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其質的規定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亦不例外。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也是古今中外政治文明的頑瘴痼疾。黨員幹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除了主流文化還有亞文化，除了正能量還有負能量，除了明規則還有潛規則。中國是從5000年傳統社會、100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經歷了各種思潮洗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具有深厚複雜的思想文化根源。從文化心理學角度抽絲剝繭，還原其心理特徵和文化譜系，對於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無裨益。
一、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負面因素
古代中國很早就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官員，官制、禮儀、典章也相對成熟，官僚階層很早就成為國家治理、社會教化的中堅力量。政府強控的社會結構、農耕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繁文縟節的禮治主義、對待權力的迷戀崇拜、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成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文化基因。小農意識源自於熟人社會的羈絆，表現為封閉僵化，缺乏革新意識，在公共問題上各自為政，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禮治主義是古代中國禮俗文化的衍生，恪守君、臣、父、子名分以及貴賤、上下、尊卑、親疏區別治理國家，造成陳陳相因、辦事拖沓、繁文縟節。權力崇拜背後是官本位思想，在“家國同構”的治理格局下，父系家長享有絕對控制權，國君如父，各級官員也被視為代天子牧民、教化百姓的“父母官”，士人以文化換取權力，一旦進入官僚階層，就一步登天、封妻廕子，可以揚眉吐氣，享受當官的尊榮，民間也推崇“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蹟。關係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也一定程度推長了柔滑狡獪、麻木不仁、深文周納、趨利避害、虛與委蛇的官場性格。
歷朝歷代都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但表現形式和程度不盡相同。大凡國力強盛、政治清明、政風儉樸之時，從皇帝大臣到地方官員，多以務實為要，倡導康健質樸的政治精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多有所收斂。相反，承平日久、國力衰微、積貧積弱之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則大行其道。如晉世南渡之後，品藻之風盛行，高門士族競以言談清議為尚，以經營俗務為恥，鄙薄實務，官分清流濁流之別，尚書宰相多為人推許，而從事財務、文書等具體事務特別是監督工作的官員則被視為“濁官”。《世說新語》載，王濛、劉惔和支道林一同去探望驃騎將軍何充，何充翻閱公文沒有理會。王濛對何充說道：“我們今天特意來看望你，希望你能放下日常事務，和我們一起談論精妙的玄學。你為什麼還一直低著頭處理日常事務呢？”何充回答道：“我要是不處理好這些本職工作，你們哪還有生存的機會？”宋代冗官冗員冗政，不少官員競逐文采，避重就輕。馮夢龍《古今譚概》記載，宋代御史王平“垂百日滿，而沒言事，同僚訝之”。百日期滿，“聞進札子，眾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發”。將御膳裡發現一根捲曲頭髮絲一事寫成提案呈報上去彈劾御廚，被稱為“彈發御史”。明清中央集權空前強化，士大夫明哲保身、及時行樂，重名節輕實務。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講一庸官走進冥府“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反映出官場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普遍心態。乾隆時期元老曹振鏞自述“為官之道”：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鹹以下呈氾濫之勢，曾國藩抨擊：“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四者的共同特點就是“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清末推行新政，卻被不良風氣侵染腐蝕，“朝廷頒佈一令，政府恭錄諭旨寄之督撫，督撫下之司道，以施行於各府各州縣，而政府之能事畢矣。其行之有效與否，政府不復過問也”。恭恭敬敬傳達，然後束之高閣，或者“從其令不從其意”，陽奉陰違。新政要求裁汰胥吏，臣僚卻因無能而離不開胥吏，江西巡撫恩壽聞風而動，命書吏除本名外，各自報上數十假名，以此作為裁撤之人上報，數字好看又保留實惠，王朝卻在這種皆大歡喜、拖沓敷衍中走向滅亡。
二、現代社會理性官僚制的消極影響
談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可迴避的就是官僚政治。官僚制化的國家管理肇始於君主專制時代，在資本主義時代分工更加精細、功能更加強大。從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發展來看，現代理性官僚制的建立，初衷是建立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和高度理性的行政管理體系。1922年，馬克斯·韋伯提出“理想型官僚體制”，強調專業分工、層級體制、依法行政、非人性化、量才用人、職業永久化等特徵，認為在資本主義政黨競爭政治的條件下，保證行政管理的無矛盾性的效率要求和平等、公正、不看人辦事的自由市場規則，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是危害最小的。拋棄傳統政治中的權力習俗化、人格化、神聖化要素，代之以法理權威下技術官僚的標準化流程，將政治行政化、合理化、形式化。官僚製作為一種行政和生產管理的組織形式，也在中外各國被廣泛採用。
現代理性官僚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科學、法治和理性精神，是一種社會進步，不能簡單等同於官僚主義。但這種組織形式下，官僚主義的某些傾向確實得到了加強。一是官僚階層固化加劇。官僚集團越來越成為獨立的食祿階層，官僚機構成為和實在的國家並列的虛假的國家，結果是經濟和政治的決策權掌握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的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二是政治的極端抽象化。從管理學角度，科層制泛指以授權—分層、集權—統一、命令—服從等為特徵的當代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帶來行為與結果的分離、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選舉與施政的分離。政治不是人對人的負責，而是對某種抽象原則負責，結果就是無人負責，走向抽象和空洞，形式大於內容、抽象高於具體、原則勝於實際，以更加理性化、合法化、精緻化的方式脫離現實和民眾生活。三是政府公共服務質量下降。理性官僚制多注重獲取公共權力的“輸入”維度，即決策是否符合程序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政治體系的“輸出”維度，也就是如何提高政府質量，提供有價值的公共服務。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政務官越來越務虛，而事務官越來越冷漠。這就帶來政府從本應承擔的責任中退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朝野傾軋，缺乏共識，辦事效率低下，政府動輒關門停擺，就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造成的消極後果。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要素寄生在科層化的制度體系中，制度體系則成為文化的載體。
1976年，法國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義的弊害》一書中列舉了充斥政治系統的官僚主義症狀，將其命名為“法蘭西病”。比如：以等級制度磨滅人的責任感，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預先請示；越是濫用職權，越避免用個人名義，連辦事窗口都不敢張貼工作人員名字，彷彿濫的是權力而不是個人；用記錄、報告、研究、報表、鑑定總結造成全面掌握情況的假象，只統計數字而放棄活生生的現實；不該做的事儘量做，該做的事偏不做；分配補助變成例行公事，既無益又浪費，等等。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理性官僚制的隱患和弊端。
三、社會主義政權建設中的彎路教訓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封建制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同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但在建立革命政權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不可避免受到舊社會的歷史傳統影響，同時需要藉助科層制和官僚制推進工作，一定程度也會導致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探索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摒棄官僚制的條件，是人人能參加國家管理，但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吸收了大量“舊專家”，一些沙皇時代的舊作風被帶進國家機關，加上落後生產方式的觀念影響以及政策和措施失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弊病逐漸暴露。1918年，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指出：“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成員變為‘議會議員’，或變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他在一系列文章、書信和指令中，揭露了“泛泛空談，空話連篇”“辦事拖拉”“開會迷”“擺委員架子”“形式主義”等表現，並將官僚主義者比作俄國文學作品中不思進取、懶惰沒落的地主奧勃洛摩夫，尖銳指出，“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斯大林時期集權體制進一步強化，黨內民主窒息，黨群關係緊張，不講原則的推諉扯皮、眼睛朝上、不負責任和明爭暗鬥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也隨之蔓延。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現象非常普遍。1971年至1975年間，機關工作人員增加了近22%，文牘主義蔓延，推諉扯皮之風日盛，蘇聯黨政機構決議能得到執行的不到1／10。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期間曾進行整治，但又錯誤地依靠“全民國家”“全民黨”作為理論支柱，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以激進“自治”挑戰官僚制，改革執政黨的組織形式、國家權力機關、國家管理機關，不但沒有消滅官僚主義，反而導致了黨和國家的崩潰。
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黨風廉政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主要將其看成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灰塵”和“汙毒”。1932年毛澤東就提到“中國半封建社會和國民黨的官僚主義之傳染”，並始終認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驕傲自滿—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構成了連鎖反應因果鏈。官僚主義概念涵蓋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比如把形式主義看成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1963年，周恩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開始思考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管理體制之間的關係。1979年11月，鄧小平在《高級幹部要帶頭髮揚黨的優良傳統》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官僚主義、官僚機構、官僚制度的害處極大”。這些現象“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聯繫”。他還說，“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
四、消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消極文化影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每一種都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水火不容。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除了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還要從文化根源入手，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形成長效機制。
消除傳統文化負面影響，培育踐行核心價值理念。例如：天下為公、行君子道的人生觀；精忠報國、以民為本的事業觀；清正廉潔、克己奉公的工作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利義觀；為政以德、守土有責的責任觀等。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入領導幹部思想教育體系，抵制封建等級觀念，大力弘揚廉政文化，引導幹部廉潔從政用權，時刻保持對權力、對人民的敬畏之心。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把黨的根本宗旨和群眾路線落到實處。要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聯繫群眾，增強群眾觀念、培養群眾感情、提高群眾工作本領，著重解決在人民群眾利益上不維護、不作為的問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避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腐蝕影響，永葆先鋒隊的政治本色。
堅持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有力武器。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自覺運用，也是避免執政黨官僚化、行政化的有效方式。要處理好反“四風”與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嚴明黨的紀律的關係。避免封建等級制、強迫命令習慣等的影響，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員主體地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樹立務實戒虛政治風氣，避免陷入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東漢荀悅的四“不”—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偽事，並強調把說的和做的真正一致起來，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真正一致起來。講實話、幹實事最能檢驗和錘鍊黨性。要引導幹部樹立正確政績觀，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不搞脫離實際的盲目攀比，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真正把心思用在幹事業上，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
本文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任何事物都有其質的規定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亦不例外。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也是古今中外政治文明的頑瘴痼疾。黨員幹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除了主流文化還有亞文化，除了正能量還有負能量，除了明規則還有潛規則。中國是從5000年傳統社會、100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經歷了各種思潮洗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具有深厚複雜的思想文化根源。從文化心理學角度抽絲剝繭，還原其心理特徵和文化譜系，對於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無裨益。
一、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負面因素
古代中國很早就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官員，官制、禮儀、典章也相對成熟，官僚階層很早就成為國家治理、社會教化的中堅力量。政府強控的社會結構、農耕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繁文縟節的禮治主義、對待權力的迷戀崇拜、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成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文化基因。小農意識源自於熟人社會的羈絆，表現為封閉僵化，缺乏革新意識，在公共問題上各自為政，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禮治主義是古代中國禮俗文化的衍生，恪守君、臣、父、子名分以及貴賤、上下、尊卑、親疏區別治理國家，造成陳陳相因、辦事拖沓、繁文縟節。權力崇拜背後是官本位思想，在“家國同構”的治理格局下，父系家長享有絕對控制權，國君如父，各級官員也被視為代天子牧民、教化百姓的“父母官”，士人以文化換取權力，一旦進入官僚階層，就一步登天、封妻廕子，可以揚眉吐氣，享受當官的尊榮，民間也推崇“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蹟。關係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也一定程度推長了柔滑狡獪、麻木不仁、深文周納、趨利避害、虛與委蛇的官場性格。
歷朝歷代都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但表現形式和程度不盡相同。大凡國力強盛、政治清明、政風儉樸之時，從皇帝大臣到地方官員，多以務實為要，倡導康健質樸的政治精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多有所收斂。相反，承平日久、國力衰微、積貧積弱之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則大行其道。如晉世南渡之後，品藻之風盛行，高門士族競以言談清議為尚，以經營俗務為恥，鄙薄實務，官分清流濁流之別，尚書宰相多為人推許，而從事財務、文書等具體事務特別是監督工作的官員則被視為“濁官”。《世說新語》載，王濛、劉惔和支道林一同去探望驃騎將軍何充，何充翻閱公文沒有理會。王濛對何充說道：“我們今天特意來看望你，希望你能放下日常事務，和我們一起談論精妙的玄學。你為什麼還一直低著頭處理日常事務呢？”何充回答道：“我要是不處理好這些本職工作，你們哪還有生存的機會？”宋代冗官冗員冗政，不少官員競逐文采，避重就輕。馮夢龍《古今譚概》記載，宋代御史王平“垂百日滿，而沒言事，同僚訝之”。百日期滿，“聞進札子，眾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發”。將御膳裡發現一根捲曲頭髮絲一事寫成提案呈報上去彈劾御廚，被稱為“彈發御史”。明清中央集權空前強化，士大夫明哲保身、及時行樂，重名節輕實務。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講一庸官走進冥府“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反映出官場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普遍心態。乾隆時期元老曹振鏞自述“為官之道”：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鹹以下呈氾濫之勢，曾國藩抨擊：“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四者的共同特點就是“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清末推行新政，卻被不良風氣侵染腐蝕，“朝廷頒佈一令，政府恭錄諭旨寄之督撫，督撫下之司道，以施行於各府各州縣，而政府之能事畢矣。其行之有效與否，政府不復過問也”。恭恭敬敬傳達，然後束之高閣，或者“從其令不從其意”，陽奉陰違。新政要求裁汰胥吏，臣僚卻因無能而離不開胥吏，江西巡撫恩壽聞風而動，命書吏除本名外，各自報上數十假名，以此作為裁撤之人上報，數字好看又保留實惠，王朝卻在這種皆大歡喜、拖沓敷衍中走向滅亡。
二、現代社會理性官僚制的消極影響
談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可迴避的就是官僚政治。官僚制化的國家管理肇始於君主專制時代，在資本主義時代分工更加精細、功能更加強大。從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發展來看，現代理性官僚制的建立，初衷是建立合法統治的行政組織和高度理性的行政管理體系。1922年，馬克斯·韋伯提出“理想型官僚體制”，強調專業分工、層級體制、依法行政、非人性化、量才用人、職業永久化等特徵，認為在資本主義政黨競爭政治的條件下，保證行政管理的無矛盾性的效率要求和平等、公正、不看人辦事的自由市場規則，官僚制的行政管理是危害最小的。拋棄傳統政治中的權力習俗化、人格化、神聖化要素，代之以法理權威下技術官僚的標準化流程，將政治行政化、合理化、形式化。官僚製作為一種行政和生產管理的組織形式，也在中外各國被廣泛採用。
現代理性官僚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科學、法治和理性精神，是一種社會進步，不能簡單等同於官僚主義。但這種組織形式下，官僚主義的某些傾向確實得到了加強。一是官僚階層固化加劇。官僚集團越來越成為獨立的食祿階層，官僚機構成為和實在的國家並列的虛假的國家，結果是經濟和政治的決策權掌握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的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二是政治的極端抽象化。從管理學角度，科層制泛指以授權—分層、集權—統一、命令—服從等為特徵的當代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帶來行為與結果的分離、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選舉與施政的分離。政治不是人對人的負責，而是對某種抽象原則負責，結果就是無人負責，走向抽象和空洞，形式大於內容、抽象高於具體、原則勝於實際，以更加理性化、合法化、精緻化的方式脫離現實和民眾生活。三是政府公共服務質量下降。理性官僚制多注重獲取公共權力的“輸入”維度，即決策是否符合程序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政治體系的“輸出”維度，也就是如何提高政府質量，提供有價值的公共服務。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離，政務官越來越務虛，而事務官越來越冷漠。這就帶來政府從本應承擔的責任中退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朝野傾軋，缺乏共識，辦事效率低下，政府動輒關門停擺，就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造成的消極後果。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要素寄生在科層化的制度體系中，制度體系則成為文化的載體。
1976年，法國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義的弊害》一書中列舉了充斥政治系統的官僚主義症狀，將其命名為“法蘭西病”。比如：以等級制度磨滅人的責任感，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預先請示；越是濫用職權，越避免用個人名義，連辦事窗口都不敢張貼工作人員名字，彷彿濫的是權力而不是個人；用記錄、報告、研究、報表、鑑定總結造成全面掌握情況的假象，只統計數字而放棄活生生的現實；不該做的事儘量做，該做的事偏不做；分配補助變成例行公事，既無益又浪費，等等。這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理性官僚制的隱患和弊端。
三、社會主義政權建設中的彎路教訓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封建制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同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但在建立革命政權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不可避免受到舊社會的歷史傳統影響，同時需要藉助科層制和官僚制推進工作，一定程度也會導致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探索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摒棄官僚制的條件，是人人能參加國家管理，但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吸收了大量“舊專家”，一些沙皇時代的舊作風被帶進國家機關，加上落後生產方式的觀念影響以及政策和措施失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弊病逐漸暴露。1918年，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指出：“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成員變為‘議會議員’，或變為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他在一系列文章、書信和指令中，揭露了“泛泛空談，空話連篇”“辦事拖拉”“開會迷”“擺委員架子”“形式主義”等表現，並將官僚主義者比作俄國文學作品中不思進取、懶惰沒落的地主奧勃洛摩夫，尖銳指出，“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斯大林時期集權體制進一步強化，黨內民主窒息，黨群關係緊張，不講原則的推諉扯皮、眼睛朝上、不負責任和明爭暗鬥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也隨之蔓延。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現象非常普遍。1971年至1975年間，機關工作人員增加了近22%，文牘主義蔓延，推諉扯皮之風日盛，蘇聯黨政機構決議能得到執行的不到1／10。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期間曾進行整治，但又錯誤地依靠“全民國家”“全民黨”作為理論支柱，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以激進“自治”挑戰官僚制，改革執政黨的組織形式、國家權力機關、國家管理機關，不但沒有消滅官僚主義，反而導致了黨和國家的崩潰。
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黨風廉政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主要將其看成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灰塵”和“汙毒”。1932年毛澤東就提到“中國半封建社會和國民黨的官僚主義之傳染”，並始終認為官僚主義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驕傲自滿—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構成了連鎖反應因果鏈。官僚主義概念涵蓋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比如把形式主義看成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1963年，周恩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開始思考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管理體制之間的關係。1979年11月，鄧小平在《高級幹部要帶頭髮揚黨的優良傳統》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官僚主義、官僚機構、官僚制度的害處極大”。這些現象“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聯繫”。他還說，“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
四、消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消極文化影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每一種都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水火不容。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除了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還要從文化根源入手，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形成長效機制。
消除傳統文化負面影響，培育踐行核心價值理念。例如：天下為公、行君子道的人生觀；精忠報國、以民為本的事業觀；清正廉潔、克己奉公的工作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利義觀；為政以德、守土有責的責任觀等。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入領導幹部思想教育體系，抵制封建等級觀念，大力弘揚廉政文化，引導幹部廉潔從政用權，時刻保持對權力、對人民的敬畏之心。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把黨的根本宗旨和群眾路線落到實處。要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聯繫群眾，增強群眾觀念、培養群眾感情、提高群眾工作本領，著重解決在人民群眾利益上不維護、不作為的問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避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腐蝕影響，永葆先鋒隊的政治本色。
堅持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有力武器。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自覺運用，也是避免執政黨官僚化、行政化的有效方式。要處理好反“四風”與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嚴明黨的紀律的關係。避免封建等級制、強迫命令習慣等的影響，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員主體地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樹立務實戒虛政治風氣，避免陷入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東漢荀悅的四“不”—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偽事，並強調把說的和做的真正一致起來，把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真正一致起來。講實話、幹實事最能檢驗和錘鍊黨性。要引導幹部樹立正確政績觀，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不搞脫離實際的盲目攀比，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真正把心思用在幹事業上，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
本文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責任編輯：呂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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