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在眾多助殘公益項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且多為資助型項目。如陝西省慈善協會發起的“陝西省扶貧助殘幫困”項目，計劃資助2000戶貧困殘疾人，每戶500元，共計100萬元;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助行行動”，向全省下肢殘疾人配發輪椅;廣州市慈善會發起的“2019無障礙愛心地圖項目”，通過網絡助殘平臺展示廣州市內無障礙設施的地點和種類，為殘障人士出行導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於前三種模式，人權模式多體現在賦能型公益項目，如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最美傳承”項目、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盲人客服培訓螞蟻”項目、岳陽市慈善總會發起的“重度殘疾人就業培訓”項目等。
賦能型項目挑戰更大
賦能型公益項目相比於資助型公益項目對殘疾人群體來說更有實際價值及長遠意義，但運作難度更大。
以“最美傳承”項目為例，項目旨在挖掘殘疾人在“非遺”傳承方面的潛能，影響項目參與者和社會大眾對殘疾觀念發生轉變，看到殘疾人創造的無差別的社會價值，從而改變自己對殘疾的認知。從2018年10月啟動至今，該項目開設一個景泰藍試點，共資助5名殘疾人學徒，跟隨非遺傳承人學藝就業，但目前，第一個試點的5名殘疾人學徒只剩1名還在繼續。
“最美傳承”項目負責人周娜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項目服務的是殘疾人群體，所以在試點選擇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時具備很多要素，如企業主有沒有愛心、能否接納殘疾人，生產的產品是否受歡迎、價值高不高，有無可持續訂單，市場生存能力如何等。
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周娜選擇紅偉景泰公司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區劉家店鎮劉家店村設下第一個學徒培訓基地，命名為“最美景泰藍”。紅偉景泰公司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景泰藍生產企業，不僅有用工需求，而且對殘疾人的接納度很高。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市場招聘方式，錄用了聽障殘疾人萬波，在工作中發現他的潛力並將其培養成為掐絲車間的主任。
周娜說，萬波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對殘疾人有足夠的認知，這也是紅偉景泰公司被選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在眾多助殘公益項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且多為資助型項目。如陝西省慈善協會發起的“陝西省扶貧助殘幫困”項目，計劃資助2000戶貧困殘疾人，每戶500元，共計100萬元;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助行行動”，向全省下肢殘疾人配發輪椅;廣州市慈善會發起的“2019無障礙愛心地圖項目”，通過網絡助殘平臺展示廣州市內無障礙設施的地點和種類，為殘障人士出行導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於前三種模式，人權模式多體現在賦能型公益項目，如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最美傳承”項目、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盲人客服培訓螞蟻”項目、岳陽市慈善總會發起的“重度殘疾人就業培訓”項目等。
賦能型項目挑戰更大
賦能型公益項目相比於資助型公益項目對殘疾人群體來說更有實際價值及長遠意義，但運作難度更大。
以“最美傳承”項目為例，項目旨在挖掘殘疾人在“非遺”傳承方面的潛能，影響項目參與者和社會大眾對殘疾觀念發生轉變，看到殘疾人創造的無差別的社會價值，從而改變自己對殘疾的認知。從2018年10月啟動至今，該項目開設一個景泰藍試點，共資助5名殘疾人學徒，跟隨非遺傳承人學藝就業，但目前，第一個試點的5名殘疾人學徒只剩1名還在繼續。
“最美傳承”項目負責人周娜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項目服務的是殘疾人群體，所以在試點選擇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時具備很多要素，如企業主有沒有愛心、能否接納殘疾人，生產的產品是否受歡迎、價值高不高，有無可持續訂單，市場生存能力如何等。
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周娜選擇紅偉景泰公司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區劉家店鎮劉家店村設下第一個學徒培訓基地，命名為“最美景泰藍”。紅偉景泰公司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景泰藍生產企業，不僅有用工需求，而且對殘疾人的接納度很高。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市場招聘方式，錄用了聽障殘疾人萬波，在工作中發現他的潛力並將其培養成為掐絲車間的主任。
周娜說，萬波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對殘疾人有足夠的認知，這也是紅偉景泰公司被選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12月13日，“最美傳承”第一個基地“最美景泰藍”舉行了掛牌儀式。
項目最初招收了4名學徒，其中1名通過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招收，在試點學習工作了半年就因個人原因離開;另外3名來自全國各地，文化程度較高，從特教學院畢業，也是隻堅持了半年就離開了。
據周娜分析，4名學徒離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主提供的住宿條件一般，在比較偏遠的村裡，實在不如城裡;第二，首批學徒可能家庭經濟條件並沒有那麼困難，這份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必需的;第三，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會找到更輕鬆的工作;第四，可能就是殘疾人的心理依賴，有等靠要的思想，不願意就業。”
目前，“最美傳承”項目招收學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殘聯推薦殘疾人名額。周娜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最沒有想到的是在找殘疾人環節上出了問題。因為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殘疾人體系內，在發現找人出現問題後，周娜便照著這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在去全國貧困縣山西永和做篩查時，周娜遇到了當地縣殘聯理事長，當理事長聽周娜說了“最美傳承”項目時，他說：“我們這兒就有符合條件的殘疾人!”當即，理事長就帶周娜去了他口中殘疾人的家裡。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在眾多助殘公益項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且多為資助型項目。如陝西省慈善協會發起的“陝西省扶貧助殘幫困”項目，計劃資助2000戶貧困殘疾人，每戶500元，共計100萬元;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助行行動”，向全省下肢殘疾人配發輪椅;廣州市慈善會發起的“2019無障礙愛心地圖項目”，通過網絡助殘平臺展示廣州市內無障礙設施的地點和種類，為殘障人士出行導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於前三種模式，人權模式多體現在賦能型公益項目，如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最美傳承”項目、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盲人客服培訓螞蟻”項目、岳陽市慈善總會發起的“重度殘疾人就業培訓”項目等。
賦能型項目挑戰更大
賦能型公益項目相比於資助型公益項目對殘疾人群體來說更有實際價值及長遠意義，但運作難度更大。
以“最美傳承”項目為例，項目旨在挖掘殘疾人在“非遺”傳承方面的潛能，影響項目參與者和社會大眾對殘疾觀念發生轉變，看到殘疾人創造的無差別的社會價值，從而改變自己對殘疾的認知。從2018年10月啟動至今，該項目開設一個景泰藍試點，共資助5名殘疾人學徒，跟隨非遺傳承人學藝就業，但目前，第一個試點的5名殘疾人學徒只剩1名還在繼續。
“最美傳承”項目負責人周娜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項目服務的是殘疾人群體，所以在試點選擇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時具備很多要素，如企業主有沒有愛心、能否接納殘疾人，生產的產品是否受歡迎、價值高不高，有無可持續訂單，市場生存能力如何等。
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周娜選擇紅偉景泰公司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區劉家店鎮劉家店村設下第一個學徒培訓基地，命名為“最美景泰藍”。紅偉景泰公司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景泰藍生產企業，不僅有用工需求，而且對殘疾人的接納度很高。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市場招聘方式，錄用了聽障殘疾人萬波，在工作中發現他的潛力並將其培養成為掐絲車間的主任。
周娜說，萬波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對殘疾人有足夠的認知，這也是紅偉景泰公司被選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12月13日，“最美傳承”第一個基地“最美景泰藍”舉行了掛牌儀式。
項目最初招收了4名學徒，其中1名通過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招收，在試點學習工作了半年就因個人原因離開;另外3名來自全國各地，文化程度較高，從特教學院畢業，也是隻堅持了半年就離開了。
據周娜分析，4名學徒離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主提供的住宿條件一般，在比較偏遠的村裡，實在不如城裡;第二，首批學徒可能家庭經濟條件並沒有那麼困難，這份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必需的;第三，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會找到更輕鬆的工作;第四，可能就是殘疾人的心理依賴，有等靠要的思想，不願意就業。”
目前，“最美傳承”項目招收學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殘聯推薦殘疾人名額。周娜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最沒有想到的是在找殘疾人環節上出了問題。因為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殘疾人體系內，在發現找人出現問題後，周娜便照著這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在去全國貧困縣山西永和做篩查時，周娜遇到了當地縣殘聯理事長，當理事長聽周娜說了“最美傳承”項目時，他說：“我們這兒就有符合條件的殘疾人!”當即，理事長就帶周娜去了他口中殘疾人的家裡。
白永晶初到“最美景泰藍”項目點
白永晶是一名聽障殘疾人，生長在貧困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以屠宰為生。聽聞通過這個項目能去北京學手藝，又能拿工資替家裡分擔重任，白永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很是開心，家裡人也非常支持，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跟隨周娜來到了“最美景泰藍”項目點，成為了“最美傳承”的第5名學徒工。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在眾多助殘公益項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且多為資助型項目。如陝西省慈善協會發起的“陝西省扶貧助殘幫困”項目，計劃資助2000戶貧困殘疾人，每戶500元，共計100萬元;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助行行動”，向全省下肢殘疾人配發輪椅;廣州市慈善會發起的“2019無障礙愛心地圖項目”，通過網絡助殘平臺展示廣州市內無障礙設施的地點和種類，為殘障人士出行導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於前三種模式，人權模式多體現在賦能型公益項目，如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最美傳承”項目、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盲人客服培訓螞蟻”項目、岳陽市慈善總會發起的“重度殘疾人就業培訓”項目等。
賦能型項目挑戰更大
賦能型公益項目相比於資助型公益項目對殘疾人群體來說更有實際價值及長遠意義，但運作難度更大。
以“最美傳承”項目為例，項目旨在挖掘殘疾人在“非遺”傳承方面的潛能，影響項目參與者和社會大眾對殘疾觀念發生轉變，看到殘疾人創造的無差別的社會價值，從而改變自己對殘疾的認知。從2018年10月啟動至今，該項目開設一個景泰藍試點，共資助5名殘疾人學徒，跟隨非遺傳承人學藝就業，但目前，第一個試點的5名殘疾人學徒只剩1名還在繼續。
“最美傳承”項目負責人周娜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項目服務的是殘疾人群體，所以在試點選擇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時具備很多要素，如企業主有沒有愛心、能否接納殘疾人，生產的產品是否受歡迎、價值高不高，有無可持續訂單，市場生存能力如何等。
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周娜選擇紅偉景泰公司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區劉家店鎮劉家店村設下第一個學徒培訓基地，命名為“最美景泰藍”。紅偉景泰公司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景泰藍生產企業，不僅有用工需求，而且對殘疾人的接納度很高。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市場招聘方式，錄用了聽障殘疾人萬波，在工作中發現他的潛力並將其培養成為掐絲車間的主任。
周娜說，萬波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對殘疾人有足夠的認知，這也是紅偉景泰公司被選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12月13日，“最美傳承”第一個基地“最美景泰藍”舉行了掛牌儀式。
項目最初招收了4名學徒，其中1名通過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招收，在試點學習工作了半年就因個人原因離開;另外3名來自全國各地，文化程度較高，從特教學院畢業，也是隻堅持了半年就離開了。
據周娜分析，4名學徒離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主提供的住宿條件一般，在比較偏遠的村裡，實在不如城裡;第二，首批學徒可能家庭經濟條件並沒有那麼困難，這份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必需的;第三，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會找到更輕鬆的工作;第四，可能就是殘疾人的心理依賴，有等靠要的思想，不願意就業。”
目前，“最美傳承”項目招收學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殘聯推薦殘疾人名額。周娜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最沒有想到的是在找殘疾人環節上出了問題。因為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殘疾人體系內，在發現找人出現問題後，周娜便照著這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在去全國貧困縣山西永和做篩查時，周娜遇到了當地縣殘聯理事長，當理事長聽周娜說了“最美傳承”項目時，他說：“我們這兒就有符合條件的殘疾人!”當即，理事長就帶周娜去了他口中殘疾人的家裡。
白永晶初到“最美景泰藍”項目點
白永晶是一名聽障殘疾人，生長在貧困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以屠宰為生。聽聞通過這個項目能去北京學手藝，又能拿工資替家裡分擔重任，白永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很是開心，家裡人也非常支持，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跟隨周娜來到了“最美景泰藍”項目點，成為了“最美傳承”的第5名學徒工。
白永晶在學習景泰藍製作工藝
7月9日，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工作白永晶已經拿到了第一個月的學徒補貼，他開心地將這個消息分享給他的家人和周娜。
據周娜介紹，“最美傳承”項目首期將投入逾300萬元，用以推動殘疾人通過非遺項目就業。今年將增加景德鎮陶瓷廠和四川蜀繡基地兩個點，計劃幫助60位殘疾人學到非遺傳承手藝參與就業。
項目點的開設和合作夥伴以及資金有關係，企業主以經濟利益為主，更願意僱傭成熟工人，所以就需要項目拿出一部分錢幫他們來培養殘疾人學徒。學徒做壞的景泰藍、損耗的材料需要付費，目前試點企業主每招收一名景泰藍學徒每年可獲7.5萬元資金支持，學徒每人每年可收穫6萬元。
周娜告訴記者，這一番下來，她真切體會到了賦能型項目的難做。接下來要做的，是怎樣有效地找到殘疾人。因為項目剛起步，沒做過相應的傳播，雖然貧困縣的殘疾人有就業需求，但是因信息不對等，所以不能有效傳達。
當地殘聯的一位村級專職委員告訴周娜，他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上面有文件要傳達時，有時會打電話通知村裡的殘疾人，有時請就附近老鄉幫忙帶個話，很少走到每戶殘疾人家裡去專門傳達信息。被問到有沒有微信群，專職委員說“手機沒有信號”。
《殘疾人非遺就業價值報告》指出，殘疾人非遺就業為非遺和殘疾人創造了真實效益，具有一定的發展意義。目前殘疾人非遺就業發展規模較小，社會關注度較低，殘疾人非遺就業項目還存在一些困難亟待克服，如溝通耗時長、培訓成本高、環境待完善等。
中民救助研究院院長宋宗合對“最美傳承”項目做出評價：殘疾人有獨特的審美視角，通過非遺項目培訓，不僅可以讓非遺繼承有人，還能讓殘疾人實現自身價值，創造不一樣的美，但項目效益要根據非遺的市場接受程度和殘疾人自身情況而定。
樹立現代殘疾人觀念
近年來，我國殘疾人就業率、就業規模和就業服務取得很大進展，但在總體就業十分嚴峻的大背景下，作為困難群體的殘疾人就業更為困難，存在就業層次低、收入水平低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史鐵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曾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
1972年，年僅21歲的史鐵生因病導致下肢殘疾，終日與輪椅為伴。癱瘓後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京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工作內容是在仿古傢俱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幹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
在那個年代，傳統觀念認為殘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被稱為“殘廢”、視為不祥的象徵，容易被不公平對待。人們自動將殘疾人與家庭和社會隔離起來，殘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接納的工作實屬不易。
但史鐵生等眾多殘疾人模範所作出的成績，足以證明殘疾人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甚至可以創造比正常人更大的價值。
殘疾人認知的四種模式
隨著社會的包容性發展，人類對殘疾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並形成四種模式。一是慈善模式，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身心受困的殘疾人以同情和憐憫，通過捐贈物資或資金來幫助他們;二是醫療模式，認為殘疾是疾病、外傷等導致的個人問題，通過康復治療或是配備輔具來改善狀況;三是社會模式，認為殘疾是環境障礙所造成限制的結果，通過改造環境、宣傳減少歧視來改變殘疾人處境;四是人權模式，人人都應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通過賦權、賦能、提高自信、倡導權利來實現平等和主動參與。
《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指出，殘疾人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殘疾人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將殘疾人視為社會大家庭的一員，與常人一樣平等參與社會，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殘疾和殘疾人問題。由此可見，人權模式在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重要性。
近年來，殘疾人就業方式向多元化發展。據《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統計，我國殘疾人就業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業、集中就業、個體就業、公益性崗位就業、輔助性就業、農業種養等。
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關注殘疾人群體，開始為殘疾人群體發起各式幫扶項目。記者在中國社會組織網慈善組織信息公開平臺搜索“殘疾人”“助殘”“障礙”“聾啞”等關鍵詞，查到71條慈善組織信息、350條項目信息。
在眾多助殘公益項目中，大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且多為資助型項目。如陝西省慈善協會發起的“陝西省扶貧助殘幫困”項目，計劃資助2000戶貧困殘疾人，每戶500元，共計100萬元;江蘇省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助行行動”，向全省下肢殘疾人配發輪椅;廣州市慈善會發起的“2019無障礙愛心地圖項目”，通過網絡助殘平臺展示廣州市內無障礙設施的地點和種類，為殘障人士出行導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於前三種模式，人權模式多體現在賦能型公益項目，如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最美傳承”項目、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盲人客服培訓螞蟻”項目、岳陽市慈善總會發起的“重度殘疾人就業培訓”項目等。
賦能型項目挑戰更大
賦能型公益項目相比於資助型公益項目對殘疾人群體來說更有實際價值及長遠意義，但運作難度更大。
以“最美傳承”項目為例，項目旨在挖掘殘疾人在“非遺”傳承方面的潛能，影響項目參與者和社會大眾對殘疾觀念發生轉變，看到殘疾人創造的無差別的社會價值，從而改變自己對殘疾的認知。從2018年10月啟動至今，該項目開設一個景泰藍試點，共資助5名殘疾人學徒，跟隨非遺傳承人學藝就業，但目前，第一個試點的5名殘疾人學徒只剩1名還在繼續。
“最美傳承”項目負責人周娜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因項目服務的是殘疾人群體，所以在試點選擇上，需要合作伙伴同時具備很多要素，如企業主有沒有愛心、能否接納殘疾人，生產的產品是否受歡迎、價值高不高，有無可持續訂單，市場生存能力如何等。
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周娜選擇紅偉景泰公司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區劉家店鎮劉家店村設下第一個學徒培訓基地，命名為“最美景泰藍”。紅偉景泰公司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景泰藍生產企業，不僅有用工需求，而且對殘疾人的接納度很高。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市場招聘方式，錄用了聽障殘疾人萬波，在工作中發現他的潛力並將其培養成為掐絲車間的主任。
周娜說，萬波的案例說明企業主對殘疾人有足夠的認知，這也是紅偉景泰公司被選為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12月13日，“最美傳承”第一個基地“最美景泰藍”舉行了掛牌儀式。
項目最初招收了4名學徒，其中1名通過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招收，在試點學習工作了半年就因個人原因離開;另外3名來自全國各地，文化程度較高，從特教學院畢業，也是隻堅持了半年就離開了。
據周娜分析，4名學徒離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主提供的住宿條件一般，在比較偏遠的村裡，實在不如城裡;第二，首批學徒可能家庭經濟條件並沒有那麼困難，這份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必需的;第三，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會找到更輕鬆的工作;第四，可能就是殘疾人的心理依賴，有等靠要的思想，不願意就業。”
目前，“最美傳承”項目招收學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殘聯推薦殘疾人名額。周娜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最沒有想到的是在找殘疾人環節上出了問題。因為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殘疾人體系內，在發現找人出現問題後，周娜便照著這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在去全國貧困縣山西永和做篩查時，周娜遇到了當地縣殘聯理事長，當理事長聽周娜說了“最美傳承”項目時，他說：“我們這兒就有符合條件的殘疾人!”當即，理事長就帶周娜去了他口中殘疾人的家裡。
白永晶初到“最美景泰藍”項目點
白永晶是一名聽障殘疾人，生長在貧困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以屠宰為生。聽聞通過這個項目能去北京學手藝，又能拿工資替家裡分擔重任，白永晶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很是開心，家裡人也非常支持，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跟隨周娜來到了“最美景泰藍”項目點，成為了“最美傳承”的第5名學徒工。
白永晶在學習景泰藍製作工藝
7月9日，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工作白永晶已經拿到了第一個月的學徒補貼，他開心地將這個消息分享給他的家人和周娜。
據周娜介紹，“最美傳承”項目首期將投入逾300萬元，用以推動殘疾人通過非遺項目就業。今年將增加景德鎮陶瓷廠和四川蜀繡基地兩個點，計劃幫助60位殘疾人學到非遺傳承手藝參與就業。
項目點的開設和合作夥伴以及資金有關係，企業主以經濟利益為主，更願意僱傭成熟工人，所以就需要項目拿出一部分錢幫他們來培養殘疾人學徒。學徒做壞的景泰藍、損耗的材料需要付費，目前試點企業主每招收一名景泰藍學徒每年可獲7.5萬元資金支持，學徒每人每年可收穫6萬元。
周娜告訴記者，這一番下來，她真切體會到了賦能型項目的難做。接下來要做的，是怎樣有效地找到殘疾人。因為項目剛起步，沒做過相應的傳播，雖然貧困縣的殘疾人有就業需求，但是因信息不對等，所以不能有效傳達。
當地殘聯的一位村級專職委員告訴周娜，他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上面有文件要傳達時，有時會打電話通知村裡的殘疾人，有時請就附近老鄉幫忙帶個話，很少走到每戶殘疾人家裡去專門傳達信息。被問到有沒有微信群，專職委員說“手機沒有信號”。
《殘疾人非遺就業價值報告》指出，殘疾人非遺就業為非遺和殘疾人創造了真實效益，具有一定的發展意義。目前殘疾人非遺就業發展規模較小，社會關注度較低，殘疾人非遺就業項目還存在一些困難亟待克服，如溝通耗時長、培訓成本高、環境待完善等。
中民救助研究院院長宋宗合對“最美傳承”項目做出評價：殘疾人有獨特的審美視角，通過非遺項目培訓，不僅可以讓非遺繼承有人，還能讓殘疾人實現自身價值，創造不一樣的美，但項目效益要根據非遺的市場接受程度和殘疾人自身情況而定。
樹立現代殘疾人觀念
近年來，我國殘疾人就業率、就業規模和就業服務取得很大進展，但在總體就業十分嚴峻的大背景下，作為困難群體的殘疾人就業更為困難，存在就業層次低、收入水平低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報告(2018)》指出，雖然我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總體狀況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歧視殘疾人的社會環境仍然較為嚴峻，管理體制的條塊分割影響殘疾人事業發展，缺乏引導和鼓勵社會組織參與殘疾人事業的政策體系，殘疾人事業法律的有效供給不足，執行力不強，殘疾人事業政策的普惠程度不高，殘疾人事業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
報告提出，應不斷完善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的頂層設計框架，明確和強化各級政府在殘疾人事業中的具體責任，加強領導和統籌，推進地方政府落實殘疾人基本公共服務，建立殘疾人事業投入與財政收入水平同比例增長機制，加快推進殘疾人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殘疾人權利的落實和監督，完善以家庭為特徵的殘疾人事業發展的社會支持體系，加強宣傳教育，樹立現代殘疾人觀念。
記者：武勝男
值班編輯：於俊如
責任編輯：張雪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