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元初，煙臺地區興起了全真道，全真道後來成為中國北方聲勢顯赫的最大道派，曾經成就了中國道教史上的一個輝煌時代，至今仍對中國的道教和哲學界產生著重要影響。全真道雖然是陝西人王重陽創立的，但只能說關隴文化培育出了一顆優良的種子，王重陽在關中傳道的七八年裡，只收了兩三個弟子，沒有多大作為，因為當時的關中沒有適合新道思想生長的土壤。王重陽來到煙臺地區傳道，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就發展了“三州五會”，道眾達幾萬人。王重陽還在煙臺這片土地上發現、培養了七位弟子，即“全真七子”，從而使全真道在全國得以振興。可以說，煙臺地區為王重陽創立的全真教提供了理想的發展空間，這裡才是全真道名副其實的發祥地。
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濃眉大眼，長鬚飄飄，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他氣豪言辯，既有容人的雅量，也有豪俠之氣，因為家業豐厚，常常賙濟窮人。金大定元年(1161年)，王重陽拋妻棄子，開始出家修道。他從陝西咸陽的大魏村搬到了終南山劉蔣村居住，有的時候睡在冰面上、雪堆裡，有的時候在鬧市中討飯，有的時候在斷牆上題詩，不斷地顯示他的神異，可是當地人並不理解他的做法，更談不上羨慕和崇拜，反而當他是個瘋子，常常叫他“王害風”。在終南山修道的七八年裡，他只收了史處厚與嚴處常兩位弟子，只結交了和德瑾與李靈陽兩位同道，主要因為王重陽所傳的道教是新興教義，他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宣傳“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可當時陝西終南山一帶教派老化，而且一派獨大，思想保守，當地的文化傳統又缺乏開放、多元的觀念，所以道徒和百姓對三教合一的新教不容易接受。為了傳播新教，王重陽把目光投向了山東沿海，也就是今天的煙臺地區一帶。長期以來，這一地區不但具有深厚的道教文化傳統，而且沾溉了齊魯之風，佛教思想也一度流行，多種文化並存並榮。應該說，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氛圍，給了王重陽以極大的吸引力。
秦漢時期，由於秦始皇和漢武帝大規模的尋仙求藥活動，煙臺地區的仙道文化有了很大發展。神祕而充滿幻想的神仙和仙島的傳說，秦皇、漢武東臨煙臺祭海求仙尋長生不老藥的故事，富有想像力、超然浪漫的文化傳統，數以萬計的方士都對煙臺仙道文化的出現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深厚的仙道文化傳統在煙臺地區傳承下來，影響了一代代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北宋時期，道教狂熱的信徒宋徽宗掀起了崇道高潮，這時，一個以昆嵛山為中心的道教文化重鎮在寧海州(州治今煙臺牟平)興起，成為膠東濱海地區繼嶗山之後的又一個道教文化中心。昆嵛山位於寧海州與登州交界處，既有山海相連的秀麗風光，又有神仙道教的文化底蘊，歷來就是膠東半島仙道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在王重陽來到昆嵛山之前，還有李無夢、唐四仙姑等道士、女冠在這裡修道。很久以來，昆嵛山一帶就流傳著麻姑信仰，麻姑是傳說中著名的女壽仙，民間傳說每年的三月三，王母娘娘舉辦蟠桃盛會，麻姑都要用靈芝釀酒前去祝壽，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麻姑獻壽”。在鄉間，為男子祝壽，壽堂擺的是“南極仙翁”，為女子祝壽，就要擺麻姑了。昆嵛山原名叫做姑餘山，就是因為麻姑在這裡修道成仙、餘下此山而得名的，後來訛傳成了昆嵛山。唐末五代時期，山中就有了麻姑冢，建起了麻姑廟。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封麻姑為“虛妙真人”。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又賜麻姑的居住地為“顯異觀”。從此以後，麻姑成為長壽、健美、聰明、正直、純潔的象徵，更加受到當地人的崇拜。每年四月十五麻姑昇仙的日子被定為廟會，後來還成為膠東地區最大的廟會。
昆嵛山頂峰俗稱“麻姑頂”，相傳是麻姑得道的地方。這裡峰巒迭嶂，林密草茂，山石嶙峋，怪石橫生，的確是一塊寶地，因此引來麻姑修煉。據說麻姑修仙後，念念不忘昆嵛山百姓的舊情，處處為昆嵛山人造福，用來製衣的蠶種就是麻姑施捨的，人們非常敬仰和愛戴她。麻姑給王母娘娘祝壽這天，山裡人紛紛做壽桃，敬獻給麻姑。至今許多刺繡工藝和藝術品裡，人們仍然可以領略到麻姑手擎壽桃、騰雲駕霧、仙袂飄飄為王母祝壽的美麗形象。到了金代，麻姑信仰依然盛行，傳說王重陽的大弟子寧海人馬鈺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麻姑賜給她一粒金丹吞服，醒來後就生下了馬鈺。從馬鈺後來在一些贈給道姑的詩詞中可以看出，他常常把麻姑作為道姑們修行的目標和榜樣，可見麻姑在當地的深入人心。麻姑信仰在昆嵛山一帶的廣泛傳播，使昆嵛山成為一座道教名山，這同樣為後來王重陽以昆嵛山為中心發展全真道營造了良好的仙道氛圍。
漢魏以後，佛教思想也在煙臺地區廣泛流行。隋朝時期，昆嵛山開始修築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寺廟，如六度寺。到了唐代，昆嵛山的無染寺達到了最興盛時期，擁有僧眾近百人，田產數萬畝，號稱膠東第一名剎。始建於唐代的蓬萊閣景區內的彌陀寺也是當時膠東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除此之外，唐後期“會昌滅佛”之前煙臺地區還建立了諸多寺廟，像開元寺(登州城內，唐開元中建)、寶堂寺(龍口市黃城東北)、千佛寺(福山城西北)、盧山寺(牟平城東)、龍興寺(萊州城東南)等等。北宋中後期，最高統治者對昆嵛山的甘泉寺比較關注，治平二年(1066年)宋英宗敕賜廣潤院碑就是一個例子，寺廟的活動使煙臺地區浸潤了深厚的佛教傳統。煙臺地區的儒學傳統雖然比不上鄒魯之鄉來得深厚，但是也不乏儒學大師的遺風餘韻。東漢大儒鄭玄曾經在東萊客耕、收徒講學，慕名而來的學徒有數千人。北宋元豐八年(1089年)，蘇軾調任登州知軍州事。雖然因進京任禮部員外郎在登州只有五日的政績，但是對登州人民的影響卻是很大的，登州人民為紀念他特地在蓬萊閣旁邊建了一座“蘇公祠”。由於地處齊魯之東，再加上儒學大師們對煙臺當地百姓的影響，所以儒家孝謹、溫良、恭儉、謙讓等各種倫理觀念在這裡有一定的根基，難怪人稱煙臺一帶“民俗敦厚，無異鄒魯”。
正是這樣一種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傳統，儒釋並存，開放包容多種文化的區域氛圍，加之物產豐富，教育發達，交通便利的有利條件，吸引了王重陽的到來，為他在這裡落腳紮根提供了適宜的生存土壤，同時為全真教在煙臺的興起提供了理想的佈道環境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