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可強國？不！它只滿足了文人撒嬌權'

很多人以為北洋是個好時代，因為中央軍閥和地方督軍們對文人比較客氣。讓知識分子得到了尊嚴，事實真的如此嗎？

回放歷史，看看那時的軍政大員們究竟是怎麼對待議政文人的。

首先看北洋一哥袁世凱。

袁世凱曾公開揚言自己的統治之道：一手拿錢，一手持刀。聽話給賞，不聽看刀。文人在他眼裡，形同妾身。可以寵，可以慣，但堅決不讓他們成為主人。

且看1913年10月6日，選舉正式大總統的三次投票，袁世凱面對國會大多數文人的做法。

那選舉一開始還算正常。第一次投票，袁世凱得471票，其他幾個候選人得票寥寥。雖然袁得票最高，但因為某些議員投了無效票，因而袁得票沒達到法定四分之三多數，所以還需再進行一次投票。

接下來，非常手段就上來了。選舉會場外數千名假扮群眾的軍人闖入會場，將議員們圍了起來。大聲嚷嚷：倘若你們選出辜負眾望的大總統，我們是不答應的！要是所選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會場！

大多議員文人被這場面嚇壞了。但有些議員們還是頗有骨氣，偏不肯將票投給袁世凱。在第二次選舉後，袁世凱雖然得了497票，仍舊沒有達到法定多數。

議員們打算明日再進行第三次選舉。但這些“群眾”不答應，將會場團團圍住，就連四面圍牆也站滿了軍警。議員們餓得想出大門找點吃的也不行。走到門口，便被拽住，輕則破口大罵，重則拳腳相加，把議員們打得逃回會場。眼看不繼續選舉就不許出門，議員們也只好忍氣吞聲的接著進行第三次投票。等到投票結束，袁世凱得了507票，終於過了半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就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又是怎麼對待議政文人的呢？解散議會，廢除約法。所以他的祕書顧維鈞認為:“袁乃假借民主政府之名，實行專制獨裁之實。袁解散國會，另行成立了所謂約法會議。約法會議這個機構，只被諮詢，其作用不過是在袁世凱送交的文件上蓋章而已。”總統府祕書長張國淦也持同樣看法，認為:“政治會議完全為袁世凱操縱利用的機關”。議政文人已成為袁某人掌中花瓶。對於花瓶，主人自當不輕易摔碎，但終究不是什麼重器，跟槍炮、軍隊乃至政權，端的沒法比。

所以，魯迅後來對袁世凱有了這麼一句評價：“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利。”這顯然不是褒揚，而是反諷。

袁世凱之後，北洋二哥三哥對於文人也與大哥大同小異，段祺瑞偏用刀，把梁啟超等進步黨強力驅逐。而曹錕比較委婉，偏花錢，買文人手中選票。

再看北洋政府最後一任當權者張作霖與文人關係。

史料顯示，大概是因為出生草莽，自己從小沒有上過幾天學，所以張作霖很是羨慕有文化的人，對於文人是相當的尊敬。每每有文人拜訪張作霖總是親自迎接。而張作霖對待手下的文職人員，更是異常溫和。經常看望文職軍官。

但是張作霖率大軍打下京城之後，對文人就開始翻臉了。他首先開了殺戒的，就是一個文人，這個人就是邵飄萍。《京報》創始人， 張作霖到了北京的第一個命令就是將邵飄萍抓了起來，並將邵飄萍劃歸到叛軍馮玉祥一夥，將他槍殺。你有撒嬌權，我有殺你權。

也許有人會說，北洋時代不是發生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嗎？這難道不足以證明北洋政府的開明？

其實，細細翻閱那段歷史，可知那恰恰是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大搞復古時，倒逼出的民國第一場啟蒙運動。

1915年9月，就在袁世凱祭孔復古如火如荼時，北京街頭出現了一本從上海發行過來的新刊：《青年》。這本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在中國樹起人權與科學兩面大旗。

一年後，《青年》更為《新青年》，人權的提法由民主取代，兩面大旗改為民主與科學。

《新青年》的介紹寫得很清楚，此刊原在上海創立，後遷至北京。主辦：北京大學《新青年》編輯部。主編：陳獨秀。主筆有胡適、魯迅等。他們的身份都是北大教授。因為當時北大校長，是近代精英中的教育家、同盟會元老、留法學者蔡元培。民國初建時，蔡元培擔當首任教育總長。1917年1月，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上任伊始，他即對保留著濃厚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京大學進行改革。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即“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從而開一代學術自由之風，眾多名流學者薈萃北大。使北大成為二代精英中思想精英的搖籃。

毋庸置疑，蔡元培是《新青年》乃至這場新文化運動的總後臺，公認的“新文化運動之父”。

那麼，這些精英們為什麼要搞這樣一場運動？

因為敏銳的他們發現，民國雖然表面變制，但人心卻沒有變。專制主義幽靈仍在國中游蕩，其附屬之物愚昧迷信還大有市場。

本來，孫中山以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為藍本，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較完整的共和國方案，並將其付諸實施。但袁世凱及北洋軍閥上臺後，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股尊孔讀經、復古倒退的逆流。各種販賣舊國粹的學會組織紛紛出籠，它們利用人們對辛亥革命後局勢的失望情緒，詆譭共和制度，誹謗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同時，粗俗鄙陋、格調低下的文藝作品大肆氾濫，鬼神迷信之說廣為流行。這些東西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扼殺著民族的生機。

嚴峻的現實使新思想精英認識到：民國伊始，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顛覆，亦是人心問題。因為軍閥腦子裡，以舊思想根深蒂固，民主政治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

“數年以來，創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說良心話，真心知道共和是什麼，腦子裡不裝著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

“要帝制不再發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穩……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

這是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振聾發聵之語。

他說的句句實情。就拿一直跟在時代前沿的維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啟超來說吧，戊戌變法時站在光緒皇帝一邊，民國初年又站在袁世凱一邊，袁世凱倒了，又和調和派黎元洪組建進步黨，用國家主義對付宋教仁的國民黨，說識時務、與時俱進是好話，不好的話，則是左右搖擺、順風使舵。

陳獨秀明白無誤地告訴國人，中國人的人心沒有質變，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難以救中國。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

新文化運動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

必須承認，這場運動是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發生的，沒有北京政府統治力分散而帶來的寬鬆環境，就不會有新文化運動。但同時也必須認清，新文化運動不是北洋政府主動推動樂見的結果。倒逼新文化運動的北洋政府，並沒有給民國帶來希望。

這一點，從新文化運動的突然死亡就可一現端倪。1919年5月，新文化運動激流勇進。因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喪權辱國”，北大學生領袖發動了一場更加猛烈的全國性示威運動即五四運動，北洋政府終於無法容忍，逮捕了過激學生，並揚言解散北大。為了保全北大，保護學生，5月9日，蔡元培憤而辭職離開北京。新文化運動至此偃旗息鼓。

由新文化運動起始結束可見，北洋政府統治中國時期，不是開明，而是力不從心。這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央統治力有限，地方勢力林立，造成人才選擇多元時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但自由民主，這絕不是北洋軍閥主動樂見的結果，如果他們其中任何一人武統了全國，形勢將馬上朝著獨裁專制方向發展，這是沒有任何懸念的。所以，指望一個復古的弱政府帶領國家走向富強，不是所託非人，就是異想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