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它，一場災難害死100多萬人，一個帝國走向衰敗...但它也讓地球付出了巨大代價'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3
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3
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3
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農藥研發生產需經過層層試驗把關
而在具體使用環節，2015年，原農業部下發了《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要實現“零增長”，就要依靠技術進步，在保證產量的情況下，限制農藥的使用量。
可喜的是，2017年，我國農藥使用量連續三年減少，提前實現了預期目標。
而在普通百姓最關心的農藥殘留方面，我國更是執行一套嚴格的標準。據悉，我國在制定殘留標準時，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係數，因此殘留標準具有很大的保險係數。
舉例來說，如果食品中某農藥殘留量為50mg/kg時，可能會出現安全風險，那麼就會將殘留標準定為0.5mg/kg。所以從理論上講，即使誤食殘留超標農產品，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
“有殘留是正常的，但有殘留不等於不安全。”劉長令說。
中化集團化工事業部副總裁胥維昌、美國普度大學農業與生物系食品工程專業博士雲無心等專家認為，在討論如何去除農藥殘留之前，應明確一點常識：即“檢出農藥殘留”跟“危害健康”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說，任何農藥都需要達到一定的量才會產生危害。
在很多時候，農藥殘留的影響在想象中被誇大了，農藥被妖魔化了。
4
毒農藥事件“毒”在哪？
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現代農藥毒性已經大大降低，為什麼近年來全球各地還會出現一系列“毒農藥”事件呢？
2017年8月-10月這三個月期間，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亞瓦特馬爾縣，棉農在地裡噴灑農藥過程中未戴防護，由此發生農藥中毒事件，最終19人喪生。
2018年9月，烏克蘭國家食品安全消費者保護部發布消息稱，烏克蘭西部捷爾諾波爾州的一村莊，有179人中毒，可能是飛機在附近田間噴灑農藥所致。
近年來，我國個別地區也出現過“毒大蔥”、農藥殘留超標等社會影響很惡劣的事件，讓本就對農藥毒性心存懷疑的民眾更加“談藥色變”——
比如，山東“毒大蔥”事件。
2017年8月，山東壽光的100多隻羊在食用大蔥葉後死亡。隨後，當地衛生檢疫站在養殖戶用來餵羊的大蔥葉中發現了禁用農藥成分——甲拌磷。據悉，造成羊中毒的這批大蔥，是壽光一個大蔥收購商從瀋陽購進的。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3
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農藥研發生產需經過層層試驗把關
而在具體使用環節，2015年，原農業部下發了《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要實現“零增長”，就要依靠技術進步，在保證產量的情況下，限制農藥的使用量。
可喜的是，2017年，我國農藥使用量連續三年減少，提前實現了預期目標。
而在普通百姓最關心的農藥殘留方面，我國更是執行一套嚴格的標準。據悉，我國在制定殘留標準時，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係數，因此殘留標準具有很大的保險係數。
舉例來說，如果食品中某農藥殘留量為50mg/kg時，可能會出現安全風險，那麼就會將殘留標準定為0.5mg/kg。所以從理論上講，即使誤食殘留超標農產品，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
“有殘留是正常的，但有殘留不等於不安全。”劉長令說。
中化集團化工事業部副總裁胥維昌、美國普度大學農業與生物系食品工程專業博士雲無心等專家認為，在討論如何去除農藥殘留之前，應明確一點常識：即“檢出農藥殘留”跟“危害健康”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說，任何農藥都需要達到一定的量才會產生危害。
在很多時候，農藥殘留的影響在想象中被誇大了，農藥被妖魔化了。
4
毒農藥事件“毒”在哪？
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現代農藥毒性已經大大降低，為什麼近年來全球各地還會出現一系列“毒農藥”事件呢？
2017年8月-10月這三個月期間，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亞瓦特馬爾縣，棉農在地裡噴灑農藥過程中未戴防護，由此發生農藥中毒事件，最終19人喪生。
2018年9月，烏克蘭國家食品安全消費者保護部發布消息稱，烏克蘭西部捷爾諾波爾州的一村莊，有179人中毒，可能是飛機在附近田間噴灑農藥所致。
近年來，我國個別地區也出現過“毒大蔥”、農藥殘留超標等社會影響很惡劣的事件，讓本就對農藥毒性心存懷疑的民眾更加“談藥色變”——
比如，山東“毒大蔥”事件。
2017年8月，山東壽光的100多隻羊在食用大蔥葉後死亡。隨後，當地衛生檢疫站在養殖戶用來餵羊的大蔥葉中發現了禁用農藥成分——甲拌磷。據悉，造成羊中毒的這批大蔥，是壽光一個大蔥收購商從瀋陽購進的。
比如，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事件。
茶葉是農藥殘留超標的“重災區”之一。2015年，我國臺灣地區的食品藥物管理署確認33件茶葉農藥殘留超標，導致全臺共下架封存違規茶葉超過35噸。2018年，江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的第36期食品安全監督抽檢信息顯示，在21批次的茶葉及相關製品中，有三批次的茶葉被檢測出草甘膦值超標。
以至於有網友大呼“以後還能不能好好喝茶了？”
為了抵禦“毒農藥”可能帶來的侵害，坊間出現了不少去除農藥殘留的“民間藥方”：長時間浸泡、超聲波機器清洗等等。
另外，主打“無農藥、無化肥”的所謂有機產品在網絡上銷路火爆，誓要將農藥產品打翻在地。
事實上，雖然全球各地的農藥使用方法和產品品質大相徑庭，但僅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細究一系列“毒農藥”事件發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會發現：
不規範、不科學的使用方法以及不符合標準的偽劣農藥產品，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2018年6月，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見和最主要的原因是農藥使用不合規。
比如，在農業生產實際中，有個別農戶會在蔬菜等作物上使用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農藥，“毒大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再比如，超量、超範圍使用合規農藥，或使用農藥後不到安全間隔期就採收，也會導致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現象的發生。
“按照有關規定，作物用藥15天之內（安全間隔期）是不可以採摘的。但是在此過程中，難免有些農戶受利益驅使，在農藥尚未完全降解或分解的時候，就將作物採摘下來進行售賣。”胥維昌表示。
另外，假冒偽劣產品也是禍根之一。
據悉，在正規農藥市場，高毒性的藥品的比例已經極小，且受到嚴格管控。然而，仍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以低價為誘餌，售賣偽劣農藥產品，這些產品的安全性沒有任何保障。
可見，想要防範“毒農藥”事件，加強管理才是關鍵。
雖然不少民眾對於農藥還存在片面認識，現代農藥在技術和管理方面也的確還有進步空間，但退一萬步想，真得不用農藥了，世界真的會變得更好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要認識到農藥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在吃不飽的時候，沒有農藥就沒飯吃。現在有飯吃了，人們開始考慮農藥帶來的風險，這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現代農業對農藥的剛性需求。”劉長令對記者表示。
且不講前文裡說的那些改變歷史的蝗蟲災害和大規模蟲害時疫，就是在沒有現代農藥的情況下發生的，單是看一看現在全球急速膨脹的人口基數，就會明白：一定程度上，是農藥在“養活”人類。
聯合國祕書處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發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重點》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總人口為77億，預計到2030年會增加到85億，到2050年會達到97億，到本世紀末很可能達到近110億的峰值。
但如果沒有農藥，根本養活不了全球這麼多人口。
央視日前播出的紀錄片《農藥》中，就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
*在美國，殺線蟲劑使得甜菜增產175%。
*在巴基斯坦，甘蔗殺蟲劑可以提高30%的產量。
*在加納，殺蟲劑讓可可的產量翻了三番。
*在菲律賓，除草劑讓水稻增產了50%。
……
實驗證明，沒有農藥，如今農作物的普遍損失為30%—40%。而對於一些作物來說，一旦遇到纖飛性害蟲和流行性病害大爆發，損失可能高達80-90%。
"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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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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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農藥研發生產需經過層層試驗把關
而在具體使用環節，2015年，原農業部下發了《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要實現“零增長”，就要依靠技術進步，在保證產量的情況下，限制農藥的使用量。
可喜的是，2017年，我國農藥使用量連續三年減少，提前實現了預期目標。
而在普通百姓最關心的農藥殘留方面，我國更是執行一套嚴格的標準。據悉，我國在制定殘留標準時，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係數，因此殘留標準具有很大的保險係數。
舉例來說，如果食品中某農藥殘留量為50mg/kg時，可能會出現安全風險，那麼就會將殘留標準定為0.5mg/kg。所以從理論上講，即使誤食殘留超標農產品，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
“有殘留是正常的，但有殘留不等於不安全。”劉長令說。
中化集團化工事業部副總裁胥維昌、美國普度大學農業與生物系食品工程專業博士雲無心等專家認為，在討論如何去除農藥殘留之前，應明確一點常識：即“檢出農藥殘留”跟“危害健康”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說，任何農藥都需要達到一定的量才會產生危害。
在很多時候，農藥殘留的影響在想象中被誇大了，農藥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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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農藥事件“毒”在哪？
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現代農藥毒性已經大大降低，為什麼近年來全球各地還會出現一系列“毒農藥”事件呢？
2017年8月-10月這三個月期間，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亞瓦特馬爾縣，棉農在地裡噴灑農藥過程中未戴防護，由此發生農藥中毒事件，最終19人喪生。
2018年9月，烏克蘭國家食品安全消費者保護部發布消息稱，烏克蘭西部捷爾諾波爾州的一村莊，有179人中毒，可能是飛機在附近田間噴灑農藥所致。
近年來，我國個別地區也出現過“毒大蔥”、農藥殘留超標等社會影響很惡劣的事件，讓本就對農藥毒性心存懷疑的民眾更加“談藥色變”——
比如，山東“毒大蔥”事件。
2017年8月，山東壽光的100多隻羊在食用大蔥葉後死亡。隨後，當地衛生檢疫站在養殖戶用來餵羊的大蔥葉中發現了禁用農藥成分——甲拌磷。據悉，造成羊中毒的這批大蔥，是壽光一個大蔥收購商從瀋陽購進的。
比如，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事件。
茶葉是農藥殘留超標的“重災區”之一。2015年，我國臺灣地區的食品藥物管理署確認33件茶葉農藥殘留超標，導致全臺共下架封存違規茶葉超過35噸。2018年，江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的第36期食品安全監督抽檢信息顯示，在21批次的茶葉及相關製品中，有三批次的茶葉被檢測出草甘膦值超標。
以至於有網友大呼“以後還能不能好好喝茶了？”
為了抵禦“毒農藥”可能帶來的侵害，坊間出現了不少去除農藥殘留的“民間藥方”：長時間浸泡、超聲波機器清洗等等。
另外，主打“無農藥、無化肥”的所謂有機產品在網絡上銷路火爆，誓要將農藥產品打翻在地。
事實上，雖然全球各地的農藥使用方法和產品品質大相徑庭，但僅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細究一系列“毒農藥”事件發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會發現：
不規範、不科學的使用方法以及不符合標準的偽劣農藥產品，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2018年6月，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見和最主要的原因是農藥使用不合規。
比如，在農業生產實際中，有個別農戶會在蔬菜等作物上使用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農藥，“毒大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再比如，超量、超範圍使用合規農藥，或使用農藥後不到安全間隔期就採收，也會導致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現象的發生。
“按照有關規定，作物用藥15天之內（安全間隔期）是不可以採摘的。但是在此過程中，難免有些農戶受利益驅使，在農藥尚未完全降解或分解的時候，就將作物採摘下來進行售賣。”胥維昌表示。
另外，假冒偽劣產品也是禍根之一。
據悉，在正規農藥市場，高毒性的藥品的比例已經極小，且受到嚴格管控。然而，仍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以低價為誘餌，售賣偽劣農藥產品，這些產品的安全性沒有任何保障。
可見，想要防範“毒農藥”事件，加強管理才是關鍵。
雖然不少民眾對於農藥還存在片面認識，現代農藥在技術和管理方面也的確還有進步空間，但退一萬步想，真得不用農藥了，世界真的會變得更好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要認識到農藥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在吃不飽的時候，沒有農藥就沒飯吃。現在有飯吃了，人們開始考慮農藥帶來的風險，這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現代農業對農藥的剛性需求。”劉長令對記者表示。
且不講前文裡說的那些改變歷史的蝗蟲災害和大規模蟲害時疫，就是在沒有現代農藥的情況下發生的，單是看一看現在全球急速膨脹的人口基數，就會明白：一定程度上，是農藥在“養活”人類。
聯合國祕書處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發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重點》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總人口為77億，預計到2030年會增加到85億，到2050年會達到97億，到本世紀末很可能達到近110億的峰值。
但如果沒有農藥，根本養活不了全球這麼多人口。
央視日前播出的紀錄片《農藥》中，就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
*在美國，殺線蟲劑使得甜菜增產175%。
*在巴基斯坦，甘蔗殺蟲劑可以提高30%的產量。
*在加納，殺蟲劑讓可可的產量翻了三番。
*在菲律賓，除草劑讓水稻增產了50%。
……
實驗證明，沒有農藥，如今農作物的普遍損失為30%—40%。而對於一些作物來說，一旦遇到纖飛性害蟲和流行性病害大爆發，損失可能高達80-90%。
現代農藥助力瓜果豐收
值得一提的是，農藥不僅是作物增產的主要手段，還是保護人類健康的好幫手。
世界糧農組織（FAO）曾有一項統計表明，通過合理地使用農藥，作物產量的損失可以減少40%；同時，還可以減少作物本身因為抵禦病蟲害而產生的毒素，有利於人畜健康。
由此可見，市面上有些以“無農藥、無化肥”為幌子的偽有機農產品，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風險。
更何況，真正有機農產品的標準非常高，也絕不是單單“不用農藥”那麼簡單。
據媒體報道，2018年，山東某家專門從事蔬菜生產、銷售的公司，曾有幾年嘗試搞有機農業，但最終沒有堅持下來。該公司副總經理曾對記者說，“不用農藥、化肥，有了蟲子得人工用手捏死，人力、物力成本很高，而且蔬菜減產嚴重，防蟲做不好的話，甚至會導致整茬菜絕收。”
可見，所謂“無農藥，更健康”的論斷其實根本站不住腳。
農藥事關大國糧倉。
現如今，我國的農藥技術研發水平不斷提高，湧現出一批高效、低毒、綠色的產品。
例如，中化針對傳統殺蟎劑產品抗性日趨嚴重的問題，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藥創制品種——高效殺蟎活性化合物乙唑蟎腈“SYP-9625”。
大量田間試驗數據表明，“9625”對蟎類全生育週期均有效，但對人畜無害，對蜜蜂及害蟎相關天敵也無害，屬綠色高效產品。2017年，產品名為“寶卓”的“9625”正式上市，當年應用面積達1500萬畝以上。
而回到大眾所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根據農業農村部的監測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主要農產品例行監測合格率達到97.5%，沒有發生重大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此外，農業農村部還將加快修訂《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力爭將散戶納入法律調整對象。
未來，隨著土地流轉的持續推進，我國將有更多地區實現農業生產的大規模化，由此就可以有效規避部分小農戶不規範用藥的問題；再加上農藥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我國農藥產品必將成為大國糧倉的重要保障。
參考資料：
1.專訪“中間體衍生化法”之父劉長令：對農藥談之色變是偏見|徐路易，澎湃新聞，2019.3；
2.明末湖州稻作與災害防治問題——以沈氏《農書》為基礎的考察|周邦君，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7
3.紀錄片《農藥》|中央電視臺，2019.7
4.諾貝爾獎的一次失誤|葦笛文，今晚報，2001.5
5.《齊民要術》病蟲害防治技術與思想及其現代意義|殷萬元，2013.5
6.農業部發布農產品中的農藥殘留及安全問題問答|中國網，2012.5
7.農藥科研鑄豐碑——瀋陽化工研究院建院70週年擷英|胥維昌，中國農藥，2019.2
8.《寂靜的春天》|蕾切爾·卡遜，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9.專家：農藥使用不合理是農藥殘留超標的主要原因|李楠，新華網，2018.6
10.用客觀眼光評價農藥科學安全使用——訪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汪洋，中國農資，2015.7
11.多環節存漏洞 “有機”農產品竟然農殘超標|邵琨、林超，經濟參考報，2018.7
12.草莓專家揭開致癌農殘的真相|生命時報，2015.4
本文中除標明來源的圖片，其餘均來自網絡公開渠道，不能識別其來源，如有版權爭議，請聯繫公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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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許多地區都曾爆發過蟲害引發的饑荒事件，我國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也與“小蟲”密切相關，某些大規模蟲害饑荒甚至成為顛覆王朝、改變歷史軌跡的導火索。
為了防治蟲害、抵禦饑荒，農藥應運而生。而現代農藥、化肥和耕作方式的不斷改良，更是讓這個如今擁有77億人口的星球，能夠生長出足夠的小麥、水稻、玉米等作物，讓大規模蟲害導致的饑荒頻次大大降低，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不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藥產品卻因其安全性一次次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此時，“吃飽飯”不再是大多數人頭疼的問題，“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為農業發展新的主題詞。
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過一系列“毒農藥”事件，輿論幾乎“談藥色變”；諸如“純天然，無農藥，無殘留”等農產品營銷口號，也開始在網絡世界瘋狂傳播，引導著人們選購農產品的風向。
然而，“毒農藥”事件是否就意味著，使用現代農藥弊大於利？沒有農藥的世界真的會更好嗎？
近日，庫叔與幾位農藥專家們聊了聊，知道了不少大眾可能陌生但卻很有意思的結論。
文 | 雲賀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改變歷史的“小蟲”
想要客觀評價農藥的功與過，我們不妨沿著歷史的長河向前追溯，看一看沒有現代農藥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在現代農藥誕生之前，全球各地的人們就已經嘗試使用各類藥物，來防治蟲害。
在古代中國，農耕是歷朝歷代的立國之本，防治蟲害、保障收成可是關乎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大事。先輩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實踐，探索出不少利用“原生態農藥”或特殊耕作方式來增產避害的好方法。
北魏時期，中國傑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書中有載：可以利用篙、艾等菊科植物編制為容器，儲藏糧食，以此就能起到防治害蟲和滅蚊的效果。
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
南北朝時，南朝梁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為在農作物病蟲害高發的梅雨季節做好防治工作，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民習慣在夏至的時候，把菊葉燒成灰，然後撒在農作物上。這是因為菊葉灰裡含有一種殺蟲的化學成分——菊脂。
菊酯聽起來似乎陌生，還記得小時候經常點的蚊香嗎？主要驅蚊成分就是它！
不過，早期所謂的“農藥”，雖綠色環保，但其除害效用遠遠不能與今日的同類相比。一旦不能阻止大規模農作物病害爆發，時疫、饑荒帶來的一系列災難性後果經過層層傳導，往往成為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形態的重要導火索。
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爆發的“馬鈴薯大饑荒”了。
從1845年開始，愛爾蘭地區農地裡的馬鈴薯突然得了一種“怪病”，整株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開始腐爛。由於沒有合適的農藥，在此後的約5年時間裡，病害接連傳染。最終，共有約200萬英畝的馬鈴薯“生病”腐爛在地裡。
當時，馬鈴薯是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場災難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約有100多萬人死於這場災荒，還有100多萬人出逃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美國。
如今，造成這場饑荒的罪魁禍首已經查明，是一種被稱為晚疫病菌的卵菌。馬鈴薯得的病，也叫“馬鈴薯晚疫病”。
得了“馬鈴薯晚疫病”的馬鈴薯
蟲害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也不少。
在古代中國，據統計，從唐代中期到清代末期這1000多年裡，中原地區納入統計的嚴重蝗蟲災害就有500多次。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農民起義事件，最初均是與蝗災有關。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氣候反常，蝗災不斷。鉅鹿人張角領導農民揭竿而起，後被稱為“黃巾軍”，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各路英豪紛紛湧現，劉備、曹操嶄露頭角，於是有了後來的三國故事。
唐朝末年，黃河流域蝗災氾濫，加之賦稅有增無減，黃巢在今天的山東地區領導農民起義，成為繁盛唐帝國轉衰的關鍵事件。
難怪有人稱，在某些改朝換代的重要節點，這些小小的害蟲堪稱掌控著古代帝國興衰起伏的“神祕力量”。
此外，在現代農藥出現之前，人類防治病蟲時疫的能力也十分微弱。14世紀四五十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引發，最終奪走2500萬歐洲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紀中期，人工合成的有機氯殺蟲劑出現，標誌著人類進入現代合成農藥的新時代，加之化肥技術和現代耕作方式不斷進步，全球大多數地區才逐漸告別了大規模、高頻次的饑荒以及由蟲害引發的時疫。
2
現代合成農藥的功與過
20世紀30年代，瑞士化學家米勒發明了第一個人工合成的高效有機氯殺蟲劑——DDT。1948年，米勒憑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DDT及其發明者米勒
自此，以DDT為首的有機合成農藥，成為人類保護農作物不受病蟲草鼠害、實現糧食增產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作為醫療衛生用藥，DDT還曾在戰場上大顯身手。
據悉，在1943年，盟軍攻打意大利之時，內部爆發了蝨傳斑疹傷寒疫情。這時候，剛剛發明不久的DDT派上了大用場，大大緩解了這場疫病危情。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得知後十分重視，叮囑其在印度、東南亞戰場作戰的部隊要用DDT殺蟲。
然而多年以後，DDT的大量使用卻引起了極大爭議。原因在於——
DDT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在用藥6個月後的農田裡，仍可檢測到其蒸發的跡象；
DDT還極易在人體和動物體的脂肪中蓄積，甚至進入到人和動物的生殖細胞中，改變遺傳物質DNA，這無疑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同時，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災難性的，大量無辜的鳥類和昆蟲慘死其手。
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曾在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劇毒農藥帶來的這種破壞：“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
《寂靜的春天》英文版，蕾切爾·卡遜著
可以說，在DDT廣泛使用的幾十年時間裡，整個人類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好在充分認識到DDT所帶來的危害後，人類的糾錯還算及時。
針對圍繞DDT獲諾獎引發的輿論爭議，1997年，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評委會公開回應，在今後的評獎中，應把諾貝爾獎頒發給那些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發明創造，以及那些沒有爭議的發明和成果。
我國在1982年就將DDT的適用範圍限於應急病媒防治、三氯殺蟎醇生產和防汙漆生產等極少的領域。2009年，國家原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國境內生產、流通、使用和進出口DDT，只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才能將DDT用於病媒防治。
3
被“妖魔化”的農藥毒性
雖然以DDT為代表的大部分高毒性農藥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留給人們的心理陰影不可謂不大，這是導致如今輿論場上“談藥色變”的原因之一。
如今，人們說起農藥首先想到的也是高毒性毒藥，市面上流通的一些私人農作物產品，也往往以“不打農藥、沒有殘留、純天然有機”為最大賣點。
那麼，現代農藥本身的安全性如何呢？
首先，從大眾最為關心的農藥毒性來看，現代農藥與多年前在市場上廣為流通的高毒性產品已經大為不同。具體來說，由於化學成分和藥劑作用原理的改良，現代農藥產品的毒性不僅大大降低，還能達到“用量少效果好”的目的。
據中化國際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劉長令介紹，現代農藥主要是指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殺鼠劑、植物生長調節劑等五大類。
而目前我國農業中所使用的農藥，有98.6%為中低毒性的，只有1.4%是高毒性的，且這1.4%的農藥使用是要經過嚴格限制的。
“如果進行毒性測試，會發現很多農藥的急性經口毒性比酒精、牙膏的毒性都要低。”劉長令說。
比如，以大鼠急性經口半數致死量（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大）為標準，氯化鈉（即食鹽）的LD50是3750mg/kg，人類每天食用超過20克氯化鈉，長期下來就會對身體有害。相比之下，現在使用的部分農藥，LD50比食鹽還要低，在食物中的殘留量甚至低於0.05mg/kg。
也就是說，許多令人談之色變的高毒性藥已經被淘汰，退出正規市場了，目前上市的正規農藥品種都屬於高效、低毒、低殘留。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也是農藥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介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農藥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普遍建立了農業登記和淘汰退出制度。
也就是說，申請登記的農藥產品，只有經農藥登記部門科學評價，證明其具有預期效果，對人畜健康或緩解無不可接受的風險後，方可取得登記。
我國對於農藥生產和登記上市，更是有著極為嚴格的制度。
農藥在登記前，要進行大量嚴苛的安全試驗，在評估過程中，任何一項出現問題都不會允許上市。此外，絕不批准存在致癌致畸等安全隱患的產品登記。
更重要的是，在農藥研發過程中，安全試驗不單單針對人體健康，還要評估藥品對於周邊環境的影響。上至空氣中的飛鳥和昆蟲，下至耕田和地下水，通通需要納入考核範圍。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成員曾公開表示，在我國，農藥經登記後可在哪些指定作物上使用，以及每一種農藥如何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包括允許使用的作物、農藥品種和劑型、使用時間、使用方法、使用次數、使用量、使用間隔期、安全間隔期等。
農藥研發生產需經過層層試驗把關
而在具體使用環節，2015年，原農業部下發了《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要實現“零增長”，就要依靠技術進步，在保證產量的情況下，限制農藥的使用量。
可喜的是，2017年，我國農藥使用量連續三年減少，提前實現了預期目標。
而在普通百姓最關心的農藥殘留方面，我國更是執行一套嚴格的標準。據悉，我國在制定殘留標準時，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係數，因此殘留標準具有很大的保險係數。
舉例來說，如果食品中某農藥殘留量為50mg/kg時，可能會出現安全風險，那麼就會將殘留標準定為0.5mg/kg。所以從理論上講，即使誤食殘留超標農產品，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小。
“有殘留是正常的，但有殘留不等於不安全。”劉長令說。
中化集團化工事業部副總裁胥維昌、美國普度大學農業與生物系食品工程專業博士雲無心等專家認為，在討論如何去除農藥殘留之前，應明確一點常識：即“檢出農藥殘留”跟“危害健康”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說，任何農藥都需要達到一定的量才會產生危害。
在很多時候，農藥殘留的影響在想象中被誇大了，農藥被妖魔化了。
4
毒農藥事件“毒”在哪？
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現代農藥毒性已經大大降低，為什麼近年來全球各地還會出現一系列“毒農藥”事件呢？
2017年8月-10月這三個月期間，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亞瓦特馬爾縣，棉農在地裡噴灑農藥過程中未戴防護，由此發生農藥中毒事件，最終19人喪生。
2018年9月，烏克蘭國家食品安全消費者保護部發布消息稱，烏克蘭西部捷爾諾波爾州的一村莊，有179人中毒，可能是飛機在附近田間噴灑農藥所致。
近年來，我國個別地區也出現過“毒大蔥”、農藥殘留超標等社會影響很惡劣的事件，讓本就對農藥毒性心存懷疑的民眾更加“談藥色變”——
比如，山東“毒大蔥”事件。
2017年8月，山東壽光的100多隻羊在食用大蔥葉後死亡。隨後，當地衛生檢疫站在養殖戶用來餵羊的大蔥葉中發現了禁用農藥成分——甲拌磷。據悉，造成羊中毒的這批大蔥，是壽光一個大蔥收購商從瀋陽購進的。
比如，茶葉農藥殘留超標事件。
茶葉是農藥殘留超標的“重災區”之一。2015年，我國臺灣地區的食品藥物管理署確認33件茶葉農藥殘留超標，導致全臺共下架封存違規茶葉超過35噸。2018年，江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佈的第36期食品安全監督抽檢信息顯示，在21批次的茶葉及相關製品中，有三批次的茶葉被檢測出草甘膦值超標。
以至於有網友大呼“以後還能不能好好喝茶了？”
為了抵禦“毒農藥”可能帶來的侵害，坊間出現了不少去除農藥殘留的“民間藥方”：長時間浸泡、超聲波機器清洗等等。
另外，主打“無農藥、無化肥”的所謂有機產品在網絡上銷路火爆，誓要將農藥產品打翻在地。
事實上，雖然全球各地的農藥使用方法和產品品質大相徑庭，但僅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細究一系列“毒農藥”事件發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會發現：
不規範、不科學的使用方法以及不符合標準的偽劣農藥產品，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2018年6月，農業農村部農產品質量安全專家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見和最主要的原因是農藥使用不合規。
比如，在農業生產實際中，有個別農戶會在蔬菜等作物上使用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農藥，“毒大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再比如，超量、超範圍使用合規農藥，或使用農藥後不到安全間隔期就採收，也會導致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現象的發生。
“按照有關規定，作物用藥15天之內（安全間隔期）是不可以採摘的。但是在此過程中，難免有些農戶受利益驅使，在農藥尚未完全降解或分解的時候，就將作物採摘下來進行售賣。”胥維昌表示。
另外，假冒偽劣產品也是禍根之一。
據悉，在正規農藥市場，高毒性的藥品的比例已經極小，且受到嚴格管控。然而，仍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以低價為誘餌，售賣偽劣農藥產品，這些產品的安全性沒有任何保障。
可見，想要防範“毒農藥”事件，加強管理才是關鍵。
雖然不少民眾對於農藥還存在片面認識，現代農藥在技術和管理方面也的確還有進步空間，但退一萬步想，真得不用農藥了，世界真的會變得更好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要認識到農藥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在吃不飽的時候，沒有農藥就沒飯吃。現在有飯吃了，人們開始考慮農藥帶來的風險，這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現代農業對農藥的剛性需求。”劉長令對記者表示。
且不講前文裡說的那些改變歷史的蝗蟲災害和大規模蟲害時疫，就是在沒有現代農藥的情況下發生的，單是看一看現在全球急速膨脹的人口基數，就會明白：一定程度上，是農藥在“養活”人類。
聯合國祕書處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發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重點》報告指出，目前全球總人口為77億，預計到2030年會增加到85億，到2050年會達到97億，到本世紀末很可能達到近110億的峰值。
但如果沒有農藥，根本養活不了全球這麼多人口。
央視日前播出的紀錄片《農藥》中，就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
*在美國，殺線蟲劑使得甜菜增產175%。
*在巴基斯坦，甘蔗殺蟲劑可以提高30%的產量。
*在加納，殺蟲劑讓可可的產量翻了三番。
*在菲律賓，除草劑讓水稻增產了50%。
……
實驗證明，沒有農藥，如今農作物的普遍損失為30%—40%。而對於一些作物來說，一旦遇到纖飛性害蟲和流行性病害大爆發，損失可能高達80-90%。
現代農藥助力瓜果豐收
值得一提的是，農藥不僅是作物增產的主要手段，還是保護人類健康的好幫手。
世界糧農組織（FAO）曾有一項統計表明，通過合理地使用農藥，作物產量的損失可以減少40%；同時，還可以減少作物本身因為抵禦病蟲害而產生的毒素，有利於人畜健康。
由此可見，市面上有些以“無農藥、無化肥”為幌子的偽有機農產品，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風險。
更何況，真正有機農產品的標準非常高，也絕不是單單“不用農藥”那麼簡單。
據媒體報道，2018年，山東某家專門從事蔬菜生產、銷售的公司，曾有幾年嘗試搞有機農業，但最終沒有堅持下來。該公司副總經理曾對記者說，“不用農藥、化肥，有了蟲子得人工用手捏死，人力、物力成本很高，而且蔬菜減產嚴重，防蟲做不好的話，甚至會導致整茬菜絕收。”
可見，所謂“無農藥，更健康”的論斷其實根本站不住腳。
農藥事關大國糧倉。
現如今，我國的農藥技術研發水平不斷提高，湧現出一批高效、低毒、綠色的產品。
例如，中化針對傳統殺蟎劑產品抗性日趨嚴重的問題，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藥創制品種——高效殺蟎活性化合物乙唑蟎腈“SYP-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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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到大眾所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根據農業農村部的監測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主要農產品例行監測合格率達到97.5%，沒有發生重大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此外，農業農村部還將加快修訂《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力爭將散戶納入法律調整對象。
未來，隨著土地流轉的持續推進，我國將有更多地區實現農業生產的大規模化，由此就可以有效規避部分小農戶不規範用藥的問題；再加上農藥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我國農藥產品必將成為大國糧倉的重要保障。
參考資料：
1.專訪“中間體衍生化法”之父劉長令：對農藥談之色變是偏見|徐路易，澎湃新聞，2019.3；
2.明末湖州稻作與災害防治問題——以沈氏《農書》為基礎的考察|周邦君，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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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專家：農藥使用不合理是農藥殘留超標的主要原因|李楠，新華網，2018.6
10.用客觀眼光評價農藥科學安全使用——訪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權|汪洋，中國農資，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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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製：蘇會志
監製：夏宇
責編：戴麗麗 李逸博
編務：黃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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