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10 月，湖南中南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張功耀教授領銜發起的《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簽名的公告》，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關於是否廢止中醫的大論戰。中醫廢存大論戰的核心在於如何看待科學這個問題，以及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差異問題。
誰企圖壟斷理性？——爭論的背景
中國近百年來，關於中醫的存廢問題，已經有過多次大規模的爭論。早在上個世紀初，廢止中醫作為當時“中西文化之爭”社會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1912 年“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1929 年出現“廢止中醫案”。20 世紀 50 年代，東北地區衛生行政領導出現廢除中醫傾向。2006 年，中南大學的張功耀教授在網絡上發起“取消中醫”的簽名，引發新一輪的中醫存廢爭論。
2006 年一度掀起的中醫存廢爭論可以說是1923 年在中國爆發的“科玄之戰”的部分延續。劉鈍在《“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一文中指出“科玄之戰”的焦點可以歸結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衝突，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歧。由於雙方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又堅守師訓，不懂也不屑於去弄懂對方的話語立場。丁文江的“科學萬能”與梁啟超的“科學文明在歐洲的破產”是一個對子，屬於科學觀這一層面的命題；而丁文江的科學方法優勢論與張君勵的人生觀方法 ( 實際上是傳統的人文方法 ) 的差異論又是另一個對子，屬於方法論層面的命題；包括對邏輯方法、實證方法、實驗方法的評價以及是否有非邏輯通道的存在。人類認識方式的複雜性與唯一性、正統與異端的討論在西方近現代很熱鬧。
1995 年索卡爾詐文風波將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以及唯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分立推向了高潮，自 20 世紀末以來一直備受西方學術界的矚目。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劉鈍在對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方在慶時談到，引發了“科學大戰”的《高級迷信》，鋒芒直指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左派，從福柯 (Michel Foucault)、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到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無一倖免，批判的重點特別指向近年來興起的文化建構論的代表人物，如被稱為最重要的法國“科學人類學家”的拉圖（B. Latour）和愛丁堡學派的夏平（S. Sharpin）、謝弗（S. Schaffer）等人，當然也捎上了繼承 60 年代反戰運動和學生造反傳統的激進環保主義者和女權運動，以及近年來開始時髦的“非洲中心”論。
誰擁有裁判權？——產生爭論的分歧所在
中醫廢存大論戰作為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理論探討，儘管已經涉及到一定的方面，但仍有一些基本的問題尚未提出和解決。在談到關於學術的規範化和本土化問題，許紀霖提出所謂的學術規範究竟何指？有沒有一種通用於各學科、各學派的元規範？如果有，它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如果沒有，各學科、學派之間如何溝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規範化方面有何不同？學術的規範化是否是普遍的、必然的、絕對的律令？利奧塔則以為，科學知識與敘事知識發展到當代在範式上是不可通約的，那種整體主義的元話語、元敘事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不同範式的局域性話語。
筆者認為要擺脫失衡的困境和困窘，明智的辦法就是明辨不同文化角色的本質，讓不同的文化角色各復其本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爭論的語境——參照系如何選取？
中醫與西醫分別根植於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中西醫學的碰撞實際上是文化的碰撞。關於比較的參照系問題，理論界比較多的去討論究竟有沒有一個統一的人類科技文化。在現代當人們談到科學時，總會不自覺地聯想到伽俐略和牛頓的經典物理學、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力學等。而這些科學技術概念能否就被認為是西方科學概念？李約瑟先生認為現代科學絕對是國際性的，人類對自然認識和征服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都成為現代科學海洋的溪流。
我們認為就人類文化的統一性來講，李約瑟先生的觀點是合理的，那種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無科學的觀點是地域文化中心論的結果。其實，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理智活動的產物，它不僅僅表現為理論化和系統化的知識，也許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一種社會文化。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是與西方具有不同的性質，如果簡單地用西方參照系進行比較就很難得出真實的結論。
.
爭論的焦點——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
對於中醫廢存問題爭論的核心焦點之一就是“中醫是不是偽科學”。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和“反偽科學鬥士”方舟子都是中醫偽科學論的持有者和推廣者。中醫到底該廢還是該存，清華大學劉兵教授似乎一語道破箇中緣由 “我們這些人都不過是採取了一種以西方主流科學為藍本的科學主義的立場”，並說，“迫切需要改變的，實際上首先是一個立場的問題”。
要擺清立場，必須先明確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標準。事實上科學劃界也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很多哲學家給出了自己的劃界標準。從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絕對標準，到庫恩和拉卡託斯模糊了劃界標準，再到後現代主義的消解標準，直至現在的多元標準，有著非常清晰的內在發展理路。自歷史主義以來，科學哲學家通常承認科學與偽科學之間沒有絕對的劃界標準。但“沒有絕對的劃界標準”並不意味著“沒有劃界標準”。筆者認為，劃界標準的最新發展 ,就是希望在歷史和社會的情境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多個視角尋找符合歷史和社會需要的劃界標準，從而拒斥偽科學。堅持科學和非科學規定硬性劃界標準，無異於在為科學設下普羅克拉提斯床。
爭論的誤區——科學並非真理的化身
在新文化運動對科學的大力倡導下，科學在中國獲得比以往任何一種思想更高的社會文化地位，正如胡適所說，“這 30 年來，有一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至尊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對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
作為當代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的羅蒂在《科學作為親和性》一文中說道：“在我們的文化中，‘科學’‘合理性’‘客觀性’和‘真理’這樣一些概念都攪在一起。科學被看作是在提供‘硬的’、‘客觀的真理’。”由於人們總是把“理性”和“真理”、“科學的”和“客觀的”看作是同義詞，所以他們“總是把追求‘客觀真理’與‘運用理性’相等同，因而把自然科學看作是‘合理性’的典範”。
這種看法在人們的頭腦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人們判斷一切文化形式或成果是不是“正確”、是否稱得上是“真理”，都必須看其是否是“科學的”。所以，羅蒂指出，自從啟蒙時代特別是自從康德以來，自然科學就一直被看作知識的一個範型，文化的其他領域必須依照這個範型加以衡量。因此，廢除中醫論者提出的“中醫不是科學，應當廢除”的論斷在前提上就錯了。
誰主沉浮——爭論的實質
科學與人文之間必要的張力
1959 年，英國作家斯諾在其“兩種文化”的著名演講中，指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處於割裂狀態，科學家群體與人文學者群體不懂得如何進行對話，並憂慮地認為：“存在兩種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險的事情。”從文化的詞源學意義上看，把文化區分為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兩種文化值得商榷，但同時也說明了兩種文化的內在統一性。著名科學史家薩頓在《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中指出：“沒有同人文科學對立的自然科學，科學或知識的每一個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樣是人文的。”
邱鴻鍾認為，科學與人文的張力還不能完全揭示出中醫的本質特徵，科學精神的認知方法的多樣性和普適性應該區別開來。中醫學在本質上認同與接納科學精神，但缺乏西方意義上的科學方法 ( 包括形式邏輯方法、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 ）。
中醫學方法的核心是以人為中心，從個體的經驗開始，以經驗作為判別和理解一切事物真偽、價值的標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人文文化，中國醫學的當代困境是人文傳統與現代科學建構之間的衝突。由於二元思維向度的存在，中醫的思維方式也不拘常規，邏輯方法，尤其是形式邏輯方面本來在中國就不完善，僅有相對發達的名學思想，相反，非邏輯方法卻枝繁葉茂，“格物致知”，“由臆達悟”，“內景返觀”，涵儒，取道，惜禪宗，諸流脈皆匯於醫道，使得中國傳統醫學不僅是一棵知識之樹，同時又是一棵生命之樹。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不存在“金標準”
何祚庥院士在《為什麼說中醫的核心理論——陰陽五行的理論是偽科學？》一文中為中醫是偽科學所做的舉證是，一個最基本的理由是：這一“陰陽五行理論”完全不具備如波普爾所述的科學理論必須具備的“可證偽性”。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標準來看的話，中醫顯然屬於非科學。中醫理論中存在的大量循環論證和幾十年的中醫實證研究都表明中醫在邏輯上是無法被證實的。但是根據證偽主義的觀點，科學界的工作目標是證偽既有的命題，科學知識總是在不斷地被否定，科學知識體系缺乏穩定性。
事實上，中醫在其百年發展中早已證實，中醫也無需走上科學實驗之路。受元氣論自然觀與氣化論生命觀的影響，中醫走上了不同於西醫解剖實驗的另一條道路，那就是司外揣內的方法論之路。中醫的唯象觀察方法以生命的整體性與功能性為核心，能夠發現解剖與實驗方法發現不了的生命現象與規律。
以功能表象為基礎的中醫宏觀調節方法，不僅與黑箱方法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與生命現象的複雜性相契合。從邏輯基礎上看，中醫理論體系不是以形式邏輯為主導方法構建起來的，而是直接繼承了先秦的辯證思維，從而形成了以意象概念、直覺判斷和類比推理為核心的中醫獨特的邏輯體系。在具體對比的基礎上，作者認為，與西醫的形式邏輯相比，中醫樸素的辯證邏輯具有形式邏輯不能替代的優點，與人體的複雜性也是相契合的。就中醫中的“愛因斯坦問題”，在沒有科學實驗與形式邏輯條件下，傳統中醫獨特的唯象觀察方法和辯證邏輯方法是其取得歷史成就的基礎方法，也是其能夠保存至今的生命力所在。顯然，這一結論的取得對於認識和解答中國科技史上的“愛因斯坦問題”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價值。
中西方科學產生的形而上學基礎不同
在北京中醫藥大學的王琦教授看來，中醫廢存大討論的出現表面上看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之間的論爭，究其本質卻是東方傳統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時表現出來的衝突。他把這種爭論歸結為一種思潮，那就是當西方文明進入的時候，人們習慣用西方文化衡量一切，當發現用西方現代文明的標準無法認識中醫的時候，中醫便被納入偽科學的範疇，而中國的物質觀更關心的是物質的屬性。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五行概念作過科學闡述。他說：“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種物質的概念，而是五種基本過程的概念。中國人的思想在這裡獨特地避開了本體面。”他又說，“五行理論乃是對具體事物的基本性質作出初步分類的一種努力，所謂性質，就是說只有在它們起變化時才能顯示出來，因此，人們常常指出，element 這個詞從來就不能充分表達‘行’的意思”。
這種思想為中醫所吸收，廣泛應用於中醫的各個領域，闡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質，人體生理、病理和疾病診斷、治療、預防的規律。應該看到中醫深深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上，其在面對現代科學洗禮的時候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
科學知識作為一種陳述性知識的局域性特點
中西兩種醫學體系的演變發展證明不同的文化傳統的民族與地域，衍生出不同的科學家和科學史。中國傳統的農、醫、天、算四大學科與陶瓷、絲織、建築三大技術，無一不是有利於生，厚生作為中國傳統科學產生與發展的目的而存在。
這種厚生型技術合理性形成了中國古人長期探究自然的一種範式，即“勢所必至”。從事任何科學技術活動，必先融入這種範式，否則就是不合理的。實際上，中國古人根本就沒有認識到抽象的科學理論建構與符號邏輯推演的存在及其價值。某些人認為必須以西方理論為依據，並且又把“科學”神化了。如果依據西方理論的定義去衡量中醫 , 那麼中醫就會被拒於“科學”門外。
愛因斯坦曾告誡加利福尼亞工學院的學生們：“你們只懂得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中醫是祖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它的深遠影響、積極意義和現實價值不容低估，如果把以陰陽五行為主流的中醫理論視為糟粕，予以排斥和摒棄，這就等同於把嬰兒同汙水一起倒掉。汙水倒掉不足為惜，可我們不能把嬰兒——中醫理論精華也一起倒出去，對古代的、西方的文化不能搞“一刀切”，兼收幷蓄要不得，如果一律排斥也不行，須知，新世界的文化大廈是在舊世界文化的廢墟上建造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