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而言，清朝的旗人群體是寄生階層，一說起八旗子弟，就是提籠架鳥、宿娼嫖妓，認為是一個典型的特權群體，享受各種生活的優待。
然而，在旗人中間卻流傳著“旗人吃老米”的說法，在北京清末民初時代的小說，就有旗人自稱家裡有“鐵桿莊稼老米樹”撐腰，這裡的鐵桿莊稼就是旗人出生之後就有一份錢糧，所為“老米樹”，則是產出“老米”的樹了，言下之意是取之不盡。
那麼，這個“老米”是不是什麼好東西？
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顏色泛紅，同時還有“異味兒”的“變色生味”的陳米，俗點說，就是壓倉底的大米。
據說老米別看發黴變色，可下鍋一蒸就會膨脹，顯得顆粒飽滿，而且口感筋道，更妙的是會有種“奇香”，因此一般旗人家裡哪怕有新米，也更願意吃老米，因為覺得老米更順口。
當然，這本身可能就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因為這個“老米”本身就不是什麼好制度的產物。
這種大米的正式名稱是“祿米”，本來就是清朝經過漕運運抵北京倉儲中待發放的大米，並不是故意放陳了，而是在發放時，要求必須緊著陳米先放，皇上、高官當然不能吃陳米，而是吃新米的，這些陳米當然就緊著旗人家庭折騰了。
《欽定戶部則例》規定：
萬安東西兩倉開放米石，先盡年份最陳之米發放，如次倉陳米足敷開放，不許再開彼倉，至滋弊竇。如一倉陳米不敷，必須在彼倉找放，仍照挨陳之例辦理，不得越次發放。
也就是說，倉場制度，就決不允許給你發放新米，只能從“最陳”的部分開放，所以，旗人家庭領祿米，只能領到陳米，根本就不可能領到新米。
這些“老米”，必須加工之後才能食用，所以，必須送到“老米碓坊”，也稱“鋪戶”、“碓房”，這些“鋪戶”在這個加工過程中是真發了財，因為旗人的祿米發放是按“四季發放”，也就是一年中四回，可不是每月領工資，所以每次的量都很大，搬運起來並不容易。
而且，這些祿米本身就不可能全部拿來吃，也要賣掉一部分來補貼家用，所以，每當放糧的時候，這些鋪戶就大量收購囤積，等到兩次發放之間，旗人家庭吃飯都成問題了，加價銷售。
到乾隆朝初期，這種碓房已經達到了千餘所，乾隆五十二年，皇帝搞嚴打囤積居奇，光查封的米糧就達到了6萬石，鋪戶數百家。
當然，更好玩的是，早在清朝就已經有上文中的說法：
京師貴人家以紫色米為尚，無肯食白粳者。
這不就找到了買家了嗎？
不過，清政府對於這種買賣關係本身屬於既無奈又反對的態度，一方面歷代皇帝往往下令禁止，又不得不放開，但是，無論政府的態度如何，整個“老米”產業鏈，最終竟然走向了“金融化”。
早在乾隆四年，乾隆皇帝就下令直隸總督孫嘉淦施行“官買旗丁餘米”的措施，防止祿米流入鋪戶，以保障旗丁的“權益”。
然而，孫嘉淦的復奏是：
糧船北上時，多有向熟識鋪戶預支銀兩，約於回空交米者。是以官買米石，不可多得。
翻譯過來就是，皇上你就別瞎操心了，旗丁們這時候的玩法已經是“賒借”銀兩，約好了下次來米的時候還賬，現在就算咱們忙活著買米，也買不著啥。
這種關係，越來越走向債主和欠債人的關係，等於是“旗丁”老爺們兒要越來越看自己欠債的鋪戶的臉色，按照老舍在《正紅旗下》的回憶：
在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甲午海戰等等風波之後，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來越狂妄，看不起皇帝和旗兵，連油鹽店的山東人和錢鋪的山西人也對旗籍主顧們越來越不客氣了，他們竟敢瞪著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罵吃了東西不還錢的旗人，而且威脅從此不再記賬，連塊凍豆腐都要現錢交易。
這種待遇，與旅蒙商們在草原上對蒙古王公們的拾掇差相彷彿，金錢的力量，最終戰勝了刀子，誰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