麼樣子？
成都華西壩，是抗戰時的一座大學城。先後有華西、金陵、齊魯、燕京和金陵女大這幾所私立教會學校相聚一起。鐘樓下，小橋旁，流水環繞，警報頻傳而書聲不斷。至今成都還保留著金陵路路名。
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國立、私立高校108所，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這些學校大部分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遷到四川0計有48所。到抗戰後期，四川的高等學校共有56所，為戰前的4倍，已成為全國教育最發達的省份。
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上不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抗戰勝利後，政治、經濟中心迅即東移，國民政府發動了內戰，被遺棄的四川經濟迅速下滑。到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川省平均每3萬人才擁有一張醫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費額不到18元，“天府之國”已徒有虛名。這種局面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因為毛主席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當時，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從1961年至1968年，在臺灣海峽先後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演習。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從戰備角度出發，我國把疆域劃為三個地區：沿海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著名的“兩基一線”則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兩基”，即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線”，即成昆鐵路。
1964年，毛主席在聽取完三線建設彙報後，在報告上批示：
“攀枝花和酒制建設不起來，我睡不好覺成昆鐵路修不通，我將來只好騎著毛驢去……打起仗來，我不放心。”
同年6月6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再次提及：
“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在會上，毛主席指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主管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
於是，年產鋼鐵250萬噸的攀枝花在僅有2.5平方公里的三個大臺地上建成。迄今，攀枝花已經成為一個擁有80萬人口，科技人員佔到一成的新興城市，具有了聚集資金和人才的物質基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西部省份最富的四川省中名列第一。
坐落在涪江之畔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是綿陽科技城的主體部分，擁有專業技術人員8000餘名，其中兩院院土16名，被譽為我國“兩彈的搖籃”。這個搖籃和攀鋼基地一樣，也是四川三線建設的一項成果。
成昆鐵路北起四川成都，與寶成、成渝鐵路相接，經過西昌邛海畔的衛星發射中心，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最後抵達雲南昆明，是一條戰略交通大動脈。它修築在高山峽谷地區，堪稱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鉅的工程之這條100公里長的鐵道線上，橋樑和隧道的總長度達400餘公里，佔全線長度的409，有些地方連車站都延伸到隧道內。
修築成昆鐵路時，人們克服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山谷中沒有公路，各種施工器材和生活資料全憑肩扛人背。沒有電力，燃料不是，許多隧道就是靠火把照明、鋼針大錘打眼放炮鑿通的。沒有蔬菜，有時甚至沒有飲用水。
三線建設特別是成昆鐵路、攀鋼建設和貴州的六盤水煤礦工業區開發，至少影響和改變了這片地區4000萬人的命運，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而且，三線建設還為當今的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