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傳統文化壓迫下產生的悲劇
傳統文化的悲劇性，不僅在於自身，還更多地體現在它壓迫的對象上。在現代性的激盪下，儘管出現了白靈、鹿兆鵬等一批傳統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還是傳統封建禮教毒害下的犧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鮮明的女性人物，她戲劇性的一生蘊含了深刻的性別悲劇。田小娥的父親是個秀才，也算是書香門第，但她父親卻把她嫁給年近七十的郭舉人做小妾，不幸淪為專門的“泡棗”工具。在遇到年輕力壯的黑娃後，她內心的情慾被點燃，偷嚐禁果，不容於世，慘遭休棄。之後，她的父親像“剷除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打發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給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隨黑娃回到白鹿原後，本以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卻因為偷情的罪過不被宗法社會承認。緊接著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機佔有了她，她也被迫捲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誘了被白嘉軒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徹底站到了宗法勢力的對立面。最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鏢刺死，在屍體腐爛發臭之後才被人發現，還留下了“蕩婦”的罵名。田小娥死後冤魂不散，引發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吶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 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扯過旁人的一根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乾淨，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裡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裡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麼著還不容讓俺呢？”但她還是不敵白嘉軒，最終被鎮壓到六稜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憐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過男人，也被男人玩弄過，但她始終未能逃脫男權的控制。她像一株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以性作為自己的武器，向傳統宗法制度這個龐然大物發起了反抗和衝擊。但這種反抗終歸是不徹底的，因為她所依賴的靠山始終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淪為鹿子霖進行宗法鬥爭的工具，最終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毀滅的結局。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傳統文化壓迫下產生的悲劇
傳統文化的悲劇性，不僅在於自身，還更多地體現在它壓迫的對象上。在現代性的激盪下，儘管出現了白靈、鹿兆鵬等一批傳統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還是傳統封建禮教毒害下的犧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鮮明的女性人物，她戲劇性的一生蘊含了深刻的性別悲劇。田小娥的父親是個秀才，也算是書香門第，但她父親卻把她嫁給年近七十的郭舉人做小妾，不幸淪為專門的“泡棗”工具。在遇到年輕力壯的黑娃後，她內心的情慾被點燃，偷嚐禁果，不容於世，慘遭休棄。之後，她的父親像“剷除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打發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給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隨黑娃回到白鹿原後，本以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卻因為偷情的罪過不被宗法社會承認。緊接著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機佔有了她，她也被迫捲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誘了被白嘉軒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徹底站到了宗法勢力的對立面。最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鏢刺死，在屍體腐爛發臭之後才被人發現，還留下了“蕩婦”的罵名。田小娥死後冤魂不散，引發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吶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 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扯過旁人的一根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乾淨，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裡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裡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麼著還不容讓俺呢？”但她還是不敵白嘉軒，最終被鎮壓到六稜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憐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過男人，也被男人玩弄過，但她始終未能逃脫男權的控制。她像一株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以性作為自己的武器，向傳統宗法制度這個龐然大物發起了反抗和衝擊。但這種反抗終歸是不徹底的，因為她所依賴的靠山始終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淪為鹿子霖進行宗法鬥爭的工具，最終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毀滅的結局。
陳忠實在談到創作《白鹿原》時曾說道：“我在查閱三縣縣誌的時候,面對難以數計長篇累牘的節婦烈女們的名字無言以對,常常影響到我的情緒。”在白鹿原這片土地上，婦女根本沒有獨立地位，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完全是由男性掌控她們的命運。“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佔去心甘。”在傳統社會裡，女性唯一的價值的價值就是延續香火，沒有絲毫的人格尊嚴。被輕描淡寫帶過的白嘉軒死去的六個老婆、在日復一日的絕望中患上“淫瘋病”而死的鹿冷氏、因為丈夫白孝義不育而被逼著和長工兔娃睡覺的三媳婦、還有因為丈夫白孝文買房買地而活活餓死的大媳婦......成千上萬不知名字的女人就這樣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了自己鮮活的生命。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傳統文化壓迫下產生的悲劇
傳統文化的悲劇性，不僅在於自身，還更多地體現在它壓迫的對象上。在現代性的激盪下，儘管出現了白靈、鹿兆鵬等一批傳統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還是傳統封建禮教毒害下的犧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鮮明的女性人物，她戲劇性的一生蘊含了深刻的性別悲劇。田小娥的父親是個秀才，也算是書香門第，但她父親卻把她嫁給年近七十的郭舉人做小妾，不幸淪為專門的“泡棗”工具。在遇到年輕力壯的黑娃後，她內心的情慾被點燃，偷嚐禁果，不容於世，慘遭休棄。之後，她的父親像“剷除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打發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給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隨黑娃回到白鹿原後，本以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卻因為偷情的罪過不被宗法社會承認。緊接著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機佔有了她，她也被迫捲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誘了被白嘉軒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徹底站到了宗法勢力的對立面。最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鏢刺死，在屍體腐爛發臭之後才被人發現，還留下了“蕩婦”的罵名。田小娥死後冤魂不散，引發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吶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 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扯過旁人的一根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乾淨，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裡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裡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麼著還不容讓俺呢？”但她還是不敵白嘉軒，最終被鎮壓到六稜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憐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過男人，也被男人玩弄過，但她始終未能逃脫男權的控制。她像一株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以性作為自己的武器，向傳統宗法制度這個龐然大物發起了反抗和衝擊。但這種反抗終歸是不徹底的，因為她所依賴的靠山始終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淪為鹿子霖進行宗法鬥爭的工具，最終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毀滅的結局。
陳忠實在談到創作《白鹿原》時曾說道：“我在查閱三縣縣誌的時候,面對難以數計長篇累牘的節婦烈女們的名字無言以對,常常影響到我的情緒。”在白鹿原這片土地上，婦女根本沒有獨立地位，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完全是由男性掌控她們的命運。“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佔去心甘。”在傳統社會裡，女性唯一的價值的價值就是延續香火，沒有絲毫的人格尊嚴。被輕描淡寫帶過的白嘉軒死去的六個老婆、在日復一日的絕望中患上“淫瘋病”而死的鹿冷氏、因為丈夫白孝義不育而被逼著和長工兔娃睡覺的三媳婦、還有因為丈夫白孝文買房買地而活活餓死的大媳婦......成千上萬不知名字的女人就這樣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了自己鮮活的生命。
現代性下傳統文化救贖的悲劇
在《白鹿原》中，最具悲劇性、最有靈魂深度、命運起伏最大、性格最複雜的兩個人物形象就是黑娃和白孝文，他們兩個的命運悲劇，最有力地體現了現代性下傳統文化無力救贖人性的悲劇。
黑娃的人生經歷可謂極盡曲折。他生於長工家庭，屬於被壓迫階級。在遇到田小娥後，他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父親鹿三和他斷絕關係，族長白嘉軒禁止他進入祠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成為農協運動的領袖，後來又在鹿兆鵬的推薦下加入紅軍。好景不長，在政治動盪中黑娃落草為寇，成為土匪二頭目。不幸的是，土匪大當家被人暗殺，黑娃被逼無奈率眾接受招安，被國民黨收編為保安團營長。在這期間他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感召，學為好人，拜朱先生為師，重新進入宗族祠堂，成為大家眼中悔過自新的回頭浪子。在撥亂反正後他成為共產黨的副縣長，最終被白孝文陷害而死。黑娃的一生，經歷了農、匪、共、國、儒五種身份的轉換，從背叛傳統到皈依傳統，他像一個盲目的彈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來撞去,卻始終撞不出文化怪圈。黑娃的悲劇，是文化的悲劇。在現代歷史變革中，以黑娃為代表的精神迷惘者即使選擇迴歸傳統，也註定沒有未來。
白孝文是小說中傳統倫理和個人情慾之間矛盾衝突的典型代表，他性格演變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拷問意義尤為深刻。白孝文是白嘉軒的第一個兒子，是作為未來族長培養的封建禮教的下一任代表，是傳統文化宗法制下年輕青年的榜樣。但在受到田小娥的引誘之後，他徹底墮落了。白孝文被道德牢籠壓抑已久的人格劣根性在性的原始驅動下暴露無遺，“過去要臉就是那個怪樣子，而今不要臉就是這個樣子，不要臉像個男人樣了。”對他而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不過是一層偽裝，是被迫奉行的道德規範。過去的白孝文作為傳統文化的忠實信徒，只有一副虛假的“怪樣子”。而今撕下這層臉皮，他才展現出了真正的性格，釋放出了自己的天性，終於有了個男人樣。在被趕出白家，顛沛流離之時，人生的轉機忽然降臨。鹿子霖舉薦白孝文進入保安團，他踏入仕途，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的反動政治打手。在功成名就之後打著回鄉祭祖的旗號，“以一個營長的輝煌徹底掃蕩白鹿村村巷土豪和破窯裡殘存著的有關他的不光彩的記憶”。到了西安解放之時，他又投機起義，獨攬功勞，陷害黑娃，成了一個心狠手辣、奸詐狡猾的政客。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傳統文化壓迫下產生的悲劇
傳統文化的悲劇性，不僅在於自身，還更多地體現在它壓迫的對象上。在現代性的激盪下，儘管出現了白靈、鹿兆鵬等一批傳統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還是傳統封建禮教毒害下的犧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鮮明的女性人物，她戲劇性的一生蘊含了深刻的性別悲劇。田小娥的父親是個秀才，也算是書香門第，但她父親卻把她嫁給年近七十的郭舉人做小妾，不幸淪為專門的“泡棗”工具。在遇到年輕力壯的黑娃後，她內心的情慾被點燃，偷嚐禁果，不容於世，慘遭休棄。之後，她的父親像“剷除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打發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給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隨黑娃回到白鹿原後，本以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卻因為偷情的罪過不被宗法社會承認。緊接著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機佔有了她，她也被迫捲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誘了被白嘉軒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徹底站到了宗法勢力的對立面。最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鏢刺死，在屍體腐爛發臭之後才被人發現，還留下了“蕩婦”的罵名。田小娥死後冤魂不散，引發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吶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 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扯過旁人的一根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乾淨，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裡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裡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麼著還不容讓俺呢？”但她還是不敵白嘉軒，最終被鎮壓到六稜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憐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過男人，也被男人玩弄過，但她始終未能逃脫男權的控制。她像一株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以性作為自己的武器，向傳統宗法制度這個龐然大物發起了反抗和衝擊。但這種反抗終歸是不徹底的，因為她所依賴的靠山始終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淪為鹿子霖進行宗法鬥爭的工具，最終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毀滅的結局。
陳忠實在談到創作《白鹿原》時曾說道：“我在查閱三縣縣誌的時候,面對難以數計長篇累牘的節婦烈女們的名字無言以對,常常影響到我的情緒。”在白鹿原這片土地上，婦女根本沒有獨立地位，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完全是由男性掌控她們的命運。“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佔去心甘。”在傳統社會裡，女性唯一的價值的價值就是延續香火，沒有絲毫的人格尊嚴。被輕描淡寫帶過的白嘉軒死去的六個老婆、在日復一日的絕望中患上“淫瘋病”而死的鹿冷氏、因為丈夫白孝義不育而被逼著和長工兔娃睡覺的三媳婦、還有因為丈夫白孝文買房買地而活活餓死的大媳婦......成千上萬不知名字的女人就這樣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了自己鮮活的生命。
現代性下傳統文化救贖的悲劇
在《白鹿原》中，最具悲劇性、最有靈魂深度、命運起伏最大、性格最複雜的兩個人物形象就是黑娃和白孝文，他們兩個的命運悲劇，最有力地體現了現代性下傳統文化無力救贖人性的悲劇。
黑娃的人生經歷可謂極盡曲折。他生於長工家庭，屬於被壓迫階級。在遇到田小娥後，他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父親鹿三和他斷絕關係，族長白嘉軒禁止他進入祠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成為農協運動的領袖，後來又在鹿兆鵬的推薦下加入紅軍。好景不長，在政治動盪中黑娃落草為寇，成為土匪二頭目。不幸的是，土匪大當家被人暗殺，黑娃被逼無奈率眾接受招安，被國民黨收編為保安團營長。在這期間他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感召，學為好人，拜朱先生為師，重新進入宗族祠堂，成為大家眼中悔過自新的回頭浪子。在撥亂反正後他成為共產黨的副縣長，最終被白孝文陷害而死。黑娃的一生，經歷了農、匪、共、國、儒五種身份的轉換，從背叛傳統到皈依傳統，他像一個盲目的彈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來撞去,卻始終撞不出文化怪圈。黑娃的悲劇，是文化的悲劇。在現代歷史變革中，以黑娃為代表的精神迷惘者即使選擇迴歸傳統，也註定沒有未來。
白孝文是小說中傳統倫理和個人情慾之間矛盾衝突的典型代表，他性格演變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拷問意義尤為深刻。白孝文是白嘉軒的第一個兒子，是作為未來族長培養的封建禮教的下一任代表，是傳統文化宗法制下年輕青年的榜樣。但在受到田小娥的引誘之後，他徹底墮落了。白孝文被道德牢籠壓抑已久的人格劣根性在性的原始驅動下暴露無遺，“過去要臉就是那個怪樣子，而今不要臉就是這個樣子，不要臉像個男人樣了。”對他而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不過是一層偽裝，是被迫奉行的道德規範。過去的白孝文作為傳統文化的忠實信徒，只有一副虛假的“怪樣子”。而今撕下這層臉皮，他才展現出了真正的性格，釋放出了自己的天性，終於有了個男人樣。在被趕出白家，顛沛流離之時，人生的轉機忽然降臨。鹿子霖舉薦白孝文進入保安團，他踏入仕途，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的反動政治打手。在功成名就之後打著回鄉祭祖的旗號，“以一個營長的輝煌徹底掃蕩白鹿村村巷土豪和破窯裡殘存著的有關他的不光彩的記憶”。到了西安解放之時，他又投機起義，獨攬功勞，陷害黑娃，成了一個心狠手辣、奸詐狡猾的政客。
黑娃和白孝文，兩個人的社會身份、成長經歷、個人性格、人生際遇完全不同，但又有著相似的機緣。他們都受到傳統文化的長期壓迫，都因為田小娥的出現而走上了對抗傳統的道路，都在時代變遷中逐漸偏離了原本的人生軌跡，都在人生的轉折點上選擇了回鄉祭祖。在面對傳統文化時，他們都經歷了壓抑——裂變——反抗——實踐自我——異化或毀滅的過程。不同的是，白孝文曾是傳統文化的樣板，黑娃則是反抗傳統文化的流浪者，結局卻是：前者徹底背叛傳統後異化墮落，後者虔誠地皈依傳統後被毀滅。由此，二人的遭遇及最終的結局恰好顯示了作者對傳統文化在 20 世紀所面臨困境的深思。
結語
作為陳忠實先生文化尋根的一大嘗試，《白鹿原》沒有站在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政治立場上敘述事件，而是以民族文化的宏觀視角來關注歷史，這是作者在社會商業化傾向中追憶傳統文化的一次贊禮，也是在現代化大背景下獻給鄉土文明的一曲輓歌。正如雷達所說：“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矛盾的：既在批判，又在讚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捨；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所以，當我們今天重新解讀《白鹿原》時，既要看到這部史詩級鉅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理解作者發掘傳統文化價值、重建共同精神家園做出的努力；也要直面作者自身思想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承認現代性激盪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吸取經驗教訓，繼而找尋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新路徑，建設未來社會廣闊的新圖景。
“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引用巴爾扎克的豪言，足見他寫作的野心。小說創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正處於文化混亂和價值分裂的社會氛圍中。一方面，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逐步“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但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強勢的西方文化佔據主流地位，中國文化則陷入邊緣化的困境。在這樣的危機下，中國亟需建立身份認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但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數十年的社會動亂和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反思，傳統文化受到致命打擊而幾近坍塌，強調階級範疇的革命文學也喪失了昔日的威力。舊的被打倒，新的尚未建立，但國內外局勢又迫切需要文化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發掘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維護文化身份的一條艱難出路，“尋根文學”由此大放異彩，《白鹿原》正是重鑄鍍亮民族自我的一次偉大嘗試。
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並沒有描寫革命英雄的豐功偉業，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刻畫歷史大背景下陝北小地方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展現了近代中國的民族血淚史。在歷史演進的大變革中，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白鹿原屢遭“山河破碎風飄絮”的動亂，而白鹿原上無數小人物則深陷“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苦難。對大歷史下小地方小人物的關注，表現出陳忠實先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白鹿原》中典型人物背後的文化內涵，是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一把鑰匙。
傳統文化自身的悲劇性和兩面性
在《白鹿原》中，傳統儒家的正統人格代表就是朱先生和白嘉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徵，白嘉軒則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實踐者，這兩個人在小說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鹿子霖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則生動展現了傳統文化中世俗的、醜惡的、背離道德規範的部分。這三個人的命運悲劇，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悲劇性；這三個人的多面性格，展現了傳統文化的兩面性。
先來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圖騰，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在他死時，“冬陽一抹柔弱的陽光從院子裡收束起來，牆頭樹梢和屋瓦上還有夕陽在閃耀。朱白氏正打算讓兒媳把孩子抱進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見前院裡騰起一隻白鹿，掠上房簷飄過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死了，白鹿也就在這原上消失了。朱先生作為關中大儒，一生傳奇無數。他身上體現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闊精神是儒家歷史使命、社會擔當和人格尊嚴的生動體現。朱先生是全書中最具智慧的人，“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堪稱作者陳忠實先生筆下理想化人格的代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傳奇的白鹿精魂，到老的時候，面對白鹿原荒蕪的田疇和凋敝的村舍，卻再不能有一絲作為。朱先生的無能為力，正體現了作為中國社會幾千年精神信仰的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化變革轉型過程中逐漸失落甚至湮滅的歷史悲劇。
如果說半人半神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在精神上的理想寄託，那麼族長白嘉軒就是儒家傳統在世俗社會中的典型代表。在刻畫白嘉軒這個形象時，作者跳出了傳統革命文學中描寫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時臉譜化、凝固化的人物模式，賦予白嘉軒多面化的性格特點，使其更具立體性和真實性。一方面，白嘉軒一生都受到以朱先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是“仁義白鹿村”的道德實踐者。他曾在抗稅交農事件中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在白狼動亂之時率領族眾抵禦土匪，在久旱無雨之際佝僂著被打彎的腰祈神求雨，在時代變遷的每一次關鍵時刻都以堅強剛毅的態度淡然處之。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傳統宗族社會下產生的族長，是三綱五常的倫理秩序維護者。當黑娃和田小娥回到原上時，他拒絕讓他們進入祠堂；當發現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醜事時，他毫不手軟地實行了“刺刷”的酷刑；當白鹿原上因為田小娥的鬼魂作亂而瘟疫肆虐時，他不顧眾怨以鐵血手腕造塔鎮魂。究其根本，白嘉軒的思想是保守落後的,是吃人禮教的幕後推手。他一輩子的最大舞臺僅僅是祠堂，完全不瞭解外界的世事變幻。用鹿子霖嘲諷的話說,“過來過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但白嘉軒的人格卻又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某些優良傳統，他是光明磊落的義士，是寬以待人的仁者，是堅毅沉著的大丈夫。他性格的矛盾性正體現了傳統宗法文化的兩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溫情,而是永遠貫穿著不可解的人情與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與抹煞人性的尖銳矛盾。
鹿子霖也是傳統宗法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產物，但跟白嘉軒不同的是，他是背離儒家道德規範生長出的“惡之花”。當我們比較鹿子霖和白嘉軒對待朱先生的態度時，就能發現兩者的顯著差異。白嘉軒對待朱先生尊敬有加，將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曾多次受到朱先生的指點；而鹿子霖則對朱先生敬而遠之，鮮少見到他跟朱先生有什麼交流接觸。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朱先生是儒家正統文化的精神象徵，故而對朱先生的態度就代表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白嘉軒一生守著祠堂，幾乎沒有沾染政治，儘管也有種種缺陷，但總的來說私德無可指摘，也算是一個仁義君子。而鹿子霖則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小人。從宗法制的角度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假仁假義的偽道學。誘姦田小娥、設計白孝文、整死賀老大，樁樁件件，令人髮指。從革命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投機者，他參與政治不是因為精神覺悟高，而是因為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一心想超過白嘉軒，成為人上人。這種扭曲的野心和慾望驅使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道德底線，最終滑向罪惡的深淵。鹿子霖的命運，是舊社會中的官本位主義者在新舊社會變革中逐漸淪為權力奴隸的悲劇。
傳統文化壓迫下產生的悲劇
傳統文化的悲劇性，不僅在於自身，還更多地體現在它壓迫的對象上。在現代性的激盪下，儘管出現了白靈、鹿兆鵬等一批傳統文化的反叛者，但更多的還是傳統封建禮教毒害下的犧牲品，其中的典型就是《白鹿原》中的女性角色。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性格最鮮明的女性人物，她戲劇性的一生蘊含了深刻的性別悲劇。田小娥的父親是個秀才，也算是書香門第，但她父親卻把她嫁給年近七十的郭舉人做小妾，不幸淪為專門的“泡棗”工具。在遇到年輕力壯的黑娃後，她內心的情慾被點燃，偷嚐禁果，不容於世，慘遭休棄。之後，她的父親像“剷除院庭裡的一泡狗屎一樣”打發了她，草草地把她嫁給了黑娃。田小娥在跟隨黑娃回到白鹿原後，本以為可以過上安穩日子，卻因為偷情的罪過不被宗法社會承認。緊接著黑娃出逃，鹿子霖趁機佔有了她，她也被迫捲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在鹿子霖的教唆下，田小娥引誘了被白嘉軒寄予厚望的白孝文，徹底站到了宗法勢力的對立面。最後，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鏢刺死，在屍體腐爛發臭之後才被人發現，還留下了“蕩婦”的罵名。田小娥死後冤魂不散，引發了白鹿原上一次可怕的瘟疫，她曾借鹿三之口吶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 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扯過旁人的一根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乾淨，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裡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裡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麼著還不容讓俺呢？”但她還是不敵白嘉軒，最終被鎮壓到六稜塔下永世不得翻身。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是可憐的受虐者，也是狠毒的施虐者；她玩弄過男人，也被男人玩弄過，但她始終未能逃脫男權的控制。她像一株美麗又危險的罌粟花，以性作為自己的武器，向傳統宗法制度這個龐然大物發起了反抗和衝擊。但這種反抗終歸是不徹底的，因為她所依賴的靠山始終是男人，所以她也只能淪為鹿子霖進行宗法鬥爭的工具，最終一步步走向墮落和毀滅的結局。
陳忠實在談到創作《白鹿原》時曾說道：“我在查閱三縣縣誌的時候,面對難以數計長篇累牘的節婦烈女們的名字無言以對,常常影響到我的情緒。”在白鹿原這片土地上，婦女根本沒有獨立地位，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完全是由男性掌控她們的命運。“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佔去心甘。”在傳統社會裡，女性唯一的價值的價值就是延續香火，沒有絲毫的人格尊嚴。被輕描淡寫帶過的白嘉軒死去的六個老婆、在日復一日的絕望中患上“淫瘋病”而死的鹿冷氏、因為丈夫白孝義不育而被逼著和長工兔娃睡覺的三媳婦、還有因為丈夫白孝文買房買地而活活餓死的大媳婦......成千上萬不知名字的女人就這樣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喪失了自己鮮活的生命。
現代性下傳統文化救贖的悲劇
在《白鹿原》中，最具悲劇性、最有靈魂深度、命運起伏最大、性格最複雜的兩個人物形象就是黑娃和白孝文，他們兩個的命運悲劇，最有力地體現了現代性下傳統文化無力救贖人性的悲劇。
黑娃的人生經歷可謂極盡曲折。他生於長工家庭，屬於被壓迫階級。在遇到田小娥後，他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父親鹿三和他斷絕關係，族長白嘉軒禁止他進入祠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成為農協運動的領袖，後來又在鹿兆鵬的推薦下加入紅軍。好景不長，在政治動盪中黑娃落草為寇，成為土匪二頭目。不幸的是，土匪大當家被人暗殺，黑娃被逼無奈率眾接受招安，被國民黨收編為保安團營長。在這期間他接受了傳統文化的感召，學為好人，拜朱先生為師，重新進入宗族祠堂，成為大家眼中悔過自新的回頭浪子。在撥亂反正後他成為共產黨的副縣長，最終被白孝文陷害而死。黑娃的一生，經歷了農、匪、共、國、儒五種身份的轉換，從背叛傳統到皈依傳統，他像一個盲目的彈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來撞去,卻始終撞不出文化怪圈。黑娃的悲劇，是文化的悲劇。在現代歷史變革中，以黑娃為代表的精神迷惘者即使選擇迴歸傳統，也註定沒有未來。
白孝文是小說中傳統倫理和個人情慾之間矛盾衝突的典型代表，他性格演變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拷問意義尤為深刻。白孝文是白嘉軒的第一個兒子，是作為未來族長培養的封建禮教的下一任代表，是傳統文化宗法制下年輕青年的榜樣。但在受到田小娥的引誘之後，他徹底墮落了。白孝文被道德牢籠壓抑已久的人格劣根性在性的原始驅動下暴露無遺，“過去要臉就是那個怪樣子，而今不要臉就是這個樣子，不要臉像個男人樣了。”對他而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不過是一層偽裝，是被迫奉行的道德規範。過去的白孝文作為傳統文化的忠實信徒，只有一副虛假的“怪樣子”。而今撕下這層臉皮，他才展現出了真正的性格，釋放出了自己的天性，終於有了個男人樣。在被趕出白家，顛沛流離之時，人生的轉機忽然降臨。鹿子霖舉薦白孝文進入保安團，他踏入仕途，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的反動政治打手。在功成名就之後打著回鄉祭祖的旗號，“以一個營長的輝煌徹底掃蕩白鹿村村巷土豪和破窯裡殘存著的有關他的不光彩的記憶”。到了西安解放之時，他又投機起義，獨攬功勞，陷害黑娃，成了一個心狠手辣、奸詐狡猾的政客。
黑娃和白孝文，兩個人的社會身份、成長經歷、個人性格、人生際遇完全不同，但又有著相似的機緣。他們都受到傳統文化的長期壓迫，都因為田小娥的出現而走上了對抗傳統的道路，都在時代變遷中逐漸偏離了原本的人生軌跡，都在人生的轉折點上選擇了回鄉祭祖。在面對傳統文化時，他們都經歷了壓抑——裂變——反抗——實踐自我——異化或毀滅的過程。不同的是，白孝文曾是傳統文化的樣板，黑娃則是反抗傳統文化的流浪者，結局卻是：前者徹底背叛傳統後異化墮落，後者虔誠地皈依傳統後被毀滅。由此，二人的遭遇及最終的結局恰好顯示了作者對傳統文化在 20 世紀所面臨困境的深思。
結語
作為陳忠實先生文化尋根的一大嘗試，《白鹿原》沒有站在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政治立場上敘述事件，而是以民族文化的宏觀視角來關注歷史，這是作者在社會商業化傾向中追憶傳統文化的一次贊禮，也是在現代化大背景下獻給鄉土文明的一曲輓歌。正如雷達所說：“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矛盾的：既在批判，又在讚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捨；他既清楚地看到農業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所以，當我們今天重新解讀《白鹿原》時，既要看到這部史詩級鉅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理解作者發掘傳統文化價值、重建共同精神家園做出的努力；也要直面作者自身思想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承認現代性激盪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吸取經驗教訓，繼而找尋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新路徑，建設未來社會廣闊的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