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區的丟失，為什麼讓明朝自此無寧日？'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成化八年，白圭以蒙古諸部久據河套，屢為邊患，上疏建議搜剿河套，其後明朝命右副都御史餘子俊，總兵許寧等大舉搜剿河套，所有行軍方略仍命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同年5月，明朝詳細討論了攻守利弊，認為蒙古入居河套，若不痛加剿滅，邊患終無寧日”。最終決定調遣八萬軍力參與到河套搜剿的軍事行動中。
成化九年，據守河套的滿都魯及哱羅忽、伯加思蘭將部族老弱留於紅鹽池，率兵向西大舉深入明朝秦州、安定等地。王越趁紅鹽池蒙古防守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把握機會親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統領五千騎兵偷襲紅鹽池。
“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而還”。
待滿都魯掠奪而回時，族中妻兒牲畜都已損失，據點也被破壞，不得不北出河套。明朝自此取得了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的勝利，為河套地區帶來了近二十年的和平。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成化八年，白圭以蒙古諸部久據河套，屢為邊患，上疏建議搜剿河套，其後明朝命右副都御史餘子俊，總兵許寧等大舉搜剿河套，所有行軍方略仍命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同年5月，明朝詳細討論了攻守利弊，認為蒙古入居河套，若不痛加剿滅，邊患終無寧日”。最終決定調遣八萬軍力參與到河套搜剿的軍事行動中。
成化九年，據守河套的滿都魯及哱羅忽、伯加思蘭將部族老弱留於紅鹽池，率兵向西大舉深入明朝秦州、安定等地。王越趁紅鹽池蒙古防守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把握機會親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統領五千騎兵偷襲紅鹽池。
“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而還”。
待滿都魯掠奪而回時，族中妻兒牲畜都已損失，據點也被破壞，不得不北出河套。明朝自此取得了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的勝利，為河套地區帶來了近二十年的和平。
明朝雖然通過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但是由於明軍在河套地區並未建立行之有效的後勤體系。徵套大軍累計八萬，一年之內需糧銀九十四萬，草銀六十萬，運費更是需要八百二十五萬，如此龐大的後勤消耗，無法維持明軍在河套地區的存在，為此明朝採納左副都御使餘子俊的建議，在河套南部築牆建堡，建立屏障。雖然保證了明軍在軍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憑藉邊牆防守，但由於僅在河套南部修築，等於將整個河套平原地區都拱手讓給了蒙古諸部，被《明史》稱之為“棄套”。
第二階段：蒙古鄂爾多斯部逐步侵蝕河套
第一次河套爭奪戰之後，蒙古諸部大多離開河套地區，同時攝於明軍在河套南部地區建立的軍事威脅，河套在之後的二十年裡經歷了難得的和平期。但由於明朝消極保守的棄套行為，河套地區錯失了這二十年的發展時間，而同時蒙古部推舉巴圖蒙克為蒙古可汗，史稱達延汗（也就是著名的蒙古小王子）開始為統一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征戰，並逐步侵蝕河套地區。
弘治十三年（1500年）達延汗趁土默特部遷往河套之際，攻滅同時兼併土默特部。之後任命其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為統領鄂爾多斯部的萬戶駐守河套地區。從此以後，鄂爾多斯部一直沒有離開過河套地區，蒙古也逐步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成化八年，白圭以蒙古諸部久據河套，屢為邊患，上疏建議搜剿河套，其後明朝命右副都御史餘子俊，總兵許寧等大舉搜剿河套，所有行軍方略仍命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同年5月，明朝詳細討論了攻守利弊，認為蒙古入居河套，若不痛加剿滅，邊患終無寧日”。最終決定調遣八萬軍力參與到河套搜剿的軍事行動中。
成化九年，據守河套的滿都魯及哱羅忽、伯加思蘭將部族老弱留於紅鹽池，率兵向西大舉深入明朝秦州、安定等地。王越趁紅鹽池蒙古防守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把握機會親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統領五千騎兵偷襲紅鹽池。
“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而還”。
待滿都魯掠奪而回時，族中妻兒牲畜都已損失，據點也被破壞，不得不北出河套。明朝自此取得了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的勝利，為河套地區帶來了近二十年的和平。
明朝雖然通過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但是由於明軍在河套地區並未建立行之有效的後勤體系。徵套大軍累計八萬，一年之內需糧銀九十四萬，草銀六十萬，運費更是需要八百二十五萬，如此龐大的後勤消耗，無法維持明軍在河套地區的存在，為此明朝採納左副都御使餘子俊的建議，在河套南部築牆建堡，建立屏障。雖然保證了明軍在軍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憑藉邊牆防守，但由於僅在河套南部修築，等於將整個河套平原地區都拱手讓給了蒙古諸部，被《明史》稱之為“棄套”。
第二階段：蒙古鄂爾多斯部逐步侵蝕河套
第一次河套爭奪戰之後，蒙古諸部大多離開河套地區，同時攝於明軍在河套南部地區建立的軍事威脅，河套在之後的二十年裡經歷了難得的和平期。但由於明朝消極保守的棄套行為，河套地區錯失了這二十年的發展時間，而同時蒙古部推舉巴圖蒙克為蒙古可汗，史稱達延汗（也就是著名的蒙古小王子）開始為統一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征戰，並逐步侵蝕河套地區。
弘治十三年（1500年）達延汗趁土默特部遷往河套之際，攻滅同時兼併土默特部。之後任命其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為統領鄂爾多斯部的萬戶駐守河套地區。從此以後，鄂爾多斯部一直沒有離開過河套地區，蒙古也逐步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
正德元年（1506年），總制延綏、甘肅、寧夏三邊的都御史楊一清上疏提出防邊四策，指出控制河套地區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計劃在沿河套南端的延綏至橫城一帶設置墩臺衛所，增加兵備，修復邊牆，隨即明朝開始修築定邊營。但由於此後，楊一清得罪了朝中專權的劉瑾而被革職，楊一清的“復套”主張隨之遭到冷遇，朝中無人再提及收復河套，實際上面對鄂爾多斯部的大舉侵蝕，明朝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恢復對河套的控制權了。
第三階段：第二次河套爭奪戰-死於黨爭的復套戰爭
隨著明朝邊防的逐步廢弛，蒙古諸部再次入居河套，並以河套為基地加緊對明朝的內侵。嘉靖年間，俺答諸部強盛，屢次入侵大同、太原。明朝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今鹽池）。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成化八年，白圭以蒙古諸部久據河套，屢為邊患，上疏建議搜剿河套，其後明朝命右副都御史餘子俊，總兵許寧等大舉搜剿河套，所有行軍方略仍命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同年5月，明朝詳細討論了攻守利弊，認為蒙古入居河套，若不痛加剿滅，邊患終無寧日”。最終決定調遣八萬軍力參與到河套搜剿的軍事行動中。
成化九年，據守河套的滿都魯及哱羅忽、伯加思蘭將部族老弱留於紅鹽池，率兵向西大舉深入明朝秦州、安定等地。王越趁紅鹽池蒙古防守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把握機會親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統領五千騎兵偷襲紅鹽池。
“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而還”。
待滿都魯掠奪而回時，族中妻兒牲畜都已損失，據點也被破壞，不得不北出河套。明朝自此取得了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的勝利，為河套地區帶來了近二十年的和平。
明朝雖然通過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但是由於明軍在河套地區並未建立行之有效的後勤體系。徵套大軍累計八萬，一年之內需糧銀九十四萬，草銀六十萬，運費更是需要八百二十五萬，如此龐大的後勤消耗，無法維持明軍在河套地區的存在，為此明朝採納左副都御使餘子俊的建議，在河套南部築牆建堡，建立屏障。雖然保證了明軍在軍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憑藉邊牆防守，但由於僅在河套南部修築，等於將整個河套平原地區都拱手讓給了蒙古諸部，被《明史》稱之為“棄套”。
第二階段：蒙古鄂爾多斯部逐步侵蝕河套
第一次河套爭奪戰之後，蒙古諸部大多離開河套地區，同時攝於明軍在河套南部地區建立的軍事威脅，河套在之後的二十年裡經歷了難得的和平期。但由於明朝消極保守的棄套行為，河套地區錯失了這二十年的發展時間，而同時蒙古部推舉巴圖蒙克為蒙古可汗，史稱達延汗（也就是著名的蒙古小王子）開始為統一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征戰，並逐步侵蝕河套地區。
弘治十三年（1500年）達延汗趁土默特部遷往河套之際，攻滅同時兼併土默特部。之後任命其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為統領鄂爾多斯部的萬戶駐守河套地區。從此以後，鄂爾多斯部一直沒有離開過河套地區，蒙古也逐步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
正德元年（1506年），總制延綏、甘肅、寧夏三邊的都御史楊一清上疏提出防邊四策，指出控制河套地區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計劃在沿河套南端的延綏至橫城一帶設置墩臺衛所，增加兵備，修復邊牆，隨即明朝開始修築定邊營。但由於此後，楊一清得罪了朝中專權的劉瑾而被革職，楊一清的“復套”主張隨之遭到冷遇，朝中無人再提及收復河套，實際上面對鄂爾多斯部的大舉侵蝕，明朝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恢復對河套的控制權了。
第三階段：第二次河套爭奪戰-死於黨爭的復套戰爭
隨著明朝邊防的逐步廢弛，蒙古諸部再次入居河套，並以河套為基地加緊對明朝的內侵。嘉靖年間，俺答諸部強盛，屢次入侵大同、太原。明朝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今鹽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明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收復河套，期間修築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主動出擊河套，大敗俺答部。並上疏《請復河套疏》得到內閣首輔夏言的支持。但此時權臣嚴嵩為打擊政敵夏言，稱收復河套會“輕啟邊釁”，同時勾結敗將仇鸞，誣告曾銑對俺答實敗未勝，剋扣軍餉，賄賂夏言以求加官進爵。後為嚴嵩勾連誅殺。自此，明朝內部“無敢言邊事者”。至此，明朝對蒙古諸部的入侵開始呈現一邊倒的守勢，河套完全落入蒙古諸部的手中，邊患愈加嚴重。
河套存則邊患息，河套失則邊患起。
從深層次來看，河套的丟失是明朝自身政治、經濟及軍事體制上各方面弊端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從政治上看，靖難之役後，朱棣將漠南諸衛的內遷造成了明朝軍事力量的主動收縮，放棄了朱元璋時期辛苦得來的北方大片土地，其後明朝中樞又大多陷入黨派之爭，國事大多陷於內耗，良政大多為黨爭所累；
經濟上由於邊地偏遠，經濟落後，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原本建立了極具建設邊鎮意義招商輸粟換鹽的開中法來維持邊地的運轉及建設，但後來的明朝繼任者們並沒有朱元璋那般長遠的戰略意識，未如國初那般重視邊地的建設與開拓，反而為了解決短時的財政困難，直接廢除開中法轉用直接折現的折色法來擴大財政收入，這也就使得原本良性循環的內地-邊鎮經濟循環體系遭到嚴重破壞，使邊鎮失去造血功能，並進而造成軍費暴漲，再次成為明朝財政上的極大負擔；
而軍事上，隨著衛所制的崩潰，邊衛軍力已大不如前，這也就迫使已經不具有足夠軍事實力的邊衛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內遷。而河套的丟失，不僅僅使明朝失去了北部邊境的最佳屏障，更使得原本完整的北部邊境防禦體系在失去大寧衛這個連接東北的關鍵節點之後，又一次失去了在西北的防禦節點，自此明朝的北方防禦體系已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成了一堵處處漏風的牆。
河套地區地處蒙古草原與黃土高原的交界之處，黃河三面環繞，形似套狀，遂以河套命名。憑藉著黃河灌溉之利，河套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又兼得陰山、賀蘭山之地利，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戰國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向北擴展獲得此地設立雲中郡，其後秦朝改置九原郡，漢朝則設五原郡。唐初設朔方軍，與突厥劃河為界，唐中宗時，在黃河以北築有三座受降城，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崩壞，河套地區逐漸為党項拓跋氏佔據。並於1038年由拓跋元昊建國大夏，史稱西夏。元滅西夏後，設立寧夏行中書省，不久併入甘肅行省。
明初河套軍事力量的立與廢
明初朱元璋驅逐元朝大將王保保於塞外後，光復河套並設東勝州。洪武四年（1371年）廢州置衛，同時設置失寶赤、五花城、翰魯忽奴、燕只、甕吉剌等五個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將東勝州分置左、右、中、前、後五衛，隸屬行都司，次年罷中、前、後三衛，只保留左、右兩衛。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
其中遷東勝左衛於北京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今河北遵化市），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山西大同）等處守備，自此河套東勝衛城逐漸荒廢。正統三年（1438年）明朝重新在河套地區設立東勝衛，但後因新設東勝衛孤懸草原、糧草不濟，守禦困難，又遷至延、綏地區。期間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佔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
河套空虛，蒙古諸部寇邊愈演愈烈
有明一代，自土木堡之變後，北方邊患就從未停止過。天順年間，蒙古孛來部的侵擾不斷。天順元年（1457年），孛來部入侵寧夏，寧夏衛參將種興戰死；三年正月，明軍石彪、楊信擊敗孛來部於安邊營；四年八月，孛來再次分兵三路侵略大同；五年六月，又入侵河西，大敗明軍，同年八月受明朝軍事合圍壓力，孛來部上書乞和，並於第二年春嚮明朝正式朝貢。
但孛來乞和後，並沒有給明朝北部邊境帶來持久的穩定。成化初年，蒙古毛裡孩、伯加思蘭、哱羅忽、滿都魯等蒙古諸部相繼南侵屯牧河套。自此，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在此期間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蒙古入據河套，明朝發動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由於蒙古諸部以河套為據點，屢犯明朝宣府、大同、延綏等地，對明朝北部邊疆造成了嚴重威脅，在延綏巡撫王銳的請求下，明朝於成化五年（1469年）派出右副都御史王越搜剿河套，開始了與蒙古諸部的第一次河套爭奪戰。
戰爭初期，由於蒙古諸部潛居河套，時牧時戰，出沒無常，明軍始終無法將其全部逐出河套。成化六年三月，諜報蒙古諸部將大舉入侵。針對明軍戰力不強，且防守範圍過廣，蒙古諸部則潛伏於河套各處等不利局面，平虜將軍朱永提出戰守兩策，戰則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審勢”，一舉破敵。守則採取“遊擊”戰法，無事耕牧，有敵躲避，敵弱截殺，敵強則固守城堡。兵部尚書白圭以各項軍事準備不足為由要求河套明軍採取守策。
成化八年，白圭以蒙古諸部久據河套，屢為邊患，上疏建議搜剿河套，其後明朝命右副都御史餘子俊，總兵許寧等大舉搜剿河套，所有行軍方略仍命葉盛與諸將會議奏聞。同年5月，明朝詳細討論了攻守利弊，認為蒙古入居河套，若不痛加剿滅，邊患終無寧日”。最終決定調遣八萬軍力參與到河套搜剿的軍事行動中。
成化九年，據守河套的滿都魯及哱羅忽、伯加思蘭將部族老弱留於紅鹽池，率兵向西大舉深入明朝秦州、安定等地。王越趁紅鹽池蒙古防守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把握機會親率延綏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統領五千騎兵偷襲紅鹽池。
“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而還”。
待滿都魯掠奪而回時，族中妻兒牲畜都已損失，據點也被破壞，不得不北出河套。明朝自此取得了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的勝利，為河套地區帶來了近二十年的和平。
明朝雖然通過第一次河套爭奪戰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但是由於明軍在河套地區並未建立行之有效的後勤體系。徵套大軍累計八萬，一年之內需糧銀九十四萬，草銀六十萬，運費更是需要八百二十五萬，如此龐大的後勤消耗，無法維持明軍在河套地區的存在，為此明朝採納左副都御使餘子俊的建議，在河套南部築牆建堡，建立屏障。雖然保證了明軍在軍力不足的情況下可以憑藉邊牆防守，但由於僅在河套南部修築，等於將整個河套平原地區都拱手讓給了蒙古諸部，被《明史》稱之為“棄套”。
第二階段：蒙古鄂爾多斯部逐步侵蝕河套
第一次河套爭奪戰之後，蒙古諸部大多離開河套地區，同時攝於明軍在河套南部地區建立的軍事威脅，河套在之後的二十年裡經歷了難得的和平期。但由於明朝消極保守的棄套行為，河套地區錯失了這二十年的發展時間，而同時蒙古部推舉巴圖蒙克為蒙古可汗，史稱達延汗（也就是著名的蒙古小王子）開始為統一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征戰，並逐步侵蝕河套地區。
弘治十三年（1500年）達延汗趁土默特部遷往河套之際，攻滅同時兼併土默特部。之後任命其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為統領鄂爾多斯部的萬戶駐守河套地區。從此以後，鄂爾多斯部一直沒有離開過河套地區，蒙古也逐步獲得了河套地區的控制權。
正德元年（1506年），總制延綏、甘肅、寧夏三邊的都御史楊一清上疏提出防邊四策，指出控制河套地區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計劃在沿河套南端的延綏至橫城一帶設置墩臺衛所，增加兵備，修復邊牆，隨即明朝開始修築定邊營。但由於此後，楊一清得罪了朝中專權的劉瑾而被革職，楊一清的“復套”主張隨之遭到冷遇，朝中無人再提及收復河套，實際上面對鄂爾多斯部的大舉侵蝕，明朝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恢復對河套的控制權了。
第三階段：第二次河套爭奪戰-死於黨爭的復套戰爭
隨著明朝邊防的逐步廢弛，蒙古諸部再次入居河套，並以河套為基地加緊對明朝的內侵。嘉靖年間，俺答諸部強盛，屢次入侵大同、太原。明朝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今鹽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明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收復河套，期間修築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主動出擊河套，大敗俺答部。並上疏《請復河套疏》得到內閣首輔夏言的支持。但此時權臣嚴嵩為打擊政敵夏言，稱收復河套會“輕啟邊釁”，同時勾結敗將仇鸞，誣告曾銑對俺答實敗未勝，剋扣軍餉，賄賂夏言以求加官進爵。後為嚴嵩勾連誅殺。自此，明朝內部“無敢言邊事者”。至此，明朝對蒙古諸部的入侵開始呈現一邊倒的守勢，河套完全落入蒙古諸部的手中，邊患愈加嚴重。
河套存則邊患息，河套失則邊患起。
從深層次來看，河套的丟失是明朝自身政治、經濟及軍事體制上各方面弊端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從政治上看，靖難之役後，朱棣將漠南諸衛的內遷造成了明朝軍事力量的主動收縮，放棄了朱元璋時期辛苦得來的北方大片土地，其後明朝中樞又大多陷入黨派之爭，國事大多陷於內耗，良政大多為黨爭所累；
經濟上由於邊地偏遠，經濟落後，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原本建立了極具建設邊鎮意義招商輸粟換鹽的開中法來維持邊地的運轉及建設，但後來的明朝繼任者們並沒有朱元璋那般長遠的戰略意識，未如國初那般重視邊地的建設與開拓，反而為了解決短時的財政困難，直接廢除開中法轉用直接折現的折色法來擴大財政收入，這也就使得原本良性循環的內地-邊鎮經濟循環體系遭到嚴重破壞，使邊鎮失去造血功能，並進而造成軍費暴漲，再次成為明朝財政上的極大負擔；
而軍事上，隨著衛所制的崩潰，邊衛軍力已大不如前，這也就迫使已經不具有足夠軍事實力的邊衛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內遷。而河套的丟失，不僅僅使明朝失去了北部邊境的最佳屏障，更使得原本完整的北部邊境防禦體系在失去大寧衛這個連接東北的關鍵節點之後，又一次失去了在西北的防禦節點，自此明朝的北方防禦體系已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成了一堵處處漏風的牆。
河套地區對明朝而言無比重要。但明朝統治者卻未能看到控制河套地區對明朝整個國家的安全所起到的真正作用，輕易的將已然掌握的河套地區拱手相讓，使得明朝的北部防禦體系在大同與寧夏之間出現了巨大的空檔，造成蒙古諸部利用明朝軍力的收縮逐步侵佔河套地區，為明朝北部邊境帶來了持續不斷的襲擾與損失，如果明朝能夠正視自身的問題，重視河套的開發，或許明朝會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