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Arthur Chen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

簡介：心理圈稀有性別男顏值高諮詢師，長相年輕、內心成熟的代表人物。座右銘：惜時惜人。諮詢小時數：2500小時，研究方向：職場心理、婚戀兩性、身心疾病、朋輩心理輔導。近期關注：要事第一、正念減壓、網絡時代人際溝通。

編輯 | 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編輯 禾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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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這輛車為何能在上海的早高峰期間暢通無阻？

今天上班路上，正好坐公交。大家知道，上海的早高峰非常的擁堵，基本上車輛要往前行，就像烏龜爬一樣。這個時候，正好有一輛車，它倒是能夠穿堂而過，甚至走上非機動車道，然後拐個彎，到另外一邊的非機動車道，繼續前行。

你肯定會覺得很詫異！

可能還會很憤慨！甚至猜測，這是什麼樣的司機，有怎樣的背景！竟然有這麼大的膽子！

嗯，你會有這樣的反應沒錯。但是，在場的其他的人，包括我都不覺得這輛車有什麼問題。

你大概已經猜到了。

那是一輛120救護車。

一對坐在我前面的祖孫，為此進行了一段對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先和大家先分享一下。

小孩不是太瞭解，他就問：爺爺這輛車怎麼可以這樣，我們的車就不行？我也要坐這輛車。

爺爺說：你不能坐這輛車，坐這輛車要到醫院給白大褂阿姨打屁屁的。如果這樣，你還要坐嘛？

小孩，搖搖頭。

爺爺又問：小寶，你覺得那這輛車上，人家是裝著病人，病人是生重病，他覺得是不是我們應該給這樣的人讓這個路呢？

小孩子說應該的，因為他生了病了，我們應該讓他們。

爺爺又問他，那假設這個人，人家是家裡面比較有錢，那麼你覺得應不應該讓他呢？

小孩頓了頓，然後說，那也應該啊，有錢人也會生病！他生病就是一個病人，我們是讓病人。

爺爺又問，這個人如果是很有權力的人，那你覺得應不應該給他讓路呢？

小孩也想了想，他說，他生病的時候也是個普通人吧？

這是很棒的一段即時教育對話。不知道大家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感覺。

在日常的生活中，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為社會弱勢的群體做出一些讓步，而且我們都會覺得這麼做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不會因為這樣做這樣一件事情，感到自身的利益受損，哪怕受到一些損傷和損害，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事實上，一個社會是否文明，一個很重要的體現是，我們能不能夠照顧到弱勢的人群，為弱勢群體作出一些犧牲。我稱之為對弱勢群體的“優待”。一個社會，能體諒弱勢群體的不容易，能從制度安排、從人文關懷、從個人利益讓渡上“優待”弱勢病患，是高度發達文明才有的表現。

人行道上幹嘛一定要鋪設盲道，為何要造那麼多無障礙的電梯？在醫院裡面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我們有一些綠色通行的渠道，為何要照顧這些少數人群？我想正常的文明人不會去質疑這些行為是在侵犯自己的利益。大概只有極少數非常短視或者性格非常扭曲的人才會認為不該對這些人讓步。

然而，假設這個人他得的不是一般的疾病，而是一個精神性的疾病，那又會怎麼樣？

02

國航牛女士是如何對待精神疾病患者的經典案例

最近國航航班上的牛女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案例。

先看看國航航班上發生了什麼：

作為具有雙相情感障礙，這種比較典型的精神疾病的患者，牛女士發現有乘客在飛機滑行狀態時還在打手機。有坐飛機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被嚴格禁止的行為。但是，說實在，有些人就是這麼做，就像我們都知道穿馬路是不對的，但是確實有很多人也就穿，抱著這種僥倖的心理的人很多，也不太當回事。

牛女士不然，她不僅大聲呵止這種行為，然而向乘務人員進行反映和投訴。發現乘務人員沒有強烈阻止，她對乘務人員也開始指責。

這一幕，就被另外一個乘客，職業為編劇的李女士拍攝下來。

然後，可能因為她拍攝的舉動，進一步刺激了她。在整趟飛行快結束的時候，這個牛女士又向司乘人員提出，需要公安機關介入，向他們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表達抗議。

因為警方要做這個調查，所以就把這一干人等都帶到了警察局，然後大概處理了7個小時，才把這件事情平靜下來。

此事一出，引起了輿論的大討論，特別是這個女編劇在表達的時候，給牛女士用上“危害公共安全”、“危害飛行安全”這樣在我看來有點言過其實的標籤，更是容易引起眾人的恐慌。

另外，由於牛女士打著“國航監督員”的旗號，又讓人產生是否濫用權力的疑問。

國航有關人員解釋了，牛女士因是他們航空公司的員工，不是什麼監督員，所以她可以享受這個免費乘坐的權利。這倒不是一件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在國內，基本上所有的交通行業，這是一個基本的福利，公交、地鐵員工，其實也不需要自己去買票。當她不在崗位的時候，乘坐交通工具，就是一個普通的乘客，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的。其實，不管她是不是監督員，交通安全，人人有責，不需要是監督員，你在飛機上這樣打電話，任何一個乘客我覺得都有資格指出。

當然，更重要的是，國航私下說明，這個乘客其實是患有精神疾病，所以她的行為可以理解。同樣，也不希望李女士對外散佈她患病的事實。

因為李女士沒有遵守這個承諾，所以我們知曉了這個內情。

所以，當種種質疑都被澄清之後，重點就變成了，我們該怎麼對待精神疾病的患者？

有些人就覺得，不應該讓這些人坐飛機了，不知道會搞出什麼亂子。也有人認為，這些人如果要坐飛機，一定要報備，然後最好有家人監管、陪同才行。

而國航現在對牛女士，是太過寬宥！

對這點，其實我是不同意的。

03

國航的主要做法沒有錯誤，反倒是處理這類事的範本

我更傾向於支持國航這次的做法。

牛女士並不牛，她是不是有什麼特殊身份我不知道，但是國航對牛女士的“優待”是給予一個普通精神疾病患者的正常處理。

首先，一般來說，越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他可能對規則性的東西當真。你覺得突破既有制度沒事，對她來說可能都是一件大事。精神疾病的患者，你不能跟他講他無法理解的“變通”，他會覺得你憑什麼把他認為很重要的事情不當回事，是不是看不起他。所以，跟他們相處，最有效的一種方式就是先順著他。

其次，重點要做的就是安撫他的情緒。精神病人最怕受到外界的刺激。實際上當初有人沒有聽牛女士的話，及時關機，這本身啊就是一個刺激，如果繼續再拍照，這就是進一步刺激她。應該說，國航方面做得還是很到位的，算是安撫下來了，所以這一路的飛行，牛女士沒有什麼太出格的表現。

再次，就是飛行結束的階段，牛女士提出了向警方報案。警方嚴肅對待，自然需要花時間，7個小時的調查不能算在牛女士頭上。不能因為這個人可能有精神疾病，她就沒有舉報投訴、向公安機關反映情況的權利。精神病人也可能有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也有可能提出合理的訴求。當然，有可能調查下來的結果是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不調查又怎麼知道呢？事實上，有很多的調查，結果可能就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難倒都可以用，你看又沒查出什麼問題，所以調查就是不合理、就是浪費時間、就是胡攪蠻纏來抗拒調查？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我倒覺得他本身是在鬧事了。

另外，對於這樣的人群不對外公佈，那也是在情在理的。從法律角度上來說，《精神衛生法》其實是有明確的規定。全世界任何一個文明國家，也不會允許飛機服務提供者開列精神疾病的名錄，更不可以向外透露別人有精神疾病。

如果如網友所述，精神疾病患者就不要坐飛機，或者要有人證明可以坐才能坐，那就意味著我們以後，每個人坐飛機，首先要去精神病院開一張證明你沒有精神疾病的診斷書。

一個人是不是會有精神疾病，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事。這次沒有，不代表以後就不會有。所以，每次都要開。這麼做，只會讓精神科醫生賺的盆滿鍋滿。如果從飛機延伸，還有地鐵和汽車，是不是也有必要這樣呢？如真如此，該是多麼荒唐一件事？

而且，如果將來真的有這麼一個系統，信息安全如何得到保障，當事人是不是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歧視？

另外，誰有這個資格和權力去公佈別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呢？

我們隨口罵罵人“神經病”，粗俗一點，也就算了。正兒八經，在大庭廣眾之下，扣這個帽子，就是很不妥的行為。

除了特別嚴重危害社會的人群，才可以有例外，像這種只是在語言上可能有些過激的表達，遠遠達不到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的這個程度，幹嘛要曝光別人呢？

事實上，在這次事件的報道中，央視、國航，我覺得是用了非常先進的理念對待精神疾病的。對外的表達就是牛女士“身體原因”，就好像突發的心臟病一樣來對待，並沒有把它特殊化。這是很符合國際先進理念的。因為精神類疾病就是一個普通的疾病，你把它特殊化對待，和其他疾病區分開，本質上就是一種歧視。

如果我們對於其他有疾病的患者，能夠給予同情、理解，作出讓步，給予這樣的“優待”，何以就不能對精神疾病的患者做同樣的事情呢？

當然，如果說這次事件的處理，還有能夠做得更好的地方，我覺得對於受到影響的人，也需要做好事後的情緒安撫工作。不能因為他是個正常人，就覺得他不需要情緒疏導。這個編劇李女士，連珠炮似地不依不饒，不把牛女士搞臭不罷休的架勢，主要還是情緒原因。

其實，很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也是因為一些事情不斷的積累，才慢慢變成這樣，往往是事件發生過程中，情緒沒有得到有效紓解，自己也缺乏情緒調控的能力。如果我們的處理機關，都能夠從情緒安撫的角度多做點工作，那有可能就不會發生類似的情況。說到底，不管是牛女士，還是李女士，需要用這麼激烈的形式，無非是在表達自己內心的恐懼或者說一種心理需要沒有得到滿足。

我想，國航如果能夠給波及到的幾位乘客提供一些優惠，如果牛女士家屬能夠親自給李編劇打個電話，賠禮道歉，可能也就沒那麼多事了。

畢竟，跟一個精神疾病患者較勁，也就是跟比你弱勢的多的人爭搶，是要被人看不起的。

04

精神病患為何很難獲得和一般病人一樣的優待

首先，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你往往很難從外觀上感受到，他甚至可能穿著很好，打扮的也不錯，而且能坐頭等艙，從情感角度上，往往我們就不太會認為這樣的人可能是弱者。

其次，像精神疾病的患者，他情緒波動的時候往往氣壯如牛，這個狀態普通人看到都有點害怕，這和一般躺在病床上的病患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你會覺得他這麼的強大和強勢。你在他面前誰是強者，誰是弱者？

更深層次的原因，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整個文化，都不待見精神疾病患者，得精神疾病我們總覺得是羞於啟齒的，我們好像更願意一個人身體上會有病，而不是“腦子”出問題。

因此，我們往往是會忽略，對於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在特殊情況下，也需要“優待”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絕大多數的精神病患者，他們和其他的病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說我們自己乘坐交通工具，有人突發身體疾病，比如突然昏厥了，這個狀態下，有很多人大概會說，司機，你馬上開車到附近醫院，不會計較司機，你還是先送我們去上班的。就像文頭提到的，我們不會計較跟救護車上的人搶時間、守規矩。那麼，如果對象是一個精神疾病的患者，其實也應該如此。比如，牛女士，她在發作，你就讓她一點，不要火上澆油，更不要言辭相激，事後，能夠想辦法安撫就安撫一下，如果犧牲一些時間和利益，也就這樣算了吧。

當然，精神疾病患者，我們可能一開始不會發現他們是在發病狀態，在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會被他們惹惱，很不開心，但是，如果在事後，當我們瞭解清楚這個情況，我覺得，往往還是能夠理解和諒解的。

畢竟，這樣的“優待”，誰也不會想要要有啊。

05

“精神病患優待”的尺度在哪裡

首先，精神疾病的患者本身也是要進行分類的。像比較嚴重、可能會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患者，當然我們首先優先要考慮的是公共利益，不能放任。但是，同時我們也要進行區分，到底這些人是屬於什麼樣的層次。我個人覺得，牛女士，也就是嘴巴毒一點，基本是可控的，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就隨便剝奪他們的權利。這同時也是《精神衛生法》的核心要義之一。

其次，當面臨這些危機的時候，公眾作出一些讓步是文明的體現，但是，是不是也要建立一些基本的機制，對於受到影響的一些公眾，進行一些情感安撫和物質保障這個工作？不能無限度地要求他人體諒和寬容。而且，每個人的文明素質也不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體諒他人。

當然，很重要的是，“優待”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是社會在為此進行的承擔，但是，首先還是要病人的家屬發揮作用，事先的預防，事後的補救，這些工作是家屬需要做的。

當然，因為目前對精神疾病的患者“優待”的空間很有限，反過來又會導致了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不太願意去就醫，或者說繼續接受醫療的服務，這又會進一步導致疾病難以好轉，像這種情況也就會不斷延續，不斷惡化。

所以普通大眾提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優待”，並不只是針對像牛女士這樣的人，從個體化角度出發的一件事，其實對於我們整個社會，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6

結語

最近描繪大唐盛世的《長安十二時辰》在熱播。其中有個很小的細節，大概很多網友不會注意。其實，在大唐盛世，我們就很注意照顧精神疾病的患者，把他們和其他貧困、生患重病的人群一起安置在“病坊”。很多當時的外國人，對此很不理解，這些人又不對社會產生什麼實際效益，幹嘛要這麼做，在他們的地方，很多時候，是直接處決的，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社會資本。然而，大唐沒有那麼做。我覺得這也是大唐之所以是盛世的原因之一。這種氣度和包容，既然自古代中國人就已經有，我們作為他們的傳人，更應繼續秉承。

這是講歷史。

《正義的前沿》中，有這麼一段話，我覺得說的很好：

尊重精神殘障人士的尊嚴是有好處的，不只是狹義上的“有用性”，還包括理解人性，以及人性的多樣性，最終會反饋給我們自身：

比如等我們變老了以後，甚至罹患阿爾茨海默氏症這樣影響心智水平的疾病，我們也能保留應有的尊嚴。

這是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