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想到哪說到哪吧，萬曆和正德面臨同樣的問題，作為一個守成皇帝，他們不像洪武皇帝朱元璋那樣，是開國皇帝，以自己的喜好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文官制度，並沒有什麼能束縛自己的思想、行為。可是作為萬曆和正德就不一樣了，當時的文官制度各種禮儀、各種以道德為面具的制度文化已經達到了能操控皇帝思想和行為的地步。作為正德和萬曆這樣很早就登基，血氣方剛要大有作為的年輕皇帝來說，受到的束縛就太多了。而正德和萬曆卻有著不同的性格，因此也就有著不同的反抗方式。
【正德的反抗】
正德皇帝有著充沛的精力，強大的內心和長遠的政治抱負，決定要進行全面的大範圍的改革。然而，在一系列的孔孟之道，道德禮儀的規勸下，正德寸步難行。他卻用自己的一意孤行來反抗這種看似權力無限卻喪失自由的生活。文官制度的形成也算是皇帝權力的弱化，當每天有太多的奏章送到皇帝跟前，皇帝不會有時間也不會完全公平正直的處理每件事，文官們所要的就是皇帝這個身份所帶有的宗教色彩，所帶有的能把各種不公以皇帝的權威而命令化的機制，他們不允許任何人打破這種機制，即使是皇帝本人，即使需要有些人犧牲。由此正德訓練宦官，建立豹房，親自任命自己為將軍，並世襲伯爵，將皇帝的高高在上的權威下降到文不識丁的莽夫身上。在多年的抗爭中，皇帝也在抗爭中找到了樂子，隨意任命或罷免官員，下江南，吃喝玩樂最終30歲命喪。
【萬曆的心傷】
對萬曆皇帝來說，明朝也到了中後期，文官制度更加完善，各種利益也相互交叉，盤根錯節。萬曆作為一個從小就被各種道德、禮儀澆灌出來的皇帝，形成了及其矛盾的複雜心理。一方面他要維持帝國的運轉，需要遵守這些禮儀道德，一方面卻也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在這兩方面的碰撞下，再加上當時社會已經較為腐敗，皇帝也看到了文官的陰和陽兩面的人格，表面上仁義道德，並以此“要挾”皇帝也絕對服從，然而在陰的一面卻在勾心鬥角，混淆視聽。皇帝把所有的心聲都傾訴於鄭妃，甚至要立幼廢長，在文官集團不惜以性命相拼的組團進攻下，萬曆最終妥協了，變成了一個以“無為而治”思想的皇帝。所有的政事拖著不幹，所有的決策有官員決定，甚至官員以此上奏以辭職為要挾，萬曆也只是把奏章放在旁邊，不聞不問。
【首輔難當】
在萬曆年間，首輔的典型代表當屬張居正和申時行了，兩人有著不同的處事風格，也有著不同的結局。
萬曆把張居正當成自己嚴厲、正直、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嚴父”的心態，事事都以張居正對自己的規勸為自導，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性格，成為一個冷血的、標準的、文官期望的皇帝形象。
張居正以強硬的手腕把持著明朝的方方面面，官員大多數也都附屬在他的勢力集團內，當然，此時的張首輔也算是意氣風發，甚至有人彈劾他，皇帝也為處處維護他，在“多情”事件中，文官集團的不滿達到了頂鋒，派系也逐漸的顯露出來。以至於在張居正死後，皇帝、文官都在不斷的攻擊，尋找著各種理由藉口來報復。
與張居正不同的是，申時行更為低調，更像是一個和事老，在皇帝和文官中進行協調。然而就像是這樣一個不與任何人作對、不培植自己勢力的老好人也不斷遭受來自文官集團以道德為名義的攻擊，說其不制止皇帝的各種出格行為。
【文官的洗腦】
隨著科舉制度的逐漸深入，禮儀仁義道德已經成為讀書人標榜的靈魂，並把這種靈魂不斷的植入到接觸到的每個人，甚至皇帝也不例外，就像瘟疫一樣揮散不去。文官集團有這樣幾個特性：1拿萬曆來說，當皇帝無為，文官似乎沒了目標，沒了依靠，所有的政治抱負也都難以施展，在這種心理的壓力下，勢必要找某些人的事，而那些高高在上的首輔就成為了發難的對象，不斷的彈劾，總是需要某股力量把這種分散的碎片思想給重新集中起來，甚至並不是良性的。2是在文官接受的道德中，捨生取義，名垂千古是比生命更為寶貴的，所以有些文官冒著殺生成仁的思想去不斷地對抗皇上，在道德禮儀的旗幟下去尋找皇帝的不足。3高超的政治手段。當一派需要打擊另一派的首領時，剛開始只是從細枝末節開始，從雞毛蒜皮的小事來進攻對方的小兵，當事件逐步深挖，一些觸及核心的東西被擺上檯面，當對方的首領為了下屬辯解時，再群起而攻之。所以，有些風雲突變的大事件，有時只需關注那些雞毛蒜皮，甚至驢頭不對馬嘴的、無關痛癢的小事就可以觀察到。
【戚繼光】
戚繼光的天才在於他看準了妥協之無法避免；而他的成功在於他善於在技術上調和各式各樣的矛盾。妥協的原則是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門不至於相差甚遠。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
究其一生，他的聰明之處在於並沒有強行撼動文官集團所倡導的平衡（如在他整頓新軍時，並沒有對當時的後勤保障制度做出徹底的改革，當時後勤保障都是各政府單元各自保障，並沒有統一戰略。戚繼光只能求助於張居正處理此事，才讓倭寇不再侵犯。），他精通於政治，做了各種妥協，運用自己在軍事上的才能和在政治上的手腕登上了武官所能達到的最高峰。他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也曾出版詩集，這讓文官集團多了幾分親切感。但是為了自己的軍事報復，某些人性的劣勢就顯現出來，他的行為充滿著矛盾，也許是為了迎合當時的環境而必須做出的妥協，也許是本性中所帶有的。如治軍的嚴明和對張居正的上供，軍事戰術中洋槍與大刀長矛的混用，南軍與北軍對抗中的妥協，甚至他的妻子並不知道他竟然會有三個兒子。
在張居正被清算後，所有與其親密的都被參劾，戚繼光也不例外，雖說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後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現實。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
【總論】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不及。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盲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