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為什麼輕視宗教和邏輯？

中國文化有一特徵，特別引人注意：對形而上的玄妙問題，不感興趣；重視宇宙現象、社會人生，喜歡以人作為觀察點。

換言之，中國文化不喜談宗教、邏輯，如神鬼之學、名理之學，看重社會問題、人生實際，重視經史、禮制。

文化務實是指緊貼社會、人生實際，密切聯繫身邊生活，如人倫日常、修身養性、齊家治國。這些問題和帝王將相、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要麼關乎飲食起居，要麼關乎安身立命。

比如，中國文化缺少宗教元素，這一取向從先秦春秋戰國時代已十分明顯。

如先秦諸子裡面，除了墨家學派的“天志”、“明鬼”思想外，其餘之學絕少提及宗教信仰。

先秦道家以老莊為代表。老莊思想雖不是典型唯物主義，但以自然之道解釋萬物之變。所以老莊道家基本排除了鬼神因素，以天地之道、陰陽二氣解釋宇宙萬象，其中包括社會、人生。

道家思想可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輕視宗教，重視宇宙自然（天、地），把宇宙和社會人生溝通一體，視為不可分割一體。宇宙即社會，兩者彼此合一。

先秦儒家以孔、孟、荀為代表，孔子儒學是孟荀兩派源頭。

孔子說的很明白：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務於實際事情。他還說，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

這些說法說明，孔子看待外部神祕世界，如上帝、鬼神、地獄、性命，不置可否，不感興趣。他更關心現實社會、人生禮制。

孔子不否認命的存在，他說，他平時看重兩個東西，一是命，二是仁。

命不可預知，個人無法左右。如某人想長生不老，但這事卻非個人意志。因個人壽命長短，包含諸多不可知因素，如生理因素、意外變數等。

孔子認為，命不確定，不能過多考慮。但另一東西——仁，卻是實實實在在之物，眼前之物，人力可以掌握。

行仁之道，非常簡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幾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道是心念一轉，毫無神祕可言。

在孔子看來，行善積德，和上帝、鬼神無關，只要真心行仁，“仁”立馬實現。這只是個心理換位過程，不求外物，反求諸身。

其他先秦諸子如陰陽、農家、法家、雜家等，對於外在的形而上問題，同樣不感興趣，基本排除宗教因素。

水有源、樹有根。先秦諸子的文化取向，決定了中國漢民族文化底色：強調實用價值，輕視宗教信仰和邏輯思辨。這也是中國文化缺乏神學和哲學的原因所在。

中國文化這一特點延續到漢末佛教、道教興起，才出現一些明顯變化。

魏晉、隋唐後，佛教、道教式微，宋明理學復興，中國文化尚質、尚實的特點，重新顯現。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佛教、道教是宗教信仰。道教產生於漢代，如張道陵五斗米道、黃巾軍道教旗號。佛教起於東漢末年，盛行於隋唐。唐武宗廢佛後，道教、佛教隨之消沉。

佛教、道教是中國文化元素，經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兩途，佛家、道家融入儒家文化，形成彼此包容形態。如宋明儒學內含道家、禪學基因，是儒釋道三家融合之產物。

雖經諸多轉折，但先秦孔孟儒學始終是中國文化主流，佔據封建意識文化主陣地。這一點無可置疑。到了清代，傳統儒學大大振興，重新迴歸儒學主流思想。

清代儒家既反對宋明理學之邏輯思辨，又反對佛教、道家對儒學的滲透，主張迴歸漢唐儒學一路。

漢代儒學分為兩路，一是今文，二是古文。今文經學和讖緯之學有關，有宗教迷色彩，如公羊、穀梁、董仲舒儒學等。

東漢三國之際，今文儒學漸失風頭，古文經學取而代之，如《左傳》、毛詩等。

清代儒家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把程、朱、陸、王，一網打盡，主張“經學即理學”（顧炎武）。

經學是漢學傳統，理學是宋理思辨。清儒的改革方向是，反對脫離“六經”空談心性，強調以字義、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為尊，把古經考證作為義理的基礎。

清代大儒，像戴震、二王、段玉裁都重視“小學”（文字訓詁），是訓詁、音韻、名物之學的專家，像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可為代表。

清代儒學和漢唐儒學同屬一路，重名物、禮制，貶心性思辨，是宋明理學的反動，儒學發展另一高峰。

老莊道家輕鬼神天命，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從此以後，中國文化邁向經世致用之路。

就儒學來說，孔子的禮、仁，漢唐經學，清代儒學，儒家思想務實性，一以貫之，中間雖經理學波折，但基本方向沒有改變。到頭來，重實證，貶宗教、邏輯，依然是儒家思想主旋律。

如孔子在《論語》中教導：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克己復禮為仁。研習之經典雖數量龐大，但都可歸結為禮；仁愛雖源於心性，但終要落實於實踐。

所以，中國文化究竟是生活文化，社會文化，生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哲學文化。這是中國文化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