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樓，一家朋克麵館和它的四個經營者'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1
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1
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2
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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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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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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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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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3
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1
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2
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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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汪若菡則在採訪雷駿的報道中回憶道，她首次聽蜜三刀的現場，“被這種簡單粗暴的音樂嚇著了”。她還看見同場另一支朋克樂隊的貝斯手扔掉貝斯，撲向稀疏的聽眾，希望他們接住他，卻撲通一聲摔在了人們避讓出的空地上。
一位樂評人向她介紹，朋克音樂就是一種用於發洩不滿和對抗搖滾精英的音樂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簡單的三個音構成的和絃，完全沒有修飾，直接、有力、赤裸，想說什麼就唱什麼，充分發洩不滿。樂曲也都不長，只有 2 到 3 分鐘。“他們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到最後還是反對。所以說這是年輕人才可能玩的音樂，嚴格地說，他們只是發洩痛苦，但沒有辦法回答反對一切之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
很多人因此對光頭黨持有偏見，總覺得是一群行為暴躁喜歡鬧事的人。這種認知到 2015 年也沒有改變：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轉發了老狼和幾個光頭黨在酒吧裡聊天的照片，評價說這是老狼被“圍攻”了。雷駿轉發了這張照片，發了個憤怒的表情。
2003 年，呂玻的嚎叫唱片約蜜三刀去談錄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動一些比較敏感的歌詞，“當時無數樂隊想跟嚎叫簽約，但是馬克堅決不同意改歌詞，最後我們就沒簽，不但沒簽，馬克還老數落人家老總就是個商人，最後把人家數落急了。”雷駿曾回憶。
在五道口“聚點”酒吧舉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帶網站）一週年紀念演出上，雷駿提出舉辦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想法，把 8 月定為“朋克的節日”。他還找到幾個樂隊，一起做了一個短暫的朋克廠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屆北京朋克音樂節就在他和麻悅的張羅下開張了，地點選在了懷柔鵝和鴨農莊。當時國內比較知名的朋克樂隊都參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彈、再循環、動亂、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腦濁等。
麻悅還記得這個選址純屬兩人出遊時的意外發現，恰好老闆是位英國人，喜歡聽朋克，允許他們自由使用場地，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只當是給農莊打廣告。
幾個朋友湊錢租了三輛車，週六早上 10 點集合，花 2 小時把所有人拉到農莊。音樂節晚上才開始，人們就在草地上聊天、排著隊領自助餐。吃完飯，架起設備就開始“躁”。興奮感在空氣中瀰漫，累積到晚上 10 點達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三輛車再拉著所有人回城。雖然賣了些門票，但樂隊大多沒收演出費。所有收入交給了農莊作為感謝。
以這一年為起點，朋克音樂節一直辦到 2013 年，共十一屆。因為要同時考慮時間、地點以及參與樂隊的需求，場地每年都在變。這些細節麻悅都能脫口而出：第二屆在城郊汽車電影院裡一個叫“兩個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屆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屆在鼓樓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屆又回到”兩個好朋友“。第十一屆由於”兩個好朋友“場地出了問題，臨時換到 798。
從第八屆開始，麻悅把主持朋克音樂節的責任從雷駿那裡接了過來，以便他能專心做樂隊。她還試圖拓展音樂節的規模，找一些符合調性的贊助商，比如 Dr. Martens。當時這個馬丁靴品牌剛剛進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門店，麻悅帶著兩個設計去展示文案，說服總代理在物料和產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隨著贊助商加入、參演樂隊增加，矛盾開始滋長。一些樂隊覺得音樂節變得太商業化，另一些則爭論門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後感覺有點疲憊了。我們最初覺得這就是個節日，一起來完成一個好玩的 party，如果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思都有點變了，動搖了，再做也沒什麼意思。”
2005 年兩人結婚後，雷駿試圖在工作和樂隊之間尋找平衡。他輾轉在音樂雜誌新媒體、Channel V 和太合麥田做過，但正式工作總會被樂隊的巡演計劃打斷，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開始在德國、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巡演，參與美國導演肖恩《北京朋克》紀錄片拍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之後。做兼職撰稿人收入不太穩定，麻悅就提出了開家麵館的想法。
它的性質其實和朋克音樂節也差不多：供一種小眾文化以及它的愛好者另一個相對固定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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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館於 2011 年開張。店址選在了北京搖滾文化的輻射中心，鼓樓，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圍。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兩層。狹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朋友們送來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舊物：苗苗的紅色鐵皮機器人、裝滿糖果的骷髏大碗、陳蕭楠的盔甲、德國舊貨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樂隊粉紅圖冊、小鬥牛犬擺件。它們給麵館帶來了濃郁的、帶著朋克味的家庭氛圍。
雷駿喜歡寫字，有記錄的意識，2012 年、13 年先後給鼓樓吃麵開設了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文字樸實但生動。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廣“金牌蘑菇肉醬面”之後的第二道創意麵，小經廠素面。
“小經廠素面必然是生長在一條叫小經廠的衚衕裡。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選料和精心的烹製。鮮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滾一遍即可，燙熟青菜圍繞煮好的白麵。清油七分熱煎鮮香菇，澆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紅黃彩椒、香蔥、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幾種調料。就連那麼一點點花生碎都是恰到好處！”
除了介紹菜餚，雷駿也會寫寫店裡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個“騎著電動車、頭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鑲嵌著五顏六色寶石飾物的怪老頭“徐恭謹。徐恭謹 92 歲，常到店裡找雷駿聊天。他還拿來一張個人演唱專輯。按照插頁裡的簡介，徐恭謹是 1947 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1949 年未跟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留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復教職。1995 年從中央戲劇學院退休後，他去了美國舊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鄉長居。
他和雷駿說：“擱現在，我也是個朋克；擱那會兒，你一定是個‘右派’。”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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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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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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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汪若菡則在採訪雷駿的報道中回憶道，她首次聽蜜三刀的現場，“被這種簡單粗暴的音樂嚇著了”。她還看見同場另一支朋克樂隊的貝斯手扔掉貝斯，撲向稀疏的聽眾，希望他們接住他，卻撲通一聲摔在了人們避讓出的空地上。
一位樂評人向她介紹，朋克音樂就是一種用於發洩不滿和對抗搖滾精英的音樂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簡單的三個音構成的和絃，完全沒有修飾，直接、有力、赤裸，想說什麼就唱什麼，充分發洩不滿。樂曲也都不長，只有 2 到 3 分鐘。“他們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到最後還是反對。所以說這是年輕人才可能玩的音樂，嚴格地說，他們只是發洩痛苦，但沒有辦法回答反對一切之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
很多人因此對光頭黨持有偏見，總覺得是一群行為暴躁喜歡鬧事的人。這種認知到 2015 年也沒有改變：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轉發了老狼和幾個光頭黨在酒吧裡聊天的照片，評價說這是老狼被“圍攻”了。雷駿轉發了這張照片，發了個憤怒的表情。
2003 年，呂玻的嚎叫唱片約蜜三刀去談錄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動一些比較敏感的歌詞，“當時無數樂隊想跟嚎叫簽約，但是馬克堅決不同意改歌詞，最後我們就沒簽，不但沒簽，馬克還老數落人家老總就是個商人，最後把人家數落急了。”雷駿曾回憶。
在五道口“聚點”酒吧舉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帶網站）一週年紀念演出上，雷駿提出舉辦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想法，把 8 月定為“朋克的節日”。他還找到幾個樂隊，一起做了一個短暫的朋克廠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屆北京朋克音樂節就在他和麻悅的張羅下開張了，地點選在了懷柔鵝和鴨農莊。當時國內比較知名的朋克樂隊都參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彈、再循環、動亂、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腦濁等。
麻悅還記得這個選址純屬兩人出遊時的意外發現，恰好老闆是位英國人，喜歡聽朋克，允許他們自由使用場地，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只當是給農莊打廣告。
幾個朋友湊錢租了三輛車，週六早上 10 點集合，花 2 小時把所有人拉到農莊。音樂節晚上才開始，人們就在草地上聊天、排著隊領自助餐。吃完飯，架起設備就開始“躁”。興奮感在空氣中瀰漫，累積到晚上 10 點達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三輛車再拉著所有人回城。雖然賣了些門票，但樂隊大多沒收演出費。所有收入交給了農莊作為感謝。
以這一年為起點，朋克音樂節一直辦到 2013 年，共十一屆。因為要同時考慮時間、地點以及參與樂隊的需求，場地每年都在變。這些細節麻悅都能脫口而出：第二屆在城郊汽車電影院裡一個叫“兩個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屆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屆在鼓樓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屆又回到”兩個好朋友“。第十一屆由於”兩個好朋友“場地出了問題，臨時換到 798。
從第八屆開始，麻悅把主持朋克音樂節的責任從雷駿那裡接了過來，以便他能專心做樂隊。她還試圖拓展音樂節的規模，找一些符合調性的贊助商，比如 Dr. Martens。當時這個馬丁靴品牌剛剛進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門店，麻悅帶著兩個設計去展示文案，說服總代理在物料和產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隨著贊助商加入、參演樂隊增加，矛盾開始滋長。一些樂隊覺得音樂節變得太商業化，另一些則爭論門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後感覺有點疲憊了。我們最初覺得這就是個節日，一起來完成一個好玩的 party，如果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思都有點變了，動搖了，再做也沒什麼意思。”
2005 年兩人結婚後，雷駿試圖在工作和樂隊之間尋找平衡。他輾轉在音樂雜誌新媒體、Channel V 和太合麥田做過，但正式工作總會被樂隊的巡演計劃打斷，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開始在德國、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巡演，參與美國導演肖恩《北京朋克》紀錄片拍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之後。做兼職撰稿人收入不太穩定，麻悅就提出了開家麵館的想法。
它的性質其實和朋克音樂節也差不多：供一種小眾文化以及它的愛好者另一個相對固定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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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館於 2011 年開張。店址選在了北京搖滾文化的輻射中心，鼓樓，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圍。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兩層。狹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朋友們送來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舊物：苗苗的紅色鐵皮機器人、裝滿糖果的骷髏大碗、陳蕭楠的盔甲、德國舊貨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樂隊粉紅圖冊、小鬥牛犬擺件。它們給麵館帶來了濃郁的、帶著朋克味的家庭氛圍。
雷駿喜歡寫字，有記錄的意識，2012 年、13 年先後給鼓樓吃麵開設了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文字樸實但生動。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廣“金牌蘑菇肉醬面”之後的第二道創意麵，小經廠素面。
“小經廠素面必然是生長在一條叫小經廠的衚衕裡。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選料和精心的烹製。鮮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滾一遍即可，燙熟青菜圍繞煮好的白麵。清油七分熱煎鮮香菇，澆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紅黃彩椒、香蔥、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幾種調料。就連那麼一點點花生碎都是恰到好處！”
除了介紹菜餚，雷駿也會寫寫店裡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個“騎著電動車、頭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鑲嵌著五顏六色寶石飾物的怪老頭“徐恭謹。徐恭謹 92 歲，常到店裡找雷駿聊天。他還拿來一張個人演唱專輯。按照插頁裡的簡介，徐恭謹是 1947 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1949 年未跟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留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復教職。1995 年從中央戲劇學院退休後，他去了美國舊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鄉長居。
他和雷駿說：“擱現在，我也是個朋克；擱那會兒，你一定是個‘右派’。”
麵館人員的流動性挺大。不少也是玩樂隊的，比如吹萬樂隊鼓手李子超當過一段時間廚子，還發明瞭一道反響不錯的”糟辣炒蛋面“。但流動性大的問題是菜品質量可能不夠穩定。雷駿起初也總忽略了這是在做生意，更把吃麵當成一個朋友見面的外部客廳，“有時候晚上八點左右就沒什麼人，他就會直接關門，領大家去吃夜宵。”馬彼德說。因此在老店，鼓樓吃麵經營狀況不算好，有時還需要家裡的經濟支持。
2013 年老馬加入以後，菜品質量的問題得到了控制。老馬有點煩一些所謂的網紅餐廳。“人的味蕾是鬥不過化學制劑的。很多年輕人的口味被添加劑之類的東西給毀壞了，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原汁原味。比如你在淘寶隨便買一塊 30 塊左右的牛排，它放多長時間還有 Q 彈的口感。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好肉。煎牛肉或者羊肉，西餐都講究要有焦化層，很多年輕人就覺得這叫’糊了’。我們為這個事困惑過一陣子，但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給他介紹什麼是好東西，就得另闢蹊徑。”
老馬認為 Punk Not Dead（蛇尾一鍋）這道菜是另闢蹊徑的好例子：把老湯溫火慢熬的牛舌切片，擺放成朋克的雞冠頭，盤中央則碼放炒制的蔬菜丁兒，以及和牛舌一同熬煮的牛尾，再澆上濃汁。這是 The Exploited 來北京演出時老馬和雷駿一起設計的一道菜，造型酷似這支樂隊的 Logo：一個長著嘴、留著雞冠頭的朋克骷髏頭。雖然看上去像西餐中煎制的牛排，但口味卻因熬煮而更溫和。
由於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店面在 2015 年從小經廠衚衕搬到現在的東公街。新場地是廚房阿姨介紹的，前一個租客做的是臘肉火鍋生意。房東劉哥在麻悅父母經營的醬牛肉店裡買過肉，和雷駿也聊得開心，沒怎麼在房租上叫價。
“我記得當時這附近有個包子店，面積就能放下兩個大蒸籠加上同時站 4 個人，房租是一個月 6 萬。劉哥要價比這便宜多了，我們開了 4 年他也沒漲多少錢。”馬彼德說。
劉哥就住在店面樓上，也是個老江湖，在新疆做生意、蹲過獄、30 多歲才出來結婚生女。他現在信佛，唯一的愛好就是養鴿子，也做微商賣酵素。有時下來和店員們一起吃飯，塞給他們幾瓶酵素，說是“對身體好”。
新店的裝潢和佈置是由美國人 Jimi Sides 完成的。雷駿去世後，他原本想把這裡經營得更像一間酒吧，去掉經典菜單，只保留佐酒小食，在酒水上獲取更多利潤。麵館入口處倒掛著晶亮酒杯的吧檯，遺留著這種商業化野心的痕跡。
Jimi 是老店的常客，最喜歡那道“糟辣炒蛋面”。 老店搬到東公街前的一個多月，他主動找到雷駿和麻悅，希望出資合夥經營。有了新資金，又確定了新店址，鼓樓吃麵的生意終於有了走上正軌的架勢。5 月 5 日，Jimi 從美國帶來家人和鼓樓吃麵的四個經營者在老店吃飯喝酒，聊得挺開心，敲定了合同。6 日凌晨，雷駿在家裡突發心臟病去世。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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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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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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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汪若菡則在採訪雷駿的報道中回憶道，她首次聽蜜三刀的現場，“被這種簡單粗暴的音樂嚇著了”。她還看見同場另一支朋克樂隊的貝斯手扔掉貝斯，撲向稀疏的聽眾，希望他們接住他，卻撲通一聲摔在了人們避讓出的空地上。
一位樂評人向她介紹，朋克音樂就是一種用於發洩不滿和對抗搖滾精英的音樂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簡單的三個音構成的和絃，完全沒有修飾，直接、有力、赤裸，想說什麼就唱什麼，充分發洩不滿。樂曲也都不長，只有 2 到 3 分鐘。“他們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到最後還是反對。所以說這是年輕人才可能玩的音樂，嚴格地說，他們只是發洩痛苦，但沒有辦法回答反對一切之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
很多人因此對光頭黨持有偏見，總覺得是一群行為暴躁喜歡鬧事的人。這種認知到 2015 年也沒有改變：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轉發了老狼和幾個光頭黨在酒吧裡聊天的照片，評價說這是老狼被“圍攻”了。雷駿轉發了這張照片，發了個憤怒的表情。
2003 年，呂玻的嚎叫唱片約蜜三刀去談錄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動一些比較敏感的歌詞，“當時無數樂隊想跟嚎叫簽約，但是馬克堅決不同意改歌詞，最後我們就沒簽，不但沒簽，馬克還老數落人家老總就是個商人，最後把人家數落急了。”雷駿曾回憶。
在五道口“聚點”酒吧舉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帶網站）一週年紀念演出上，雷駿提出舉辦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想法，把 8 月定為“朋克的節日”。他還找到幾個樂隊，一起做了一個短暫的朋克廠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屆北京朋克音樂節就在他和麻悅的張羅下開張了，地點選在了懷柔鵝和鴨農莊。當時國內比較知名的朋克樂隊都參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彈、再循環、動亂、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腦濁等。
麻悅還記得這個選址純屬兩人出遊時的意外發現，恰好老闆是位英國人，喜歡聽朋克，允許他們自由使用場地，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只當是給農莊打廣告。
幾個朋友湊錢租了三輛車，週六早上 10 點集合，花 2 小時把所有人拉到農莊。音樂節晚上才開始，人們就在草地上聊天、排著隊領自助餐。吃完飯，架起設備就開始“躁”。興奮感在空氣中瀰漫，累積到晚上 10 點達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三輛車再拉著所有人回城。雖然賣了些門票，但樂隊大多沒收演出費。所有收入交給了農莊作為感謝。
以這一年為起點，朋克音樂節一直辦到 2013 年，共十一屆。因為要同時考慮時間、地點以及參與樂隊的需求，場地每年都在變。這些細節麻悅都能脫口而出：第二屆在城郊汽車電影院裡一個叫“兩個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屆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屆在鼓樓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屆又回到”兩個好朋友“。第十一屆由於”兩個好朋友“場地出了問題，臨時換到 798。
從第八屆開始，麻悅把主持朋克音樂節的責任從雷駿那裡接了過來，以便他能專心做樂隊。她還試圖拓展音樂節的規模，找一些符合調性的贊助商，比如 Dr. Martens。當時這個馬丁靴品牌剛剛進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門店，麻悅帶著兩個設計去展示文案，說服總代理在物料和產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隨著贊助商加入、參演樂隊增加，矛盾開始滋長。一些樂隊覺得音樂節變得太商業化，另一些則爭論門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後感覺有點疲憊了。我們最初覺得這就是個節日，一起來完成一個好玩的 party，如果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思都有點變了，動搖了，再做也沒什麼意思。”
2005 年兩人結婚後，雷駿試圖在工作和樂隊之間尋找平衡。他輾轉在音樂雜誌新媒體、Channel V 和太合麥田做過，但正式工作總會被樂隊的巡演計劃打斷，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開始在德國、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巡演，參與美國導演肖恩《北京朋克》紀錄片拍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之後。做兼職撰稿人收入不太穩定，麻悅就提出了開家麵館的想法。
它的性質其實和朋克音樂節也差不多：供一種小眾文化以及它的愛好者另一個相對固定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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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館於 2011 年開張。店址選在了北京搖滾文化的輻射中心，鼓樓，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圍。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兩層。狹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朋友們送來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舊物：苗苗的紅色鐵皮機器人、裝滿糖果的骷髏大碗、陳蕭楠的盔甲、德國舊貨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樂隊粉紅圖冊、小鬥牛犬擺件。它們給麵館帶來了濃郁的、帶著朋克味的家庭氛圍。
雷駿喜歡寫字，有記錄的意識，2012 年、13 年先後給鼓樓吃麵開設了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文字樸實但生動。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廣“金牌蘑菇肉醬面”之後的第二道創意麵，小經廠素面。
“小經廠素面必然是生長在一條叫小經廠的衚衕裡。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選料和精心的烹製。鮮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滾一遍即可，燙熟青菜圍繞煮好的白麵。清油七分熱煎鮮香菇，澆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紅黃彩椒、香蔥、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幾種調料。就連那麼一點點花生碎都是恰到好處！”
除了介紹菜餚，雷駿也會寫寫店裡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個“騎著電動車、頭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鑲嵌著五顏六色寶石飾物的怪老頭“徐恭謹。徐恭謹 92 歲，常到店裡找雷駿聊天。他還拿來一張個人演唱專輯。按照插頁裡的簡介，徐恭謹是 1947 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1949 年未跟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留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復教職。1995 年從中央戲劇學院退休後，他去了美國舊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鄉長居。
他和雷駿說：“擱現在，我也是個朋克；擱那會兒，你一定是個‘右派’。”
麵館人員的流動性挺大。不少也是玩樂隊的，比如吹萬樂隊鼓手李子超當過一段時間廚子，還發明瞭一道反響不錯的”糟辣炒蛋面“。但流動性大的問題是菜品質量可能不夠穩定。雷駿起初也總忽略了這是在做生意，更把吃麵當成一個朋友見面的外部客廳，“有時候晚上八點左右就沒什麼人，他就會直接關門，領大家去吃夜宵。”馬彼德說。因此在老店，鼓樓吃麵經營狀況不算好，有時還需要家裡的經濟支持。
2013 年老馬加入以後，菜品質量的問題得到了控制。老馬有點煩一些所謂的網紅餐廳。“人的味蕾是鬥不過化學制劑的。很多年輕人的口味被添加劑之類的東西給毀壞了，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原汁原味。比如你在淘寶隨便買一塊 30 塊左右的牛排，它放多長時間還有 Q 彈的口感。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好肉。煎牛肉或者羊肉，西餐都講究要有焦化層，很多年輕人就覺得這叫’糊了’。我們為這個事困惑過一陣子，但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給他介紹什麼是好東西，就得另闢蹊徑。”
老馬認為 Punk Not Dead（蛇尾一鍋）這道菜是另闢蹊徑的好例子：把老湯溫火慢熬的牛舌切片，擺放成朋克的雞冠頭，盤中央則碼放炒制的蔬菜丁兒，以及和牛舌一同熬煮的牛尾，再澆上濃汁。這是 The Exploited 來北京演出時老馬和雷駿一起設計的一道菜，造型酷似這支樂隊的 Logo：一個長著嘴、留著雞冠頭的朋克骷髏頭。雖然看上去像西餐中煎制的牛排，但口味卻因熬煮而更溫和。
由於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店面在 2015 年從小經廠衚衕搬到現在的東公街。新場地是廚房阿姨介紹的，前一個租客做的是臘肉火鍋生意。房東劉哥在麻悅父母經營的醬牛肉店裡買過肉，和雷駿也聊得開心，沒怎麼在房租上叫價。
“我記得當時這附近有個包子店，面積就能放下兩個大蒸籠加上同時站 4 個人，房租是一個月 6 萬。劉哥要價比這便宜多了，我們開了 4 年他也沒漲多少錢。”馬彼德說。
劉哥就住在店面樓上，也是個老江湖，在新疆做生意、蹲過獄、30 多歲才出來結婚生女。他現在信佛，唯一的愛好就是養鴿子，也做微商賣酵素。有時下來和店員們一起吃飯，塞給他們幾瓶酵素，說是“對身體好”。
新店的裝潢和佈置是由美國人 Jimi Sides 完成的。雷駿去世後，他原本想把這裡經營得更像一間酒吧，去掉經典菜單，只保留佐酒小食，在酒水上獲取更多利潤。麵館入口處倒掛著晶亮酒杯的吧檯，遺留著這種商業化野心的痕跡。
Jimi 是老店的常客，最喜歡那道“糟辣炒蛋面”。 老店搬到東公街前的一個多月，他主動找到雷駿和麻悅，希望出資合夥經營。有了新資金，又確定了新店址，鼓樓吃麵的生意終於有了走上正軌的架勢。5 月 5 日，Jimi 從美國帶來家人和鼓樓吃麵的四個經營者在老店吃飯喝酒，聊得挺開心，敲定了合同。6 日凌晨，雷駿在家裡突發心臟病去世。
馬彼德當時感到挺懵。那天他和往常一樣，五點多起床，九點半到店裡打掃衛生。還沒幹多久，麻悅打來電話，讓他拿上雷駿的身份證和醫保卡到醫院。“我還以為他高血壓又犯了，結果到那發現氣氛不對。”下午，他從醫院返回，發現消息已經傳開了，老店門口堆滿了照片和花束，還站著一大群人。馬彼德就開門讓人們進來坐。人流一直不斷，他就一撥一撥接應。
Jimi 也來雷駿家中弔喪。“我們抱頭痛哭，我問他，雷駿走了，你還要跟我合作嗎，他回答還要。但實際當時我們都是懵的，這個合作的決定完全是衝動的。”
雷駿的死對面館打擊挺大。首先是 Jimi 和麻悅在之後的經營方向上產生了分歧。按照馬彼德的說法，現在店面的美式餐吧風格是 Jimi 當時揹著他們自己決定的。吉米想大量刪減老店的菜單，將營業時間改為下午 4 點到凌晨 2 點；也想把微信公眾號從原來鬆散的記敘，改成簡單明瞭的折扣及廣告推送。由於談不攏，他拿走了麵館當時註冊的 Facebook 賬號，還找來一箇中國人試圖盜取微信公眾號。
麻悅在那之後剪短了頭髮，把右安門和雷駿一起住的房子賣了，用這筆錢償還了此前因老店經營不善向親戚、朋友借的錢，以及 Jimi Sides 的投資款，讓麵館度過了困難時期。她的左臂原本文著一個仙女畫像，意思是想過閒雲野鶴的生活。雷駿走後，她又在右臂文上了雷駿和“黃胖子”。
“當時沒有了雷駿這個靈魂人物，再加上新店運營成本更高，兩個硬傷湊一起了，攤子感覺要散。”麻悅在店裡接應來客時，能感到不少人或是出於好奇，或是出於關心，在偷偷打量，想知道她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家人也希望她休息一段時間，逐漸脫離雷駿原來的朋友圈子，開始新生活。
“但我就是不能讓你看到我倒下了，你覺得我們這個一家之主沒了，那我就把房子賣了。既然決定了還要把這個店面重新開起來，我就應該住在一個離店的離更近的地方。你在不同的階段永遠會有不同的新的麻煩找上你，你就不得不要面對。”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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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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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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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汪若菡則在採訪雷駿的報道中回憶道，她首次聽蜜三刀的現場，“被這種簡單粗暴的音樂嚇著了”。她還看見同場另一支朋克樂隊的貝斯手扔掉貝斯，撲向稀疏的聽眾，希望他們接住他，卻撲通一聲摔在了人們避讓出的空地上。
一位樂評人向她介紹，朋克音樂就是一種用於發洩不滿和對抗搖滾精英的音樂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簡單的三個音構成的和絃，完全沒有修飾，直接、有力、赤裸，想說什麼就唱什麼，充分發洩不滿。樂曲也都不長，只有 2 到 3 分鐘。“他們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到最後還是反對。所以說這是年輕人才可能玩的音樂，嚴格地說，他們只是發洩痛苦，但沒有辦法回答反對一切之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
很多人因此對光頭黨持有偏見，總覺得是一群行為暴躁喜歡鬧事的人。這種認知到 2015 年也沒有改變：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轉發了老狼和幾個光頭黨在酒吧裡聊天的照片，評價說這是老狼被“圍攻”了。雷駿轉發了這張照片，發了個憤怒的表情。
2003 年，呂玻的嚎叫唱片約蜜三刀去談錄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動一些比較敏感的歌詞，“當時無數樂隊想跟嚎叫簽約，但是馬克堅決不同意改歌詞，最後我們就沒簽，不但沒簽，馬克還老數落人家老總就是個商人，最後把人家數落急了。”雷駿曾回憶。
在五道口“聚點”酒吧舉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帶網站）一週年紀念演出上，雷駿提出舉辦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想法，把 8 月定為“朋克的節日”。他還找到幾個樂隊，一起做了一個短暫的朋克廠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屆北京朋克音樂節就在他和麻悅的張羅下開張了，地點選在了懷柔鵝和鴨農莊。當時國內比較知名的朋克樂隊都參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彈、再循環、動亂、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腦濁等。
麻悅還記得這個選址純屬兩人出遊時的意外發現，恰好老闆是位英國人，喜歡聽朋克，允許他們自由使用場地，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只當是給農莊打廣告。
幾個朋友湊錢租了三輛車，週六早上 10 點集合，花 2 小時把所有人拉到農莊。音樂節晚上才開始，人們就在草地上聊天、排著隊領自助餐。吃完飯，架起設備就開始“躁”。興奮感在空氣中瀰漫，累積到晚上 10 點達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三輛車再拉著所有人回城。雖然賣了些門票，但樂隊大多沒收演出費。所有收入交給了農莊作為感謝。
以這一年為起點，朋克音樂節一直辦到 2013 年，共十一屆。因為要同時考慮時間、地點以及參與樂隊的需求，場地每年都在變。這些細節麻悅都能脫口而出：第二屆在城郊汽車電影院裡一個叫“兩個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屆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屆在鼓樓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屆又回到”兩個好朋友“。第十一屆由於”兩個好朋友“場地出了問題，臨時換到 798。
從第八屆開始，麻悅把主持朋克音樂節的責任從雷駿那裡接了過來，以便他能專心做樂隊。她還試圖拓展音樂節的規模，找一些符合調性的贊助商，比如 Dr. Martens。當時這個馬丁靴品牌剛剛進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門店，麻悅帶著兩個設計去展示文案，說服總代理在物料和產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隨著贊助商加入、參演樂隊增加，矛盾開始滋長。一些樂隊覺得音樂節變得太商業化，另一些則爭論門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後感覺有點疲憊了。我們最初覺得這就是個節日，一起來完成一個好玩的 party，如果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思都有點變了，動搖了，再做也沒什麼意思。”
2005 年兩人結婚後，雷駿試圖在工作和樂隊之間尋找平衡。他輾轉在音樂雜誌新媒體、Channel V 和太合麥田做過，但正式工作總會被樂隊的巡演計劃打斷，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開始在德國、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巡演，參與美國導演肖恩《北京朋克》紀錄片拍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之後。做兼職撰稿人收入不太穩定，麻悅就提出了開家麵館的想法。
它的性質其實和朋克音樂節也差不多：供一種小眾文化以及它的愛好者另一個相對固定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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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館於 2011 年開張。店址選在了北京搖滾文化的輻射中心，鼓樓，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圍。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兩層。狹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朋友們送來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舊物：苗苗的紅色鐵皮機器人、裝滿糖果的骷髏大碗、陳蕭楠的盔甲、德國舊貨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樂隊粉紅圖冊、小鬥牛犬擺件。它們給麵館帶來了濃郁的、帶著朋克味的家庭氛圍。
雷駿喜歡寫字，有記錄的意識，2012 年、13 年先後給鼓樓吃麵開設了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文字樸實但生動。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廣“金牌蘑菇肉醬面”之後的第二道創意麵，小經廠素面。
“小經廠素面必然是生長在一條叫小經廠的衚衕裡。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選料和精心的烹製。鮮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滾一遍即可，燙熟青菜圍繞煮好的白麵。清油七分熱煎鮮香菇，澆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紅黃彩椒、香蔥、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幾種調料。就連那麼一點點花生碎都是恰到好處！”
除了介紹菜餚，雷駿也會寫寫店裡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個“騎著電動車、頭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鑲嵌著五顏六色寶石飾物的怪老頭“徐恭謹。徐恭謹 92 歲，常到店裡找雷駿聊天。他還拿來一張個人演唱專輯。按照插頁裡的簡介，徐恭謹是 1947 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1949 年未跟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留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復教職。1995 年從中央戲劇學院退休後，他去了美國舊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鄉長居。
他和雷駿說：“擱現在，我也是個朋克；擱那會兒，你一定是個‘右派’。”
麵館人員的流動性挺大。不少也是玩樂隊的，比如吹萬樂隊鼓手李子超當過一段時間廚子，還發明瞭一道反響不錯的”糟辣炒蛋面“。但流動性大的問題是菜品質量可能不夠穩定。雷駿起初也總忽略了這是在做生意，更把吃麵當成一個朋友見面的外部客廳，“有時候晚上八點左右就沒什麼人，他就會直接關門，領大家去吃夜宵。”馬彼德說。因此在老店，鼓樓吃麵經營狀況不算好，有時還需要家裡的經濟支持。
2013 年老馬加入以後，菜品質量的問題得到了控制。老馬有點煩一些所謂的網紅餐廳。“人的味蕾是鬥不過化學制劑的。很多年輕人的口味被添加劑之類的東西給毀壞了，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原汁原味。比如你在淘寶隨便買一塊 30 塊左右的牛排，它放多長時間還有 Q 彈的口感。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好肉。煎牛肉或者羊肉，西餐都講究要有焦化層，很多年輕人就覺得這叫’糊了’。我們為這個事困惑過一陣子，但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給他介紹什麼是好東西，就得另闢蹊徑。”
老馬認為 Punk Not Dead（蛇尾一鍋）這道菜是另闢蹊徑的好例子：把老湯溫火慢熬的牛舌切片，擺放成朋克的雞冠頭，盤中央則碼放炒制的蔬菜丁兒，以及和牛舌一同熬煮的牛尾，再澆上濃汁。這是 The Exploited 來北京演出時老馬和雷駿一起設計的一道菜，造型酷似這支樂隊的 Logo：一個長著嘴、留著雞冠頭的朋克骷髏頭。雖然看上去像西餐中煎制的牛排，但口味卻因熬煮而更溫和。
由於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店面在 2015 年從小經廠衚衕搬到現在的東公街。新場地是廚房阿姨介紹的，前一個租客做的是臘肉火鍋生意。房東劉哥在麻悅父母經營的醬牛肉店裡買過肉，和雷駿也聊得開心，沒怎麼在房租上叫價。
“我記得當時這附近有個包子店，面積就能放下兩個大蒸籠加上同時站 4 個人，房租是一個月 6 萬。劉哥要價比這便宜多了，我們開了 4 年他也沒漲多少錢。”馬彼德說。
劉哥就住在店面樓上，也是個老江湖，在新疆做生意、蹲過獄、30 多歲才出來結婚生女。他現在信佛，唯一的愛好就是養鴿子，也做微商賣酵素。有時下來和店員們一起吃飯，塞給他們幾瓶酵素，說是“對身體好”。
新店的裝潢和佈置是由美國人 Jimi Sides 完成的。雷駿去世後，他原本想把這裡經營得更像一間酒吧，去掉經典菜單，只保留佐酒小食，在酒水上獲取更多利潤。麵館入口處倒掛著晶亮酒杯的吧檯，遺留著這種商業化野心的痕跡。
Jimi 是老店的常客，最喜歡那道“糟辣炒蛋面”。 老店搬到東公街前的一個多月，他主動找到雷駿和麻悅，希望出資合夥經營。有了新資金，又確定了新店址，鼓樓吃麵的生意終於有了走上正軌的架勢。5 月 5 日，Jimi 從美國帶來家人和鼓樓吃麵的四個經營者在老店吃飯喝酒，聊得挺開心，敲定了合同。6 日凌晨，雷駿在家裡突發心臟病去世。
馬彼德當時感到挺懵。那天他和往常一樣，五點多起床，九點半到店裡打掃衛生。還沒幹多久，麻悅打來電話，讓他拿上雷駿的身份證和醫保卡到醫院。“我還以為他高血壓又犯了，結果到那發現氣氛不對。”下午，他從醫院返回，發現消息已經傳開了，老店門口堆滿了照片和花束，還站著一大群人。馬彼德就開門讓人們進來坐。人流一直不斷，他就一撥一撥接應。
Jimi 也來雷駿家中弔喪。“我們抱頭痛哭，我問他，雷駿走了，你還要跟我合作嗎，他回答還要。但實際當時我們都是懵的，這個合作的決定完全是衝動的。”
雷駿的死對面館打擊挺大。首先是 Jimi 和麻悅在之後的經營方向上產生了分歧。按照馬彼德的說法，現在店面的美式餐吧風格是 Jimi 當時揹著他們自己決定的。吉米想大量刪減老店的菜單，將營業時間改為下午 4 點到凌晨 2 點；也想把微信公眾號從原來鬆散的記敘，改成簡單明瞭的折扣及廣告推送。由於談不攏，他拿走了麵館當時註冊的 Facebook 賬號，還找來一箇中國人試圖盜取微信公眾號。
麻悅在那之後剪短了頭髮，把右安門和雷駿一起住的房子賣了，用這筆錢償還了此前因老店經營不善向親戚、朋友借的錢，以及 Jimi Sides 的投資款，讓麵館度過了困難時期。她的左臂原本文著一個仙女畫像，意思是想過閒雲野鶴的生活。雷駿走後，她又在右臂文上了雷駿和“黃胖子”。
“當時沒有了雷駿這個靈魂人物，再加上新店運營成本更高，兩個硬傷湊一起了，攤子感覺要散。”麻悅在店裡接應來客時，能感到不少人或是出於好奇，或是出於關心，在偷偷打量，想知道她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家人也希望她休息一段時間，逐漸脫離雷駿原來的朋友圈子，開始新生活。
“但我就是不能讓你看到我倒下了，你覺得我們這個一家之主沒了，那我就把房子賣了。既然決定了還要把這個店面重新開起來，我就應該住在一個離店的離更近的地方。你在不同的階段永遠會有不同的新的麻煩找上你，你就不得不要面對。”
做人物誌採訪是她想出的應對策略之一。這原本也是雷駿想做的，類似屬於麵館的、供來客閱讀的一本 Zine（獨立雜誌）。
“小眾文化發展得這麼緩慢，很有可能某一天你就再也看不見光頭黨，也不知道曾有這麼一群挺朋克的人。我們就希望給他們留下一些東西。“馬彼德說。5 月 8 日葬禮那天，他在告別儀式上看到雷老闆被畫上了一個很奇怪的妝，意識到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責任。
“雷老闆算是壯志未酬，他想把美食和朋克結合得更緊密，希望客人來吃完後一抹嘴，盤子都是乾乾淨淨的。這些都沒做完。我們還一直說要讓它成為一個百年老店呢。”在馬彼德的理想中，鼓樓吃麵應該成為一個介於搖滾朋克現場和家之間的一個地方，“一些曾經喜歡朋克的人到了歲數可能躁不動了，不想再去現場，但也不想窩在家裡自己聽音樂，想要沉浸在一種很多人一起享受的氛圍裡，他就可以來這，喝酒、聽歌，和老朋友聊聊。”
麻悅還想策劃一些朋克樂隊的演出，不過不打算放在鼓樓吃麵裡。一方面是空間不夠，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雷駿在的話，他也不會喜歡。樂隊是需要有舞臺的，而且需要一群認真看演出的觀眾。我們那個年代可能好多人就是受臺上那些人的影響，才會特地穿成那樣去看演出。他會去查為什麼樂手要這樣穿衣，他們的歌詞什麼意思，他下次來看演出也要穿成那個範兒，有足夠的尊重，他才好意思去跟樂手說話，才融入得進去。現在的人可能不是，普通人拍一拍自己可能一夜之間莫名其妙也成網紅了。”
外賣是另一個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有平臺經理勸麻悅，說“你按照我告訴你的方法做外賣，我保準一個月能賺 XX 錢，以後實體店都不用開了，就做外賣就行。”但也違背了鼓樓吃麵的初衷，“這是一個大家交流的地方，一個交通站。我就是個站長，然後不同的人咱們聚在這兒，各自散去，過段時間再聚來，這個功能性不能放棄。”今年七夕節，她特地為此策劃了一個活動：當晚來吃飯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手機都裝在一個小口袋裡，掛在道具牆上，把這一頓飯的時間完全交給自己和對面的朋友。如果能堅持到最後，吃飯就打七七折。
"麻悅想開家麵館。真把店開出來，它卻成了丈夫雷駿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駿是蜜三刀樂隊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樂隊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該滿 20 週年了。在這家叫作“鼓樓吃麵”的麵館裡，他希望給樂隊們提供一個演出完可以歇腳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麵、喝酒、談天。再廣泛點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點有意義的事”，保持趣味和憤怒，“越挫越勇”。
麵館原本開在小經廠衚衕裡，2015 年遷到東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錯，離北新橋地鐵站或南鑼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鐘以內。入口是一扇鐵門，上頭畫著一隻獠牙外翹但神態和善的鬥牛犬。那是麻悅和雷駿最喜歡的英國鬥牛犬——他們最多時候養過三隻：“小乳迪”、“大都都”、”黃胖子”。
館子不大，只有十張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進門左手是吧檯，牆上掛著雷駿的照片，下面擺著一列他最喜歡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牆壁上是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海報、樂隊合影、黑膠唱片、紀念 T 恤。桌上鋪著紅白藍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壓著，下頭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國錢幣和明信片。
菜譜中西結合。創始菜是雷駿自己在家裡琢磨出來的，受到樂隊老友們的歡迎，叫“金牌蘑菇肉醬面”。方子以北京傳統炸醬麵為基礎。由於麻悅一家是回民，住得也離牛街近，就把炸醬裡的豬肉換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裡常見的口蘑取代味精。擺盤看上去像意大利麵：根根分明的手擀麵盤繞在中央，炸醬則裝在墊著黃瓜絲的白色小杯裡，但分量和口味卻有種北方的粗獷。此外還有些融入搖滾元素的菜式陸續誕生：“八大錘”，得名於形似鼓槌的小雞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種肉類的大拼盤。
客人裡有偶然光顧的遊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來的樂迷、因為媒體報道好奇打卡的年輕人，或者搖滾圈裡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半，麻悅都在店裡。她染著一頭紅灰相間的短髮，穿一件鮮豔的紅毛衣，腳上是雷打不動的馬丁靴——這是朋克的著裝傳統，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門口角落裡的桌子上整理賬單，接待各式各樣的人：想來幫“鼓樓吃麵”運營公眾號的、想借店面拍攝產品的、想談餐飲合作的。五點左右員工們吃完工作餐後，客人漸漸開始多起來，她就張羅廚房和店面之間的溝通，偶爾跑到門外，在取暖器下站著抽根菸。
剩下的交給主廚老馬和店長馬彼德。雷駿去世後，他們是她最信賴的人。
雷駿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發心臟病去世的。當時麵館剛搬到東公街，雷駿解散樂隊還不到半年，把店名從“吃麵（Noodle In）”改成了“鼓樓吃麵（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經營，更加凸顯店裡的朋克文化氛圍。
麻悅試圖把他想做的事繼續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開始採訪，寫麵館裡遇到的、鼓樓一帶出沒的那些帶有朋克特質的小人物，一年採訪 50 多個，發表在公眾號“鼓樓吃麵”人物誌上。以這種方式，她得以將注意力從個人的聚散上轉移，在更多人的聚散裡獲得慰藉。
由於麵館生意騰不開手，她找來 27 歲女孩韋小溪來協助整理這些故事。小溪形容這些受訪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擰巴的、非要擰著來的這個部分”。“它可能是一個小圈子，可能你很難去給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關。但是他們的故事又確實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實際上，“鼓樓吃麵”如今的主事者——麻悅、馬彼德和主廚馬巍（老馬）——多少也都是這種擰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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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駿要開面館的事，老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卻出於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橋公交站坐車回家，遇上兩個 mohawk 髮型的年輕人。他們大聲談論從外地趕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動之情。老馬聽著覺得挺驕傲，打了個電話給雷駿：“咳，你都這麼有名了嗎？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都還沒合影，得趕緊拍一張。”雷駿藉機把老馬叫到了店裡，說服他入夥。
老馬和雷駿都出生在北京知識分子家庭，在宣武區長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們 20 多年前相識於王府井大飯店，那時老馬才 24 歲，是廚房主管；雷駿只有 18 歲，是送餐的服務員。
酒店工作對 90 年代的北京來說既體面又具有新鮮感。1982 年，全國第一家合資酒店“建國飯店”開始運營。11 年後，國家技術監督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遊涉外飯店星級的規範和標準》，引入酒店星級評定製度。老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職崑崙飯店，後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評為五星級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馬的父親，一位老知識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認識雷駿以前，老馬輾轉在崑崙飯店、華美達亞洲大酒店、王府飯店和北京皇家大飯店都幹過。崑崙飯店和亞洲大酒店雖說是“涉外飯店”，有統一的廚師制服和設備完善的廚房，但主廚還是中國人，一部分來自通過定向培訓在沿海一代接觸到西餐的建國飯店、麗都飯店廚師，俗稱“老建國”、“老麗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從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漸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馬從基礎湯汁學起，不時花幾毛錢買國內職高烹飪學校出的一些基礎教程，不懂的就去請教老師傅，其中還包括當時著名的“建國五虎”——五個北京圈內公認最厲害的西餐大廚。在北京皇家大飯店時，由於合資方是北歐 SAS 集團，他有機會為米其林三星評級的外籍行政總廚幹活，還作為骨幹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培訓過三個月。
這些經歷讓老馬身上有種傲氣，倒不是論資排輩那種。“中國原來就喜歡論資排輩，看你是哪個酒店出來的或者怎麼樣。米其林的評定方式不一樣，你需要認真做好某一種東西，就看這個。”
在他眼裡，好廚師的唯一標準就是敬業：“怎麼樣算敬業呢？就是你生活裡每一點發現都能和烹飪有關係。比方說我在馬路上看人家排隊買饅頭，我就要去看看為什麼這個饅頭好，我拿著這個饅頭能不能做一些別的效果的東西，或者我拿別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麵的時候，就想這西餐當中我用什麼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你得真正拿它當成你的朋友那樣。”
在王府井大飯店做廚房主管時，老馬注意到一個同樣帶著點傲氣的 18 歲年輕人。雷駿那時已經開始搞樂隊了，但還沒有蜜三刀。他留個光頭，壯實高大，穿馬丁鞋、皮夾克，刺了兩個大花臂，但工作時很認真，也愛琢磨吃，看上去有點意思。送餐部緊挨著廚房，兩個年輕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類似，就逐漸熟識起來。每天凌晨 1 點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館，佐著花生米拍黃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點。
雷駿很少和老馬聊音樂的事。他有時喊老馬去看排練，老馬也不太去。他喜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種抒情傳統一些的民謠，覺得雷駿和他的樂隊有點太“躁”了。不過他理解雷駿的憤怒，也欣賞他拿打工的錢養活整支樂隊的勇氣：“他穿很多東西，是出於對文化和音樂的理解，不像現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個形式。那種憤怒會自然而然反映在表達、穿著上，沒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個根本的東西。我也憤怒，但我表達的方式不同，或者說我沒那麼激進，不會痛恨或者討厭到想帶來改變，覺得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宿命。”
共事兩年多後，兩人同時從王府井大飯店離職。雷駿去給一些音樂雜誌寫稿，在音樂頻道 Channel V 做過一段時間編導。老馬去了承德糧食局在河北開的第一家西餐廳。1997 年香港迴歸後，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廳，有了“七小福”的說法（也就是“七個小福樓，福樓是一家著名法餐廳），其中一家新開的叫巴黎小時刻。雷駿約老馬一起去應聘，一個做前臺經理，一個做後臺主廚。
在老馬的記憶裡，那是他們兄弟倆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還是凌晨 12 點左右下班，然後趕 44 路末班車從長虹橋市文聯賓館坐到長春街，在雷駿家門口的一家四川火鍋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們經常喝到三四點，喝到老闆也加入聊天，夥計們都在地上睡著。有時連老闆也撐不住了，他們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時把錢放桌上。
聊天的話題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駿偶爾也會說說做樂隊的煩惱，年輕早逝的樂手朋友。樂隊成員們都還是孩子的年齡，只有雷駿稍年長些。北京還沒什麼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樂學校的影響玩搖滾的。一切看上去才剛開始。
巴黎小時刻因為房租高漲、入不敷出於 1998 年底關停。雷駿從此離開了餐飲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開始專心表達他的憤怒。貝斯手就是雷駿在東城區職業教育中心學校學酒店服務時的同學，馬克。每週排練兩次，音樂的風格確定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個分支。著裝也固定下來：光頭、文身、馬丁靴。三年後，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張專輯《嚴打》，這年雷駿 24 歲。
老馬後來又去了一家國營背景的國賓酒店，2001 年受下崗潮影響“投身市場經濟”，在北京六環的巴溝開了家中餐廳。之所以沒做西餐是因為城內開店經濟上支撐不起，而巴溝雖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沒人吃西餐。才開了一年多，巴溝拆遷，蜂巢國際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開建。老馬只好把餐廳盤給合夥人的父親，回到城內給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廚。
直到和雷駿在公交車上通了那次電話。
2
2002 年發行的《嚴打》裡有首歌，馬彼德至今記得，叫《中華警魂》。聽這首歌時他 19 歲，正對自己的警察身份產生懷疑。
馬彼德今年 24 歲，唐山人。他從初二開始接觸國內的搖滾樂隊，最開始聽的是腦濁樂隊的《無聊軍隊》，“單純的荷爾蒙”，比如《星期一》，這是他每週一上學時必聽的一首歌，到現在還能隨口唱出歌詞：“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討厭星期一，看著黑板我發呆，可還是一點兒沒脾氣。”到高一時，聽的內容多了一些國外樂隊，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過豆瓣FM 推送聽到，“朋克裡帶著點上世紀軍區大院裡的那種紅色元素，有點不一樣“。
唐山本地有個吃喝玩樂俱樂部，類似一個年輕人文化據點，腦濁在那裡演出過。精神需求沒法滿足時，像很多無聊但有閒的年輕人一樣，馬彼德還會花兩小時坐車去北京聽迷笛音樂節。“看到好多平時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有的是皮夾克，有的夾個揹帶，有的輸個髒辮，特別開眼，特別帶勁。”
大學才上了一個月，馬彼德就退學了。他不大喜歡學校裡的氛圍，抽菸、喝酒、打遊戲、談戀愛，沒什麼人談理想、談未來。軍訓後第一節課老師放的一個動畫短片也讓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師因無人聽課出於無奈放的，講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後意識到自己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可以當化肥。馬彼德覺得”那可太諷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馬彼德輟學。父親希望他跟著自己做生意；母親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想給兒子找一份穩定的飯碗也沒那麼難。他們先把馬彼德安排去親戚的電廠上班。工作內容很簡單：早八點到晚八點，在固定時間點記錄下儀表盤上的某個數字。馬彼德覺得挺沒勁，也不喜歡周圍人帶有色眼鏡的那種不自在感，幹了一個月就辭職了。
第二份工作還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當地警隊的一個大隊長，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蹟被電視臺多次報道：追擊毒販時把防彈衣讓給隊友，在對方扣下扳機前制服了對方。馬彼德覺得這份工作還算有點意義。聽說大舅在那次事件後抑鬱了一段時間，還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從協警幹起，最後成為一個像大舅一樣的好警察。
做了協警後，馬彼德發現沒什麼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後者還都是一些頗有街頭經驗的”民間反扒大隊長”發現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個手銬把人帶走。唯一兩次印象深刻的經歷都與上訪者有關：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門口上訪的老太太。據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殺，凶手買通法院無罪釋放。警隊的職責是看著她防止鬧事。馬彼德心軟，趁午休時給她買了瓶水、一塊麵包，被領導批評了一頓，說這是“助長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女上訪者被拖進屋子，打得滿臉是血。
馬彼德想不通，兩次找大舅詢問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個年輕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迴應令他有點失望：”這些不是我們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正好聽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華警魂》，覺得歌裡唱的都在現實中應驗了。
聽說蜜三刀主唱雷駿開的鼓樓吃麵在招人，馬彼德在微博上發了條私信。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大堆，對方几天后只回了幾個字：”快抽時間來吧，來吃麵。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點。次日早上 7 點，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從五號線轉六號線到南鑼鼓巷，9 點就到了店門口。店還沒開，他就四處轉了轉。11 點回來時，店是開了，雷老闆還沒來。他就又坐到下午 3 點。快睡著時，突然有人拉開了門，然後是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聲。馬彼德一抬眼，見照片裡常見的那個高大凶狠的人主動彎腰來握手：”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雷老闆的和善讓馬彼德感到意外，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頭黨“極端”、“暴力”、“不友好”等標籤不相符。雷駿也沒問什麼刁鑽的問題，只問喜歡哪些樂隊，喜不喜歡吃，會不會做。馬彼德的回答有點不著調：“我六歲就會煮方便麵了。”雷駿笑笑，溫和地說：”你會吃的前提就是你得會做，你得懂這個是什麼。“然後指著馬彼德穿著的灰色 Clash 樂隊 T 恤說：”我看你穿這 T 恤就感覺路子挺對。“
就像當年老馬和雷駿以兄弟相稱一樣，馬彼德也成了雷駿的小兄弟。儘管招聘啟示上寫著“不包吃住”，雷駿還是讓他住在了店面二樓的閣樓裡。他教馬彼德彈吉他、鼓勵他學英語，讓他在自己樂隊的現場演唱。馬彼德後來也知道，雷老闆和自己一樣不太會做菜，總把土豆或雞肉切得老大塊。但他會吃，沒事總帶著麵館裡的一幫人在附近尋新開的館子。白天忙著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遠處的安定門排練室裡排練。
馬彼德的父親來看過一次兒子，他在老店二層閣樓裡轉了轉，沒說什麼，只叮囑照顧好自己，就回去了。儘管一直說學成之後就回家開店，但馬彼德到今年已經幹了五年，比面試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跑步，去老馬或者雷駿推薦的新館子裡嚐鮮，之後九點到店裡開始打掃衛生，準備各種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點。但他總覺得自己有太多東西還沒學會，比如在面對更多外國客人時，還無法像雷駿那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雷駿也常和他談論有關樂隊的煩惱。最大的一個煩惱是如何維持下去。除了貝斯手馬克、鼓手郭楊，蜜三刀成員總在換：一些老成員或是因為成家立業，想讓生活走上正軌而離開，或是因為技術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員雖然技術更好，但價值觀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業化。
“他挺糾結的。其實你做得更好之後，無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費拿得更多，但是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還是即使在小酒吧裡邊唱歌，也能給人帶來比較多震撼的那種，他想繼續去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一些批評，但這樣下去他的歌就註定是越來越沒法在公開的平臺上展示。”
雷駿曾在自己的開心網主頁寫道：“社會人兒們常是百般關愛你，告訴你掙點錢才是真的。而當我們在酒精和搖滾樂的午夜裡，彼此叮囑的則是：堅持住，兄弟！現在，正在流行著一種可怕的病菌，急性傳染症狀為：無理想、無追求、不會感動、只會起鬨。千萬別傳染，最後的解藥就在你手裡，不過很多人都是因為丟了自己的解藥，被傳染了，變質了，如同殭屍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樣。堅定自己，別懷疑，給自己注射那最後的一針！”
《中國好歌曲》節目組曾經邀請過蜜三刀登臺。雷駿告訴馬彼德這個消息時開玩笑說：“要上的話，我肯定會那樣，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覺得正常的歌，到總決賽的時候來一首《中華警魂》，全國直播。大家肯定都瘋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節目都是錄播，要真這麼做早給他刪掉了。”
在麵館裡，馬彼德也見到許多樂隊在臺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到鼓樓 School 演出，結束後，主唱吳維來店裡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這麼多年樂隊，還要不要繼續。去年吳維出了場車禍，要花 2 萬塊醫療費。他意識到自己連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還得靠朋友幫忙。
“吳維今年也 40 多了。”馬彼德說。他最近看了一部紀錄片，叫《絕不鬆開我的拳頭》，認為它比較準確地描述了他在麵館裡認識的這些音樂人的狀態。雷駿常聊起，90 後已經不憤怒了，因為相比上一代沒經歷過什麼大事，本身活得已經挺高興。
“雷老闆他們 70 後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有好多人喜歡朋克，但是現在的人更願意去喜歡電子樂、喜歡嘻哈，追求銷量、打榜排行什麼的。對中國來說，年輕人不憤怒了，朋克這波浪潮就已經過了。”
實際上，即便是 Oi Punk 這種音樂類別在國外的一些代表樂隊，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雖然對搖滾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但也一直走在邊緣。
3
麻悅覺得，只要鼓樓吃麵還在，雷駿所追求的那種朋克精神就不會丟。門上那隻大狗是她請韋小溪設計、人物誌採訪認識的一位藝術家剛畫上去的。去年 9 月，由於街道整改，麵館的頂棚被拆除，窗戶變小。一個月後，門外的露臺也被拆除，玻璃門換成了防盜門。那隻大狗算是一種朋克式的應對方式。
“比如說這裡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這一片狼藉裡讓自己是最鮮豔的顏色。不是說要特招搖，就是不能讓自己閒著，要做點有意義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錯得多，不同的壓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對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遠有新的想法來對抗，這個事兒就有意思了。這不就是朋克精神嗎？”
麻悅和雷駿是宣武區十四中的同班同學。1999 年，蜜三刀剛成立，雷駿用 bb 機傳來一條簡訊，興奮地邀請她到東四北大街 208 號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場演出。麻悅對朋克或這位同學都沒什麼興趣，沒去。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再見面，雷駿變了樣：一個大光頭，兩個大花臂，上身穿著裹緊的皮夾克，底下配一條瘦瘦的雞腿褲。那時麻悅在北京電視臺《身邊》欄目做編導，生活圈子變小，身邊有趣味的人也變少了。但雷駿不同，故事一個接一個。一些樂隊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樣。上進心強、勤奮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勁兒。
麻悅就做了雷駿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經紀人。演出活動雖然排得滿，但沒什麼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達。坐火車更有意思一點，雖然線路長，上車就帶著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車廂裡的啤酒都買光了，大家就一路喝這麼多，一路喝著到地方，然後就開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國地下樂隊剛剛經歷了一次爆發性的成長。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譽為北京朋克聖地的“嚎叫”開業，門聯上囂張地寫著十個字：金屬與老梆子不得入內。按照時任《全球商業經典》記者汪若菡的記憶，北京的地下嬰兒、無聊軍隊，武漢的生命之餅，南昌的盤古和烏魯木齊的舌頭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這個時段出現的。他們輾轉在嚎叫、橡樹俱樂部、開心樂園、CD 酒吧、豪運等各地演出，但這些地方陸續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
儘管誕生於地下音樂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但朋克這一門類在北京仍然非常小眾，很難找到願意讓他們演出的場地。蜜三刀首次登臺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關門。“光頭黨光是打扮上氣勢就很強，如果和民謠或是一些輕搖滾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下去了。”麻悅說。
汪若菡則在採訪雷駿的報道中回憶道，她首次聽蜜三刀的現場，“被這種簡單粗暴的音樂嚇著了”。她還看見同場另一支朋克樂隊的貝斯手扔掉貝斯，撲向稀疏的聽眾，希望他們接住他，卻撲通一聲摔在了人們避讓出的空地上。
一位樂評人向她介紹，朋克音樂就是一種用於發洩不滿和對抗搖滾精英的音樂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簡單的三個音構成的和絃，完全沒有修飾，直接、有力、赤裸，想說什麼就唱什麼，充分發洩不滿。樂曲也都不長，只有 2 到 3 分鐘。“他們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到最後還是反對。所以說這是年輕人才可能玩的音樂，嚴格地說，他們只是發洩痛苦，但沒有辦法回答反對一切之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
很多人因此對光頭黨持有偏見，總覺得是一群行為暴躁喜歡鬧事的人。這種認知到 2015 年也沒有改變：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轉發了老狼和幾個光頭黨在酒吧裡聊天的照片，評價說這是老狼被“圍攻”了。雷駿轉發了這張照片，發了個憤怒的表情。
2003 年，呂玻的嚎叫唱片約蜜三刀去談錄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動一些比較敏感的歌詞，“當時無數樂隊想跟嚎叫簽約，但是馬克堅決不同意改歌詞，最後我們就沒簽，不但沒簽，馬克還老數落人家老總就是個商人，最後把人家數落急了。”雷駿曾回憶。
在五道口“聚點”酒吧舉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帶網站）一週年紀念演出上，雷駿提出舉辦北京朋克音樂節的想法，把 8 月定為“朋克的節日”。他還找到幾個樂隊，一起做了一個短暫的朋克廠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屆北京朋克音樂節就在他和麻悅的張羅下開張了，地點選在了懷柔鵝和鴨農莊。當時國內比較知名的朋克樂隊都參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彈、再循環、動亂、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腦濁等。
麻悅還記得這個選址純屬兩人出遊時的意外發現，恰好老闆是位英國人，喜歡聽朋克，允許他們自由使用場地，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只當是給農莊打廣告。
幾個朋友湊錢租了三輛車，週六早上 10 點集合，花 2 小時把所有人拉到農莊。音樂節晚上才開始，人們就在草地上聊天、排著隊領自助餐。吃完飯，架起設備就開始“躁”。興奮感在空氣中瀰漫，累積到晚上 10 點達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點才結束。三輛車再拉著所有人回城。雖然賣了些門票，但樂隊大多沒收演出費。所有收入交給了農莊作為感謝。
以這一年為起點，朋克音樂節一直辦到 2013 年，共十一屆。因為要同時考慮時間、地點以及參與樂隊的需求，場地每年都在變。這些細節麻悅都能脫口而出：第二屆在城郊汽車電影院裡一個叫“兩個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屆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屆在鼓樓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屆又回到”兩個好朋友“。第十一屆由於”兩個好朋友“場地出了問題，臨時換到 798。
從第八屆開始，麻悅把主持朋克音樂節的責任從雷駿那裡接了過來，以便他能專心做樂隊。她還試圖拓展音樂節的規模，找一些符合調性的贊助商，比如 Dr. Martens。當時這個馬丁靴品牌剛剛進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門店，麻悅帶著兩個設計去展示文案，說服總代理在物料和產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隨著贊助商加入、參演樂隊增加，矛盾開始滋長。一些樂隊覺得音樂節變得太商業化，另一些則爭論門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後感覺有點疲憊了。我們最初覺得這就是個節日，一起來完成一個好玩的 party，如果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思都有點變了，動搖了，再做也沒什麼意思。”
2005 年兩人結婚後，雷駿試圖在工作和樂隊之間尋找平衡。他輾轉在音樂雜誌新媒體、Channel V 和太合麥田做過，但正式工作總會被樂隊的巡演計劃打斷，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開始在德國、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巡演，參與美國導演肖恩《北京朋克》紀錄片拍攝，獲得更多國際關注之後。做兼職撰稿人收入不太穩定，麻悅就提出了開家麵館的想法。
它的性質其實和朋克音樂節也差不多：供一種小眾文化以及它的愛好者另一個相對固定的容身之所。
4
麵館於 2011 年開張。店址選在了北京搖滾文化的輻射中心，鼓樓，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圍。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兩層。狹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朋友們送來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舊物：苗苗的紅色鐵皮機器人、裝滿糖果的骷髏大碗、陳蕭楠的盔甲、德國舊貨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樂隊粉紅圖冊、小鬥牛犬擺件。它們給麵館帶來了濃郁的、帶著朋克味的家庭氛圍。
雷駿喜歡寫字，有記錄的意識，2012 年、13 年先後給鼓樓吃麵開設了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文字樸實但生動。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廣“金牌蘑菇肉醬面”之後的第二道創意麵，小經廠素面。
“小經廠素面必然是生長在一條叫小經廠的衚衕裡。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選料和精心的烹製。鮮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滾一遍即可，燙熟青菜圍繞煮好的白麵。清油七分熱煎鮮香菇，澆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紅黃彩椒、香蔥、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幾種調料。就連那麼一點點花生碎都是恰到好處！”
除了介紹菜餚，雷駿也會寫寫店裡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個“騎著電動車、頭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鑲嵌著五顏六色寶石飾物的怪老頭“徐恭謹。徐恭謹 92 歲，常到店裡找雷駿聊天。他還拿來一張個人演唱專輯。按照插頁裡的簡介，徐恭謹是 1947 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1949 年未跟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留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復教職。1995 年從中央戲劇學院退休後，他去了美國舊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鄉長居。
他和雷駿說：“擱現在，我也是個朋克；擱那會兒，你一定是個‘右派’。”
麵館人員的流動性挺大。不少也是玩樂隊的，比如吹萬樂隊鼓手李子超當過一段時間廚子，還發明瞭一道反響不錯的”糟辣炒蛋面“。但流動性大的問題是菜品質量可能不夠穩定。雷駿起初也總忽略了這是在做生意，更把吃麵當成一個朋友見面的外部客廳，“有時候晚上八點左右就沒什麼人，他就會直接關門，領大家去吃夜宵。”馬彼德說。因此在老店，鼓樓吃麵經營狀況不算好，有時還需要家裡的經濟支持。
2013 年老馬加入以後，菜品質量的問題得到了控制。老馬有點煩一些所謂的網紅餐廳。“人的味蕾是鬥不過化學制劑的。很多年輕人的口味被添加劑之類的東西給毀壞了，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原汁原味。比如你在淘寶隨便買一塊 30 塊左右的牛排，它放多長時間還有 Q 彈的口感。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好肉。煎牛肉或者羊肉，西餐都講究要有焦化層，很多年輕人就覺得這叫’糊了’。我們為這個事困惑過一陣子，但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給他介紹什麼是好東西，就得另闢蹊徑。”
老馬認為 Punk Not Dead（蛇尾一鍋）這道菜是另闢蹊徑的好例子：把老湯溫火慢熬的牛舌切片，擺放成朋克的雞冠頭，盤中央則碼放炒制的蔬菜丁兒，以及和牛舌一同熬煮的牛尾，再澆上濃汁。這是 The Exploited 來北京演出時老馬和雷駿一起設計的一道菜，造型酷似這支樂隊的 Logo：一個長著嘴、留著雞冠頭的朋克骷髏頭。雖然看上去像西餐中煎制的牛排，但口味卻因熬煮而更溫和。
由於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店面在 2015 年從小經廠衚衕搬到現在的東公街。新場地是廚房阿姨介紹的，前一個租客做的是臘肉火鍋生意。房東劉哥在麻悅父母經營的醬牛肉店裡買過肉，和雷駿也聊得開心，沒怎麼在房租上叫價。
“我記得當時這附近有個包子店，面積就能放下兩個大蒸籠加上同時站 4 個人，房租是一個月 6 萬。劉哥要價比這便宜多了，我們開了 4 年他也沒漲多少錢。”馬彼德說。
劉哥就住在店面樓上，也是個老江湖，在新疆做生意、蹲過獄、30 多歲才出來結婚生女。他現在信佛，唯一的愛好就是養鴿子，也做微商賣酵素。有時下來和店員們一起吃飯，塞給他們幾瓶酵素，說是“對身體好”。
新店的裝潢和佈置是由美國人 Jimi Sides 完成的。雷駿去世後，他原本想把這裡經營得更像一間酒吧，去掉經典菜單，只保留佐酒小食，在酒水上獲取更多利潤。麵館入口處倒掛著晶亮酒杯的吧檯，遺留著這種商業化野心的痕跡。
Jimi 是老店的常客，最喜歡那道“糟辣炒蛋面”。 老店搬到東公街前的一個多月，他主動找到雷駿和麻悅，希望出資合夥經營。有了新資金，又確定了新店址，鼓樓吃麵的生意終於有了走上正軌的架勢。5 月 5 日，Jimi 從美國帶來家人和鼓樓吃麵的四個經營者在老店吃飯喝酒，聊得挺開心，敲定了合同。6 日凌晨，雷駿在家裡突發心臟病去世。
馬彼德當時感到挺懵。那天他和往常一樣，五點多起床，九點半到店裡打掃衛生。還沒幹多久，麻悅打來電話，讓他拿上雷駿的身份證和醫保卡到醫院。“我還以為他高血壓又犯了，結果到那發現氣氛不對。”下午，他從醫院返回，發現消息已經傳開了，老店門口堆滿了照片和花束，還站著一大群人。馬彼德就開門讓人們進來坐。人流一直不斷，他就一撥一撥接應。
Jimi 也來雷駿家中弔喪。“我們抱頭痛哭，我問他，雷駿走了，你還要跟我合作嗎，他回答還要。但實際當時我們都是懵的，這個合作的決定完全是衝動的。”
雷駿的死對面館打擊挺大。首先是 Jimi 和麻悅在之後的經營方向上產生了分歧。按照馬彼德的說法，現在店面的美式餐吧風格是 Jimi 當時揹著他們自己決定的。吉米想大量刪減老店的菜單，將營業時間改為下午 4 點到凌晨 2 點；也想把微信公眾號從原來鬆散的記敘，改成簡單明瞭的折扣及廣告推送。由於談不攏，他拿走了麵館當時註冊的 Facebook 賬號，還找來一箇中國人試圖盜取微信公眾號。
麻悅在那之後剪短了頭髮，把右安門和雷駿一起住的房子賣了，用這筆錢償還了此前因老店經營不善向親戚、朋友借的錢，以及 Jimi Sides 的投資款，讓麵館度過了困難時期。她的左臂原本文著一個仙女畫像，意思是想過閒雲野鶴的生活。雷駿走後，她又在右臂文上了雷駿和“黃胖子”。
“當時沒有了雷駿這個靈魂人物，再加上新店運營成本更高，兩個硬傷湊一起了，攤子感覺要散。”麻悅在店裡接應來客時，能感到不少人或是出於好奇，或是出於關心，在偷偷打量，想知道她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家人也希望她休息一段時間，逐漸脫離雷駿原來的朋友圈子，開始新生活。
“但我就是不能讓你看到我倒下了，你覺得我們這個一家之主沒了，那我就把房子賣了。既然決定了還要把這個店面重新開起來，我就應該住在一個離店的離更近的地方。你在不同的階段永遠會有不同的新的麻煩找上你，你就不得不要面對。”
做人物誌採訪是她想出的應對策略之一。這原本也是雷駿想做的，類似屬於麵館的、供來客閱讀的一本 Zine（獨立雜誌）。
“小眾文化發展得這麼緩慢，很有可能某一天你就再也看不見光頭黨，也不知道曾有這麼一群挺朋克的人。我們就希望給他們留下一些東西。“馬彼德說。5 月 8 日葬禮那天，他在告別儀式上看到雷老闆被畫上了一個很奇怪的妝，意識到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責任。
“雷老闆算是壯志未酬，他想把美食和朋克結合得更緊密，希望客人來吃完後一抹嘴，盤子都是乾乾淨淨的。這些都沒做完。我們還一直說要讓它成為一個百年老店呢。”在馬彼德的理想中，鼓樓吃麵應該成為一個介於搖滾朋克現場和家之間的一個地方，“一些曾經喜歡朋克的人到了歲數可能躁不動了，不想再去現場，但也不想窩在家裡自己聽音樂，想要沉浸在一種很多人一起享受的氛圍裡，他就可以來這，喝酒、聽歌，和老朋友聊聊。”
麻悅還想策劃一些朋克樂隊的演出，不過不打算放在鼓樓吃麵裡。一方面是空間不夠，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雷駿在的話，他也不會喜歡。樂隊是需要有舞臺的，而且需要一群認真看演出的觀眾。我們那個年代可能好多人就是受臺上那些人的影響，才會特地穿成那樣去看演出。他會去查為什麼樂手要這樣穿衣，他們的歌詞什麼意思，他下次來看演出也要穿成那個範兒，有足夠的尊重，他才好意思去跟樂手說話，才融入得進去。現在的人可能不是，普通人拍一拍自己可能一夜之間莫名其妙也成網紅了。”
外賣是另一個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有平臺經理勸麻悅，說“你按照我告訴你的方法做外賣，我保準一個月能賺 XX 錢，以後實體店都不用開了，就做外賣就行。”但也違背了鼓樓吃麵的初衷，“這是一個大家交流的地方，一個交通站。我就是個站長，然後不同的人咱們聚在這兒，各自散去，過段時間再聚來，這個功能性不能放棄。”今年七夕節，她特地為此策劃了一個活動：當晚來吃飯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手機都裝在一個小口袋裡，掛在道具牆上，把這一頓飯的時間完全交給自己和對面的朋友。如果能堅持到最後，吃飯就打七七折。
今年是鼓樓吃麵開店八週年，北京朋克音樂節舉辦 16 週年，蜜三刀 20 週年，雷駿去世 4 週年。4 月底，蜜三刀的老相識、 Hell City 吉他手于思佳把老排練室裡當年的海報撕下來，送給麻悅掛在了店裡。5 月 4 日，國安八連勝，一些球迷又在微博上轉發蜜三刀的那首老歌，《國安之歌（最後的勝利）》。
老馬設計了一道叫“壹陸捌伊麵”的八週年紀念新面，裡頭有六葷八素，“一個吉祥話，168，一路發。”這也是 70 年代北京一個挺有名的襯衫品牌。另一道新面叫“黑色回憶”，是紀念老雷的，用料都是他最喜歡的食材，用蘑菇汁中和墨魚的鹹腥，黑意麵裡放上三味芥末油煎制的鱈魚、玫瑰茄汁和紅酒浸過的牛肉。“低調、實在、不玩虛的。”
原來老馬很少聽蜜三刀的歌，做菜時喜歡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現在倒聽起來。一首最喜歡的沒有歌詞，歌名挺簡單：Dancing Time（跳舞吧）。
題圖、配圖由記者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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