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姓是莆田的第二大姓 ，“莆田林” 開創了林氏家族在我國東南沿海發展的歷史，形成了中華林姓家族的最大支系。按照當今人口數量排序，林姓居全國第17位、福建的第2位。莆田素有“陳林半天下”之稱，截至2016年，林姓人口有近50萬人。莆田林氏的4個分支，分別是“九牧林” “金紫林” “闕下林”和“遊洋林” 。“遊洋林”在宋代一次農民起義被鎮壓後，遷往漳州等地。明末清初，“遊洋林”後人隨鄭成功攻打臺灣，又遷往臺灣霧峰。因此，莆田林氏也是臺灣霧峰林氏家族的先祖。
莆田林氏又是一個文化層次很高的官宦世家，家風鼎盛，人才輩出，延綿百世而不衰，真可謂“詩書簪纓之名門望族” 。據史料統計，自唐代第一位進士林藻至清代末科進士張琴的1000多年間，莆田共湧現出文武進士（含諸科、特奏名等）近2400人、明經17人和舉人2265人。其中，林姓文武進士（含諸科、特奏名等）就有308人，明經14人，舉人458人，分別佔莆田總數的13%、82%和20%，蔚為科舉奇觀，高居諸姓之首，故時人有“無林不開榜”之語。
科舉一詞，來源於 “分科舉人” ，就是“分科目選舉人才” ，是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名稱。科舉也叫開科取士 ，是指由朝廷設立考試的科目，通過定期的統一考試，來選拔世間可為文官武將的人才，並對其分別授予官職。我國的科舉制度自隋唐開始施行，直到清末廢止，其間除了元朝初期幾十年的不曾開科，無論是歷時長久的統一王朝，還是政權不斷更選的五代十國；無論是漢族人建立的帝國，還是少數民族政權，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對於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廣泛的影響，是很少有一種制度能夠和它相匹比的。
從整體來看，隋朝以前莆田的教育還處在萌芽狀態。鄭露三兄弟倡學在南山的“開莆來學” ，不僅開創了莆田教育之先河，而且也代表了福建文教曙光的來臨，莆田的人文教育活動在唐代逐步開展 。《興化府志》雲：“唐世設科取士，……其科之目十有二：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俊士，……當時秀才科最高，鮮有應者；士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唐貞元（785—805）之後，福建“歲貢士與內州等” ，一改過去與進士幾乎絕緣的落後狀況，及第者絡繹不絕。
《中國科舉史》載，唐代從武德五年（622）至天祐四年（907）285年間，共舉行262科考試，錄取進士6656人。據《福建教育史》的統計，唐代福建56位可考的進士中，莆仙籍就有11人，約佔20%。其中，林氏進士1人（林藻），約佔莆田總數的10%。而按《新唐書》所記載，當時莆仙兩地的人口數僅佔全省的11% 。終唐一朝，莆田人在《新唐書》中立傳的只有林攢、林蘊2位，均為林氏家族。又據《興化府志》統計，唐代莆田有17人明經及第，林家子弟就佔14人，為莆田總數的82%。
誰是莆田歷史上的第一個進士？這是以往有過不少誤解和爭議的問題。明代周華在《遊洋志·人物》中記載：“金鯉，字伯龍，清源東里白鶴人，登武德二年庚辰進士第（按：武德三年才是庚辰年）。”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輪修志中，不少編寫者都沿用“金鯉是莆田歷史上第一個進士” 的說法。如新編《莆田縣誌》載“金鯉，唐武德三年（620）進士” ；新編《仙遊縣志》載“金鯉，唐武德二年（619）進士” ；新編《莆田市志》與新編《莆田縣誌》的記載也是一樣的。還有《興化進士》 《莆田史話》 《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書籍，均持同樣的觀點，以至於後來的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訛傳訛。
其實，莆田歷史上的第一個進士是唐貞元七年（791）及第的林藻，他也是福建歷史上的第二個進士。關於林藻進士及第之事，地方誌書都有明確的記載，如宋人《仙溪志》卷二“進士題名”載：“唐重進士科，莆始於林藻、歐陽詹，仙遊始於陳乘、楊在堯、陳光義。”這是林藻為莆田第一位進士的最早記載，而此書沒有金鯉登第的任何信息。又如明《八閩通志》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林藻字緯乾，貞元七年（791）登進士第，郡人登第自（林）藻始。” 也就是說莆田的第一位進士是林藻。
《八閩通志》是現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誌，《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說：“福建自宋樑克家《三山志》以後，記輿地者不下數十家，唯明黃仲昭《八閩通志》頗稱善本。” 該《志》“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誌中別具一格，後來王應山纂《閩大記》 《閩都記》 ，何喬遠纂《閩書》 ，也都襲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有的且是未見於其他志乘的，體例也比較齊整，為我省編纂各級地方誌之所本” 。同樣，在明代《閩大記》 《閩書》等方誌中均沒有金鯉登第的記載。
從古籍文獻記載看，唐武德四年（621）發佈開科舉士的敕令後，至武德五年（622）十月，諸州經過考試貢明經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進士30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主持考試，取中秀才1人、進士4人。該科進士頭名為孫伏伽，這是中國科舉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狀元，與孫伏伽同進士的還有李義琛、李義琰、李上德等3人。因唐代科舉始於武德五年，所以，金鯉根本不可能登武德二年庚辰進士第。
宋代在中國科舉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太祖創立的殿試製度，使分級考試逐層選拔臻於完備。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貢舉後，進士科成為科舉中唯一的科目，不但為同時代的遼、金所仿效，而且為後來的元、明、清各朝所沿襲。同樣，宋代的興化軍在莆田科舉史上是一個輝煌的里程碑，可以說達到了頂峰。有宋一代，莆地雖偏居福建東南沿海一隅，但科甲鼎盛，俊秀如林，成為名揚天下的 “文獻之邦” 。
據《中國狀元大典》統計，宋代從建隆元年（960）至鹹淳十年（1274）314年間，共舉行118科考試，錄取進士97300人，其中正奏名進士42457人，諸科進士16366人，特奏者進士38477。又據《福建教育史》的記載，宋代福建籍進士有7144人（不含諸科、特奏名等），名列全國正奏名進士第一位。為此，《宋史》會將“登科第者尤多” 列為福建的重要特點。然只有3個縣的興化軍正如《興化府志》所載，就有進士1756人，其中正奏名進士1014人（佔福建進士總數的14%），特奏者進士582人，諸科進士63人，其他科進士97人。而林氏進士有205人，其中正奏名進士125人，佔莆田總數的12%；特奏名進士60人，佔莆田總數的10%；諸科進士8人，佔莆田總數的13%；其他科進士12人，佔莆田總數的12%。
此外，莆田林氏還湧現出一批科甲世家，產生父子進士、兄弟進士、叔侄進士以及“三世登雲、四代攀桂”等奇特現象。更有意思的是，興化軍有20對兄弟雙雙同科及第，其中林氏家族就有2對，即林宋臣、林宋弼（1132年）和林嶽、林準（1160年），佔總數的10%。；甚至還出現林汝大、林棟（1271年）父子同科及第的現象，的確實屬罕見。
終宋一代，莆田人在《宋史》中立傳的有39名，其中進士出身的就佔24名，而立傳的林氏進士有5名，佔莆田總數的21%。在莆田出仕官員中，官至六部尚書（正部級）者13名，林氏家族就有2名，即林大鼐、林英，佔總數的15%；官至六部侍郎（副部級）者15名，林氏家族也佔了2席，即林光朝、林彬之，佔總數的13%。
據不完全統計，僅林氏進士著書立說的就有林瑀的《太玄經注》十卷、《太玄經釋文》一卷、《唐書純粹》一百卷；林英的《晦庵童訓》一冊；林伸的《東軒文集》十卷、《春秋三傳正經》 ；林豫的《筆鋒草錄》二十卷、《雜說》十卷、《雜文》十卷；林沖之的《木雁居士集》 ；林震的《林震集句詩》七卷、《林震文集》一百卷、《禮問》三十卷、《易傳》十卷、《易數》三十卷、《易問》五卷、《經語千字文》一卷；林宋卿的《道山詩莊》 《涪陵集》 《湖北事宜》 《督府集議》 ；林大鼐的《鐵硯文集》 ；林枅的《林枅詩文集》二十卷；林一鶚的《民謠集》 ；林虙的《詩解補缺》 《禮經總括》 《釋奠解》 《西漢發微》 《元豐聖訓》二十卷、《西漢詔令》十二卷；林光朝的《艾軒集》十卷；林榕的《四明居士詩》五卷；林井的《捐軀錄》 《平燕十略》 ；林磻的《典故鉤玄》六十卷；林彬之的《囿山集》《海溪善政編》 ；林成季的《艾軒家傳》一卷；林自的《周易解》 《莊子解》 《林自詩文集》十卷；林彖的《萍齋詩集》 ；林光世的《水村易鏡》《景定嘉言》二卷等。
宋室南渡後，整個文化中心向南方轉移，在北方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出身於官宦之家或書香門第，這些人的到來無疑備受重用，自然形成了崇儒重文的社會風尚。尤其是宋代莆田的藏書家多、藏書量豐富，莆田士人視書為財的風氣所致，認為書籍才是人生的真正財富。如進士林伸，好聚書，官俸所入多用於買書，所蓄數千卷。有人見其如此便說：“你為何不替子孫考慮，卻將錢都去買書。” 林伸答道：“吾蓄書數千卷，苟有賢子孫，足矣；不賢，多財適為累耳！”又如進士林霆，博學而深研象數，與邑人鄭樵為金石之交，藏書數千卷，臨終時告訴子孫說：“吾為汝曹（你們）獲（留）良產矣。” 因此，許多莆田士人捐金帛購書籍唯恐不及，“所至專訪文籍，民間有奇書，必捐金帛求之” 。也正因為有如此豐富的藏書，才使得莆田文人輩出，著述如林，名作迭起。
對“儒風特盛”的興化軍來說，更廣泛、深厚的科舉文化則根植於民間的私學教育中。宋代莆田的書堂、書院之盛冠於全閩，或稱精舍，或稱草堂，或稱義塾，或稱學館，皆由名儒講學授業。據方誌記載，興化規模較大、影響較遠的書堂書院就達30所之多。僅林氏家族就有5所，佔莆田總數的17%。
如林光朝在黃石東井（今屬莆田市荔城區）創辦“紅泉義學” ，又稱“東井書堂” ，正如邑人劉克莊在《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中所說：“初艾軒（光朝）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 明代邑人探花林文在《紅泉講道序》中也讚道：“吾莆自鄭露講學於南湖，在唐則吾祖（林）蘊、（林）藻、歐陽詹讀書於泉山。至宋，艾軒講道於紅泉，由是文風大振，遂有海濱洙泗之稱，其盛矣哉。” 除此之外，林光朝還與其族人林充、林褒在谷城山的鬆隱巖、國清塘旁的濯纓亭和五侯山之西的湧泉巖等地，創辦草堂，傳道講學；林安中在西天尾澄渚村（今屬莆田市荔城區）創辦澄渚梯雲齋，“將以教一族之英俊，來四方之明彥” ；林彖在龍華寺（今屬仙遊縣龍華鎮），創辦龍華書堂。同時，林氏家族還湧現出如林迪、林光朝、林立之、林彖等一批教育名家。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建立的一個封建朝代，不但實現了遼、西夏和金等少數民族政權完全入主中原的願望，而且建立了疆土橫跨亞歐大陸的龐大帝國。但蒙古民族“只識彎弓射大雕” 的個性並未完全改變，因而對科舉取士制度最初並不在意，統治階級和士人社會對科舉制度的態度也存在極大的分歧。經過許多儒臣的竭力倡議，才在元皇慶二年（1313）建立了科舉制度，此時距元世祖攻滅南宋（1279年）已經有34年之久，這在中國科舉史上中斷時間是最長的。科舉制度建立以後，一些蒙古和色目貴族還是力圖加以罷止，採行科舉取士制度之爭並未結束，其中元統三年（1335）的科舉停罷之爭是最為激烈的一次，以致出現1336年和1339年的兩次停罷。
由於元軍在攻滅南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對漢人尤其是福建人民大開殺戒，沿途屍橫遍野，生靈塗炭，文化教育設施也多數遭到催毀和破壞，致使福建尤其是莆田的科舉式微，進入一箇中落時期，讀書為官者寥寥無幾。據《中國狀元大典》統計，元代從延祐二年（1315）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51年間（其中缺少2科，即1336年和1339年），舉行16科考試（每3年開一科），共錄取進士1139人。又據《八閩通志》和《興化府志》的記載，元代福建進士有36人，其中興化籍7人，約佔福建總數的20%；而林氏進士2人，約佔莆田總數的29%。元代福建舉人有70人，其中興化籍9人，約佔福建總數的13%；而林氏舉人2人，佔莆田總數的22%。
林濟孫、林亨是不是元代的狀元？這也是一直在莆田有過爭議的一個問題。清乾隆《仙遊縣志》載：“至元六年（1340）林濟孫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升侍講。”又載：“至正三年（1343）林亨榜進士第一，官至朝奉大夫。” 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國《福建通志》均有相同的記載。為此，在莆田市的第一輪修志中，不少編寫者都沿用“林濟孫、林亨是元代狀元” 的說法，如新編《仙遊縣志》和新編《莆田市志》 。還有《莆田文化叢書·文化概談》 《興化進士》 《莆田史話》 《莆田市名人志》等邑人出版的書籍，也持這一觀點，以至於誤導了不少讀者。
其實，這個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從史志記載來看，不僅《元史》沒有記載“林濟孫、林亨是元代狀元” 的史實，而且《八閩通志》 《閩書》 《閩大記》 《興化府志》等明代志書也均未記載此事；從登第時間上來看，元代共舉行16科考試（停罷的是1336年和1339年），接下去的是1342年才對。而林濟孫、林亨中狀元的時間卻是至元六年（1340）和至正三年（1343），這兩年恰恰沒有開科。眾所周知，元代科舉分為右榜和左榜，右榜狀元必須是蒙古和色目人，左榜狀元才是漢人和南人。因此，每次開科會出現“一科兩狀元”的特殊情況。況且，左榜狀元16人有名有姓，有籍可查，沒有一個是福建人。所以，經過考證確認，林濟孫、林亨既不是元代進士，更不是元代狀元。清乾隆《仙遊縣志》、清同治《福建通志》和民國《福建通志》等志書關於“林濟孫、林亨是元代狀元” 的記載純屬子虛烏有，以訛傳訛。
星移斗轉，朝代更替。到了明代，入學中舉，考取進士以謀得高官厚祿，已深入士子之心，比之唐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初統治者求賢若渴，除了下詔招賢，還於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令各行省連試三年。由於朝廷剛剛建立，缺少官吏，因此鄉試中式的舉人都免除會試，直接赴京聽候選拔為官。以上政策、措施，極大鼓舞了士人的讀書求取功名之心，而擴招必然增加應試名額，增加了中舉的可能性。最高統治者還將各地科舉的興盛程度作為考核官吏的一大手段，鞭策了在任官吏重視當地的教育，而無視教育或勸教不善者，則堅決給予懲罰。終明一代，莆田歷任地方官多能以身作則，倡學鄉里。對於學校缺乏辦學經費，官吏或慷慨解囊，或撥寺產補給學田，或出庫銀以贍生徒。隨著興化經濟的日益繁榮，在傳統的重教興學的社會氛圍薰陶下，莆田又重現了科舉強區、人才輩出的盛況，進入再一個昌盛時期。
按《中國狀元大典》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1371）至崇禎十六年（1643）272年間，共舉行91科考試，錄取進士24636人。又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所載，明代福建進士有2395人，其中興化籍535人，佔福建總數的22%，而林氏進士89人，約佔莆田總數的17%；明代福建狀元有11人，其中興化籍2人，佔福建總數的18%，而林氏狀元1人（林環），佔莆田總數的50%；明代福建探花有10人，其中興化籍4人，佔福建總數的40%，而林氏探花1人（林文），佔莆田總數的25%。
關於明代莆田狀元，至今還流傳著他們的故事傳說。清末邑人進士張琴編的《莆田縣誌》說：明永樂四年（1406）丙戌科莆田人林環殿試第一，但同科進士、林環同鄉陳實卻恃才不服，揚言考官錄取不公，明成祖召而詰問，陳實答言：“臣百問百答，從無紕漏，緣何不取？”皇上怒其不恭，欲制其狂氣，乃命大學士解縉出題雲：“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成祖親臨考問，陳實一一對答不誤，文彩亦佳。但林環更是應對如流，毫無遺漏。因二人不分上下，皇帝乃加罪陳實，充軍三邊。
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姑且不論，但至少可以說明興化府人才濟濟。同時，林環也以無可爭辯的才華得到明成祖的青睞，他的確是莆田林氏傑出人才的代表，史家評他：“負材學，曉世務，特為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
如果說明代會試是全國各省舉人之間文化水準的大較量的話，那麼鄉試則是省內各府縣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識智力的大競賽。明代鄉試已固定成為省級地方考試層級，舉人出身即可授予官職，因此競爭十分激烈，鄉試中舉也比前代更為榮耀風光。由於想要參加鄉試的生員（秀才）太多，為了控制參試人數，明代曾規定每舉1名，只允許30名科舉生員參加鄉試。限於錄取比例太低，中舉的機會是相當少的，中舉率大約在4％，故俗有“金舉人，銀進士”之謠。
正是從競爭的激烈程度來看，舉人比進士還更難能可貴，才會有“金舉人，銀進士”的說法。據《福建教育史》統計，明代福建舉人有8325人，其中興化籍1692人，佔福建總數的20%，而林氏舉人311人，佔莆田總數的18%；明代福建鄉試解元有90人，其中興化籍30人，佔福建總數的33%，而林氏解元4人（林時望、林同、林文俊、林東海），佔莆田總數的13%。因為莆田在福建鄉試中，中舉人數多次佔全省的近一半，故有“一邑半榜”之譽。
有明一代，莆田不僅科甲鼎盛，侔於中州，而且英才輩出，群星燦爛，從政者重臣高官選出，出現“六部尚書佔五部” 等奇特現象。莆田人在《明史》中立傳的有45名，其中進士出身的就佔36名，而立傳的林氏進士有6名，佔莆田總數的17%。在莆田出仕官員中，四品（知府）以上的官員多達300多人。
而任明廷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俊、林雲同、林堯俞、林蘭友，佔莆田總數的27%；任明廷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侍郎的有15人，其中林氏4人，即林富、林文俊、林銘鼎、林佳鼎，佔莆田總數的27%；任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的有15人，其中林氏7人，即林元甫、林茂達、林有孚、林大輅、林潤、林贄、林一柱，佔莆田總數的47%。任左右布政使的有27人，其中林氏5人，即林豫、林應標、林烶章、林澄源、林恭章，佔莆田總數的19%；任正副按察使的有34人，其中林氏8人，即林坦、林時、林長繁、林民悅、林銘幾、林有年、林斌、林烇章，佔莆田總數的24%。上述一人多歷數職，這裡只列其較高的一職，且無法將四品以上林氏官員的名字一一列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十年（1531）莆田知縣王釒臣建縣衙，把衙門外南端“善俗坊”改為“文獻名邦” ，後遭倭寇燒燬。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徐執策重建縣衙，並在縣巷南北兩端分別建豎“海濱鄒魯” 和“莆陽文獻” 兩個木坊。萬曆十六年（1588），知縣孫繼有又將這兩坊改名為“文獻名邦”和“壺蘭雄邑” 。從此，莆田正式譽稱為“文獻名邦” “海濱鄒魯” 。
所謂“文獻名邦”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書集註》中註解說：“文，典籍也；獻，賢也。” 即指歷史典籍和賢能人才輩出的著名鄉邦（地方）。而“海濱鄒魯” ，其中“鄒”是指孟子的家鄉，“魯”是指孔子的家鄉，兩者都是春秋戰國時期文化教育最為發達的邦國之一。莆田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雖為小邑，但儒風特盛，無論是從教育發達，科名鼎盛來看，還是從文化氛圍，學術成就來說，把“文獻名邦” “海濱鄒魯”這兩頂桂冠戴之莆陽，都不為過。因為早在宋代就已經有了公論，如宋真宗敕書所說“閩越之地，鄒魯之儒” ；宋度宗盛讚“莆，文獻之邦也” ；宋邑人黃灝講“莆邦文學號鄒魯” ；宋邑人狀元黃公度在《興化軍學記》中所載：“習俗好尚，實有東周齊魯遺風” 等等。所以，明代興化成為“文獻名邦” 、“海濱鄒魯” ，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千百年間重視文化教育的必然結果。對此盛事，清乾隆《莆田縣誌·人物誌》序言中寫道：“莆僻處海濱，齊名鄒魯，非人物彬彬故歟？蓋肇於唐，盛於宋，尤盛於明。”
確實，“文獻名邦” “海濱鄒魯” 的深刻內涵，遠遠不止於科甲之盛，人才之眾，更重要的還在於興化人對我國古代文化事業作出的巨大的貢獻。就以著述來說，僅明一代，就有著作900多部，現存120多部。
據不完全統計，僅林氏進士、舉人撰寫的書籍就有林洪的《竹庵存稿》十卷；林環的《綗齋集》十卷；林文的《澹軒集》五十卷；林誠的《奏疏》五卷；林俊的《西征集》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 ；林茂達的《翠庭集》 ；林塾的《石泉集》 《拾遺書》 ；林富的《省吾遺集》 《奏議》二卷、《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林文俊的《內黃縣誌》 《方齋存稿》十卷；林達的《自考集》 《編年紀略》 ；林大輅的《愧瘖集》 ；林檣的《詩集》二卷；林應驄的《夢槎奇遊集》二卷；林雲同的《讀書園集》 《退齋文集》 《韶州府志》 ；林東海的《四書經集解》 ，林華的《嶽麓口義》十卷；林萬潮的《贛州集》 ；林應箕的《百一詩稿》 ；林兆金的《東山樵稿》 ；林潤的《願治疏稿》 ；林澄源的《悟往吟》 《經傳講義》 《古易論》 ；林兆珂的《批點左傳》 《楚辭》 《參同契》 《毛詩多識編》七卷、《考工記述注》二卷、《撞弓述注》二卷、《宙合編》八卷、《李詩鈔述注》十六卷、《杜詩鈔述注》十六卷和《衡州府志》十五卷；林堯俞的《溪堂集》四卷、《萬曆興化府志》 ；林恭章的《靜宇逸稿》 ；林銘鼎的《新鋟林會魁》 《書經逢源集註》六卷；林銘幾的《南牕遺稿》 ；林蘭友的《迷迷草》 ；林嵋的《蟛蜞集》十二卷；林士敏的《芹邊集》 《匡廬小稿》 ；林嵒的《萬竹居士集》 ；林長懋的《竹莊集》 ；林勤的《樸庵集》六卷；林同的《大學中庸訓說》 《書經講義》 ；林智的《蛙鳴集》 ；林憲的《鷗沙集》十卷；林大猷的《思軒稿》 ；林有年的《寒谷集》 《東山諸集》 《東莞縣誌》 《瑞金縣誌》 《武義縣誌》 《安溪縣誌》 《仙遊縣志》 《福清縣誌》 ；林墰的《西麓稿》 ；林汝永的《南崧集》 ；林應採的《東皋吟稿》 ；林炳章的《寵榮堂稿》 ；林兆箕的《學適堂集》 ；林烇章的《伊蒿稿》 ；林錝的《石蓮集》 ；林憲曾的《西源集》 ；林諧的《覺未軒集》 ；林齊聖的《閒有堂集》 ；林尊賓的《雁圉集》四卷；林說的《寸草堂集》等等。
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間（1522—1566），日本倭寇的侵擾打破了莆田人民安寧祥和的生活，戰亂給教育事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邑人關佛心在《莆田倭禍記》序言中這樣寫道：“莆田立縣千三百年，最大之兵禍，厥惟明代之倭寇。” 倭患不僅從財產上侵擾莆田人民，進而危及讀書人賴以生存與讀書的社會環境及物質條件，它還直接殘害生命，毀壞學校、公祠。
《莆田倭禍記》在《屠城記》一章中又描述道：“（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陷。……被焚燬之衙署、祠院廬一覽：莆田儒學、興化儒學、……黃仲昭祠、林葦祠、……士紳之遭難者：甲科以上十七人，乙榜數十人，庠生三百五十六人。”倭患造成興化府科舉日益萎靡，據清乾隆《莆田縣誌》統計，嘉靖二十二年鄉舉中莆田中舉33人，二十五年為27人，二十八年為20人，三十一年為21人，三十四年為22人，三十七年降至19人，四十年和四十三年僅剩15人。進士名額到嘉靖末年，每榜也只有2至3人。莆田的科舉事業跌到了底谷。
清朝的科舉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為朝廷加強思想控制和籠絡知識階層的一種重要手段。“四書五經”照樣是科舉取士的準則和學校教學的依據。人們的思想被死死地控制在理學的囹圄之中，應試文章只能用僵死的八股文“代聖賢立言” ，不允許有自己的見解。梁啟超痛斥說，“民之愚，國之弱” ，皆有八股取士造成。由於明中後期倭寇“屠城”和明末戰亂對莆田經濟、教育巨大破壞等一系列原因，清代莆田的科舉已是“強弩之末” 。莆田士人熱衷科舉、想進滿清朝廷為官者不多，越來越少。
據《中國狀元大典》統計，清代從順治三年（1646）至光緒三十年（1904）258年間，共舉行112科考試，錄取進士26888人。又據《福建教育史》的記載，清代福建進士有1421人，其中興化府64人，約佔福建總數的5%左右，而林氏進士9人，約佔莆田總數的14%；清代福建舉人有10391人，其中興化籍564人，佔福建總數的5%；而林氏舉人143人，佔莆田總數的25%。1905年5月，清朝廷迫於社會輿論壓力，也出於改變教育落後的狀況，無可奈何發佈詔諭，“從丙午年（1906）起，所有宮試、鄉試、會試一律停止” ，至此延續1300多年的中國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科舉停罷是中國教育史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1905年廢科舉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尤其在清末特殊的社會背景下，似乎只能用停罷科舉這樣的極端方式來解決科舉與發展近代教育之間的矛盾。科舉停罷不僅對中國國內產生巨大的震撼，而且在世界上的反響也相當強烈。美國學者威爾·
杜蘭說：“當這個制度以及由這個制度而帶起的整個文化，被那無情的進化和歷史破壞推翻時，這實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政治風雲和官制改革，人們回首發現：科舉制採用的“學而優則仕”的考試選人辦法，雖有其侷限性，但肯定比“學而劣則仕”或者“不學而仕”好，這或許就是科舉制度存在1000多年的最大合理性，從而得出科舉是十分適合中國古代國情的一種制度的結論。
作者簡介：
林祖泉，筆名白水，地方文史學者 。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曾任涵江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涵江區地方誌辦公室主任兼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高級職稱。先後主編 《涵江年鑑（1998—2000）》（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千年涵江》（方誌出版社2004年版，獲全省首屆地方誌優秀成果二等獎）；《涵江醫院志》（方誌出版社2005年版）；《涵江年鑑（2001—2004）》（方誌出版社2006年版，獲全省首屆地方誌優秀成果三等獎）；《涵江年鑑（2005—2008）》（方誌出版社2009年版）；《莆田市第一醫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涵江年鑑（2010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涵江年鑑（2011卷）》（福建地圖出版社2011年版）；《涵江年鑑（2012卷）》（福建地圖出版社2012年版）；《莆田市第一醫院志（2009—2013）》（鷺江出版社2014年版）；《惠安年鑑（2013卷）》（福建地圖出版社2013年版，獲全國年鑑優秀成果二等獎）。出版《壺山採璞》（海風出版社2001年版）；《祖泉史志論集》（福建地圖出版社2012年版）；《莆陽進士錄》（海峽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莆田林氏科第錄》（海峽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