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哲學系1957級畢業留影，第一排右起第五位為馮友蘭，最後一排右起第六位為牟鍾鑑。牟鍾鑑提供
已年近八十的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牟鍾鑑，還清楚地記得60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學的日子。
“馮友蘭先生住在燕南園57號，房間採光不是很好，但在我們心目中是最好的房子。一進門左手邊有一個廳，廳裡擺著沙發、黑白電視，他就請我們看電視。先生很溫和，學生到他家裡一點兒也不拘束。”回憶起學生時代，牟鍾鑑的神情還像當年的那個青年學生。
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匯聚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學者。中國史學科就有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等。初期老教授們被強調要改造思想，1956年以後開始陸續走上講臺，與學生有較多接觸。天賜良機，牟鍾鑑正是在這個時期入學的。
1957年至1965年，牟鍾鑑在北京大學念本科與研究生，聽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張岱年的宋明理學、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汪子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研究生階段，牟鍾鑑受教於馮友蘭與任繼愈，常到馮友蘭家中請教。
60年後的今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牟鍾鑑說：“在老一輩學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我從本科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馮友蘭身邊。在治中國哲學時，應具備中華神韻，兼綜中西的理論、態度、方法，我從馮先生那裡獲得了最多的教益。”
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一序述平生
馮友蘭是中國第一位用現代學術眼光寫出完整《中國哲學史》的人，又將它傳譯到西方，使其成為流行最廣的中國哲學著作。牟鍾鑑說：“馮先生是中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其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做人為學都是我的榜樣。”
“三史”指的是《中國哲學史》（上、下卷）、《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一至七冊）。“六書”則是《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
牟鍾鑑說：“馮先生是在1948年3月毅然從美國返回中國大陸的，再也沒有離開，一生都想為中國服務，找一條中國的發展道路，即便是後來挨批判、受挫折，也不後悔。他引用過建安七子王粲《登樓賦》中的一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牟鍾鑑認為，談馮友蘭的一生，不可忽略《三鬆堂自序》，“這是馮先生在‘文革’結束後第一個要寫的，他要在別人解剖自己之前先自我解剖”。
馮友蘭的一生苦難而傳奇，他在個別事件中的反應，在一些學人看來有失氣節。但牟鍾鑑表示：“只有瞭解一個人才能批判一個人。在那種政治高壓下，‘批林批孔’是大勢所趨，毫不妥協的人很少。按宗璞的說法，馮先生一直被關‘牛棚’，身體受不了，怕再也沒機會為國家做事。馮先生是一個君子，他從來沒有揭發過誰。‘文革’結束後，他第一個出來自我批評，說自己沒有‘修辭立其誠’（語出《周易·乾·文言》，意為寫文章表現出作者的真實意圖——記者注）。”
學“涵泳”，做中國學問要入其內也能出其外
牟鍾鑑回憶，馮友蘭在指導自己的研究生學習時，不是一味灌輸知識，而是強調態度和方法，“他提示我與同學，學習古典要‘涵泳’，這是一個基本態度和方法”。“涵泳”堪稱馮友蘭一生治學經驗的結晶。其本義是水中潛游，引申到做學問，就是要求學者深入到研究對象和原典之中，潛心品味體會，爾後自由穿行。
而“涵泳”的提出，與當時的學術環境相關。那時候強調，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先樹立理論模式、再看古人著作。而這個理論模式就是蘇聯日丹諾夫對哲學史的定義：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是唯物主義在鬥爭中不斷髮展壯大的歷史。
按照這個模式來套中國哲學史，在今天看來就有些不倫不類。牟鍾鑑介紹，中國古代哲學的主流，無論老莊、孔孟還是程朱，都是唯心主義；當然中國也有唯物主義，比如先秦的荀子，兩漢的王充，但都是樸素的唯物主義。
“中國哲學在日丹諾夫的框架下，就大大貶低了應有的價值。馮先生不同意帶著成見去讀古典，要我們先順著古人的思路去想，細細品味，弄清本義，然後有所覺解，再作評論。‘涵泳’一方面要在水中，另一方面還要能自由穿行，入其內也能出其外。”牟鍾鑑說。
後來，“涵泳”成為牟鍾鑑幾十年做學問的座右銘。他在2011年彙編自己的儒學研究文集時，就把書名題為《涵泳儒學》，以紀念恩師。
中國哲學不能照著講，而要接著講
中國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和“知行合一”的說法，主張學子不在於積累知識，其要在於叩問真理、提升人生、樂在其中。馮友蘭認為，哲學的功用也不在於增加實際的知識，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這是繼承和發揮了中華傳統哲學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牟鍾鑑說：“我很認同中國傳統的境界哲學，在探索哲學的理論發展時，不忘記與自身的人生價值追求、心態優化相結合，不忘記‘明體達用’的目標，使研究不遊離於社會現實之外。”
馮友蘭主張，中國哲學不能照著講，而要接著講，不斷開出新統。
牟鍾鑑解釋，所謂“照著講”，有些像古代的訓詁派，主要工作是把文本解釋清楚——隨著時代變遷，如果不解釋，前代的書可能後人就看不懂了，所以叫‘我注六經’；所謂“接著講”，則有些像義理派，重點在於結合時代作創造性的解釋，所以也叫‘六經注我’。
“我認為各有功能，沒有訓詁，後人就看不懂文本，但沒有義理，就不能提供新的思想。”牟鍾鑑說，“我們今天講傳統文化，也不是原樣照搬，也是接著講。”
上世紀50年代，馮友蘭提出，中國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學命題有兩層意義，一是具體意義，一是抽象意義，我們應該“抽象繼承”。這是在全盤蘇化和反傳統猛烈的時代，為中華思想文化爭取空間，把其中規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煉出來，做到古為今用。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為例，從具體意義來說，當時的人學習的規則、禮樂大部分不適合當下，但是從抽象意義來說，學習任何東西，都要經常複習、實踐。
牟鍾鑑說，曾有一段時間，淺薄而激進者貶低前輩學者，妄圖繞過他們而開出新學術，結果表面熱鬧、實際蒼白；時文媚俗者多、實至名歸者少，學術反而衰落了。“幾經挫折，我們才覺悟，必須吸取老一代學者的學術營養，才能真正有所創新。”
牟鍾鑑表示，研究中華思想文化，除了根植於先秦孔孟老莊古典，還要返回近現代思想大家。譚嗣同的新仁學、熊十力的新唯識學、錢穆的新國學、梁漱溟的新文化學、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方東美的生命哲學，都是現代儒學的新形態，代表學術的發展方向。
在馮友蘭的薰陶下，牟鍾鑑在儒學的現代轉型上寫出《新仁學構想》和《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在宗教學領域先總結中國宗教史優良傳統，再努力推出《當代中國特色宗教理論研究：十二輪》，“這是馮先生‘明體而達用’的學術之路，只是我做的還不夠理想”。
別“共殊”，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
馮友蘭家中有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寫他的人生追求，下聯寫他的哲學方向。
“馮先生是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哲學家，一心想從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角度為振興中華做貢獻。”牟鍾鑑回憶，馮友蘭多次說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是闡發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和具有永恆價值的思想，為新時代哲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文化營養。
馮友蘭早年研究理學，構建新理學，發掘“共相”和“殊相”的要義，目的就是為了尋找中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他認為，實現工業化、發展商品經濟是現代化的“共相”，而中華文化具有特殊性，不能模仿西方，這就是現代化的“殊相”。中國的現代化要參與全球化過程，但不是西方化，而是要結合中國傳統走中國特色現代化之路,這就超越了全盤西化論和國學獨尊論。
受馮師的影響，牟鍾鑑不願做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也不熱心為學術而學術，而喜歡做義理之學和經世之學，研究中國哲學總帶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努力跟上時代的步伐，力圖把歷史和當代貫通起來。
“希望通過自己對古典的覺悟和理解，使中國哲學具有真實的活的生命，能幫助當代青年吸收一些先賢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現實問題。”牟鍾鑑在近20年來，主要精力從哲學轉至宗教史與宗教學研究，發現中國宗教以溫和主義為主流，信仰之間不易引起衝突與對抗，外來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響，逐漸減弱排他性，成為其他信仰的好鄰居。
而這個發現，也與馮友蘭此前提出的“貴和哲學”不謀而合。
馮友蘭於上世紀80年代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著力強調“貴和哲學”，是他敏銳地意識到“貴鬥哲學”將要過時，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需要確立“貴和哲學”的主導地位，中國要向世界提供和諧、協調的中國智慧。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全書結尾時說：“現代歷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發展的，但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時間，必須以世紀計算。”“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
“這句話可以看成馮先生的偉大遺言，他對人性向善有高度信心。”牟鍾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