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雕像

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後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班固《漢書·武帝紀》稱頌漢武帝“雄材大略”，曹植讚揚漢武帝“功越百王”，明代思想家李贄稱漢武帝為“千古大聖”，以為“不可輕議”。作為生活在不同時代對歷史有深刻思考的這些學者，他們都不屬於權力集團的中堅力量，並不是正統思想的宣傳者，他們的見解值得後人重視。

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漢武帝在位54年。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

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

漢武帝時代是英才薈萃的時代。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在這一時期都有繁盛豐實的創造性的成果。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武帝能夠“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就是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表演的寬闊舞臺，鼓勵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才幹。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兒寬傳》後的讚語中，列數了當時許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識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觀。

衛青雕像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除了漢武帝的歷史表現以外，還在於當時不僅有衛青、霍去病、李廣這樣傑出的軍事人才，司馬遷、董仲舒、桑弘羊、張騫、司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貢獻，也使得他們在千百年後，依然聲名響亮。不過，這一現象的出現，並不完全像班固所說的，完全是漢武帝個人的作用。群星的閃耀，是因為當時社會文化的總體背景，曾經形成了中國古代歷史中並不多見的澄淨的晴空。

漢武征伐匈奴

漢武帝時代，以軍事成功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而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遊牧部族聯盟的軍事力量長期以來壓迫著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正常經營受到嚴重的威脅。

漢武帝時期漢朝疆界

漢武帝克服各種困難，發動了對於匈奴的反侵略戰爭。由於對戰爭主動權的牢固把握，這一戰爭後來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為目的的戰爭的性質。“北邊”形勢的變化，保證了中原農耕生產秩序的安定。

漢武帝征伐匈奴，積極經營“北邊”，促進了長城沿線地方經濟的進步。屯田事業的發展，使得“北邊”走向繁榮。河西地方農耕開發與水利建設的成就，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張騫“鑿空”

張騫出使西域

西漢初年，今新疆地區的所謂狹義的“西域”計有三十六國，大多分佈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後13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漢軍擊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後，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奉使西行，試圖招引烏孫東歸。這一目的雖然沒有實現，但是通過此行，加強了漢王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聯繫。

張騫打通中西交通道路的成功稱作“鑿空”。《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裴駰《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張騫作為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對於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確實在這一角度上有“鑿空”的意義。張騫之後，漢與西域的通使往來十分頻繁，民間商貿也得到發展。

漢王朝對西域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視的意義。正是由於這一歷史變化，漢王朝才開始真正地面對世界。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他貶抑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儒學之士於是在文化史的舞臺上逐漸成為主角。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創建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於是出現。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與歷朝建國初期的形勢同樣，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出現以“功臣”為行政主體和以“功臣子弟”為行政主體的形態。漢武帝執政，開始了新的歷史轉變，“賢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漸上升。中國選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舉制和科舉制這樣三個主要階段。察舉制的確立，是漢武帝的一項政治發明。漢文帝時，已經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做法。不過，這種選舉形式還沒有成為確定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後，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這一詔令表明察舉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察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主體的地位已經得以確立。

漢武帝時代實行了史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對於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但是，這一變革堅持“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強調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這對於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上古文化的豐收季節

《淮南子》一書，可以看作西漢前期思想的總結。《漢書·藝文志》將它列為雜家，其實，這部書大體還是具備完整的體系的。《淮南子》積極提倡“無為”的文化原則，這是和漢初政治文化形勢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說的“無為”，並不是說凝滯不動，而是要人們注意順應事物的發展規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說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會歷史觀也有體現“民本”思想的內容。

在漢武帝時代，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之一。《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漢賦和樂府詩的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漢武帝時，賦的創作走向全盛階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司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這一時期賦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這些賦以氣勢恢廓，景物華美，詞藻奇麗為特徵，反映了當時文化氣度的宏闊廣大，時代精神的豪邁勇進，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多采。

晚年漢武帝和“巫蠱之禍”

漢武帝晚年，曾經疑心有人使用“巫蠱”的巫術手段謀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蠱”。處理“巫蠱”一案的官員在宮中“掘蠱”，利用漢武帝和太子劉據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衝犯皇后和太子。劉據無以自明，舉兵反抗。漢武帝親自指揮鎮壓，太子軍與政府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這是中國帝制時代首都發生流血事件的最極端的史例。劉據失敗後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殺。

事變之後，“巫蠱”冤情逐漸顯現於世，漢武帝內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處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劉據去世的地方築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臺，以示哀念。漢武帝又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他向臣民宣佈，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統予以罷除！他在正式頒佈的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臺詔中，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首要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產方面來。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養民”的決心。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此寫道，漢武帝有種種過失，“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及時扭轉了局勢，“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我們在認識漢武帝的業績時，首先應當明確，對於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專制政治的背景。漢武帝雖然史稱“雄才大略”，但功業的背面多有禍民的事實。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這樣的評價，應當說是不違反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