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衰落》
[美]魏斐德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編者按：今年是美國著名漢學家魏斐德誕辰80週年，他的“教科書”《中華帝國的衰落》適時推出了新版。老版是由黃山書社7年前出的，翻譯很糟糕。估計是因為受到猛烈吐槽，所以版權到期後，民主與建設出版社找了人來重譯。新譯本的可讀性明顯比老版好，但還是有不少知識點上的錯誤。比如說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聯軍使用的武器是“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步槍和後膛式火炮”，顯然對軍事史陌生而又沒有好好查資料，因為名為“阿姆斯特朗”的只有炮，沒有槍，所以應該是“最新式的來複槍和阿姆斯特朗後膛式火炮”(老版漏譯了“阿姆斯特朗”，倒是鬼使神差地反而在意思上沒出錯)。不過總的來說，新譯本讀下來比較流暢，本文就不再更多“勘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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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政治變遷，是魏斐德的特長，《洪業》即是經典。《中華帝國的衰落》一書，中間的敘史部分比較淺易，基本上只是尋常中國近代簡史教科書，但前面三章半的緒論部分視角很獨特，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深入開掘的觀點，最後一章對辛亥革命的論述也與國內常見路數迥異，從皇權與地方士紳社會互動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剖析。
關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歷史，以往我們所熟悉的，基本都是線性-歷時性框架下的考察，所謂悠悠五千年，從三皇五帝，一直到元明清，歷史以王朝更迭為主體，革命史學則為之加上了農民起義作為顛覆力量，但“王朝興衰史”的基本框架卻少有變化。後來又有所謂“超穩定結構”，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解析中國歷史，但其“總問題”依然是中國歷史為什麼數千年間“只是”封建王朝的循環，以致最後成為“停滯的帝國”，立足點依然不脫王朝中心觀。
正如朱維錚先生所批評的：“假如追尋中國文明的源頭，眼睛只盯住古華夏族的那些聚落，或者考察中國文化的傳統，注意力僅僅集中在漢族的或漢化的大小王朝的腹心區域，那就無異於忽略了中國歷史的更重要的特色，即同時性的相對性。”(《走出中世紀二集》)
換句話說，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哪怕是在皇權專制登峰造極的雍乾年間，空間性、地域性的差異不僅始終存在，甚而是推動中國歷史向前發展的根本內部動力之一。這種內部長期的、從不曾間斷的鬥爭與妥協，在晚清與外來文明的強大沖擊波疊加，才終於釀成了辛亥革命。
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中指出：
“早期民族主義與獨立的觀念並未總是把‘中國’當成它們的中心……20世紀頭幾年，忠於湖南之心，作為組織反清革命的基礎，其實比軟弱無力的泛中國觀念，更為有效。今人習慣於從晚清民初中央主導改革的角度思考中國境內的‘自治’，但我們發現湖南提供了另一種‘自治’版本，那是由下而上的建造，且把省自治視為起點的自治。”
裴氏此說當然並不限於湖南，我們完全可以像他論述湖南人那樣，談談“廣東人與現代中國”、“江浙人與現代中國”、“四川人與現代中國”。或者像魏斐德所做的——可能是更準確的——關注“南方與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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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在《中華帝國的衰落》一書中開宗明義，在第一章就確立了中國北方與南方之地理環境差異，所造成的整個帝國統治機制的特殊結構。雖然此後全書的敘史依然大致按照習慣的中國近代史脈絡來進行，但南北斗爭作為一條隱線，始終在那些最關鍵的點周圍出沒。有時候，魏斐德更偏向於用中央/地方這一對術語，但從其所舉之例來說，他心目中的“地方”始終是以南方為典型，而北方(主要指中原/華北)的“地方”則由於身處皇權-中央的強力作用範圍內，缺乏南方那種強烈的“地方特色”，雖然關於南方地方的考察有一部分當然也適用於北方地方。因此在這本書裡，中央/地方這對術語在很大程度上可與北方/南方以及皇權/下層士紳這兩對術語交替使用。
“遷徙而來的人們在長江這頭髮現了一個鬱鬱蔥蔥的新天地。這裡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間。人們開拓新地(圍田)，修築新式堤壩，設計出腳踏式水泵，灌溉高營養的水稻。11世紀時，因為更為溫和的氣候使作物生長期延長了三個月，所以帝國從東南亞引進了一種新的早稻。南方的農民使用這些新種和有機肥料，每年可豐收兩至三次。到14世紀，華南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技術，為人口激增提供了條件。當時，中國全國的總人口超過一億人。”(《中華帝國的衰落》P9-10)
帝國及其皇帝-官僚統治階層(一般居於更早一統王朝化的北方)需要南方的糧食(包括鹽、糖等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絲、棉等各種經濟作物及其製成品，以及稅收，來維繫自身的存續。此時，大一統由一種(漢代起官方儒學因帝國擴張的內在需要而極力倡導的)政治-倫理意識形態，轉化為實際的(以及根本性的)需求。“宋明理學”即其全新的意識形態表徵，通過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南方的宗族制被更徹底地與中央-北方的皇權-官僚制焊接在一起，構成一個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系統。
這一過程事實上從唐代中後期就日益明顯，韓愈的“道統論”即其表徵，因為唐代後期的經濟由於安史之亂而趨於封閉，與中亞及東亞的經貿往來(唐代早期曾盛極一時)大大減少，而越來越依賴於南方的供給。至宋代，這一過程趨於完成，因為宋代自始就從東北、北、西北三個方向受到各遊牧民族政權的嚴重威脅，使得它的北方從來沒有擁有過唐代那樣開放的經濟環境;它的生活資料比唐代更依賴江南，而它的外貿也由傳統的西北絲路貿易轉為東南海上貿易，支持其經濟繁榮的貿易順差大部分由南方口岸如杭州、泉州、福州、廣州等帶來。直到明代中後期大規模海禁之前，大約500年間，北方的王朝(南渡後的南宋在這方面依然延續了北宋的基本“國策”)始終致力於如何在行政與意識形態上使“偏遠”的南方“緊密地團結在中央周圍”。
來自南方的士大夫朱熹，在以帝國官員的身份參與中央政治運作的過程中，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開發儒家基本概念新闡釋的突出能力，“打造”出一套思想體系，將宗族制的基本理念成功地嫁接入帝國及皇權的大一統意識形態中，熔鑄成一個看似顛撲不破的整體(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明理學長達500年中儘管在民間備受質疑，卻始終堅不可摧地屹立在帝國之巔，成為每一代王朝(包括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的元和清)都高舉力倡的官方意識形態，其祕密端在於此。中古時代北方皇權對大一統帝國無以復加的強調(詳見饒宗頤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不只是一種“傳統”，也不只是要滿足統治者擴張的權力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經濟上對南方無可逃避的依賴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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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明末清初，隨著一個最初看似微不足道的新因素的介入，整個帝國的經濟、政治結構隱隱地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從後見之明看，很可能是根本性的，為19世紀中葉以後翻天覆地的鉅變埋下了導火索。
“16世紀後，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將他們在美洲發現的作物——玉米、番薯、愛爾蘭馬鈴薯和花生——介紹給中國人……這些新作物在以前從未耕種過的沙土地和乾旱的山坡上茁壯成長。17世紀至19世紀中葉，中國耕地面積翻倍，人口幾乎翻了三倍。從一億五千萬增長到四億三千萬。”(P14)
引進的作物在北方乾旱地區的成功栽種，使得因數千年反覆耕種而貧瘠化的北方土地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新生”。這一變化，如何改變了北方與南方在政治安排上的平衡，使得雙方依賴性下降，而進一步引起意識形態的鉅變，北方皇權失去節制而南方離心傾向加劇，最終成為革命思想與行動之淵藪，此一過程值得深究。
初步來說，栽種美洲作物成功的效驗之一，便是北方一定程度上再次能夠做到糧食自足，所造成的“良性循環”還包括多出來的可耕種土地能夠被更多地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從而這方面的自給能力也同時得到提高。清代中前期的繁榮(包括所謂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此。
以魏斐德書中沒有特別提及的棉花為例。宋以前，棉花種植僅限於兩廣福建，元代擴散至長江中下游，基本可以看作一種南方經濟作物。而在北方，零星的棉花當時尚被視作觀賞花卉。北方開始大規模種植棉花，要到明嘉靖、萬曆兩朝，正是魏斐德所說的“16世紀”，也就是美洲玉米、紅薯、土豆、花生引進之後。所謂“溫飽”，吃飯問題緩和了，保溫問題的重要性就相對上升。從明中後期到清乾嘉年間，棉布徹底替代絲麻，成為中國人無論南北貴賤最重要的衣料。
北方種棉規模越來越大，不僅用於自給，還逐漸成為市場交易盈利的大宗商品。通過大運河將北方棉花南運，向極度發達的江南棉紡業供應緊俏的原料，就是一樁獲利甚豐的買賣。不僅如此，棉花後來甚至還成為鴉片戰爭的誘因之一，這恐怕是人們想不到的。
眾所周知，乾嘉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被限定在廣州這唯一一個口岸，形成了所謂“廣州貿易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是一樣我們最熟悉的東西：茶。在18世紀的英國，茶成為全民飲料，需求量急劇增長，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返航的貨船，載貨量因此增加了7倍。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大宗貨物可以直接賣到中國，以平衡貿易，唯一的辦法是發起印度、中國和英國之間的三角貿易。“每年，2700萬磅印度原棉從加爾各答運往廣州的紡織廠，所獲利潤都被東印度公司用以購買銷往英國的茶葉。”但是18世紀70年代後期，北方棉花產量激增：
“中國北方的商人開始通過海運南下，將自己的棉花運往廣州，所以印度棉花的進口量開始下降。於是，代理行只得拋售印度棉花，尋找其他中國人或許會購買的印度商品。結果，中國人願意大量購買且購買量足以繼續維持茶葉貿易的產品，就是容易讓人上癮的毒品——鴉片。”(P126)
就這樣，帝國北方農業的復甦，經過一系列複雜的經濟機制上的轉換，最後卻弔詭地在南方，對一種危及整個帝國的毒品的大量輸入，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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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對南方的生存依賴性500年來首次明顯下降，還有更嚴重的後果，即維護雙方利益平衡的精緻的意識形態調節系統受到破壞。北方皇權由精心維護的對南方士紳宗族社會的依賴與控制，一轉而為憑藉專制權力的無節制掠奪與壓制，更加肆無忌憚地剿殺南方士紳階層相對自由的政治-倫理理念，企圖將南方徹底同化於嚴密的皇權專制體系中，雍乾年間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即其表徵。
至此，朱熹理學縝密微妙的調節機制，讓位於“親君唯上”的粗糙詮釋，從而因內涵的空洞化而名存實亡，僅靠科舉八股的慣性作用而苟延殘喘。明末王學(大本營在江南)、清代漢學(大本營在江南)與經今文學(大本營在廣東)的前後勃興，正是以朱熹理學被統治階層空殼化為背景。
這一隱蔽但是內在的顛覆傾向，與西方衝擊的極大影響匯合，終於導致南方大規模反彈。湘粵滬等成為維新與革命的發源地，從洪秀全、康有為到孫中山、毛澤東，激進派人士大多出身南方，便是必然。而在比如戊戌變法的過程中，甚至連皇權體制內部，也再現了這種南北之間越來越大的裂隙與交鋒：
“她(慈禧)的支持者——包括倭仁、徐桐、統兵將領榮祿和總管太監李蓮英在內的‘北系’保守派組成了‘後黨’。帝師翁同龢領導的‘南系’和軍機處幾位頗有影響力的漢臣則組成了‘帝黨’，與前者針鋒相對。”(P216)
在帝、後兩黨白熱化的爭鬥中，當事人未必清晰意識到自己某種程度上的南北代言人角色，但局外人，特別是深通地緣政治的洋人，卻早於半個多世紀前，就對此有了準確的認知，並試圖加以利用。在鴉片戰爭中，
“他(璞鼎查爵士)的計劃是……以長江為界，將大清帝國一分為二，斷絕華中、華南對北方的糧食供應。”(P138)
正是遵循這一計劃，英軍才再度攻陷舟山、佔領寧波，並沿長江長驅直入，兵臨南京城下，從而逼使清廷簽訂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60年後，這種分割南北的地緣戰略，在庚子年義和團之亂中，以南方各省督撫們極其明智，而對帝國和北方皇權來說卻無比尷尬的“東南互保”，完成了它在王朝時代所能達到的極限形式。接下去，無論誰在這個國家當權，清廷也好，袁世凱也好，北洋政府也好，甚至1935年之前的國民政府，都只能疲於應付一波又一波來自南方的革命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