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認為自稱中國人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情，如果哪位同學也認為是這樣，那麼手心肯定要挨板子了。你以為的只是以為，有同學肯定會拿“曼德拉效應”來狡辯，我記得好像是有這麼回事，就像很多人都以為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已經化為歷史的雲煙。

依然還健在的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

其實人家在俄羅斯還生活的好好的呢，前幾年還出來露了一個面，談了一下前蘇聯解體的問題。我舉這個例子大家肯定都明白了，自稱中國人肯定不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情。“中國”這個詞彙在我國算是一個意義深厚的古老詞彙了，那麼咱們自稱中國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讓我們一起來探尋一下“中國”這個詞彙的前世今生。

中國一詞的起源以及意義

上文我談到中國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彙，它最早在周朝時期就已經作為組合詞出現了。在1963年陝西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上就有“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的描述。

為什麼會叫“何尊”呢？

這個“何尊”是西周早期的一個名叫“何”的宗室貴族製作的，而尊（古通樽）則是一種飲酒器，所以就把它叫做“何尊”。

何尊最早記載了中國這一詞彙

這是歷史可考的最早出現“中國”組合詞的記載，而“中國”的含義起初也很簡單，就是中央之國或中央之城的意思，在最早期關於對“中國”一詞的樸素闡釋中。

“中國”僅僅只是指君王所在的城池和國家，周朝施行分封制，所以導致封國林立，幾百個國家聚集在周天子的王城周圍，形成拱衛京師的態勢。所以最初中國一詞指的是君主所在的城池，不過這是很俠義的解釋。

譬如《詩經·大雅·民勞》中有詩句“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作注時說：中國，京師也。

但廣義上的“中國”一詞則具備著更為廣泛的政治、地理和世界觀，《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成王即位後，命令周公開始營建洛邑（洛陽），王城建好以後，周成王把象徵王權的九鼎搬到了洛邑，說：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可見從狹義上來說中國一詞指的就是君王的都城，但它還有一個更廣發的概念是針對天下，也就是說君王所在的國家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宋人石介在其著作《中國論》中進一步闡釋說“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這種觀念首先是古人受到侷限的地理觀導致的結果，但它很快就被賦予了一種政治和國家意義，是一種頗為自傲的民族主義學說。中國一詞於是就從最初的特指京師逐漸被詮釋為相對於其他國家（四夷）的特定詞彙。

河洛地區是中國的發祥地，也是中國起初所指的區域

《禮記·王制》中形容說：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可見這時候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擁有國家意識詞彙，它的涵蓋意義從京師逐漸擴大為整個中原地區的國家。這是“中國”一詞發展的第二階段，我把“中國”一詞的發展一共分為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中國是指京師一帶，即所謂“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第二階段的中國則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政權，譬如春秋戰國時代，這時候國家林立，但彼時的中國指的還是中原地區，像秦國、楚國那時都還沒有被納入中國的範疇。

譬如《左傳·成公四年》記載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第三階段是秦朝大一統後，國家的版圖增加了，那麼中國一詞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其後漫長的封建王朝時期，中國所涵蓋的地域以及民族也逐漸的擴大。世界觀的增長讓古人意識到在中國以外還有許多國家，而這時候的中國開始針對像日本、朝鮮和西域各國。

實際上，中國一詞的變化也是古代民族主義觀的一個不斷的發展和成熟過程，從其狹隘的地理性觀念逐漸成為一種更為廣泛的國家意識。

中國一詞的變化其實也是民族觀念的不斷髮展過程

那麼自稱中國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中國一詞起初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符號，不過隨著中國一詞被頻繁的使用，它也逐漸成為一種地域性的指代，以及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國家名稱。

譬如我們可以從劉伯溫說的這句話中解釋這個邏輯：

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

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但劉伯溫卻說“胡主中國”，說明中國已經成為了一種區域性的指代稱呼，但它的範圍擴大了，因此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個邏輯說“朱元璋主中國”，也可以說“李世民主中國”。

說明中國一詞已經開始向著第四個階段發展，即衍生為一個國家觀念。譬如《元史·外夷列傳一》記載忽必烈試圖和日本通好時說：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為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

但這一觀念實際上早在漢代時期就已經誕生，譬如《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回來後，漢武帝聽到他繪聲繪色描述西域時的情形：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

康熙曾把中國作為國號使用

以至於當時間一晃來到1689年的康熙年間時，在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康熙使用了“中國”一詞作為代表大清帝國的代號，而在條約中對他的尊稱也變成了“中國大聖皇帝”，這時中國第一次作為國家主權出現在國際條約上。同時也出現了中國民和俄羅斯民的字眼。

而隨著晚清的到來，中國一詞開始被頻繁的使用，特別是清朝政府同外國簽訂的各種條約中，開始大量使用中國這一詞彙作為指代大清帝國的用語，譬如在《馬關條約》中就把中國作為指代清朝政府管轄的廣袤區域。

同時隨著西方人大量湧入中國，一些接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為了明確自己的身份國籍，因此開始使用“中國人”這一稱謂以便對應其它國家的國籍。譬如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用英文發表了一部叫做《中國問題的真解決》的著作。

在文中他寫到：

中國未來新生的共和國當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只有“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

可見這時候的中國已經發展為了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稱謂習慣，那麼稱呼自己為中國人肯定就不是辛亥革命以後的事情，畢竟1904年還是大清國的天下呢。而“五四愛國運動”也讓中國這一詞彙發展到了第四階段。即不論民族、身份，皆為中國之強而鬥爭。

近代以來，中國一詞已經發生質的變化，這是它成熟的表現

實際上，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包括中國人這一意識形態就已經同前三個階段的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已經不再是封建王朝時期“華夷觀”的代名詞，而是作為一種統一的民族主義觀念而誕生，它的意義已經不再是基於文化上的蔑視，而是一種民族概念而存在。

而中國人一詞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譬如擁有中國國籍也可以自稱中國人，應該說這是世界文明發展不斷成熟的表現，擺脫了以往狹隘的地域和民族偏見。

參考文獻：《史記》、《元史》、《左傳》、《徙戎論》、《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