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國時期青瓷的服務對象就是豪門世族，也正因為孫吳集團的政治基礎是世族，再加上適宜的資源環境，青瓷就得以此時在江南地區出現。同時，東吳奉邑制上構建的大領主莊園經濟模式，也決定了青瓷生產必然是在豪門最為集中地區最先發展，而它的生產也就必然是優先為本地域世族領主服務的。於是，吳郡和會稽郡就必然是中國瓷器的源頭之地。

第二編 幼年的腳步

• 第一章 初生的瓷時代

第三節、瓷生之時：非“演義”的三國

• 二、孫吳青瓷

在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大三國”時代，青瓷陸續在揚州的吳郡、會稽郡、豫章郡以及荊州的長沙郡等地開始燒造。因此可以說，中國瓷器的起始之處在三國之東吳，所謂最早之中國瓷器，實質應為孫吳青瓷。之所以會是這樣，除了本書以前所說的瓷器燒製的資源問題外，政治、經濟背景的因素也很重要。孫吳行世家政治，經濟結構則以大領主莊園經濟為主體。是以北方的曹魏重節儉之風，並一直延續到司馬炎西晉初年，而南方的孫吳則重奢靡、華麗，就是因為這個基本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

孫吳之青瓷，以吳郡青瓷和會稽郡青瓷為主，豫章郡和長沙郡的制瓷業則剛剛起步，尚不值得重視。吳郡青瓷即陽羨（宜興）青瓷和永安（德清）青瓷；會稽郡青瓷即上虞青瓷、烏傷（今浙江金華地區，東吳後期從會稽郡分出為東陽郡）青瓷、臨海（今浙江溫州地區，東吳中期從會稽郡分出為臨海郡）青瓷。

孫吳青瓷產區

這個時期的青瓷產品，有幾大類：

（一）明器類

這是最大的一類，而且是早期青瓷（三國至西晉）的特有類型，東晉以後不再成規制出現。明器就是冥器，也就是專為殯葬燒製的青瓷器物。這種器物通常製作精美，代表當時最高的工藝水平。其形制或為尊、或為罐；其題材或為神獸、神鳥，或為家主生活場景再現，如穀倉、樂舞人俑等。這一類青瓷明器在這一時期的廣泛出現，說明三個問題：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穀倉（也稱魂瓶）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伎樂俑

1、東漢思想明經與讖緯並行，葬制是其一個重要的體現，也就是厚葬與重神仙之道（這一點在《玉里看中國》一書中有過論述）。這一時期南方的青瓷明器，就證明了東漢的這種風尚為孫吳以來的南方政權所繼承，又歷經近百年才最終消弭。

2、曹魏“抑豪強”推行“薄葬”，而東吳墓中廣泛出現此類青瓷明器，說明東吳確實與曹魏反向而行，是“最後”的東漢。

3、這一時期的青瓷屬於最高端的實用器，因此它才有可能用來製作明器。同時，這也與戰國以來以灰陶、原始青瓷製作禮器陪葬的風俗一脈相承：即更高級的原始青瓷代替了灰陶，而再高級的青瓷代替了原始青瓷。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罐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輔首紋罐

（二）日常用品類

這些用品有盛具類，如盤、碗、盆、缶、罐等；有香具類，如香薰、香爐（特別是博山爐）等；有潔具類，如唾壺（吐痰用的痰盂）、虎子（虎形夜壺）等。這一類青瓷器上依然還有灰陶禮器的工藝印記，就是各種精美細膩的刻劃紋飾，而這些刻劃紋飾太半源自於鑄造青銅器的陶範。因此，此類器物頗具青銅器風韻。更準確地說，其中很多本身就是青銅器的替代品，比如香薰和博山爐這種宮廷和貴族專用器。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罐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螭虎柄虎子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唾壺

（三）生活用具類

這一類主要是各種炊具。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扁壺

南京六朝博物館藏東吳青瓷虎頭盤口壺

從以上幾大類青瓷器的特徵來看，很明顯，使用它們的是宮廷以及豪門世族而不是普通人家。因此，三國時期青瓷的服務對象就是豪門世族，也正因為孫吳集團的政治基礎是世族，再加上適宜的資源環境，青瓷就得以此時在江南地區出現。同時，東吳奉邑制上構建的大領主莊園經濟模式，也決定了青瓷生產必然是在豪門最為集中地區最先發展，而它的生產也就必然是優先為本地域世族領主服務的。於是，吳郡和會稽郡就必然是中國瓷器的源頭之地。

會稽郡的孫吳青瓷生產以上虞（今紹興市上虞區）為主，在上虞發現的東吳窯址達三十多處，比那裡發現的東漢末年（也就是孫氏集團創業期）窯址要多出四、五倍。這就說明孫權建國後，東吳的世家政治和大領主莊園經濟便已固化下來，以此為基礎，青瓷的生產大規模展開。這些三國上虞瓷窯大部分都建在曹娥江中游兩旁的山腳下，背靠山林興建龍窯，產品直接經曹娥江水運各地。因此，這裡是會稽郡的高檔青瓷生產中心。至於烏傷（金華）和臨海（溫州），在原會稽郡中屬於較為邊緣的地區，到東吳中、後期逐個分出會稽、獨立成郡。它們的青瓷生產都是起源於古越國，但是水平明顯落後於上虞為代表的山陰地區。特別是在三國時代，它們還只是剛剛起步。要到後面的南朝時代，它們才分別以“鶩窯”和“甌窯”的前身聞名。這一格局也同樣證明了孫吳的青瓷生產就是為大領主世族服務的，只有靠近豪門聚集地才能形成生產中心，才可能生產高品質青瓷。

吳郡的青瓷生產當以陽羨為主。1959年，就已在宜興丁蜀鎮的湯渡發現了3處始於三國的窯址，其後又於1975年再發現三處，1982年亦有新發現。這些窯址毗鄰水道，背倚南山，被統稱為“南山窯”，因為臨近均山村亦被考古學稱為“均山窯”，所出瓷器殘片釉層，經測定已是還原氣氛燒成。與上虞三國瓷窯的地理特徵一樣，它也是背倚青山，臨重要水道而建。同樣的，它也是因大領主莊園經濟而生，是為陽羨地區乃至吳郡的豪門世族服務的。這個陽羨豪門就是周氏家族，為之證明的，就是宜興周墓墩周氏家族墓葬群裡出土的青瓷。它們是江南地區出土的三國至兩晉青瓷中，品質最高的那一類。其中就有現存於南京博物院的重要文物——青瓷神獸尊。

周氏墓葬群經1953年、1976年兩次考古，共發掘了6個墓，大部分確認是西晉到東晉初期的墓葬。這個青瓷神獸尊所出的4號墓，因為出土了永寧二年（公元302年）年號和“關內侯”銘文磚，在1976年那次考古之後的報告裡，據此推斷是周魴墓，此結論沿用至今。但是，這裡有一個明顯的邏輯漏洞：周魴於228年早已身居郡守要職，此時他至少當在30歲上下，如果永寧二年方故，則其年過百歲，在當時頗不可能。細觀此考古報告，支撐這一結論的是這樣一段邏輯推論：

《吳書·周魴傳》雖未記魴卒年, 但從他與陸遜共事之史實推測, 當在東吳末年, 而後他又為臨川郡守, 在郡十三年卒, 臨川郡據裴松之考:“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 ” , 故知亦為東吳末年(257年) 。以此推算, 魴死之時, 至少應在270年( 即西晉泰始六年) 以後。

這就極為牽強了，此段話至少有三大漏洞：

（一）關於裴松之考臨川郡之設立。

此事見《三國志·吳書·周魴傳》裴注：

臣鬆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

這句注要解釋的《傳》之正文是：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因此，此注的意思是說陳壽所錄“豫章、臨川並受其害”有誤，因為在這個事件發生時臨川郡尚未從豫章郡裡分出。況且，既然稱“並受其害”，則董嗣做亂主要是在鄱陽郡，豫章郡是受牽累的。

（二）關於陸遜

報告稱：“但從他與陸遜共事之史實推測, 當在東吳末年”。陸遜卒於245年，東吳建於229年，亡於280年。那麼，不知道這個因與陸遜共事而當在東吳末年之“末年”依據何來。

（三）關於周魴是否當過臨川太守

《三國志·吳書·周魴傳》：

魴在郡十三年卒。

這個“郡”到底是哪個郡？考古報告把它當做臨川郡。但事實上，在此句之上，從無周魴轉任臨川郡的說法。而魴在鄱陽太守之前的各次仕途轉任，卻都記錄得清清楚楚。在以鄱陽太守職務誘曹休、立大功後，周魴：“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這是“在郡十三年卒”一語之前，《周魴傳》中記周魴的最後一個官職。因此，這個“在郡十三年卒”之“郡”還是鄱陽郡。上一段有關平息董嗣做亂的事蹟，是周魴受命以鄱陽太守之職“便宜從事”，得以統籌鄱陽、豫章兩郡平息董亂。周魴卒於鄱陽太守任上，大致在孫權建國後十年左右。此時離晉惠帝永寧二年還有近60年，絕不可能停屍60年再下葬。

因此，這個周墓墩4號墓主為周魴之結論，存在著極大之疑問。要知道，周氏家族中有據可查的“關內侯”只有一個周魴，因此只要把周魴的死期挪到西晉初，就可以定論其為墓主。當年的考古報告作者，當是急於論定墓主而對史料斷章取義了。考慮到該次考古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文革晚期，此時經十年破壞，我國的學術風氣並不嚴謹多有謬誤），這種斷章取義有其存在的歷史客觀性。

在墓葬的出土證據中，同是墓磚銘文證據，紀年銘文要比爵位銘文關鍵得多。既然周魴從史料上就已經判定不可能活到百歲以上，那麼這個4號墓墓主到底是誰就還要打一個問號。但在沒有新的公論之前，那個精美的青瓷神獸尊，我們就還先把它當做西晉青瓷的代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