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銅器（網絡配圖）

多數研究認為三星堆實際上包括三個文化，共分為四期：一期是寶墩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二期年代在夏朝至商朝初期（公元前2100-前1600年）；三期對應商朝中後期和晚期（公元前1600-前1200年），以青銅器聞名於世；四期是十二橋文化，以古建築遺蹟為主（西周至春秋時期，公元前12世紀至前6世紀）。這三個文化（四個分期）的文物風格大不相同，為鎖定各個時期的族系，提供了線索。

整個三星堆文明還存在著幾條「文化溝通線」，對其各個時期的族系和文化有深刻影響，即：一是漢中地區，通過漢中而與關隴古代文明交流；二是岷山羌藏地區，與山地遊牧文化有交通；三是東面的巴濮地區，與長江中游相溝通；四是西南方向的橫斷山區河谷交通線；五是南面的僰道，與西南夷交流。

位置示意圖（網絡來源）

夏之前的族屬：名為蜀山氏的史前土著

可靠的文獻線索則始於黃帝時期，根據《史記·五帝本紀》和《國語·晉語》，黃帝部族勝利後，“賜姓十四子”，實行了初步分封，同時“置左右大監”，建立了一個初步政權，然後就巡行和征戰各地，《五帝本紀》說到黃帝大約從漢中進入過蜀地。

《史記·五帝本紀》：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從夏初記載可知，整個五帝的初代封建可能分為兩種：

一種是派出子孫及部族人口去領有和統治一些族群，命名特徵是“有*氏”，如有虞氏、有苗氏、有窮氏、有仍氏、有熊氏、有緡氏、有娀氏等（有字代表王系）；另一種可能是王轄的封邦，如《夏本紀》明確記載的斟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除此之外，在可靠信史裡還可以看到其他邦氏的名字，如三星堆一帶的蜀山氏，良渚一帶的防風氏，禹帝的姻族塗山氏等，可以認為，這種就屬於原來已經存在，只是名義上臣服的土著族群。因此，蜀山氏就是成都平原的最早族群，可以稱之為古蜀人。

石峁遺址（網絡配圖）

所以，可以認為黃帝對成都平原的土著族群有所瞭解，但並未正式統治。不知什麼原因，黃帝將一個兒子昌意，貶謫到若水一帶定居；昌意生下孫子高陽，並繼承帝位（五帝第二位 顓頊）。為什麼可以確定是蜀地，是因為《水經注》認為若水就在蜀地。

《華陽國志》認為，顓頊才開始分封蜀地，因為其父昌意去了蜀山氏的女子，於是提升母族，「封其支庶為侯伯之國」。也就是說，從顓頊帝開始，古蜀人與中原人發生文化交流。按照五帝世系計算，顓頊為夏禹之前四代，25年一代，即比夏朝早100年，即公元前2170年左右。這正好是三星堆一期和二期的過渡期間。

《華陽國志·蜀志》：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

蜀山氏自身的歷史沒有信史可考，今天只留下一條稍微可信的線索。按照《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根據《華陽國志》，開明為第五代蜀王，而第一代蜀王是在“周失綱紀”時始稱王的，那就是平王東遷，年代約為公元前770年。往下追加五代為125年，即公元前645年為開明時代。那麼，開明之前4000歲，即為公元前4645年。公元前4000-5000年，已經有很廣泛的石器文化分佈了。

按照考古學家的意見，三星堆一期的寶墩石器文化是相對獨立的，它對應著一個史前族群，大概就是這個名為蜀山氏的新石器時代人群。分子人類學家應該可以給出古蜀人的父系單倍群類型。

夏代的三星堆族屬：蜀山氏、夏人、三苗羌人

從夏代開始，文獻終於有了更多線索。《史記·夏本紀》明確羅列了12個正式封邦，其中襃氏被多數專家考證為位於漢中地區，從而與三星堆有了交通可能性。除此之外，古籍所見的夏代之前的“有”字系封邦有苗氏，也開始與漢中、羌藏一帶發生聯繫。因為按照《尚書》記載，顓頊、堯舜禹都征伐過三苗，並“遷三苗於三危”，又戰三苗於荊襄。《後漢書·西羌傳》又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徒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可見，有苗氏很可能在夏朝前的一百年裡被遷徙到漢中、羌藏地區一部分，成為羌人。

因此，夏人宗邦襃氏，夏之前的族群有苗氏羌人，都可能在漢中、羌藏地區影響成都平原。這兩支人群在這個時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早期了，對當地石器時代的蜀山氏可能有一定優勢。因此，三星堆二期與原來的寶敦文化有了比較大的差異。

夏代銅器

三、商代三星堆族屬：古蜀人為主體、夏人為領袖、羌氐濮為輔助

但根據考古資料，三星堆二期也沒有特別發達的東西。也就說，整個夏朝，雖然不斷地有新鮮血液輸入，蜀地卻沒有孕育出特別繁榮的技術文明。這當然首先是因為夏朝的青銅文明本身也不是很發達。

真正的改變，可能始於夏朝滅亡。《尚書》記載“成湯放桀於南巢”（長江中游）。同時，眾多夏人宗邦也可能被驅逐了。例如，根據後世《晉書·載記》，氐人符洪為“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是《夏本紀》明確記載的夏人同宗，曾因為爭奪帝位而被夏啟討伐（即甘誓）。殷人建國後，當然有可能將夏人驅逐到遠處，按晉書的說法，很可能就是青川藏地區，成為後來的氐族。另外，《晉書·載記》也說到羌人姚弋仲是“有虞氏之苗裔”，有虞氏是黃帝集團的封邦，也有可能被驅逐到這裡了，成為羌族的另一支系（這就是為什麼甲骨文不斷地出現羌人犧牲的原因：他們與殷人一直就是仇家）。

《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 商代

這場驅逐可能規模甚大，帶來了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長江中游的荊襄到川東地區，可能在商代出現了百濮的擴散。於是形成合力，文化水平突然得到推動，形成了諸如後世的昔阝、庸、麇這類方國或其前身，再加上來自夏人的技術，就足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青銅文化體系。例如，昔阝地曾發現過商代青銅器（湖北鄖縣），麇地發現“錫穴”（安城銅礦），都足以證明。

這個時期是中原青銅時代的鼎盛期，隨著一撥一撥夏人和殷周邊族群的不斷加入，巴蜀地區進入了青銅文化擴散期。於是考古學家才能夠在成都平原發現殷商時期的大批銅器。因此，三星堆文明鼎盛期的族群是多元的，以古蜀人為主體、夏人為領袖、羌氐先民和濮人為輔助。

《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 西周

交通線索

三星堆青銅器在技術上的特徵是鉛含量較高，硬度不強，不利於實用；其鑄造工藝則與殷商一致；其藝術題材，明顯以古蜀文化為主，如「縱目人」，兼及長江中游百濮的一些土著文化。其個別形制，又可能受到域外的影響，如權杖、太陽輪，更可能是橫斷山區河谷進來的印度-西亞因素，甚至有個別研究認為蜀地青銅技術受到雲南影響更大。此外，還有海貝、象牙等明顯屬於南島方向的遺存。參考涼山鹽源一帶的發現，南方因素顯然是不可低估的。（完）

西南青銅杆飾 （截圖於 考古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