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LS：出鏡的小孩子們是什麼情況？
賴克特：他們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納爾：那些小孩子？他們是不是很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當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感覺就像是，這是真實發生的嗎？
賴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當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們唱著的歌的含義時，我們再一次被震驚了。這個婚禮是真實的，那晚的確有好幾對新人結婚。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奇怪，我們向中國的一些同時詢問了情況，而他們說，這其實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給他們提供了一次免費的婚禮，他們不需要花錢買衣服或辦派對。公司承擔一切費用，他們很開心能擁有一個免費的婚禮。
博格納爾：某種程度上這彰顯了存在於許多中國公司中的團結概念，如今在美國公司已經很難見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們還會對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會說「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已經被破壞了，而我們在中國公司和它的僱員之間發現了這種忠誠。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LS：出鏡的小孩子們是什麼情況？
賴克特：他們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納爾：那些小孩子？他們是不是很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當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感覺就像是，這是真實發生的嗎？
賴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當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們唱著的歌的含義時，我們再一次被震驚了。這個婚禮是真實的，那晚的確有好幾對新人結婚。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奇怪，我們向中國的一些同時詢問了情況，而他們說，這其實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給他們提供了一次免費的婚禮，他們不需要花錢買衣服或辦派對。公司承擔一切費用，他們很開心能擁有一個免費的婚禮。
博格納爾：某種程度上這彰顯了存在於許多中國公司中的團結概念，如今在美國公司已經很難見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們還會對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會說「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已經被破壞了，而我們在中國公司和它的僱員之間發現了這種忠誠。
賴克特：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我們成長於個人主義盛行的環境，我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我們都是從其他地方遷來這裡的，這是一種牛仔文化。而中國公司則更為集體主義。
你常常會聽到和諧社會這個詞——他們為一個和諧社會而奮鬥。如今這聽起來或許是循規蹈矩的人的一種託詞，但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確在支持著這家公司，他們過得很快樂。
甚至在工廠車間，儘管他們需要長時間工作，他們仍然有一種共識是「我們是在為同一個目標奮鬥。」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擺脫貧困和飢餓，到現在並沒有多長時間。這些工人的父母和我們的祖父母完全不同，前者生活在貧困農村，而後者有不錯的工作。
博格納爾：比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好。美國藍領階層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漸降低，而在中國，這一情況正在逐步改善。我們不想在影片裡對此進行任何評價，不想通過某種美國焦慮的濾鏡去看待問題。中國正在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困，這不能不說是件好事。當然，也存在著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問題……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LS：出鏡的小孩子們是什麼情況？
賴克特：他們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納爾：那些小孩子？他們是不是很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當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感覺就像是，這是真實發生的嗎？
賴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當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們唱著的歌的含義時，我們再一次被震驚了。這個婚禮是真實的，那晚的確有好幾對新人結婚。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奇怪，我們向中國的一些同時詢問了情況，而他們說，這其實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給他們提供了一次免費的婚禮，他們不需要花錢買衣服或辦派對。公司承擔一切費用，他們很開心能擁有一個免費的婚禮。
博格納爾：某種程度上這彰顯了存在於許多中國公司中的團結概念，如今在美國公司已經很難見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們還會對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會說「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已經被破壞了，而我們在中國公司和它的僱員之間發現了這種忠誠。
賴克特：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我們成長於個人主義盛行的環境，我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我們都是從其他地方遷來這裡的，這是一種牛仔文化。而中國公司則更為集體主義。
你常常會聽到和諧社會這個詞——他們為一個和諧社會而奮鬥。如今這聽起來或許是循規蹈矩的人的一種託詞，但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確在支持著這家公司，他們過得很快樂。
甚至在工廠車間，儘管他們需要長時間工作，他們仍然有一種共識是「我們是在為同一個目標奮鬥。」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擺脫貧困和飢餓，到現在並沒有多長時間。這些工人的父母和我們的祖父母完全不同，前者生活在貧困農村，而後者有不錯的工作。
博格納爾：比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好。美國藍領階層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漸降低，而在中國，這一情況正在逐步改善。我們不想在影片裡對此進行任何評價，不想通過某種美國焦慮的濾鏡去看待問題。中國正在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困，這不能不說是件好事。當然，也存在著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問題……
FS：中國不是購買了大部分的碳排放額度嗎？這似乎是個大問題。
賴克特：我對此不太清楚。
博格納爾：這的確是個嚴肅的問題，但數以億計的人不再捱餓是件好事。我們希望這部影片處於中立的空間，我們不相信客觀，但希望保持公平。你可以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這正是我們試圖在這部電影裡做到的。
FS：你們剛剛在說的——個人生活、政府、商業、文化和娛樂的融合——是他們生活的某種要旨嗎？
博格納爾：我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FS：當然了，但你們是自己影片的專家。你們怎麼看待這個觀點呢？
博格納爾：我們看見過很多工作和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的例子。比如說王河（Wong He，音譯），他來代頓兩年的時間裡都沒見過孩子，而且他每天在工廠裡工作12個小時，一週工作六天，有時週日還需要加班。這是對他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一種深刻奉獻。
FS：這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影片裡說了，福耀的總部也有黨支部。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LS：出鏡的小孩子們是什麼情況？
賴克特：他們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納爾：那些小孩子？他們是不是很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當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感覺就像是，這是真實發生的嗎？
賴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當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們唱著的歌的含義時，我們再一次被震驚了。這個婚禮是真實的，那晚的確有好幾對新人結婚。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奇怪，我們向中國的一些同時詢問了情況，而他們說，這其實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給他們提供了一次免費的婚禮，他們不需要花錢買衣服或辦派對。公司承擔一切費用，他們很開心能擁有一個免費的婚禮。
博格納爾：某種程度上這彰顯了存在於許多中國公司中的團結概念，如今在美國公司已經很難見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們還會對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會說「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已經被破壞了，而我們在中國公司和它的僱員之間發現了這種忠誠。
賴克特：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我們成長於個人主義盛行的環境，我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我們都是從其他地方遷來這裡的，這是一種牛仔文化。而中國公司則更為集體主義。
你常常會聽到和諧社會這個詞——他們為一個和諧社會而奮鬥。如今這聽起來或許是循規蹈矩的人的一種託詞，但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確在支持著這家公司，他們過得很快樂。
甚至在工廠車間，儘管他們需要長時間工作，他們仍然有一種共識是「我們是在為同一個目標奮鬥。」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擺脫貧困和飢餓，到現在並沒有多長時間。這些工人的父母和我們的祖父母完全不同，前者生活在貧困農村，而後者有不錯的工作。
博格納爾：比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好。美國藍領階層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漸降低，而在中國，這一情況正在逐步改善。我們不想在影片裡對此進行任何評價，不想通過某種美國焦慮的濾鏡去看待問題。中國正在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困，這不能不說是件好事。當然，也存在著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問題……
FS：中國不是購買了大部分的碳排放額度嗎？這似乎是個大問題。
賴克特：我對此不太清楚。
博格納爾：這的確是個嚴肅的問題，但數以億計的人不再捱餓是件好事。我們希望這部影片處於中立的空間，我們不相信客觀，但希望保持公平。你可以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這正是我們試圖在這部電影裡做到的。
FS：你們剛剛在說的——個人生活、政府、商業、文化和娛樂的融合——是他們生活的某種要旨嗎？
博格納爾：我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FS：當然了，但你們是自己影片的專家。你們怎麼看待這個觀點呢？
博格納爾：我們看見過很多工作和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的例子。比如說王河（Wong He，音譯），他來代頓兩年的時間裡都沒見過孩子，而且他每天在工廠裡工作12個小時，一週工作六天，有時週日還需要加班。這是對他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一種深刻奉獻。
FS：這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影片裡說了，福耀的總部也有黨支部。
賴克特：我認為你的問題與這個更有關係。這也是另一件震驚我們美國人的事情。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但你和工廠裡的中國工人交談時……是的，這裡的確存在著支部和工會總部。這在中國的大工廠裡非常常見，它們更像是有著支部的工會總部。
但這背後的實際意義或許和你想的有些不同。人們會去那裡組建籃球隊，學習書法，參加會議，還有圖書館供人學習。它們更多的是為了社會支持和團隊建設。人們加入它是為了獲得成功。
這和我們的情況很像，如果你成為民主黨的一個積極分子，部分原因或許是你希望推動民主，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你把它看作一種成為國家或州府的領導人的機會。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想在中國獲得成功，你就會加入其中。但據我們目前所知，曹主席並不是其中一員。我們聽說他不是。
他身邊的一些最重要的高管都是支部成員，而他有點像一個異類。這個組織¬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的意味完全不同。
作者：Joshua Encinias
譯者：易二三
校對：陳思航
來源：Filmstage
譯者按：《美國工廠》的片名頗有意思，畢竟一度以「工廠」聞名世界的是中國，而這部片子記錄的是中國企業家拯救美國倒閉工廠的故事，並呈現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衝突，影片還進一步讓人們拋開國族身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網站對它的導演：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做的採訪，正如他們所說，面對問題不是要去站隊，而是去觀察、甚至親歷，「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
在給《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裡，佩內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寫道：「中國是一個新的美國。美國則是新的蘇聯，牆正在閉合。」朱莉婭·賴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納爾合作的新紀錄片《美國工廠》——或許沒有這種意圖——為前面這句話提供了有力的例證。
史蒂文·博格納爾和朱莉婭·賴克特
《美國工廠》是他們時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提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記錄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車工廠的倒閉，以及在其之後的社會、經濟和精神層面的震盪。
時間快進到2015年，由曹德旺擔任董事長的中國的玻璃企業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廠的舊址，創辦了福耀美國。福耀本該促進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卻導致了中國職業道德和普通美國工人的勞動預期之間的文化衝突。
在福耀工廠完成忙碌拍攝的一個週末，賴克特、博格納爾跟我們聊了聊，關於近期發生的槍擊案（譯者注：美國時間8月4日凌晨，代頓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還討論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後的意味，以及兩位導演如何在不選擇立場的情況下公正地記錄公司管理和僱員的境況。
The Film Stage（以下簡稱FS）：你是怎麼發現這座工廠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們的內部？
博格納爾：因為這是個大新聞。我們住在俄亥俄州代頓市，並且很驕傲在這個城市出生。它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每個代頓人都有認識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車工廠上班。
好幾代人都在那裡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過。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個地區建立起了一箇中產階級的社群。正如揚斯敦、匹茲堡及其他城市擁有藍領或工人社區一樣。此外，它還帶來了種族的融合，並不是只有白人在這裡生活。有很多公民沒上過大學，但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學教育，他們因此能夠支撐起一個家。
通用汽車工廠於2008年破產倒閉，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工廠空置了六七年後，有一箇中國企業家買下了它，這可是個大新聞。人們的反應就像，「好吧，什麼?」消息一下就傳開了，工廠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頓了，令人興奮。
很快，有人說這應該拍成紀錄片，而我們的名字被提及了，因為我們之前拍過一部關於通用汽車工廠倒閉的紀錄片，叫作《最後一輛車：通用王國的破產》，在HBO上可以觀看。
賴克特 : 是個短片，其實有點像這部新片的前傳，而《美國工廠》的確用到了一些短片裡的片段。它只有40分鐘，獲得了奧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錯的影片。它非常傷感，會讓你想哭。
博格納爾：說句題外話，這些天待在紐約的感覺很古怪，畢竟我們剛剛完成大量的拍攝。我們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進人們的動態。
FS：有沒有工人受到了這個週末的槍擊事件的影響？
博格納爾：暫時還沒有，我們仍然在採訪。我們認識很多工廠裡的員工，但暫時還沒發現任何人受到影響。但也有可能我們明天會聽到新的消息，「噢，誰誰誰怎麼樣了……」代頓是個小地方。我們的孫兒們讀的學校裡有個小孩的母親就因為槍擊而罹難了。在我們這樣一個小社區裡，人們之間的關係不會太疏離。
回到這部電影，我們此前拍過紀錄短片，所以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們。「他們是本土的電影導演，或許他們可以把工廠的誕生記錄下來。」於是我們開始和這家公司商談，原本他們想付錢讓我們拍片，但我們並不想這樣。（我們說），「除非你允許它是一部獨立電影，讓我們掌控全局，我們才願意拍。而且你必須給我們自由訪問的權利，並且信任我們。」
給我們亮綠燈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說「就這樣做吧。」所以我們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時候，工地有一個大洞，旁邊有很多混凝土攪拌車，它們正在起死回生。我們是從2015年開始拍攝的，拍了近三年的時間。整個建設情況越來越緊鑼密鼓，我們拍得越久，發生的事情越多。
FS：當在場曹主席和中國工人對他們的美國同事起疑心時，你們的工作有變得更艱難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們起過疑心？
博格納爾：曹主席並沒有懷疑我們什麼，但我們的確面臨著關乎立場的問題。這個工廠很大，早期拍攝的時候，我們必須帶著沉重的三腳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幾英里。有一次我們張老師碰到了一個高層人員，他叫住我們，說：「你們想搭個便車嗎？」然後我們上了他的小車，並且去哪兒都是這輛車載著我們。
但是，生產流水線上的工人開始盯著我們，看著我們和那位管理高層同乘。他們在下，「這些拍電影的人是和高層人員一夥兒的嗎？他們是不是為公司辦事？他們是獨立的嗎？」我們很快就意識到必須走路出行，我們不能再坐那輛高爾夫球車了。
儘管攝影機和三腳架很沉，我們也必須不行，因為我們不能與任何人同伍。當工會的抗議日益加劇的時候，高層的管理人員又在想，我們是不是和工會的人是一夥兒的。工會的人覺得我們是同盟的間諜。所以情況很複雜。
賴克特：如果有人跟我們說，「對，這裡應該有個工會」或者「我去參加了一個會議」，他們——其實是現在的我們——是否會把事情報告給人力資源部或管理層。
LS：有沒有人質疑了你們的忠實性的具體例子？
賴克特：我參加過三四場工會會議，只是觀察，並沒有要求拍攝或者做什麼。但有一次，工會組織者說，「你不要再來參加任何一場會議了，因為大家不敢在你們面前談論。他們不知道你的立場是什麼。」顯而易見，工廠的氛圍令人緊張，人們會因為支持工會而被開除。
博格納爾：有些會議是我們很想參加的，但他們並不歡迎我們。
賴克特：特別是有一次，反對工會的勞動關係組織（暫譯，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將我們拒之門外，甚至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組織標誌拍進去。」我們必須假裝他們沒存在過，他們在工廠裡的勢力不小，我們不得不把一些拍攝的素材刪掉。
博格納爾：情況非常微妙，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可能會改變事件進程的事情。我們試著遵循《星際迷航》的準則，不去改變事件進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顆星球，不要改變它。在房間放置攝影機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會讓他們自我警醒。而我們並不想無意間釋放出什麼信息，改變事情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能會在工廠車間聽到管理層希望聽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層聽到工人們想要聽到的關於政策變化的消息。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透露消息，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我們幾乎無處不在。情況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會裡的那場大型婚禮是真的嗎？
博格納爾：是的，大概有六七對情侶。
賴克特：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著華服的都是工人。他們排練並策劃了整個事情。
LS：出鏡的小孩子們是什麼情況？
賴克特：他們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納爾：那些小孩子？他們是不是很棒？給我們帶來了很多驚喜。當我們看見他們的時候，感覺就像是，這是真實發生的嗎？
賴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當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們唱著的歌的含義時，我們再一次被震驚了。這個婚禮是真實的，那晚的確有好幾對新人結婚。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很奇怪，我們向中國的一些同時詢問了情況，而他們說，這其實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給他們提供了一次免費的婚禮，他們不需要花錢買衣服或辦派對。公司承擔一切費用，他們很開心能擁有一個免費的婚禮。
博格納爾：某種程度上這彰顯了存在於許多中國公司中的團結概念，如今在美國公司已經很難見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們還會對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會說「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紐帶已經被破壞了，而我們在中國公司和它的僱員之間發現了這種忠誠。
賴克特：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我們成長於個人主義盛行的環境，我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我們都是從其他地方遷來這裡的，這是一種牛仔文化。而中國公司則更為集體主義。
你常常會聽到和諧社會這個詞——他們為一個和諧社會而奮鬥。如今這聽起來或許是循規蹈矩的人的一種託詞，但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確在支持著這家公司，他們過得很快樂。
甚至在工廠車間，儘管他們需要長時間工作，他們仍然有一種共識是「我們是在為同一個目標奮鬥。」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愛國者。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擺脫貧困和飢餓，到現在並沒有多長時間。這些工人的父母和我們的祖父母完全不同，前者生活在貧困農村，而後者有不錯的工作。
博格納爾：比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好。美國藍領階層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漸降低，而在中國，這一情況正在逐步改善。我們不想在影片裡對此進行任何評價，不想通過某種美國焦慮的濾鏡去看待問題。中國正在幫助數以億計的人口擺脫貧困，這不能不說是件好事。當然，也存在著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問題……
FS：中國不是購買了大部分的碳排放額度嗎？這似乎是個大問題。
賴克特：我對此不太清楚。
博格納爾：這的確是個嚴肅的問題，但數以億計的人不再捱餓是件好事。我們希望這部影片處於中立的空間，我們不相信客觀，但希望保持公平。你可以公平地對待對立的一方，這正是我們試圖在這部電影裡做到的。
FS：你們剛剛在說的——個人生活、政府、商業、文化和娛樂的融合——是他們生活的某種要旨嗎？
博格納爾：我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FS：當然了，但你們是自己影片的專家。你們怎麼看待這個觀點呢？
博格納爾：我們看見過很多工作和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的例子。比如說王河（Wong He，音譯），他來代頓兩年的時間裡都沒見過孩子，而且他每天在工廠裡工作12個小時，一週工作六天，有時週日還需要加班。這是對他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的一種深刻奉獻。
FS：這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影片裡說了，福耀的總部也有黨支部。
賴克特：我認為你的問題與這個更有關係。這也是另一件震驚我們美國人的事情。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但你和工廠裡的中國工人交談時……是的，這裡的確存在著支部和工會總部。這在中國的大工廠裡非常常見，它們更像是有著支部的工會總部。
但這背後的實際意義或許和你想的有些不同。人們會去那裡組建籃球隊，學習書法，參加會議，還有圖書館供人學習。它們更多的是為了社會支持和團隊建設。人們加入它是為了獲得成功。
這和我們的情況很像，如果你成為民主黨的一個積極分子，部分原因或許是你希望推動民主，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你把它看作一種成為國家或州府的領導人的機會。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想在中國獲得成功，你就會加入其中。但據我們目前所知，曹主席並不是其中一員。我們聽說他不是。
他身邊的一些最重要的高管都是支部成員，而他有點像一個異類。這個組織¬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的意味完全不同。
博格納爾：這一點很吸引我。我們很想知道這種制度究竟是怎麼運行的。把所有的東西集中起來意味著某種力量，這樣你就有更多的資源去買更多的東西，這樣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想想中國正在進行的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如果中國在贊比亞或希臘的港口投資數億美元，他們就能掌控很多資源，擴大他們的影響範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有國家支持，有很多雄厚的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