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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巖
《白鹿原》小說的歷史脈絡大家都清楚，就是它在1993年剛引起關注的時候，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叫“陝軍東征”。“陝軍東征”凸顯出的是一種地方性，但它同時又號稱是“一個民族的祕史”，在地方經驗與民族寓言之間，包含著一種張力。
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因素，陝西這個地方時常會充當民族寓言的敘事空間，一說到黃土高原或者是關中平原，往往就會聯想到周秦漢唐，想到整個傳統中國，不僅文學、電影是如此，甚至在一些歷史研究中，對關中的敘述也成了一種寓言性的書寫。但是另一方面，小說《白鹿原》又確實是在書寫一個地方的歷史經驗。
地方性經驗和民族寓言的這種張力，到了電影裡已經完全被消解了。舉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在這個電影中，有一個反覆出現的鏡頭，就是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田，在畫面的遠景還有一個古老的牌坊，非常容易辨識的傳統中國的符號——農耕文明和儒家禮教，這是一個高度寓言化的空間。
但電影中的這個民族寓言已不再承擔大家剛才說那種重寫革命史的功能，尤其是國內公映版，到1938年就結束了，田小娥凸顯為中心人物，使影片成了一個關於倫理、慾望和生存的故事，而不再是從鄉村宗法組織的角度重述革命史。同時值得關注的是被電影強化的寓言空間對地方經驗的削弱。相對於電影中單一的農耕文明符號，小說的人文地理呈現要更豐富和細膩得多。
比如小說開頭寫白嘉軒和鹿子霖換地，用天字級的河川水地換人字級的原坡旱地，這兩塊地在地理位置、肥沃程度和適合種的作物上都有差別，換地的理由也很好玩，本來是白嘉軒在鹿子霖家的地上發現了一個酷似白鹿的寶貝，但是他耍了一個心眼，裝可憐，說我娶了6個老婆，都死了，但還沒有子嗣，所以得不斷娶，娶得傾家蕩產，我是一個敗家子，但也不能給祖宗太丟臉了，直接賣地太丟人了，咱們換地行不行，我用我的好地換你的差地，然後你補給我錢。
小說把這個農民或地主的狡黠表現出來了，而不像電影中的白嘉軒完全就是儒家仁義忠信的忠實踐行者。再就是在地裡種什麼東西，一般人種麥子，他種什麼呢？種罌粟，他娶了第七個老婆，從他的老丈人那裡得到了罌粟子。在清末，辛亥革命之前，陝西的農民在種罌粟，賣鴉片，這種地方史的信息同時反映著國家層面的歷史狀況。因此，當電影在強化民族寓言和民族符號的時候，不僅僅是地方性經驗被削弱了，對於所謂“革命之前的傳統中國”，對於中國現代史的想象，也都變得更單一和定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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