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語：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經濟政策是由人來制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會有“犯錯”的可能。只不過有的後果嚴重，有的則較輕。經濟政策犯錯不可怕，關鍵在於明白為何犯錯，如何改正錯誤，以後如何降低犯錯的概率？
經濟政策決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可以有許多角度的解讀，其中，回望歷史，始終可以給研究者和決策者提供不同的啟迪。格羅斯曼（Richard S. Grossman）是WESLEYAN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從其出版的一系列著作看，他更擅於從經濟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他在2013年出版的《九個經濟政策的大錯誤》（Richard S. Grossman，Wrong：Nine Economic Policy Disaster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Oxford press，2013），蒐集了歐美國家過去200年來的九個有代表性的重大經濟政策錯誤進行分析，嘗試從經濟決策的失誤歷史中找到改進經濟政策決策的蛛絲馬跡。
一、從經濟史中尋找經濟決策出現重大失誤的關鍵原因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政策決策是由一小部分決策者進行的，但是卻影響到廣泛的公眾利益，一個重大的經濟決策失誤，小則衝擊到一個企業、行業乃至國家的利益，大則可能導致經濟金融危機，書中所列舉的愛爾蘭大饑荒、英國的金融動盪等等，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決策者如果身處當時的動盪之中，一定有驚心動魄之感。因此，現代的經濟決策者，在理解中國古人所說的“公門之中好修行”，一定別有感悟，因為這些經濟決策並不僅僅是辦公室中的紙面工作，而是涉及到千萬人的經濟福祉；同時，現代經濟決策的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也需要更加多元而深入的專業知識來作為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決策是需要使命感、責任感和專業水準兼具的。作為親歷大蕭條的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託賓就一直認為，現代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要避免大蕭條這樣毀滅性的危機再次發生。
分析經濟決策的失誤歷史同樣有很多角度，本書選擇的是作者一直強調的一個獨特角度。他發現，包括本書選擇的九個歐美國家的經濟決策重大失誤在內，許多經濟決策的重大失誤，主要在於決策者是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慣例和觀念先行，而不是客觀冷靜地分析評估把握事實先行。所謂經濟決策中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先行”，具體就是指在分析考察事實之前，決策者自己其實已經根據自己一貫的看法和形成的理念先驗地給出了答案，決策者並沒有注意到真實的經濟環境，沒有進行作者所說的“冰冷並且堅硬”（cold and hard）的基於經濟規律的分析和判斷。
迎合特定環境下的公眾情緒和熱情，與立足於冰冷而且堅硬的經濟分析，往往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決策結論。我曾經與一位在歐洲不同國家工作多年的跨國企業高管討論，他說有兩個國家的表現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希臘，他認為是公眾比較情緒化、決策者也比較遷就這種情緒化的代表，儘管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知道希臘負債累累，但是要採取調整措施時，每個人都不願意主動接受這種調整，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上街遊行反動，導致結構調整進展緩慢；另外一個代表是德國，他認為德國之所以在此次危機中表現良好，是因為德國在前一個週期中主動進行結構調整，其中幾個措施就包括降低德國工人的工資福利等一攬子改革措施以增強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當時德國的領導人冒著丟失選票的壓力積極推進這種改革，他看到電視中採訪一位普通的德國工人，這位工人在採訪中說的話讓他作為一個跨國企業的管理者感到印象深刻，這位工人說，“我們要麼是現在降低工資福利但是未來還有不錯的工作，要麼是現在拒絕降低工資福利但是未來失去競爭力而沒有工作”。如果要簡單分類的話，德國的決策者和工人等在這個事件中的表現，更多的是基於冰冷而且堅硬的經濟理性的分析，因此更值得尊敬。
二、可以從九個歐美經濟史上的重大決策失誤看到什麼教訓？
在這本書中，作者在九個經濟決策的重大案例中，反覆強調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先行的危害、以及冰冷而且堅硬的經濟分析在經濟決策中的必要性。作為一個經濟史學者，他從歷史文獻中發掘出許多有價值的史料來支持這些看法。當然，經濟政策的錯誤很難準確分類，經濟政策的決策和實施也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常常受到特定的政治、歷史環境等的影響。但是即使如此，作者的分析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例如，作者認為，英國在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思潮影響下的錯誤而且得不償失的航海法案，直接導致了美國的獨立，而航海法案實際上總體上對美國的稅收負擔並不沉重，只是對菸草等特定行業影響劇烈，但正是處於費城等地的菸草種植業者，成為了獨立戰爭的堅定力量。又比如當前歐元區的經濟動盪，作者認為在歐元成立之初就已經埋下了隱患，因為歐元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度差異化並不合適成為一個單一的貨幣區，但是當時歐洲決策者中整合的理念被優先放到這個差異化的事實之前了。
作者從歷史案例的比較分析中也強調，經濟政策的重大失誤還來自於個人利益積極參與決策過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從實施效果看，在歐美經濟政策決策中，無論決策者事前是如何強調特定的決策為整個社會和公眾服務的，在實際上，特定的經濟政策往往是為特定的利益集團而不是為整個社會的利益服務的；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公共選擇和相互博弈的過程，不同利益主體的受益受損程度不一樣，參與政策決策和實施的程度自然會不一樣。例如，英國在1925年決定迴歸金本位，導致經濟金融體系的大動盪，在很大程度上除了是為了迴應英國國民對昔日金本位時期的輝煌歷史的懷念之外，倫敦金融業的利益及其積極參與推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導火索之一，可以歸結為在經濟擴張時期，美國強大的金融行業趁勢擴張金融業版圖，不斷利用自身的影響力來遊說立法者和監管者放松管制所致。美劇《紙牌屋》在中國觀眾中很受歡迎，反而在美國市場上受歡迎的程度遠遠不如許多本土的連續劇，劇中對華盛頓政治爭鬥的帶有戲說性質的描述也經常被調侃為“白宮甄嬛傳”，但是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描述了任何一個美國的經濟政策決策，實際上都是不同利益主體在大致上為各方接受的爭鬥框架下進行博弈的過程，我們通常更多的是看到這些經濟決策的結果，但是這些結果往往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作者從歷史經濟決策失誤的對比研究中還發現，經濟政策錯誤的努力還來自於決策者試圖把以封閉的決策思路和所謂國家主義的政策舉措，將一些經濟政策實施的成本轉嫁到海外市場，自身迴避承擔其應當承擔成本。從歷史對比看，這種決策即使短期內看起來很美，但是往往因為不可持續而帶來重大的衝擊和政策失敗，英國對美國的稅收政策，以及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對一戰後德國的經濟政策，就是典型的代表。如何著眼於全球的經濟發展趨勢，在符合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指定經濟政策，合理分配經濟決策的成本收益，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從歷史的經濟決策失誤案例對比可以看出，經濟決策和實施的過分延誤，喪失了經濟決策的重要時機，也是導致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日本對於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問題的一再拖延，是導致日本陷入失去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蕭條期間，英國的決策者快速行動，及早地同黃金本位脫鉤，這樣就比其他一直盯住黃金的國家要更為輕鬆地應付國際經濟的動盪並且較早復甦。
從歷史發展看，全球的經濟決策者也是在不斷學習和改進的，尤其進步明顯的是不再狹隘地理解國家利益，而是從全球角度不斷推進貿易投資的發展，即使受到金融動盪的衝擊，這一趨勢依然沒有改變，而在歷史上，一受到衝擊就嘗試限制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往往會加劇經濟形勢的惡化。各國的決策者從一戰後刻意堅持對德國的高額懲罰導致德國經濟社會不可持續併發生新的危機為教訓，對戰後的德國和日本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支持其重建國家，這樣更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在次貸危機之後，從總體趨勢看，各國依然還是大致沿著推進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成本和壁壘的方向努力。
三、如何克服先入為主的理念先行的經濟決策重大失誤？
根據作者的分析，從國際比較看，從九個歐美經濟史上重大的經濟決策失誤看，經濟政策出現重大失誤最大的教訓之一，是決策者主要根據習慣和習以為常的慣例、理念進行決策，而不能及時評估新的經濟環境是否已經超越了傳統智慧的覆蓋範圍。一個具體的案例是，英國採用金本位制90多年，在這段時間，英國成為全球最為重要的工商、金融和軍事帝國，給英國公眾留下了榮耀的歷史記憶，儘管國際經濟環境已經出現巨大變化，但是英國的公眾和政策決策者可能還是難以擺脫對這一體制的迷戀。
從各國經濟決策的比較看，經濟政策決策出現重大失誤的一個錯誤原因，還在於經濟決策團體有意無意地希望追求片面共識傾向，而不太願意聽到不同的聲音和看法，有研究者專門研究了英格蘭銀行在幾次大的危機時期的內部文獻，發現在危機前夕，也有一些工作人員意識到問題所在，但是他們在強調片面共識的環境下，常常有意改變措辭和看法以迎合上級的判斷，以自覺地與英格蘭銀行長期形成的習慣看法保持一致。因此，這也是為什麼有不少研究者高度評價有三百年曆史的英格蘭銀行在2013年首次邀請一個加拿大人馬克.卡尼來擔任英格蘭行長的做法，因為這在長期形成了大致一致決策習慣的英格蘭銀行內部，至少引入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被視為是較為包容和多元的，在1913-1914年建立初期，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由12家區域性的聯邦儲備銀行組成，每家聯邦儲備銀行都有較大的獨立性，儘管現在這種獨立性隨著聯邦儲備銀行逐步集中權利而有所減弱，但是依然保留了一個重要的特點是，每家聯邦儲備銀行都有自己比較強的研究部門，每次聯邦儲備銀行系統開會，都可以聽到不同地區的聯邦儲備銀行站在不同角度的觀點和看法，而不是完全統一的、單調的美聯儲的一個看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比較經濟決策歷史的基礎上，可以看出，歐美國家試圖避免經濟政策決策重大失誤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在決策過程中的經濟觀點的多元化。
如果說先入為主的理念先行容易導致經濟決策的重大失誤，那麼，經濟政策的決策者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所一直奉行的經濟決策邏輯是錯誤的、需要跳出原有的決策框架進行思考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經濟學給了我們不少理論和實踐的“冰冷而且堅硬”的分析工具，例如，可以評估不同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比較不同政策的收益及其帶來的成本大小，歷史和比較的分析可以促使決策者對比歷史上類似的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政策效果的好壞。這些方法都有其用處，但是也有其侷限性，例如理論和量化的分析受限於數據的可獲得性，成本收益比較需要依賴於許多不可知的變量，而歷史和比較分析則往往有一個嚴格的假定，那就是：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在跨越時間和空間之後，依然是穩定的。當然，儘管冰冷而且堅硬的經濟分析工具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這些客觀獨立的分析工具，還是有利於決策者陷入先入為主的主觀決策失誤慣性之中。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反覆強調的，經濟決策如何平衡特定私人部門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是一個重要的挑戰。次貸危機之後，美國的監管者提出了以多德法案為代表的強化監管的措施，在這些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依然會基於自身的利益參與進來，並影響政策的決策和實施過程。在開放的社會條件下，也不可能限制這些企業和個人參與到政策的決策過程中來，因此比較被接受的方法，就是保持決策和實施過程的相對透明，使得一個特定部門對整個政策實施影響的過程可以被公眾充分了解和評估。
2014年3月25日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完）
文/巴曙鬆
來源：《國際金融報》2014年4月7日（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