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霆，攝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STAT
十幾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韓霆來到美國追求他的生物學家夢想。他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並於 2013 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對韓霆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經在腦海中設想過了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當時，我一心想著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在美國工作的教授，”他說。
不過，定居西方的興奮感很快就消失了。現年 36 歲的韓霆，在兩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了研究員。“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幾十年以來，大家總會認為有抱負的中國科學家，被美國更多的職業發展機遇和在世界頂級實驗室工作的機會所吸引，最終會一直留在那裡。但最近，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選擇回國。關於中國“科學海歸”的數據有限，但 STAT 採訪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的中國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大學培養的頂級科學家正在“流失”。並會對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成為科技強國，以及兩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友好的政策
中國為了吸引科研人才迴流，在科學領域的投入、提供豐厚薪資和完備實驗室等方面的有力舉措眾所周知。而選擇回國的科學家們還提到了其他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逐漸強盛、在空間距離上和親人更近、兩國科學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得科研經費以及事業上遇到的瓶頸。雖然與國內相比，女性科研人員覺得在美國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但一些科學家覺得自己在美國並不受歡迎。韓霆表示這種歸國潮“在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的登場是同步的。”
讓許多在美的中國科研人員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對有未公開的、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經費來源或是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存在聯繫的科學家的審查，而且這項行動尤其針對中國科學家。
201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目前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後的伊莎貝拉·徐說：“在科研人員中，從其他國家獲取研究經費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我們假設在美國的每個外籍學者群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沒有如實彙報經費來源，那麼只選擇調查其中某一個來自特定國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對留學生的流向情況進行了研究，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敵對”政策能夠解釋為什麼歸國學生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年中不斷擴大。”
“我們都覺察到現任政府對移民不太友好，”馬穎毅說，“而且各種言論和整體氛圍都讓外來人員有些擔心。”
韓霆，攝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STAT
十幾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韓霆來到美國追求他的生物學家夢想。他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並於 2013 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對韓霆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經在腦海中設想過了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當時，我一心想著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在美國工作的教授，”他說。
不過，定居西方的興奮感很快就消失了。現年 36 歲的韓霆，在兩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了研究員。“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幾十年以來，大家總會認為有抱負的中國科學家，被美國更多的職業發展機遇和在世界頂級實驗室工作的機會所吸引，最終會一直留在那裡。但最近，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選擇回國。關於中國“科學海歸”的數據有限，但 STAT 採訪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的中國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大學培養的頂級科學家正在“流失”。並會對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成為科技強國，以及兩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友好的政策
中國為了吸引科研人才迴流，在科學領域的投入、提供豐厚薪資和完備實驗室等方面的有力舉措眾所周知。而選擇回國的科學家們還提到了其他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逐漸強盛、在空間距離上和親人更近、兩國科學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得科研經費以及事業上遇到的瓶頸。雖然與國內相比，女性科研人員覺得在美國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但一些科學家覺得自己在美國並不受歡迎。韓霆表示這種歸國潮“在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的登場是同步的。”
讓許多在美的中國科研人員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對有未公開的、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經費來源或是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存在聯繫的科學家的審查，而且這項行動尤其針對中國科學家。
201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目前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後的伊莎貝拉·徐說：“在科研人員中，從其他國家獲取研究經費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我們假設在美國的每個外籍學者群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沒有如實彙報經費來源，那麼只選擇調查其中某一個來自特定國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對留學生的流向情況進行了研究，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敵對”政策能夠解釋為什麼歸國學生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年中不斷擴大。”
“我們都覺察到現任政府對移民不太友好，”馬穎毅說，“而且各種言論和整體氛圍都讓外來人員有些擔心。”
兩年前，韓霆從美國回到北京。“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圖片來源：STATnews
越來越多的海歸
在生命科學領域，中國長期以來被籠罩在美國的陰影下。頂尖的學生基本都會離開中國到美國進修，並在這裡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曾行和韓霆一樣，本世紀初從清華大學畢業、現在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後，在他的回憶裡，“美國和中國的科研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加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助理教授葉立和韓霆、曾行是清華大學的校友，他說當時班裡的同學大部分去了國外，而且幾乎都到了美國。很少有人去了美國之後再回中國。“這在九十年代是聞所未聞的。”
事實上，在張康羽（音，Zhang Kangyu）看來，這些歸國科研人員“在美國遇到了問題而且生活不太順利，這是他們回到中國的原因。”他 2002 年在復旦大學獲得生物學學位之後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並於 2018 年回到中國。
張不是一個人。根據橡樹嶺高校聯合會（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100 多家美國高校的聯合組織）的估算，2001 年在美國獲得科學或工程學博士學位 5 年後，仍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公民比例為98%。而最新的估算結果顯示，到 2015 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85%。
雖然在過去的 15 年間，中國的科研環境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仍然難以與美國的同行比肩。“中國頂尖的科研機構或許能與美國最高層次的相匹敵，但排在後面的科研機構水平下降得非常快，”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博士後伊莎貝拉·徐表示。“中國和美國的中等機構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不過，曾行表示，在他清華大學的同學中，出國留學的人已經有一大半回到了中國。他自己也在考慮回去的時機。
其中一個吸引學者回流的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十年前，中國的生活質量明顯落後於西方。對於“我父母那代的很多人，留在國外不是出於自己的享受，而是想讓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徐說。“我們這一代就不必有這種顧慮了，在兩個國家生活都是一樣的，而且有些人感覺在本土更舒服。”
很多歸國人員也是出於一份對父母的強烈責任感。這也是 1996 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胡其越（音，Hu Qiyue）2011 年回國接受了一個產業界職位的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價值觀是在父母年邁的時候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 胡說。
美國學術圈的瓶頸
韓霆在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做博士後期間，發現自己越來越被研發投入顯著增加的中國科學界所吸引。
2000 年，中國獨立和政府附屬學術機構的研發支出佔美國 598 億美元支出的 22%。到 2017 年，這一比例已經有了指數式的增長，達到了當年美國 1237 億美元支出的 90% 。
韓霆，攝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STAT
十幾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韓霆來到美國追求他的生物學家夢想。他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並於 2013 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對韓霆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經在腦海中設想過了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當時，我一心想著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在美國工作的教授，”他說。
不過，定居西方的興奮感很快就消失了。現年 36 歲的韓霆，在兩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了研究員。“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幾十年以來，大家總會認為有抱負的中國科學家，被美國更多的職業發展機遇和在世界頂級實驗室工作的機會所吸引，最終會一直留在那裡。但最近，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選擇回國。關於中國“科學海歸”的數據有限，但 STAT 採訪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的中國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大學培養的頂級科學家正在“流失”。並會對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成為科技強國，以及兩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友好的政策
中國為了吸引科研人才迴流，在科學領域的投入、提供豐厚薪資和完備實驗室等方面的有力舉措眾所周知。而選擇回國的科學家們還提到了其他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逐漸強盛、在空間距離上和親人更近、兩國科學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得科研經費以及事業上遇到的瓶頸。雖然與國內相比，女性科研人員覺得在美國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但一些科學家覺得自己在美國並不受歡迎。韓霆表示這種歸國潮“在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的登場是同步的。”
讓許多在美的中國科研人員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對有未公開的、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經費來源或是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存在聯繫的科學家的審查，而且這項行動尤其針對中國科學家。
201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目前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後的伊莎貝拉·徐說：“在科研人員中，從其他國家獲取研究經費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我們假設在美國的每個外籍學者群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沒有如實彙報經費來源，那麼只選擇調查其中某一個來自特定國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對留學生的流向情況進行了研究，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敵對”政策能夠解釋為什麼歸國學生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年中不斷擴大。”
“我們都覺察到現任政府對移民不太友好，”馬穎毅說，“而且各種言論和整體氛圍都讓外來人員有些擔心。”
兩年前，韓霆從美國回到北京。“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圖片來源：STATnews
越來越多的海歸
在生命科學領域，中國長期以來被籠罩在美國的陰影下。頂尖的學生基本都會離開中國到美國進修，並在這裡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曾行和韓霆一樣，本世紀初從清華大學畢業、現在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後，在他的回憶裡，“美國和中國的科研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加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助理教授葉立和韓霆、曾行是清華大學的校友，他說當時班裡的同學大部分去了國外，而且幾乎都到了美國。很少有人去了美國之後再回中國。“這在九十年代是聞所未聞的。”
事實上，在張康羽（音，Zhang Kangyu）看來，這些歸國科研人員“在美國遇到了問題而且生活不太順利，這是他們回到中國的原因。”他 2002 年在復旦大學獲得生物學學位之後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並於 2018 年回到中國。
張不是一個人。根據橡樹嶺高校聯合會（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100 多家美國高校的聯合組織）的估算，2001 年在美國獲得科學或工程學博士學位 5 年後，仍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公民比例為98%。而最新的估算結果顯示，到 2015 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85%。
雖然在過去的 15 年間，中國的科研環境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仍然難以與美國的同行比肩。“中國頂尖的科研機構或許能與美國最高層次的相匹敵，但排在後面的科研機構水平下降得非常快，”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博士後伊莎貝拉·徐表示。“中國和美國的中等機構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不過，曾行表示，在他清華大學的同學中，出國留學的人已經有一大半回到了中國。他自己也在考慮回去的時機。
其中一個吸引學者回流的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十年前，中國的生活質量明顯落後於西方。對於“我父母那代的很多人，留在國外不是出於自己的享受，而是想讓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徐說。“我們這一代就不必有這種顧慮了，在兩個國家生活都是一樣的，而且有些人感覺在本土更舒服。”
很多歸國人員也是出於一份對父母的強烈責任感。這也是 1996 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胡其越（音，Hu Qiyue）2011 年回國接受了一個產業界職位的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價值觀是在父母年邁的時候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 胡說。
美國學術圈的瓶頸
韓霆在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做博士後期間，發現自己越來越被研發投入顯著增加的中國科學界所吸引。
2000 年，中國獨立和政府附屬學術機構的研發支出佔美國 598 億美元支出的 22%。到 2017 年，這一比例已經有了指數式的增長，達到了當年美國 1237 億美元支出的 90% 。
1991-2017年各個國家的學術和政府機構的研發支出。| 圖片來源：STATnews
還有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國的原因是：2000 年之後，中國開始招募華裔和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傑出教職人員，進行國內的科研環境建設。
“這是推動變革的一個主要動力，”被某個人才計劃吸引回到國內的韓霆說。中國政府在 2008 年設立的該項計劃，主要招募來自國外頂尖機構的著名科學家和那些處於事業起步階段的學者，幫助他們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和事業。
韓霆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讀博士期間表現出色，他的導師支持他在美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在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他看到了國內的機會，同時注意到中國同事們在競爭激烈的美國就業市場中的艱難處境。
因為申請人的科研水平往往非常相近，決策就降低到了一些主觀標準上，例如個人特色、匹配性和多樣化，而華裔科學家往往不符合招聘委員會的這類要求。
“那些是由同行評估的，是吧？它們很難量化，”韓霆說。他特別提到中國人傾向於和其他中國人打交道，並非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中國人很難進入美國人的圈子，”他說，而且“許多決策是在個人層面上進行的。”
除了激烈的就業市場競爭外，美國的科研人員必須要持續地申請撥款並面臨反覆的否決。作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為教授們提供的主要撥款項目，R01 對韓霆這樣的癌症生物學家的資助率在 10% 左右。而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基金資助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癌症研究人員的資助率與美國相近，約為 15% ，但與美國相比，它的申請群體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韓霆作為一名中國頂尖機構的研究員，說起他同事的經驗：“一般你寫一份或兩份基金申請書就會得到一項資助。”“在美國……成功率就不是這樣了。”他說。
韓霆也感覺到，儘管總體上美國是一個對受訓者友好的地方，但中國的科學家一旦成為教授可能就會遇到一些無形的限制。“那些管理部門的人往往是有資歷的白人，”他說。“中國人不能擔任有決定權的教職。”
發展迅猛的產業
韓霆在做博士後期間決定不進入美國的學術職業系統，轉而在國內求職。中國有很多機會，而且像他這樣的科學家更容易獲得資助。2017 年，他加入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NIBS）。
每年，韓霆可以從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獲得超過 25 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和從美國的 R01 項目獲得的經費數額相當。而在中國，付給研究生的勞務費以及材料費成本都低很多，所以可以用這些錢做更多的事情。韓霆的實驗室有 12 名科研人員，他沒有申請更多經費的壓力，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研究和指導研究生上。
他承認，國內“沒有多少人在做原創性的重大研究。”太多的中國科學家只注重能快速發表文章的短期研究項目，而在美國，“我學到的是要選擇重要的問題……並思考一些有長遠意義的事情。”
這是像韓霆這樣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的科學家帶回中國的思維方式，韓霆相信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及其他機構都在為進行這樣的研究營造環境。
另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到中國的重要原因是以上海、杭州和廣州為核心、蓬勃發展的生物醫藥產業。資本對生物技術公司的投入激增導致了這一行業的興起。
根據美國生物技術貿易集團 BIO 的分析，2009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了 500 萬美元，約佔當年美國 35 億投資金額的 0.14%。2018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 24 億美元，約佔美國 123 億投資金額的 19.5%。目前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國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金額僅次於美國。
韓霆，攝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STAT
十幾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韓霆來到美國追求他的生物學家夢想。他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並於 2013 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對韓霆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經在腦海中設想過了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當時，我一心想著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在美國工作的教授，”他說。
不過，定居西方的興奮感很快就消失了。現年 36 歲的韓霆，在兩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了研究員。“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幾十年以來，大家總會認為有抱負的中國科學家，被美國更多的職業發展機遇和在世界頂級實驗室工作的機會所吸引，最終會一直留在那裡。但最近，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選擇回國。關於中國“科學海歸”的數據有限，但 STAT 採訪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的中國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大學培養的頂級科學家正在“流失”。並會對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成為科技強國，以及兩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友好的政策
中國為了吸引科研人才迴流，在科學領域的投入、提供豐厚薪資和完備實驗室等方面的有力舉措眾所周知。而選擇回國的科學家們還提到了其他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逐漸強盛、在空間距離上和親人更近、兩國科學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得科研經費以及事業上遇到的瓶頸。雖然與國內相比，女性科研人員覺得在美國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但一些科學家覺得自己在美國並不受歡迎。韓霆表示這種歸國潮“在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的登場是同步的。”
讓許多在美的中國科研人員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對有未公開的、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經費來源或是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存在聯繫的科學家的審查，而且這項行動尤其針對中國科學家。
201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目前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後的伊莎貝拉·徐說：“在科研人員中，從其他國家獲取研究經費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我們假設在美國的每個外籍學者群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沒有如實彙報經費來源，那麼只選擇調查其中某一個來自特定國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對留學生的流向情況進行了研究，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敵對”政策能夠解釋為什麼歸國學生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年中不斷擴大。”
“我們都覺察到現任政府對移民不太友好，”馬穎毅說，“而且各種言論和整體氛圍都讓外來人員有些擔心。”
兩年前，韓霆從美國回到北京。“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圖片來源：STATnews
越來越多的海歸
在生命科學領域，中國長期以來被籠罩在美國的陰影下。頂尖的學生基本都會離開中國到美國進修，並在這裡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曾行和韓霆一樣，本世紀初從清華大學畢業、現在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後，在他的回憶裡，“美國和中國的科研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加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助理教授葉立和韓霆、曾行是清華大學的校友，他說當時班裡的同學大部分去了國外，而且幾乎都到了美國。很少有人去了美國之後再回中國。“這在九十年代是聞所未聞的。”
事實上，在張康羽（音，Zhang Kangyu）看來，這些歸國科研人員“在美國遇到了問題而且生活不太順利，這是他們回到中國的原因。”他 2002 年在復旦大學獲得生物學學位之後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並於 2018 年回到中國。
張不是一個人。根據橡樹嶺高校聯合會（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100 多家美國高校的聯合組織）的估算，2001 年在美國獲得科學或工程學博士學位 5 年後，仍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公民比例為98%。而最新的估算結果顯示，到 2015 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85%。
雖然在過去的 15 年間，中國的科研環境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仍然難以與美國的同行比肩。“中國頂尖的科研機構或許能與美國最高層次的相匹敵，但排在後面的科研機構水平下降得非常快，”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博士後伊莎貝拉·徐表示。“中國和美國的中等機構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不過，曾行表示，在他清華大學的同學中，出國留學的人已經有一大半回到了中國。他自己也在考慮回去的時機。
其中一個吸引學者回流的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十年前，中國的生活質量明顯落後於西方。對於“我父母那代的很多人，留在國外不是出於自己的享受，而是想讓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徐說。“我們這一代就不必有這種顧慮了，在兩個國家生活都是一樣的，而且有些人感覺在本土更舒服。”
很多歸國人員也是出於一份對父母的強烈責任感。這也是 1996 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胡其越（音，Hu Qiyue）2011 年回國接受了一個產業界職位的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價值觀是在父母年邁的時候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 胡說。
美國學術圈的瓶頸
韓霆在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做博士後期間，發現自己越來越被研發投入顯著增加的中國科學界所吸引。
2000 年，中國獨立和政府附屬學術機構的研發支出佔美國 598 億美元支出的 22%。到 2017 年，這一比例已經有了指數式的增長，達到了當年美國 1237 億美元支出的 90% 。
1991-2017年各個國家的學術和政府機構的研發支出。| 圖片來源：STATnews
還有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國的原因是：2000 年之後，中國開始招募華裔和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傑出教職人員，進行國內的科研環境建設。
“這是推動變革的一個主要動力，”被某個人才計劃吸引回到國內的韓霆說。中國政府在 2008 年設立的該項計劃，主要招募來自國外頂尖機構的著名科學家和那些處於事業起步階段的學者，幫助他們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和事業。
韓霆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讀博士期間表現出色，他的導師支持他在美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在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他看到了國內的機會，同時注意到中國同事們在競爭激烈的美國就業市場中的艱難處境。
因為申請人的科研水平往往非常相近，決策就降低到了一些主觀標準上，例如個人特色、匹配性和多樣化，而華裔科學家往往不符合招聘委員會的這類要求。
“那些是由同行評估的，是吧？它們很難量化，”韓霆說。他特別提到中國人傾向於和其他中國人打交道，並非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中國人很難進入美國人的圈子，”他說，而且“許多決策是在個人層面上進行的。”
除了激烈的就業市場競爭外，美國的科研人員必須要持續地申請撥款並面臨反覆的否決。作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為教授們提供的主要撥款項目，R01 對韓霆這樣的癌症生物學家的資助率在 10% 左右。而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基金資助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癌症研究人員的資助率與美國相近，約為 15% ，但與美國相比，它的申請群體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韓霆作為一名中國頂尖機構的研究員，說起他同事的經驗：“一般你寫一份或兩份基金申請書就會得到一項資助。”“在美國……成功率就不是這樣了。”他說。
韓霆也感覺到，儘管總體上美國是一個對受訓者友好的地方，但中國的科學家一旦成為教授可能就會遇到一些無形的限制。“那些管理部門的人往往是有資歷的白人，”他說。“中國人不能擔任有決定權的教職。”
發展迅猛的產業
韓霆在做博士後期間決定不進入美國的學術職業系統，轉而在國內求職。中國有很多機會，而且像他這樣的科學家更容易獲得資助。2017 年，他加入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NIBS）。
每年，韓霆可以從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獲得超過 25 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和從美國的 R01 項目獲得的經費數額相當。而在中國，付給研究生的勞務費以及材料費成本都低很多，所以可以用這些錢做更多的事情。韓霆的實驗室有 12 名科研人員，他沒有申請更多經費的壓力，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研究和指導研究生上。
他承認，國內“沒有多少人在做原創性的重大研究。”太多的中國科學家只注重能快速發表文章的短期研究項目，而在美國，“我學到的是要選擇重要的問題……並思考一些有長遠意義的事情。”
這是像韓霆這樣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的科學家帶回中國的思維方式，韓霆相信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及其他機構都在為進行這樣的研究營造環境。
另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到中國的重要原因是以上海、杭州和廣州為核心、蓬勃發展的生物醫藥產業。資本對生物技術公司的投入激增導致了這一行業的興起。
根據美國生物技術貿易集團 BIO 的分析，2009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了 500 萬美元，約佔當年美國 35 億投資金額的 0.14%。2018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 24 億美元，約佔美國 123 億投資金額的 19.5%。目前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國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金額僅次於美國。
風投公司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投資情況。| 圖片來源：STATnews
2011 年歸國的在產業界工作的學者胡其越（音，Hu Qiyue）表示，投資的增長也受到中國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影響。“人們想要活得更長壽、更健康，”他說，因此對於長期投資項目例如醫療保健的資金投入不斷增長。
胡在 1998 年獲得佐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有機化學的碩士學位後，進入了美國聖地亞哥（San Diego）的一個小型生物技術公司。“我非常興奮，” 他回憶道，他當時以為自己會留在美國。後來這家公司很快被華納-蘭伯特（Warner-Lambert）收購，後者又在 2000 年被輝瑞公司（Pfizer）收購。這也是輝瑞不斷收購其他公司動盪十年的開始。從 2003 到 2011 年，Hu 一共經歷了輝瑞公司的五次重組。
“大家都很焦慮。我知道一些很有資歷的人，他們突然間就被解僱了，”他回憶說。
胡認為是時候考慮回國的事情了。“我的事業沒有進展，”他回憶道。“事實上，它處於危機之中。因此，我需要找到改變的方法。”
當時，中國的製藥產業並不像現在這樣發達。但是，胡看到了他的職業發展機遇，而且很想到中國的企業工作。他也想離自己的父母近一些，他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而且他也想讓自己的孩子學會說流利的漢語。2011 年，胡移居上海並加入了恆瑞醫藥，這家企業創建於 1970 年，並且從那時起就是中國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
從那之後胡所經歷的沒有重組，只有成長。“現在在中國，我認為你不用擔心就業，”他說。
張康羽（音，Zhang Kangyu）在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的經歷與胡在輝瑞公司的重組經歷非常相似。張獲得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博士學位後，曾在耶魯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隨後在 2013 年加入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從 2013 年到 2018 年間，由於公司重組，他歷經了五任領導層。
“我在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職業發展非常緩慢，”他說。它停滯了。
張去年回國併入職了杭州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他成了這家公司的生物信息部門的負責人並對其進行了改革。“這麼短的時間裡能有這樣的機會，在美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他說。
而在今年年初，他加入了蘇州的一家腫瘤免疫治療公司基石藥業（CStone Pharmaceuticals），擔任生物信息學和生物標誌物研發小組的高級主管。
但是胡和張都認為中國的生物技術發展存在創新滯後的問題，企業都太過於注重開發能夠快速創收的產品。他們這樣的海歸科學家，通過在藥物研發公司的工作經歷積累了一定經驗、技能和思維方式，想要努力改變這樣的現狀。
“為了讓研發更具創新性，”張說。“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中國的學術環境和生物製藥生態都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發展，許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不再需要到國外接受博士後訓練。胡表示雖然恆瑞公司仍然在招募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但同時也在招募更多不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員。“他們已經相當不錯了，”他說。“這意味著本土的研究生培養體系正在迎頭趕上。”
損失 v.s.機遇
不過對女性來說，回國並沒有那麼地吸引她們。許多接受採訪的科研人員表示，回到中國往往對男性更有吸引力。伊莎貝拉·徐解釋說，女性到美國之後往往會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權以及更被尊重。關於女性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我們沒有任何需要遵守的慣例”，她說，但是在中國許多人會認為，“哦，你是個女孩，不需要那麼努力地工作。”
“中國的性別歧視比美國更普遍，”馬穎毅表示贊同。
因此，近年來中國海歸科學家數量的增加，可能更多地歸因於男性學者們。
韓霆，攝於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STAT
十幾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韓霆來到美國追求他的生物學家夢想。他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並於 2013 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這對韓霆來說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經在腦海中設想過了在美國的事業和生活。“當時，我一心想著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在美國工作的教授，”他說。
不過，定居西方的興奮感很快就消失了。現年 36 歲的韓霆，在兩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了研究員。“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幾十年以來，大家總會認為有抱負的中國科學家，被美國更多的職業發展機遇和在世界頂級實驗室工作的機會所吸引，最終會一直留在那裡。但最近，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選擇回國。關於中國“科學海歸”的數據有限，但 STAT 採訪了在美國和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的中國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
這可能意味著，美國大學培養的頂級科學家正在“流失”。並會對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成為科技強國，以及兩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友好的政策
中國為了吸引科研人才迴流，在科學領域的投入、提供豐厚薪資和完備實驗室等方面的有力舉措眾所周知。而選擇回國的科學家們還提到了其他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逐漸強盛、在空間距離上和親人更近、兩國科學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美國越來越難以獲得科研經費以及事業上遇到的瓶頸。雖然與國內相比，女性科研人員覺得在美國受到的性別歧視更少，但一些科學家覺得自己在美國並不受歡迎。韓霆表示這種歸國潮“在很大程度上與特朗普政府的登場是同步的。”
讓許多在美的中國科研人員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對有未公開的、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經費來源或是與其他國家的機構存在聯繫的科學家的審查，而且這項行動尤其針對中國科學家。
2011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目前在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後的伊莎貝拉·徐說：“在科研人員中，從其他國家獲取研究經費的情況並不少見，如果我們假設在美國的每個外籍學者群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沒有如實彙報經費來源，那麼只選擇調查其中某一個來自特定國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對留學生的流向情況進行了研究，她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敵對”政策能夠解釋為什麼歸國學生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年中不斷擴大。”
“我們都覺察到現任政府對移民不太友好，”馬穎毅說，“而且各種言論和整體氛圍都讓外來人員有些擔心。”
兩年前，韓霆從美國回到北京。“我們來到美國追尋夢想，”他說，“但回國後我們能做更大的事情。”| 圖片來源：STATnews
越來越多的海歸
在生命科學領域，中國長期以來被籠罩在美國的陰影下。頂尖的學生基本都會離開中國到美國進修，並在這裡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曾行和韓霆一樣，本世紀初從清華大學畢業、現在在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後，在他的回憶裡，“美國和中國的科研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加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助理教授葉立和韓霆、曾行是清華大學的校友，他說當時班裡的同學大部分去了國外，而且幾乎都到了美國。很少有人去了美國之後再回中國。“這在九十年代是聞所未聞的。”
事實上，在張康羽（音，Zhang Kangyu）看來，這些歸國科研人員“在美國遇到了問題而且生活不太順利，這是他們回到中國的原因。”他 2002 年在復旦大學獲得生物學學位之後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並於 2018 年回到中國。
張不是一個人。根據橡樹嶺高校聯合會（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100 多家美國高校的聯合組織）的估算，2001 年在美國獲得科學或工程學博士學位 5 年後，仍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公民比例為98%。而最新的估算結果顯示，到 2015 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85%。
雖然在過去的 15 年間，中國的科研環境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仍然難以與美國的同行比肩。“中國頂尖的科研機構或許能與美國最高層次的相匹敵，但排在後面的科研機構水平下降得非常快，”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博士後伊莎貝拉·徐表示。“中國和美國的中等機構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不過，曾行表示，在他清華大學的同學中，出國留學的人已經有一大半回到了中國。他自己也在考慮回去的時機。
其中一個吸引學者回流的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十年前，中國的生活質量明顯落後於西方。對於“我父母那代的很多人，留在國外不是出於自己的享受，而是想讓孩子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徐說。“我們這一代就不必有這種顧慮了，在兩個國家生活都是一樣的，而且有些人感覺在本土更舒服。”
很多歸國人員也是出於一份對父母的強烈責任感。這也是 1996 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胡其越（音，Hu Qiyue）2011 年回國接受了一個產業界職位的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價值觀是在父母年邁的時候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 胡說。
美國學術圈的瓶頸
韓霆在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做博士後期間，發現自己越來越被研發投入顯著增加的中國科學界所吸引。
2000 年，中國獨立和政府附屬學術機構的研發支出佔美國 598 億美元支出的 22%。到 2017 年，這一比例已經有了指數式的增長，達到了當年美國 1237 億美元支出的 90% 。
1991-2017年各個國家的學術和政府機構的研發支出。| 圖片來源：STATnews
還有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國的原因是：2000 年之後，中國開始招募華裔和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傑出教職人員，進行國內的科研環境建設。
“這是推動變革的一個主要動力，”被某個人才計劃吸引回到國內的韓霆說。中國政府在 2008 年設立的該項計劃，主要招募來自國外頂尖機構的著名科學家和那些處於事業起步階段的學者，幫助他們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和事業。
韓霆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讀博士期間表現出色，他的導師支持他在美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在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他看到了國內的機會，同時注意到中國同事們在競爭激烈的美國就業市場中的艱難處境。
因為申請人的科研水平往往非常相近，決策就降低到了一些主觀標準上，例如個人特色、匹配性和多樣化，而華裔科學家往往不符合招聘委員會的這類要求。
“那些是由同行評估的，是吧？它們很難量化，”韓霆說。他特別提到中國人傾向於和其他中國人打交道，並非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中國人很難進入美國人的圈子，”他說，而且“許多決策是在個人層面上進行的。”
除了激烈的就業市場競爭外，美國的科研人員必須要持續地申請撥款並面臨反覆的否決。作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為教授們提供的主要撥款項目，R01 對韓霆這樣的癌症生物學家的資助率在 10% 左右。而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基金資助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癌症研究人員的資助率與美國相近，約為 15% ，但與美國相比，它的申請群體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韓霆作為一名中國頂尖機構的研究員，說起他同事的經驗：“一般你寫一份或兩份基金申請書就會得到一項資助。”“在美國……成功率就不是這樣了。”他說。
韓霆也感覺到，儘管總體上美國是一個對受訓者友好的地方，但中國的科學家一旦成為教授可能就會遇到一些無形的限制。“那些管理部門的人往往是有資歷的白人，”他說。“中國人不能擔任有決定權的教職。”
發展迅猛的產業
韓霆在做博士後期間決定不進入美國的學術職業系統，轉而在國內求職。中國有很多機會，而且像他這樣的科學家更容易獲得資助。2017 年，他加入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NIBS）。
每年，韓霆可以從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獲得超過 25 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和從美國的 R01 項目獲得的經費數額相當。而在中國，付給研究生的勞務費以及材料費成本都低很多，所以可以用這些錢做更多的事情。韓霆的實驗室有 12 名科研人員，他沒有申請更多經費的壓力，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研究和指導研究生上。
他承認，國內“沒有多少人在做原創性的重大研究。”太多的中國科學家只注重能快速發表文章的短期研究項目，而在美國，“我學到的是要選擇重要的問題……並思考一些有長遠意義的事情。”
這是像韓霆這樣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的科學家帶回中國的思維方式，韓霆相信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及其他機構都在為進行這樣的研究營造環境。
另一個吸引科學家回到中國的重要原因是以上海、杭州和廣州為核心、蓬勃發展的生物醫藥產業。資本對生物技術公司的投入激增導致了這一行業的興起。
根據美國生物技術貿易集團 BIO 的分析，2009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了 500 萬美元，約佔當年美國 35 億投資金額的 0.14%。2018 年，風險投資公司向中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投入 24 億美元，約佔美國 123 億投資金額的 19.5%。目前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國生物技術領域的投資金額僅次於美國。
風投公司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投資情況。| 圖片來源：STATnews
2011 年歸國的在產業界工作的學者胡其越（音，Hu Qiyue）表示，投資的增長也受到中國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影響。“人們想要活得更長壽、更健康，”他說，因此對於長期投資項目例如醫療保健的資金投入不斷增長。
胡在 1998 年獲得佐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有機化學的碩士學位後，進入了美國聖地亞哥（San Diego）的一個小型生物技術公司。“我非常興奮，” 他回憶道，他當時以為自己會留在美國。後來這家公司很快被華納-蘭伯特（Warner-Lambert）收購，後者又在 2000 年被輝瑞公司（Pfizer）收購。這也是輝瑞不斷收購其他公司動盪十年的開始。從 2003 到 2011 年，Hu 一共經歷了輝瑞公司的五次重組。
“大家都很焦慮。我知道一些很有資歷的人，他們突然間就被解僱了，”他回憶說。
胡認為是時候考慮回國的事情了。“我的事業沒有進展，”他回憶道。“事實上，它處於危機之中。因此，我需要找到改變的方法。”
當時，中國的製藥產業並不像現在這樣發達。但是，胡看到了他的職業發展機遇，而且很想到中國的企業工作。他也想離自己的父母近一些，他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而且他也想讓自己的孩子學會說流利的漢語。2011 年，胡移居上海並加入了恆瑞醫藥，這家企業創建於 1970 年，並且從那時起就是中國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
從那之後胡所經歷的沒有重組，只有成長。“現在在中國，我認為你不用擔心就業，”他說。
張康羽（音，Zhang Kangyu）在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的經歷與胡在輝瑞公司的重組經歷非常相似。張獲得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博士學位後，曾在耶魯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隨後在 2013 年加入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從 2013 年到 2018 年間，由於公司重組，他歷經了五任領導層。
“我在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職業發展非常緩慢，”他說。它停滯了。
張去年回國併入職了杭州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他成了這家公司的生物信息部門的負責人並對其進行了改革。“這麼短的時間裡能有這樣的機會，在美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他說。
而在今年年初，他加入了蘇州的一家腫瘤免疫治療公司基石藥業（CStone Pharmaceuticals），擔任生物信息學和生物標誌物研發小組的高級主管。
但是胡和張都認為中國的生物技術發展存在創新滯後的問題，企業都太過於注重開發能夠快速創收的產品。他們這樣的海歸科學家，通過在藥物研發公司的工作經歷積累了一定經驗、技能和思維方式，想要努力改變這樣的現狀。
“為了讓研發更具創新性，”張說。“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中國的學術環境和生物製藥生態都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發展，許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不再需要到國外接受博士後訓練。胡表示雖然恆瑞公司仍然在招募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學者，但同時也在招募更多不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人員。“他們已經相當不錯了，”他說。“這意味著本土的研究生培養體系正在迎頭趕上。”
損失 v.s.機遇
不過對女性來說，回國並沒有那麼地吸引她們。許多接受採訪的科研人員表示，回到中國往往對男性更有吸引力。伊莎貝拉·徐解釋說，女性到美國之後往往會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權以及更被尊重。關於女性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我們沒有任何需要遵守的慣例”，她說，但是在中國許多人會認為，“哦，你是個女孩，不需要那麼努力地工作。”
“中國的性別歧視比美國更普遍，”馬穎毅表示贊同。
因此，近年來中國海歸科學家數量的增加，可能更多地歸因於男性學者們。
韓霆通過人才引進計劃回國。| 圖片來源：STATnews
對美國來說，花費時間培養出的科學家回到他們的祖國是一種損失。博士生在攻讀學位時一般會得到來自聯邦政府獎學金的全額資助。以培養一名精英為例，一位哈佛的生物醫學博士在六年間（取得博士學位的平均時間）的花費總額超過 40 萬美元，其中包括學費、津貼和健康保險。
因此，根據馬穎毅的說法，國家留住自己培養的年輕科研人員，是在維護自身利益。
但許多中國科學家要獲得在美國工作的 H1B 簽證已經變得越來越難，這導致他們在畢業之後不得不離開美國。在現行的簽證體系下，馬穎毅說，“美國政府花錢培養中國學生，並將他們送回中國。”
即使簽證政策有變，對很多中國科學家來說，祖國很有發展潛力，而且大有改善的生活環境對他們來說也更加具有吸引力。
“在事業發展上，”韓霆說，“中國的迅猛發展為實現自己的個人抱負提供了更多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