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觀看
編者導讀：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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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導讀：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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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導讀：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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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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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參考圖1
退一步講，即便是明朝存在與後金方面議和的需求也只能說是對夷人（即女真人）首領的“招撫”或者“款和”，好像這樣才算體面些，這一行為是明帝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主導者所固有的思維，同時此舉也被明朝統治者看作是不容踐踏的“帝國尊嚴”，殊不知這一所謂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建立在自身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長期處於這一思想的籠罩之下，使得幾乎所有的明朝官員都不敢違背這種體制的規定，其中也包括皇帝本人。
公元1626（天命十一）年九月，恰逢後金處於最高統治者“新陳代謝”之際，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派遣了一個34人的使團前往後金都城弔唁老汗王順便藉此機會賀喜新汗王的繼位，當然，袁崇煥使團此番前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這麼簡單，其真正企圖乃是試探後金新任汗王是否有與明方議和的意向。眾所周知，皇太極繼位之後後金其實正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其中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諸如糧食不足、遼人反抗等社會危機依舊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的緩解措施；另一方面，為了徹底解決掉後顧之憂，後金對朝鮮出兵的慾望也愈加強烈，如此一來，在這種形勢之下皇太極是極度渴望與明方達成和解的，以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用來解決此刻正擺在眼前的難題。因此，袁崇煥使團受到了後金方面的熱情款待，並帶回了由皇太極親自擬寫的議和書，同時表示希望雙方加快議和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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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參考圖1
退一步講，即便是明朝存在與後金方面議和的需求也只能說是對夷人（即女真人）首領的“招撫”或者“款和”，好像這樣才算體面些，這一行為是明帝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主導者所固有的思維，同時此舉也被明朝統治者看作是不容踐踏的“帝國尊嚴”，殊不知這一所謂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建立在自身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長期處於這一思想的籠罩之下，使得幾乎所有的明朝官員都不敢違背這種體制的規定，其中也包括皇帝本人。
公元1626（天命十一）年九月，恰逢後金處於最高統治者“新陳代謝”之際，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派遣了一個34人的使團前往後金都城弔唁老汗王順便藉此機會賀喜新汗王的繼位，當然，袁崇煥使團此番前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這麼簡單，其真正企圖乃是試探後金新任汗王是否有與明方議和的意向。眾所周知，皇太極繼位之後後金其實正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其中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諸如糧食不足、遼人反抗等社會危機依舊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的緩解措施；另一方面，為了徹底解決掉後顧之憂，後金對朝鮮出兵的慾望也愈加強烈，如此一來，在這種形勢之下皇太極是極度渴望與明方達成和解的，以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用來解決此刻正擺在眼前的難題。因此，袁崇煥使團受到了後金方面的熱情款待，並帶回了由皇太極親自擬寫的議和書，同時表示希望雙方加快議和的進度。
袁崇煥畫像
但由於皇太極在擬定的議和書中將“大明國、大滿洲國”這類字樣並寫，導致袁崇煥“不便奏聞，故不遣使，亦無回信。”也就是說，因為後金當時所擬定的議和書的格式與稱謂觸及到了明朝統治者所謂的“尊嚴”，以至於袁崇煥也就無法將這一書信呈交到皇帝的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袁崇煥此舉即明朝官員受制於原有思想禁錮的一種真實寫照。
公元1629（崇禎二）年，後金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臨北京城下，事後崇禎帝以“倡為款議”、“欺君賣國”等罪名將袁崇煥緝捕入獄並給予處死。令人心寒的是，袁崇煥的死沒有警醒明朝統治者，反而使得朝中各色官員對於與金議和一事談虎色變，同時崇禎皇帝也是屢次公開表明，凡言論議和者一律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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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參考圖1
退一步講，即便是明朝存在與後金方面議和的需求也只能說是對夷人（即女真人）首領的“招撫”或者“款和”，好像這樣才算體面些，這一行為是明帝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主導者所固有的思維，同時此舉也被明朝統治者看作是不容踐踏的“帝國尊嚴”，殊不知這一所謂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建立在自身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長期處於這一思想的籠罩之下，使得幾乎所有的明朝官員都不敢違背這種體制的規定，其中也包括皇帝本人。
公元1626（天命十一）年九月，恰逢後金處於最高統治者“新陳代謝”之際，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派遣了一個34人的使團前往後金都城弔唁老汗王順便藉此機會賀喜新汗王的繼位，當然，袁崇煥使團此番前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這麼簡單，其真正企圖乃是試探後金新任汗王是否有與明方議和的意向。眾所周知，皇太極繼位之後後金其實正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其中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諸如糧食不足、遼人反抗等社會危機依舊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的緩解措施；另一方面，為了徹底解決掉後顧之憂，後金對朝鮮出兵的慾望也愈加強烈，如此一來，在這種形勢之下皇太極是極度渴望與明方達成和解的，以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用來解決此刻正擺在眼前的難題。因此，袁崇煥使團受到了後金方面的熱情款待，並帶回了由皇太極親自擬寫的議和書，同時表示希望雙方加快議和的進度。
袁崇煥畫像
但由於皇太極在擬定的議和書中將“大明國、大滿洲國”這類字樣並寫，導致袁崇煥“不便奏聞，故不遣使，亦無回信。”也就是說，因為後金當時所擬定的議和書的格式與稱謂觸及到了明朝統治者所謂的“尊嚴”，以至於袁崇煥也就無法將這一書信呈交到皇帝的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袁崇煥此舉即明朝官員受制於原有思想禁錮的一種真實寫照。
公元1629（崇禎二）年，後金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臨北京城下，事後崇禎帝以“倡為款議”、“欺君賣國”等罪名將袁崇煥緝捕入獄並給予處死。令人心寒的是，袁崇煥的死沒有警醒明朝統治者，反而使得朝中各色官員對於與金議和一事談虎色變，同時崇禎皇帝也是屢次公開表明，凡言論議和者一律處死。
李自成畫像
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明廷內部出現了部分仍舊“心繫國家”的臣子想利用對金議和來緩解當時的困境，其中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但當楊嗣昌剛剛提出與金議和的想法時，立馬遭到了朝野上下一大批官員的反駁和攻擊，並將近五百年前的“宋金和議”再次搬到了朝堂之上，表示一旦明朝同意與後金議和即是步當年南宋之後塵。因此，在“宋金議和”所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之下迫使崇禎皇帝不得不放棄與後金議和的想法。直至崇禎十四年左右，國內李自成一部的農民起義軍打入河南、張獻忠一部攻破湖北、遼東洪承疇、祖大壽麾下的精銳之師降清之後崇禎皇帝不得不再度萌生出憋在心裡已久的“議和計劃”，而這一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為了免遭輿論壓力也就只能詔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了。
歡迎觀看
編者導讀：
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參考圖1
退一步講，即便是明朝存在與後金方面議和的需求也只能說是對夷人（即女真人）首領的“招撫”或者“款和”，好像這樣才算體面些，這一行為是明帝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主導者所固有的思維，同時此舉也被明朝統治者看作是不容踐踏的“帝國尊嚴”，殊不知這一所謂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建立在自身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長期處於這一思想的籠罩之下，使得幾乎所有的明朝官員都不敢違背這種體制的規定，其中也包括皇帝本人。
公元1626（天命十一）年九月，恰逢後金處於最高統治者“新陳代謝”之際，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派遣了一個34人的使團前往後金都城弔唁老汗王順便藉此機會賀喜新汗王的繼位，當然，袁崇煥使團此番前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這麼簡單，其真正企圖乃是試探後金新任汗王是否有與明方議和的意向。眾所周知，皇太極繼位之後後金其實正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其中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諸如糧食不足、遼人反抗等社會危機依舊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的緩解措施；另一方面，為了徹底解決掉後顧之憂，後金對朝鮮出兵的慾望也愈加強烈，如此一來，在這種形勢之下皇太極是極度渴望與明方達成和解的，以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用來解決此刻正擺在眼前的難題。因此，袁崇煥使團受到了後金方面的熱情款待，並帶回了由皇太極親自擬寫的議和書，同時表示希望雙方加快議和的進度。
袁崇煥畫像
但由於皇太極在擬定的議和書中將“大明國、大滿洲國”這類字樣並寫，導致袁崇煥“不便奏聞，故不遣使，亦無回信。”也就是說，因為後金當時所擬定的議和書的格式與稱謂觸及到了明朝統治者所謂的“尊嚴”，以至於袁崇煥也就無法將這一書信呈交到皇帝的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袁崇煥此舉即明朝官員受制於原有思想禁錮的一種真實寫照。
公元1629（崇禎二）年，後金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臨北京城下，事後崇禎帝以“倡為款議”、“欺君賣國”等罪名將袁崇煥緝捕入獄並給予處死。令人心寒的是，袁崇煥的死沒有警醒明朝統治者，反而使得朝中各色官員對於與金議和一事談虎色變，同時崇禎皇帝也是屢次公開表明，凡言論議和者一律處死。
李自成畫像
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明廷內部出現了部分仍舊“心繫國家”的臣子想利用對金議和來緩解當時的困境，其中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但當楊嗣昌剛剛提出與金議和的想法時，立馬遭到了朝野上下一大批官員的反駁和攻擊，並將近五百年前的“宋金和議”再次搬到了朝堂之上，表示一旦明朝同意與後金議和即是步當年南宋之後塵。因此，在“宋金議和”所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之下迫使崇禎皇帝不得不放棄與後金議和的想法。直至崇禎十四年左右，國內李自成一部的農民起義軍打入河南、張獻忠一部攻破湖北、遼東洪承疇、祖大壽麾下的精銳之師降清之後崇禎皇帝不得不再度萌生出憋在心裡已久的“議和計劃”，而這一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為了免遭輿論壓力也就只能詔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了。
陳新甲電視劇照（右）
結語：
大廈將至，獨木難支。得到皇太極信任的陳新甲雖然順利談妥了與後金議和的條件，而在此“勝利”在望之際卻因為某種原因將議和的消息洩露，隨即招致了朝野上下一片譁然，文武大臣出於“好意”紛紛上書進行抨擊這一“賣國”行為，殊不知這一幕後指使者乃當今聖上——崇禎皇帝。最終崇禎皇帝在迫於輿論壓力而又不肯親口承認自己是幕後指使的情況下將兵部尚書陳新甲當成“替罪羔羊”處以死刑，此舉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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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指清朝）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指明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以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指陳新甲）便宜行事，差官宣佈，取有的確信音回奏。——《清太宗實錄》卷59
以上所述，乃公元1642（崇禎十五）年正月崇禎皇帝授權給兵部尚書陳新甲的一道敕諭，其意圖很明顯，即讓陳新甲代表自己去主持與清朝方面的議和活動，並將這道敕諭親手轉交給皇太極。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議和活動是崇禎皇帝讓陳新甲祕密進行的，其餘朝中文武大臣對此一概不知。但令人遺憾的是，皇太極對於陳新甲所呈上來的這道敕諭及上面所用的“皇帝之寶”的印記並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反而覺得這只是明朝大臣的個人意願，代表不了崇禎皇帝，更代表不了整個大明帝國，因此對於這道由明朝皇帝親筆御書並蓋有璽印的敕諭也沒有表示出過多的理睬。此番皇太極的猜疑，其實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自有明一代通常都是女真方面嚮明朝統治者請求議和，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於這種明朝皇帝親自主動請求與女真人議和的反常現象。
崇禎皇帝、皇太極畫像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朋友的腦海中不免會“蹦”這麼一個疑問，既然崇禎皇帝想跟皇太極議和，為何不光明正大的去做，反而要讓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呢？時過境遷，當時的大明王朝究竟是遇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難言之隱”，使得堂堂一國之君陷入了這種連與對手講和都需要“偷偷摸摸”進行的困境？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宋金議和”所產生的輿論又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給讀者朋友們做一番詳細的分析。
紫禁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7世紀時期的大明帝國已經是一個擁有著兩百餘年曆史和根基的封建王朝，在此之前，由於先前數代統治者的昏庸無能，致使明朝國運一度呈現出直線下滑的趨勢，再加上長期累積出來的社會危機而引發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政治腐敗等不利因素，直接導致了明朝政府對於國內的統治權力被大大削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君主專制制度下的政治體制也漸漸地失去了昔日的輝煌，轉而變得愈加隨波逐流，且趨向於腐敗和無能。儘管如此，它倚靠著數百年積累下來的集權與統一等諸多機制的配合之下依然能勉強維持住統治全國的局面，併力圖擺脫困境，走出危機。
公元1582（萬曆十）年地圖
對於明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實際上自努爾哈赤起兵犯境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存在於兩大政權之間。起初，有努爾哈赤與駐守於廣寧明朝官員之間的議和活動，隨即又有“遼瀋之戰”之後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的議和活動，再後來還有皇太極與宣府、大同等地明朝官員間的議和活動等等。在這一系列的議和活動中，有的曾奏明過明朝政府，也有的則是地方官員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而擅作主張之舉。譬如公元1632（天聰六）年六月，皇太極與明朝宣府巡撫沈棨的議和就屬於地方官員擅作主張的議和活動，這一性質的議和活動一旦被朝廷查明之後往往是會以“叛國”等罪名遭到嚴懲，因為在當時的明朝統治者眼裡，從來沒有將“後金”當作與明朝同等級別的國家政權體制，而仍然是將兩者看作天朝與四夷的從屬關係。
參考圖1
退一步講，即便是明朝存在與後金方面議和的需求也只能說是對夷人（即女真人）首領的“招撫”或者“款和”，好像這樣才算體面些，這一行為是明帝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主導者所固有的思維，同時此舉也被明朝統治者看作是不容踐踏的“帝國尊嚴”，殊不知這一所謂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建立在自身的綜合國力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長期處於這一思想的籠罩之下，使得幾乎所有的明朝官員都不敢違背這種體制的規定，其中也包括皇帝本人。
公元1626（天命十一）年九月，恰逢後金處於最高統治者“新陳代謝”之際，時任寧遠巡撫的袁崇煥派遣了一個34人的使團前往後金都城弔唁老汗王順便藉此機會賀喜新汗王的繼位，當然，袁崇煥使團此番前來的目的不僅僅是這麼簡單，其真正企圖乃是試探後金新任汗王是否有與明方議和的意向。眾所周知，皇太極繼位之後後金其實正處於一個內憂外患的處境，其中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誤而引發的諸如糧食不足、遼人反抗等社會危機依舊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的緩解措施；另一方面，為了徹底解決掉後顧之憂，後金對朝鮮出兵的慾望也愈加強烈，如此一來，在這種形勢之下皇太極是極度渴望與明方達成和解的，以此爭取到一定的時間用來解決此刻正擺在眼前的難題。因此，袁崇煥使團受到了後金方面的熱情款待，並帶回了由皇太極親自擬寫的議和書，同時表示希望雙方加快議和的進度。
袁崇煥畫像
但由於皇太極在擬定的議和書中將“大明國、大滿洲國”這類字樣並寫，導致袁崇煥“不便奏聞，故不遣使，亦無回信。”也就是說，因為後金當時所擬定的議和書的格式與稱謂觸及到了明朝統治者所謂的“尊嚴”，以至於袁崇煥也就無法將這一書信呈交到皇帝的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袁崇煥此舉即明朝官員受制於原有思想禁錮的一種真實寫照。
公元1629（崇禎二）年，後金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兵臨北京城下，事後崇禎帝以“倡為款議”、“欺君賣國”等罪名將袁崇煥緝捕入獄並給予處死。令人心寒的是，袁崇煥的死沒有警醒明朝統治者，反而使得朝中各色官員對於與金議和一事談虎色變，同時崇禎皇帝也是屢次公開表明，凡言論議和者一律處死。
李自成畫像
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明廷內部出現了部分仍舊“心繫國家”的臣子想利用對金議和來緩解當時的困境，其中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但當楊嗣昌剛剛提出與金議和的想法時，立馬遭到了朝野上下一大批官員的反駁和攻擊，並將近五百年前的“宋金和議”再次搬到了朝堂之上，表示一旦明朝同意與後金議和即是步當年南宋之後塵。因此，在“宋金議和”所帶來的巨大輿論壓力之下迫使崇禎皇帝不得不放棄與後金議和的想法。直至崇禎十四年左右，國內李自成一部的農民起義軍打入河南、張獻忠一部攻破湖北、遼東洪承疇、祖大壽麾下的精銳之師降清之後崇禎皇帝不得不再度萌生出憋在心裡已久的“議和計劃”，而這一計劃的具體實施過程為了免遭輿論壓力也就只能詔陳新甲等人祕密進行了。
陳新甲電視劇照（右）
結語：
大廈將至，獨木難支。得到皇太極信任的陳新甲雖然順利談妥了與後金議和的條件，而在此“勝利”在望之際卻因為某種原因將議和的消息洩露，隨即招致了朝野上下一片譁然，文武大臣出於“好意”紛紛上書進行抨擊這一“賣國”行為，殊不知這一幕後指使者乃當今聖上——崇禎皇帝。最終崇禎皇帝在迫於輿論壓力而又不肯親口承認自己是幕後指使的情況下將兵部尚書陳新甲當成“替罪羔羊”處以死刑，此舉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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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明熹宗實錄》
《清太宗實錄》卷55，卷59
姜守鵬：《遼西對峙時期的明清議和》
李鴻彬：《清朝開國與對明議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