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史裡，以“亡國之君”而頗得後世的同情和盛譽的，莫過於崇禎帝了。儘管有專家學者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他“治國乏術、邀譽有方”，“急於求治，速於亡國”，還是有不的專家學者並不買賬。
早在清人編寫《明史》的時候，就曾提出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崇禎帝不過是做了個頂鍋俠而已。錢君以為，此說也不無道理，因為似乎大明亡國的一切因素，在萬曆的時候已然孕育萌芽了，其中所缺少著的不過只是“待時日去發酵”而已。
那麼，究竟亡了大明的因素有哪些呢？錢君不妨以“福王之死”為切入點，與大家一一解析。
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史裡，以“亡國之君”而頗得後世的同情和盛譽的，莫過於崇禎帝了。儘管有專家學者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他“治國乏術、邀譽有方”，“急於求治，速於亡國”，還是有不的專家學者並不買賬。
早在清人編寫《明史》的時候，就曾提出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崇禎帝不過是做了個頂鍋俠而已。錢君以為，此說也不無道理，因為似乎大明亡國的一切因素，在萬曆的時候已然孕育萌芽了，其中所缺少著的不過只是“待時日去發酵”而已。
那麼，究竟亡了大明的因素有哪些呢？錢君不妨以“福王之死”為切入點，與大家一一解析。
“國本之爭”所體現出的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矛盾
福王就是明後期那個“天下皆飢，他獨肥”的“胖子”。萬曆的皇三子，母親是鄭貴妃。
萬曆的王皇后沒有子嗣。當年一時興起，“寵幸”過的一位宮女，給他生下長子朱常洛。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作為長子的朱常洛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了。
所以當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便上疏萬曆帝，說“建儲之請，舉朝同情，賴上聖明，事體已定矣。”此後，儘管萬曆帝“留中不發”，言官們的上疏可是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據申時行：《綸扉簡牘》卷4《答郜文川總督》）。
而萬曆皇帝卻一門心思想立自己寵愛的鄭貴妃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便激起了文官集團中言官們的激烈反對。依據主要有三：
- 其一，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是老祖宗立下的規矩，不能廢；
- 其二，是在皇長子出生的時候，已頒大詔（《皇長子出生詔》），明告天下四方，也就是皇長子的名分早就定下了；
- 其三，就是“皇室舉動關乎風化”天子更該為天下人做出表率。
儘管萬曆也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可是前赴後繼的言官也不肯罷休。表面看來，不過是立誰為太子而已，而事態的發展又早就不僅僅如此，更深的含義卻在於，文官集團中的言官們由此所表達出的限制日益膨脹的皇權專制的傾向，以及文官集團內部各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目的。
而其中被削去官職，到東林書院去講學的顧憲成，更是成為了後來東林黨的首揆。其政治主張，似乎還頗有些資本主義重商的味道呢。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事件催生出了明末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分量的東林黨。
最後，萬曆終於沒能敵得過言官們的口水仗，他也終於明白，即便貴為天子，連選擇接班人都要受到或者說是祖制，或者說是臣下們的安排，不得已立了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史裡，以“亡國之君”而頗得後世的同情和盛譽的，莫過於崇禎帝了。儘管有專家學者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他“治國乏術、邀譽有方”，“急於求治，速於亡國”，還是有不的專家學者並不買賬。
早在清人編寫《明史》的時候，就曾提出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崇禎帝不過是做了個頂鍋俠而已。錢君以為，此說也不無道理，因為似乎大明亡國的一切因素，在萬曆的時候已然孕育萌芽了，其中所缺少著的不過只是“待時日去發酵”而已。
那麼，究竟亡了大明的因素有哪些呢？錢君不妨以“福王之死”為切入點，與大家一一解析。
“國本之爭”所體現出的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矛盾
福王就是明後期那個“天下皆飢，他獨肥”的“胖子”。萬曆的皇三子，母親是鄭貴妃。
萬曆的王皇后沒有子嗣。當年一時興起，“寵幸”過的一位宮女，給他生下長子朱常洛。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作為長子的朱常洛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了。
所以當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便上疏萬曆帝，說“建儲之請，舉朝同情，賴上聖明，事體已定矣。”此後，儘管萬曆帝“留中不發”，言官們的上疏可是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據申時行：《綸扉簡牘》卷4《答郜文川總督》）。
而萬曆皇帝卻一門心思想立自己寵愛的鄭貴妃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便激起了文官集團中言官們的激烈反對。依據主要有三：
- 其一，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是老祖宗立下的規矩，不能廢；
- 其二，是在皇長子出生的時候，已頒大詔（《皇長子出生詔》），明告天下四方，也就是皇長子的名分早就定下了；
- 其三，就是“皇室舉動關乎風化”天子更該為天下人做出表率。
儘管萬曆也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可是前赴後繼的言官也不肯罷休。表面看來，不過是立誰為太子而已，而事態的發展又早就不僅僅如此，更深的含義卻在於，文官集團中的言官們由此所表達出的限制日益膨脹的皇權專制的傾向，以及文官集團內部各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目的。
而其中被削去官職，到東林書院去講學的顧憲成，更是成為了後來東林黨的首揆。其政治主張，似乎還頗有些資本主義重商的味道呢。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事件催生出了明末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分量的東林黨。
最後，萬曆終於沒能敵得過言官們的口水仗，他也終於明白，即便貴為天子，連選擇接班人都要受到或者說是祖制，或者說是臣下們的安排，不得已立了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受封福王，所體現出的明末財政枯竭的原因
廢長立幼已經不可能，萬曆就把朱常洵封為福王，在榮華富貴上再給自己的“寶貝疙瘩”找補回來。於是福王的大婚，耗銀叄拾萬兩；給福王修王府，又耗銀二十八萬兩（為祖制規定的十倍），合計五十八萬兩。這意味著什麼呢？
據《明神宗實錄》稱，隆慶六年十一月終，明太倉儲銀‘四百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七十七兩五錢一分零’，自隆慶六年十二月至萬曆元年十一月間，又動用數萬兩。也就是說，在萬曆元年，太倉儲蓄較為充裕的時候，明朝廷的家底不過四百三十萬兩上下，而萬曆皇帝拿出來給他的“寶貝疙瘩”娶媳婦、蓋房子的銀子，已遠遠超出太倉儲銀的十分之一了。
待到福王“就藩”的時候，萬曆帝又“賜上等良田四萬頃”。連福王自己都要擔心，這筆不依章法的巨賞會令自己成為眾矢之的，主動請辭，最後萬曆帝將四萬頃改為兩萬頃。河南一省的良田都不夠，朝廷又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湖廣劃撥。
其實這一事件中所體現出的明後期的土地兼併問題也並不是孤例。
大明朝初定的時候，朱元璋將自己的二十四個兒子封為親王，一個重孫封為郡王。到嘉靖三十三年（錢君未找到萬曆年間資料，此時到萬曆元年為九年），蕃息的規模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以朱元璋之子，周王朱橚一支為例。此時已有郡王四十八位、郡王子孫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二千二百四十四人，郡主、縣主及郡君、縣君、鄉君及儀賓凡兩千二百九十五人（據孫雙《明代周藩及開封城發展》），此時開封城內“戶至19萬6千，口174萬”（據《祥符縣誌》）。周王初“就藩”的時候，河南地區田額144萬，此時僅存41萬，失額達103萬（據《明世宗實錄》）。
田賦是朝廷財政收入的根本，如此愈演愈烈的土地為王室宗親們所兼併，萬曆以後的明廷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呢。
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史裡，以“亡國之君”而頗得後世的同情和盛譽的，莫過於崇禎帝了。儘管有專家學者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他“治國乏術、邀譽有方”，“急於求治，速於亡國”，還是有不的專家學者並不買賬。
早在清人編寫《明史》的時候，就曾提出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崇禎帝不過是做了個頂鍋俠而已。錢君以為，此說也不無道理，因為似乎大明亡國的一切因素，在萬曆的時候已然孕育萌芽了，其中所缺少著的不過只是“待時日去發酵”而已。
那麼，究竟亡了大明的因素有哪些呢？錢君不妨以“福王之死”為切入點，與大家一一解析。
“國本之爭”所體現出的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矛盾
福王就是明後期那個“天下皆飢，他獨肥”的“胖子”。萬曆的皇三子，母親是鄭貴妃。
萬曆的王皇后沒有子嗣。當年一時興起，“寵幸”過的一位宮女，給他生下長子朱常洛。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作為長子的朱常洛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了。
所以當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便上疏萬曆帝，說“建儲之請，舉朝同情，賴上聖明，事體已定矣。”此後，儘管萬曆帝“留中不發”，言官們的上疏可是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據申時行：《綸扉簡牘》卷4《答郜文川總督》）。
而萬曆皇帝卻一門心思想立自己寵愛的鄭貴妃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便激起了文官集團中言官們的激烈反對。依據主要有三：
- 其一，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是老祖宗立下的規矩，不能廢；
- 其二，是在皇長子出生的時候，已頒大詔（《皇長子出生詔》），明告天下四方，也就是皇長子的名分早就定下了；
- 其三，就是“皇室舉動關乎風化”天子更該為天下人做出表率。
儘管萬曆也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可是前赴後繼的言官也不肯罷休。表面看來，不過是立誰為太子而已，而事態的發展又早就不僅僅如此，更深的含義卻在於，文官集團中的言官們由此所表達出的限制日益膨脹的皇權專制的傾向，以及文官集團內部各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目的。
而其中被削去官職，到東林書院去講學的顧憲成，更是成為了後來東林黨的首揆。其政治主張，似乎還頗有些資本主義重商的味道呢。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事件催生出了明末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分量的東林黨。
最後，萬曆終於沒能敵得過言官們的口水仗，他也終於明白，即便貴為天子，連選擇接班人都要受到或者說是祖制，或者說是臣下們的安排，不得已立了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受封福王，所體現出的明末財政枯竭的原因
廢長立幼已經不可能，萬曆就把朱常洵封為福王，在榮華富貴上再給自己的“寶貝疙瘩”找補回來。於是福王的大婚，耗銀叄拾萬兩；給福王修王府，又耗銀二十八萬兩（為祖制規定的十倍），合計五十八萬兩。這意味著什麼呢？
據《明神宗實錄》稱，隆慶六年十一月終，明太倉儲銀‘四百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七十七兩五錢一分零’，自隆慶六年十二月至萬曆元年十一月間，又動用數萬兩。也就是說，在萬曆元年，太倉儲蓄較為充裕的時候，明朝廷的家底不過四百三十萬兩上下，而萬曆皇帝拿出來給他的“寶貝疙瘩”娶媳婦、蓋房子的銀子，已遠遠超出太倉儲銀的十分之一了。
待到福王“就藩”的時候，萬曆帝又“賜上等良田四萬頃”。連福王自己都要擔心，這筆不依章法的巨賞會令自己成為眾矢之的，主動請辭，最後萬曆帝將四萬頃改為兩萬頃。河南一省的良田都不夠，朝廷又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湖廣劃撥。
其實這一事件中所體現出的明後期的土地兼併問題也並不是孤例。
大明朝初定的時候，朱元璋將自己的二十四個兒子封為親王，一個重孫封為郡王。到嘉靖三十三年（錢君未找到萬曆年間資料，此時到萬曆元年為九年），蕃息的規模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以朱元璋之子，周王朱橚一支為例。此時已有郡王四十八位、郡王子孫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二千二百四十四人，郡主、縣主及郡君、縣君、鄉君及儀賓凡兩千二百九十五人（據孫雙《明代周藩及開封城發展》），此時開封城內“戶至19萬6千，口174萬”（據《祥符縣誌》）。周王初“就藩”的時候，河南地區田額144萬，此時僅存41萬，失額達103萬（據《明世宗實錄》）。
田賦是朝廷財政收入的根本，如此愈演愈烈的土地為王室宗親們所兼併，萬曆以後的明廷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呢。
其他的封賞，體現出的明末社會動盪的根源
儘管老皇帝都“一擲千金”了，福王還嫌不足，沒能將天下傳給福王的萬曆帝，似乎是鐵了心要將天下的財富傳給福王的。
於是當福王看中了沒收來的張居正的家產時，老皇帝“賞”了；當福王又看中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和四川的鹽稅、茶稅時，老皇帝又“賞”了；甚至於當福王提出每年要一千三百引淮鹽，自己開個“直營店”的時候，老皇帝一咬牙，又“賞”了。
有必要一提的是，當福王在自己的藩地洛陽一帶發展起他的“淮鹽直營連鎖店”的時候，原本在此銷售的河東鹽，就禁銷了，從中抽取的邊餉稅，隨之驟然銳減。也就是說為了這個“寶貝疙瘩”能夠生意興隆，連有沒有錢給邊防的將士發餉，老皇帝都不顧了。
其實，這一事件中所涉及到的鹽稅、茶稅，以及以其為代表的其他工商業的課稅，在萬曆朝的中後期，已經成為朝廷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而言之，朝廷對工商業所徵收的重稅，一方面在地方上致使民亂頻發，如《明史·陳奉傳》所載：“商民伺稅監陳奉自武昌抵荊，聚千餘人噪於途，競投瓦石擊之”；另一方面，在朝廷裡致使了“反對貴族大地主的礦監稅使掠奪，要求有限度的定額稅收政策，反對增加商稅負擔量”的東林黨與皇帝、宦官等舊貴族大地主之間的爭鬥，即我們所常說的明末的黨爭。
在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史裡，以“亡國之君”而頗得後世的同情和盛譽的，莫過於崇禎帝了。儘管有專家學者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他“治國乏術、邀譽有方”，“急於求治，速於亡國”，還是有不的專家學者並不買賬。
早在清人編寫《明史》的時候，就曾提出過“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崇禎帝不過是做了個頂鍋俠而已。錢君以為，此說也不無道理，因為似乎大明亡國的一切因素，在萬曆的時候已然孕育萌芽了，其中所缺少著的不過只是“待時日去發酵”而已。
那麼，究竟亡了大明的因素有哪些呢？錢君不妨以“福王之死”為切入點，與大家一一解析。
“國本之爭”所體現出的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矛盾
福王就是明後期那個“天下皆飢，他獨肥”的“胖子”。萬曆的皇三子，母親是鄭貴妃。
萬曆的王皇后沒有子嗣。當年一時興起，“寵幸”過的一位宮女，給他生下長子朱常洛。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作為長子的朱常洛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了。
所以當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便上疏萬曆帝，說“建儲之請，舉朝同情，賴上聖明，事體已定矣。”此後，儘管萬曆帝“留中不發”，言官們的上疏可是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據申時行：《綸扉簡牘》卷4《答郜文川總督》）。
而萬曆皇帝卻一門心思想立自己寵愛的鄭貴妃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便激起了文官集團中言官們的激烈反對。依據主要有三：
- 其一，便是上文所提到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是老祖宗立下的規矩，不能廢；
- 其二，是在皇長子出生的時候，已頒大詔（《皇長子出生詔》），明告天下四方，也就是皇長子的名分早就定下了；
- 其三，就是“皇室舉動關乎風化”天子更該為天下人做出表率。
儘管萬曆也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可是前赴後繼的言官也不肯罷休。表面看來，不過是立誰為太子而已，而事態的發展又早就不僅僅如此，更深的含義卻在於，文官集團中的言官們由此所表達出的限制日益膨脹的皇權專制的傾向，以及文官集團內部各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排除異己的目的。
而其中被削去官職，到東林書院去講學的顧憲成，更是成為了後來東林黨的首揆。其政治主張，似乎還頗有些資本主義重商的味道呢。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事件催生出了明末政壇上佔有舉足輕重分量的東林黨。
最後，萬曆終於沒能敵得過言官們的口水仗，他也終於明白，即便貴為天子，連選擇接班人都要受到或者說是祖制，或者說是臣下們的安排，不得已立了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受封福王，所體現出的明末財政枯竭的原因
廢長立幼已經不可能，萬曆就把朱常洵封為福王，在榮華富貴上再給自己的“寶貝疙瘩”找補回來。於是福王的大婚，耗銀叄拾萬兩；給福王修王府，又耗銀二十八萬兩（為祖制規定的十倍），合計五十八萬兩。這意味著什麼呢？
據《明神宗實錄》稱，隆慶六年十一月終，明太倉儲銀‘四百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七十七兩五錢一分零’，自隆慶六年十二月至萬曆元年十一月間，又動用數萬兩。也就是說，在萬曆元年，太倉儲蓄較為充裕的時候，明朝廷的家底不過四百三十萬兩上下，而萬曆皇帝拿出來給他的“寶貝疙瘩”娶媳婦、蓋房子的銀子，已遠遠超出太倉儲銀的十分之一了。
待到福王“就藩”的時候，萬曆帝又“賜上等良田四萬頃”。連福王自己都要擔心，這筆不依章法的巨賞會令自己成為眾矢之的，主動請辭，最後萬曆帝將四萬頃改為兩萬頃。河南一省的良田都不夠，朝廷又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湖廣劃撥。
其實這一事件中所體現出的明後期的土地兼併問題也並不是孤例。
大明朝初定的時候，朱元璋將自己的二十四個兒子封為親王，一個重孫封為郡王。到嘉靖三十三年（錢君未找到萬曆年間資料，此時到萬曆元年為九年），蕃息的規模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以朱元璋之子，周王朱橚一支為例。此時已有郡王四十八位、郡王子孫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二千二百四十四人，郡主、縣主及郡君、縣君、鄉君及儀賓凡兩千二百九十五人（據孫雙《明代周藩及開封城發展》），此時開封城內“戶至19萬6千，口174萬”（據《祥符縣誌》）。周王初“就藩”的時候，河南地區田額144萬，此時僅存41萬，失額達103萬（據《明世宗實錄》）。
田賦是朝廷財政收入的根本，如此愈演愈烈的土地為王室宗親們所兼併，萬曆以後的明廷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呢。
其他的封賞，體現出的明末社會動盪的根源
儘管老皇帝都“一擲千金”了，福王還嫌不足，沒能將天下傳給福王的萬曆帝，似乎是鐵了心要將天下的財富傳給福王的。
於是當福王看中了沒收來的張居正的家產時，老皇帝“賞”了；當福王又看中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和四川的鹽稅、茶稅時，老皇帝又“賞”了；甚至於當福王提出每年要一千三百引淮鹽，自己開個“直營店”的時候，老皇帝一咬牙，又“賞”了。
有必要一提的是，當福王在自己的藩地洛陽一帶發展起他的“淮鹽直營連鎖店”的時候，原本在此銷售的河東鹽，就禁銷了，從中抽取的邊餉稅，隨之驟然銳減。也就是說為了這個“寶貝疙瘩”能夠生意興隆，連有沒有錢給邊防的將士發餉，老皇帝都不顧了。
其實，這一事件中所涉及到的鹽稅、茶稅，以及以其為代表的其他工商業的課稅，在萬曆朝的中後期，已經成為朝廷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而言之，朝廷對工商業所徵收的重稅，一方面在地方上致使民亂頻發，如《明史·陳奉傳》所載：“商民伺稅監陳奉自武昌抵荊，聚千餘人噪於途，競投瓦石擊之”；另一方面，在朝廷裡致使了“反對貴族大地主的礦監稅使掠奪，要求有限度的定額稅收政策，反對增加商稅負擔量”的東林黨與皇帝、宦官等舊貴族大地主之間的爭鬥，即我們所常說的明末的黨爭。
結語
談到明朝的滅亡，很多人首先就要講明末的天災。其實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內，註定了任何天災都只能是區域性的，以未受災的地域去援助受災的地域，或者豐年存糧，災年放糧，是不至於導致亡國的災難的。
當老百姓在吃草根、樹皮、觀音土 、青葉石，甚至在集市上公開賣人肉，夫食婦、母食子的時候，那位因未能當上皇帝而“飽受了人間最大的委屈”的福王，也正在“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據《明史》）中，撫慰他自己受傷的心靈呢。
這就難怪農民要造反，難怪前去與農民軍作戰的軍隊士兵們，要發牢騷，說福王府裡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著肚皮去送死。更難怪，在崇禎十四年春，當李自成軍圍住了洛陽城，守城的軍隊都要與農民軍裡應外合，自己打開城門，讓李自成活捉了那位“飽受了人間最大的委屈”的福王了。
據說，李自成將福王殺死後，還將他的肉和鹿肉摻在一起作為下酒菜，稱“福祿酒”。只怕儘管如此，天下的老百姓還都不夠解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