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代，因為沒有紙張也沒有印刷術，讀書人又很少，所以許多書籍都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沒能流傳下來。

孔子的時候，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詩》和《書》已經殘缺不全了。為此，孔子感嘆說：“文獻不足故也。”為了補救這個危機，他對古代的經典進行了編纂和整理。按朝代順序，重新編排了《書》和《禮》；又刪除重複冗餘部分，精選了《詩》和《樂》。晚年還專門為《易》寫了註釋性的《傳》。這樣，古代的五部經典通過孔子的編排、精選以及註釋，得以逐漸普及開來。不過僅僅有文獻存在，這還不足以確保它們能夠流傳後世，還需要有傳誦的人才。因此，孔子興辦講學，廣收弟子，通過教育的方式，將古代的文化傳承了下來。

在孔子之後，出了兩個著名的模仿者，一個是西漢的揚雄，另一個是隋朝的王通，也就是文中子。

文中子是孔子的模仿者

歷史上的好古之士層出不同，但能名傳後世的卻不多。在西漢末年，揚雄“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於是模仿六經來著書。他的《太玄》仿照《周易》，《訓纂》發自《倉頡》，《州箴》參照《虞箴》，《廣騷》源自《離騷》。這些書大多都沒有流傳開，只有一本《法言》為世人所知，而這本書也是模仿《論語》來寫的。

揚雄之後，在隋朝，王通也想要揚名後世，成為孔子的又一個模仿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揚雄是“仿六經”，而王通卻是“續六經”。王通死後，後人為他寫了一篇《文中子世家》，其文字頗類《孔子世家》。

根據《世家》的記載，王通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他生平事蹟跟孔子非常像。王通在開皇十八年外出雲遊，“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二十歲時，王通西遊長安，得到了隋文帝的召見。隋文帝讀過他寫的《太平策》後說：

“得生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然而當時的公卿大臣都不喜歡王通，而且他也察覺到隋王室即將有蕭牆之釁，知道自己得不到重用。於是選擇退隱，從此朝廷怎麼徵召他都不肯出來。

王通(584年—617年)，號文中子

退隱後，王通開始模仿孔子編定五經的做法，進行了續經的工作。他僅用了九年的功夫，便基本完工。具體成果如下：

• 《續書》，取漢魏以來的朝廷詔書、奏令彙編成一本新的《尚書》；
• 《續詩》，取六朝時期，曹植、沈約、謝靈運等人的詩集，合編成一本新的《詩經》；
• 《元經》，取晉朝以來的歷史，編成一部新的《春秋》；
• 《禮論》與《樂論》，糾正後世不符合先王禮樂制度的地方；
• 《贊易》，模仿《易傳》而寫的註釋《周易》的書；
• 《中說》，模仿《論語》而編纂的書，是弟子門生所撰；

跟揚雄一樣，王通所寫的書中，只有模仿《論語》的《中說》廣為流傳。而《中說》裡卻耐人尋味地說：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這樣，唐朝初年的名臣幾乎全都是王通的門生。王通死於大業十三年，年僅三十三歲，卻已是桃李滿天下，弟子皆能圖像凌雲閣，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文中子是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文中子世家》是模仿《孔子世家》而作的，裡面說王通的弟子“不可勝數”，李靖、房杜、魏徵等都出其門下。然而，這樣一個赫赫有名的人，居然不見於《隋書》。《舊唐書》在李靖、房杜各傳裡，也沒有提到他們曾師從王通。房玄齡與李靖都比王通大十多歲，魏徵與杜如晦則與他同齡，輩分相當卻持弟子禮，除非其人名揚天下、道術高超，否則不至於此。

《文中子世家》中的毛病也非常多，例如說王通生於開皇四年，而記載到九年的時候卻說“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又說開皇十八年，文中子游學於四方，曾問《禮》於關朗（字子明）。而《文中子·關朗篇》裡又記載王通的話，說：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

說明關朗生活在北魏孝文帝時期。孝文帝死於499年，王通生於584年，相隔了近百年，他怎麼可能問《禮》於關朗呢？

王通的後人又編有一篇《東皋子答陳尚書書錄》，裡面說王通的弟弟王績曾做監察御史，彈劾過侯君集，因此得罪了長孫無忌。王績與陳叔達是好友，陳叔達編纂《隋書》時，王績給他提供《文中子世家》做材料。但陳叔達畏懼長孫無忌，所以不敢把王通寫進《隋書》裡。這篇文章編得幾如兒戲——《隋書》並非成於一人之手，而且魏徵是全書的主編，他連對唐太宗都敢於直諫，難道也會畏於長孫無忌的權勢而不為自己的老師立傳嗎？

因為《文中子世家》裡漏洞百出，所以宋朝時就有人認為王通是一個虛構的人物，而且他的書大多都已失傳了，究竟有沒有“續六經”這一回事，也成了一個謎。

文中子“續六經”是一場造神運動

王通的事蹟大多不可信，他未必見過隋文帝，也未必廣納三千弟子，揚名一方。《中說》裡的內容也可能是虛構的，文中子或許沒有說過那些話；就連他的弟弟王績的文章真實性也不高。《舊唐書》將王績列入《隱逸傳》，在裡面加一句附言，說：

“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然而我們始終沒有找到《王通傳》。有關隋朝及唐朝初年的史料裡，很少有涉及王通的地方。直到中唐以後，劉禹錫、皮日休、司空圖等人才提到他。皮日休專門寫了《文中子碑》，盛讚王通是“可繼孟氏者”，然而他比王通還晚了二百五十多年，可信度也不高。

從歷史來看，東漢末年，鄭玄死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大儒、真儒了。魏晉南北朝的紛亂，使玄學、佛學先後暢行，儒學雖然是官方思想，卻處於守勢。隋唐一統天下，卻也沒有改變儒學的窘境，這兩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人備出，但缺少開一代學風的思想家，孔穎達、顏師古、陸德明等都難以擔此重任。中唐以後，時代愈發需要出現一名大儒來改變學風，因此，韓愈在《原道》中就感嘆：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在這種背景下，原本隋朝時的隱士、儒者王通就被搬出來，進行偶像化。“續六經”反映的是中唐以後，儒者渴望延續道統的心理。那時藩鎮割據，宦官弄權，形如東周，可謂君不君而臣不臣；兼以佛老二教盛行，使儒者產生了偶像崇拜的願望。司馬光在《文中子補傳》中就說：

“唐世文學之士，傳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

王通“續六經”很可能是為了迎合時代的需要，編造出來的一個形象。《中說》既不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弟子記載其言行的實錄。因為裡面有許多王通不可能說的話，例如《王道篇》說“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然而《通鑑》說李德林死於開皇十年，按《文中子世家》的說法，那時王通才七歲而已；《魏相篇》又說：“吾聞禮於關生”，這跟《世家》一樣謬誤，關朗與王通並不在同一個時代；書裡還有許多預言性的言論，如王通說“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見到李密時又說“亂天下者必是夫也”。故事寫得神乎其神，反而不可信。

北宋時，有弟子問程頤說王通究竟是什麼人時？他回答說：

“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不可謂全書。”

這是比較客觀的看法，王通應是隋朝時的一名儒者，他或許有點名氣，並且也曾想過要“續六經”；他雖然發表過一些議論，為人熟知，但沒有形成多大的影響力，以至於魏徵等修《隋書》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他，未將其列入《儒林傳》或《隱逸傳》。

文中子“續六經”為什麼失敗？

在中唐以後，古文運動興起，復興儒學的思潮暗流湧動，人們急需一名大儒來作為精神領袖，承繼已經斷絕多年的道統。在這種背景下，造神運動悄然展開。這些儒者將隋朝的隱士王通塑造成一代大儒，為了拔高他的地位，便把他的生平事蹟描繪得跟孔子類似，並且將唐初的將相名臣都說成是他的弟子，更有一些儒者想“幫”王通完成“續六經”的偉業。正因為這個形象出自眾手，所以關於王通的史料才互相矛盾、漏洞百出。

王通與諸儒最終都沒有完成“續六經”的夢想，都沒有成為第二個孔子。因為時代變了，孔子修六經的目的是為了保存文獻，避免“文獻不足”的厄運，王通等卻沒有這種初衷，他們只是想模仿孔子的樣子來複興儒學。

在春秋時期，書籍的保存與流傳都十分困難，故而需要精選與傳誦。漢朝之後，造紙的發明，已經克服了這種困難。在梁元帝時，江陵就藏有圖書十四萬卷，到了隋朝，嘉則殿更是藏書三十七萬卷。在卷以浩瀚的書海中精選出“新六經”來，這是單憑個人之力難以做到的；其次，魏晉六朝時期，好書寥寥，有價值的典章、詩文又不多，近乎於無精可選。

所以程頤說文中子“續六經”失敗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何足記”，二是“何足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