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一成：文天祥的“自述”與“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編纂為中心'

文天祥我在宮裡做廚師宋朝乾隆福州清朝讀書通州日本台州於文雍正福建江西福安文山古籍 2019-09-18

為宋王朝殉節而死的狀元宰相文天祥，其生命價值取向被後人廣泛稱讚，甚至有人認為文天祥的客觀存在是宋代士大夫政策的最後的絢麗篇章。此前，筆者曾撰文探討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對文天祥能夠作出怎樣的評價，①同時一併指出作為今後課題之一的便是文天祥全集的編纂問題。

獲悉文天祥言行等信息的最基本的史料，無疑是收錄在其文集中的本人的作品，特別是其中的《指南錄》《指南後錄》《紀年錄》《集杜詩》等。上述著作詳細記錄了從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二日，文天祥前往駐屯在臨安城郊外皋亭山的伯顏軍營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在大都受刑處死這一期間他的言行。顯而易見，上述這些著作都不是在正常情況下寫就的。《指南錄》收錄有“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準確紀年的後序，內容是文天祥從皋亭山被裹挾北行，途中在京口脫身，再從通州出海，由海路至台州登陸，其後再經陸路從溫州至福州福安這一行程的具體描述，這篇後序極有可能是在福建福州寫成的。此外，記錄文天祥成為元軍俘虜之後，截至投入大都牢獄這一期間事蹟的《指南後錄》，以及在獄中寫成的《紀年錄》《集杜詩》等，它們是如何從大都的牢獄之中傳出，並最終被收入一般認為是在江西廬陵刊刻的《文山先生文集》之中的呢？其不明之處甚多。

本文首先簡單地介紹迄今為止的關於文天祥文集版本的研究成果，接著探討文天祥大都獄中之書的編纂與流傳。中國的相關基礎性研究多利用在日本很難見到的珍稀版本以及各種族譜等，故在具體細節的考證方面，供筆者進一步研究的餘地幾乎沒有。

一、文天祥文集的版本與流傳

最新的文天祥傳記研究當為俞兆鵬、俞暉合著的《文天祥研究》②。在該書第十章第一節“著作流傳”中，作者列舉了現存文天祥文集二十四種，以及包括單刊在內的文天祥著作近六十部。關於現存《文山先生文集》的版本系統，前人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最簡單明瞭的是由劉德清先生執筆的《宋集珍本叢刊》第八十八冊明景泰刻本《文山先生文集》(17卷，別集6卷，附錄3卷)之解題，姑引其文如下：

文天祥全集在宋代未及刊行，入元，始由其孫文富編為五十卷，刻板傳世(清同治版《富田文氏族譜》引乾隆《文氏通譜信國公遺翰》)，但傳本極少，亦未見他書著錄。元貞二年，文天祥故里刻《文山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大德元年又刻《後集》七卷，世稱道體堂本。元人劉壎《隱居通議》卷十二詳載其事。道體堂原刻雖在明清之際散佚，但其跋語九條卻賴後世刻本得以傳存，道體堂本亦為後世各《文山集》之祖本。據《繡谷亭薰習錄》載，明、清兩代，世人敬慕文天祥忠義氣節，其詩文刊本多達二十餘種。又據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考證，明、清刻本儘管版帙繁多，追遡其淵源，可謂“一個源頭，兩個系統”，即諸刻同源於“道體堂本”，又大體分成景泰本、家刻本兩個系統。景泰本系統有景泰本、正德張祥本、嘉靖鄢懋卿本、張元諭本、萬曆胡應皋本、崇禎鍾越本、崇禎間張起鵬刻本等。家刻本系統由文氏家族翻刻，蓋發端於文承蔭刻本，現存有嘉靖間無名氏刻本、萬曆二十八年蕭大亨刻本、萬曆崇禎間無名氏刻本，家刻本系統普遍存在編次欠審、校勘不精的缺點，其價值低於景泰系刻本。清代刻本雖多，但都是明刻的翻版，而以家刻本為主，其中雍正三年文氏五桂堂刻本影響最大，一再翻刻，但該本仍然沿襲著明家刻本之誤。究觀《文山集》諸刻，其初衷本為表彰忠義氣節，往往致力於文集之編刻與附錄資料之累積，而忽視遺文蒐集及版本比勘。可以說，《文山集》迄今尚無一完善之本。

此本由韓雍、陳價刊於景泰六年，前有韓雍、韓陽、錢習禮、李奎序，又有道體堂本二序。據韓陽等序，知此刻所據為尹鳳岐居館閣日鈔本，經轉運使陳價校勘、編次，又呈正於江西巡撫韓雍，遂得鋟梓傳世。又據卷首道體堂本序後所載跋語：“《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予合而為一，姑存二序於此。”則系合道體堂本前、後集為《文集》十七卷。同時，又“訪求遺稿，編次成帙”，為《別集》六卷；又輯“名公所述傳記哀輓”，為附錄三卷(李奎《文山先生別集序》)。則此本系據道體堂本重編，並有所增補。道體堂刻板於明初失傳，其本亦於明清之際散佚，景泰刻本遂為現存《文山集》最早之版本，亦是後世諸刻之祖本。③

目前，日本最容易閱讀、利用的是以明嘉靖三十九年張元諭刻本《文山先生全集》為底本，並參考各種版本而進行了校勘的熊飛等編集、校點的《文天祥全集》④，這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本文所引《文山集》之原文即依據此整理本。

如上所述，現存文天祥文集的祖本即已經散佚了的道體堂本；同時可知有助於考察道體堂本的主要線索為：景泰本所收錄的道體堂本之兩篇序文，以及從卷三“御試策一道”至卷十二“大使司回”中標註為“道體堂謹書”的九條或長或短的按語。而且，上述按語被以《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為主的各種現存文天祥文集所承襲和收錄。

二、關於道體堂本

下面，我們來考察一下道體堂本兩篇序文的主要內容。首先，標註有“元貞二年(1296)太歲丙申冬至日道體堂謹書”之具體日期的第一篇序文，其文如下：

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隨筆》凡數十大冊，常與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太師革齋先生手澤，共載行橐。丁丑歲，猶挾以自隨，一旦委之草莽，可為太息。今百方搜訪，僅僅有此。因自寶祐乙卯後，至鹹淳甲戌止，隨門類略譜其先後，以成此編。雖首尾粗備，而遺佚者眾矣。如詩一門，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選體更多，今諸體所存無幾，而選幾絕響，更可浩嘆。至如場屋舉子之業，自有舊子黃冊板行。又如《年譜》、《集杜》、《指南錄》，則甲戌以後之筆，不在此編。其曰《吟嘯》者，乃書肆自為之名，於義無取，其實則《指南》別集耳。因著其說於集端，以諗觀者雲。⑤

此序文有三點值得關注。第一，文天祥常常隨身攜帶著作原稿、文書的相關記述。當時的一般官員常常隨身攜帶表明自己身份、地位的官文書如告身、敕黃、印紙歷子等。⑥“累奉御札”“告身”是上述所謂的官文書。文天祥其他隨身攜帶的還有包括詩文在內的十數冊《文山隨筆》，這些後來成為文集中的重要著作。第二，道體堂本中有確切紀年的篇帙只收到鹹淳十年為止，其後的則沒有收錄。由此可知，道體堂本相當於景泰本的卷一之“詩”至卷十七之“樂府”“上梁文”“公牘”“文判”等，別集卷一之《指南錄》至卷六之《紀年錄》則在道體堂本之外。第三，序文表明文天祥隨身攜帶的行李曾在“丁丑歲”即1277年散失，其事恐怕發生於元軍猛烈進攻的該年八月之後。

且來看看文天祥的具體行蹤：1277年的上半年，文天祥與江西各地蜂擁而起的義軍互相配合、策應，收復了贛州會昌縣，隨即北上，在雩都縣打敗元軍，遂進入興國縣。然而，兵鋒在此受挫，且在贛州和吉州的攻城戰中敗北，後向吉州東北方向的永豐縣轉移，又與南下蒙古大軍遭遇，被迫轉移至離吉州與贛州交界處不遠的空坑村，在這裡文天祥一側一敗塗地、潰不成軍。由於失散的妻子被元軍俘獲、部下的不斷犧牲以及身邊人的機智，使文天祥孤身一人得以脫逃。將行李“委之草莽”，恐怕就在這個時候。從現在的地圖上看，空坑村直線距離文天祥的故鄉吉安市富田鎮僅四十公里。雖然其間有幾座山嶺，不能作簡單的對比，但廬陵縣城距離富田鎮也只不過大約五十公里。對道體堂本的編纂者而言，文天祥的手稿並不是遙遠且行蹤不明之所在。

接著，考察大德元年丁酉(1297)中秋日之第二篇序文，其文曰：

文山先生文集既繡諸梓矣，然散佚尚多，其為人所什襲者，間復出焉。今隨所得編類如前，為後集。更當訪求，陸續入集雲。⑦

由上可見，距離前集刊行不到一年的時間，後集即得以編纂、刊行。

此外，景泰本在採錄了道體堂本《文山先生文集》兩篇序文之後，空兩字記雲：“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子(予)合而為一，姑存二序於此。”之後又附加雙行小注雲：“以上俱舊集所載。”⑧如果沒有此雙行小注，似可簡單地認為景泰本首次將道體堂本前、後集合為一集而刊刻、印行。但“舊集”究竟指何本？而“俱”字是否包含道體堂序和“合而為一”云云之註記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呢？關於景泰以前的刊本，除了事實上尚不能確認的文富編五十卷本外，其他則不存在。

從上節劉德清的景泰本解題中，可知韓陽的序文中提及《文山集》的抄本。其抄本有兩個。第一，在韓陽父親韓經的藏書中，存在韓陽祖父的手抄本二帙，但這個抄本不是完本，且在第二次的火災中付之一炬，化為灰燼。附帶說一下，韓經是紹興人，乃韓琦的十二世孫。另外一個是以景泰本為底本、翰林侍讀尹鳳岐的抄本。尹鳳岐在館閣任職時抄錄了館藏的完本，後按察副使陳價在吉州從尹鳳岐處借出並刊刻。如果尹鳳岐抄本是匯合道體堂本前、後集而抄錄，那麼這個抄本就是所謂的“舊集”，這與雙行小注之間並不存在矛盾，且從邏輯上來看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上述也只不過是猜測而已。

至於道體堂的名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文山集》條雲：“……世稱道體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體堂觀大水記，⑨稱自文山門入，過障東橋，為道體堂云云，則是堂本其裡中名勝，而鄉人以為刊版之地者也。”作為文天祥之號由來的文山是鹹淳七年(1271)文天祥建立新家之處，位於“廬陵南百里”。文天祥擬在四十三歲時辭退，從而過上退隱山林之舒適生活，但當獲知“江上有變”(襄陽危急、蒙古大軍南下)之際，立即中斷工程，故新家僅僅建成了廳堂。⑩綜上可知，道體堂是作為《文山先生文集》的刊刻之地而使用的，目前尚無記載表明其間的具體人物關係，且以往的研究中也未涉及。下面，筆者對此作出一些推測，以供參考。

如前所述，文天祥文集中存在數條“道體堂謹書”的按語，在最初的卷三“御試策一道”中，該按語用簡短的文字，描述了殿試時的文天祥參加科舉考試的情形，栩栩如生地再現了他因吃河魚而飽受食物中毒之苦的情景。同卷《己未上皇帝書》，是文天祥結束父親守孝期滿後剛出仕的上奏文，其中小注記述了得到狀元及第的恩典後，如何補行“門謝”(11)；最終得到恩典，文天祥被授予祕書正字。文中引用了授予祕書正字之誥辭中的部分文字。這表明，道體堂也回收了行蹤不明的、原在文天祥行李之中的“累奉御札”“告身”等官文書。而在身邊親眼目睹文天祥被授予祕書正字的人，正是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如前稿所論，與兄長文天祥一起參加寶祐四年殿試的文璧，為了看護父親的病體，不得不中斷考試，最後沒有進士及第。因此，守孝結束後的開慶元年，文璧與兄長一起進京，兄長積極謀求補行“門謝”，而他則積極準備殿試，並最終成功進士及第。

總而言之，可以說道體堂本與文璧的關係非常緊密。如下文所述，辛未(至元十八年，1281)之夏，前一年已滯留在大都的文璧，與獄中之兄文天祥所託付的著作一起南歸，其時收到文天祥的一封遺書：死後墓所的位置、形制以及請求鄧光薦撰寫墓誌銘等。(12)文璧於大德二年(1298)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即後集刊行的第二年。劉嶽申在《文璧墓誌銘》中寫道：“又求丞相遺文而傳之梓”(13)，由此可基本肯定文璧主導了道體堂本的刊行。在文璧周邊理解其出仕元朝的人士非常多，但以自己的名字來編纂為大義殉難而死的兄長的文集，則多少有些躊躇。

那麼，德祐以後的著作又如何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江西副使陳價、廬陵處士張祥先後刻之，附以《指南前錄》一卷、《後錄》二卷，則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入元營，間道浮海，誓師閩粵，羈留燕都，患難中手自編定者。《吟嘯集》則當時書肆所刊行，與《指南錄》頗相復出。《紀年錄》一卷，亦天祥在獄中所自述，後又復集眾說以益之。惟《集杜詩》以世久單行，未經收入。”關於最後的《集杜詩》，陳價景泰本之別集卷五為集杜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論乃指張祥刻本，關於此點，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一文已詳述。(14)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道體堂本確實沒有收錄《指南錄》以下諸書，此問題容下節進一步探討。

三、獄中書的南傳

本節主要探討《指南錄》《指南後錄》《吟嘯集》《集杜詩》等是如何寫成的？其間又經歷了什麼？以至於我們今天還能夠讀到它。首先，對下面一條關於獄中書的記載加以考察。

《紀年錄》(《文天祥全集》卷十七)辛巳(至元十八年，1281)之註文雲：

正月元日，公為書付男陞。公在縲紲中，放意文墨，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為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為絕句二百首，且為之敘。其詩自五羊至金陵為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璧歸。(15)

在文天祥寫了一封書信給養子文陞的記述之後，接著寫道：文天祥獄中的詩文在北人中爭傳，同時文天祥將這些篇帙託付給其南歸的弟弟文璧。此外，據上文可知文天祥曾自編自己辛巳之年為止的詩文為五卷。稻垣裕史先生認為，“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為五卷”，其五卷即為《指南後錄》(16)，主要旁證史料為劉嶽申《文丞相傳》中所云“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為詩，有《指南前後》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17)。順帶說一下，管見所及，現代通行本的《指南後錄》從卷一(上、下)至卷三，只有三卷。如果文天祥自編之五卷者為《指南後錄》，而其後文中所云“自五羊至金陵為一卷”之一卷，顯然是《指南後錄》之卷一(《文天祥全集》為卷一下)，因此相關表述顯得重複、累贅。同時，根據文天祥庚辰年正月十二日的自注(見《指南後錄》卷一末尾)，可知在文天祥《指南錄》以後的詩文中，《過零丁洋》以下曾在惠州與後錄本合為一卷。此外，《指南後錄》的內容因刊刻時間、版本的不同而差別較大，將上述記載與現行諸本詳細地一一對應，加以比對、分析，則非常困難。與“文”相對的是“詩”，筆者認為《集杜詩》二百首一卷、《指南後錄》一卷、《指南錄》三卷，故可籠統地記為全“詩”五卷。但是，在文璧南歸的辛巳之夏，《指南後錄》卷二已經存在，這與《指南後錄》僅有一卷的記載明顯存在衝突，容後日詳考。不管怎麼說，即使不是獄中書的全部，依然可以確定：在文天祥受刑的前一年，獄中書隨著文璧的南歸而南傳。

俞兆鵬、俞暉的《文天祥研究》一書，在論述文天祥著作的流傳時，呈現了上述之外的、與眾不同的獄中書的流傳，可資參考。首先，嚴格地說《指南錄》並不是獄中之書。關於此書，在文天祥從廣州押往大都之際，將如前所述相當於現在通行本《指南後錄》卷一上的文稿在惠州交給其弟弟文璧，同時也將不完整的《指南錄》交給了文璧。除此之外，“將親手書寫的《指南錄》兩冊，一冊贈予鄧光薦，一冊送給另一位友人宋行朝兵部官員曾宗甫”(18)。又，《指南後錄》卷一上在文天祥離開廣州北上之時，已贈送給惠州教授謝崔老。(19)此外，龔開的《文丞相傳》中有文字雲：“僕見青原鄧木之(榆)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謄本，取其首末為傳”，詳細介紹了《紀年錄》的相關情況。(20)閱讀龔開的《文丞相傳》之後，可以發現其的確是《紀年錄》的節錄，可見龔開並沒有讀到現行《紀年錄》所付之註文。

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一書在探討獄中書之時，還對文天祥受刑犧牲之後，蒐集其骸骨、鬚髮等使之歸葬故里的張弘毅展開了論述。(21)張弘毅，字毅甫、千載或千載心，文天祥摯友，與文天祥一起北行至大都。文天祥認為食元朝之官飯為不潔，所以張弘毅天天為文天祥送飯。在《集杜詩》壬午(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的自注中雲：“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後世史料亦有將張弘毅的字寫作“千載”，而《文天祥全集》卷二有“拜羅氏百歲母之明日，主人舉酒，客張千載心賦詩。某喜，贊不自已，見之趂韻”之小序的詩歌，可見其字為“千載心”。張弘毅蒐集文天祥骸骨、鬚髮等南歸的記載，《宋史》本傳以及早期的文天祥傳均未記載。例如，劉嶽申《文丞相傳》雲：“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弟璧。始終未嘗一食官飯”，未見張弘毅之名。《紀年錄》的各條註文中亦未提及此事。但是，同時代的王炎午在文天祥的祭文中寫道：“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發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22)這篇祭文具有特別的意義，容後文詳述之。在後代，將此逸聞推而廣之的則是陶宗儀《輟耕錄》卷五“隆道友”，並進一步在遺骸、遺發等基礎上，添加了《集杜詩》等遺文，使之一起南歸。此外，明楊士奇《書集杜詩前》《題文山集杜句》兩文，(23)最早指出《集杜詩》文天祥自注中的“千載心”即“張弘毅”。楊士奇是廬陵的南鄰、吉安府泰和縣人，可能獲得了《輟耕錄》等之外的獨家資料。

誠如前引《文天祥研究》一書中所言：“還在文天祥生前，他的著作就已被人收藏並逐漸流傳”(24)。除上文所引《紀年錄》辛巳之註文外，壬午之註文中亦有“公囚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戶”云云，可以想象文天祥的詩文正是通過他們之手而得以流傳。

四、關於《指南錄》

嚴格來說不算獄中書的《指南錄》在1227年的吉州空坑曾一度遺失，在文天祥的手裡只有殘本。其後，在大都獄中，如何對其增補，目前尚未發現這方面的記載。但如前所述，在文璧受託之書中存在《指南錄》三卷。與其他獄中書不同，顯示其獨特的流傳方式的刊本目前仍然存在。

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有被認為是南宋刻、元初印的《新刊指南錄》四卷(其中附錄一卷，共兩冊)。該本據說是陸心源的皕宋樓和毛晉汲古閣舊藏本。(25)《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記載其版本信息如下：

版式：左右雙邊(15×10.7釐米)，有界。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版心線黑口，黑魚尾，重疊字處用“又”。遇宋諱字及宋朝處，頂頭空一格，備考。其書為入元后刊行，故北兵、文天祥等字眼均被挖空。本書被列入史部，但《四庫全書》以及其他眾書目均將其列入集部別集類。藏書印：竹塢真賞、毛晉、毛氏小晉、毛晉私印、汲古主人、宋本、汪文琛印、平陽汪氏藏書印、三十五峰園主人、汪士鍾印、民部尚書郎、鷦安校勘祕籍、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祕籍志》卷一○之四五)。

同時，從內容上來看，有些現象值得注意：一是重疊處使用“又”字，以及挖去“賊”等字眼。二是自序中文天祥的名字也被刪去。三是存在墨斑塗去的情況，如將標題“紀事”兩字墨斑塗去。至於為何有墨斑，原因尚不明。此外，有幾處“聖旨”之前部分有兩字空格，且“虜酋”“大酋”“虜”等字眼被刪去；“胡”“逆”等字以及人名“呂師孟”之“呂”字被刪除。但是，上述字眼有時也被保留下來。靜嘉堂解題中的南宋刊、元初印之說，顯然是沿襲了陸心源“當是景炎元年宋未亡時所刻，入元后將版挖空耳”之見解，但學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版本目錄學家尾崎康先生在《日本現在宋元版解題·史部(上)》中指出：“其字體是元末至明初的風格，再從自序之德祐二年來看，不管如何地推崇文天祥，在沒幾年就滅亡了的、苟延殘喘的南宋時期內可能刊刻麼。再進一步說，即使刪除、挖空了上述眾多字眼，在元朝的鼎盛期它被容許刊行麼。因此，我們不妨推測其是以在元朝的衰退期或明初加入墨斑的本子為底本而刊印的。無論如何，應是‘元末明初’刊刻的。”(26)這就否定了南宋末刊、元初印之說，並推斷其為元末或明初刊刻而印行的。我們理應尊重多次實地調查宋元刊本的尾崎先生的見解，但他判斷的依據僅僅是感性認識的“字體”而已。因此，在思考靜嘉堂藏《指南錄》的刊行時間這一問題時，考察從南宋起至元末明初為止的吉州版刻本書影，便顯得十分有意義。

首先，我們來看看南宋前半期同為廬陵的周必大文集的家刻本。

靜嘉堂文庫藏《周益文忠公集》，存七十卷，皕宋樓本，有開禧二年(1206)中秋之序文。國家圖書館亦藏有該文集，且與靜嘉堂藏本為同一版本，但僅存二卷(書稿)。《中國版刻圖錄》(27)認為其為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去世後的家刻本，且刻工是嘉泰前後、吉州地區的名匠，與同為家刻本的《歐陽文忠公集》《文苑英華》合稱“廬陵三絕”。在《中國版刻圖錄》中收錄了後兩部書的書影。

《中國版刻圖錄》的編者認為，家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的版本，即為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家刻《歐陽文忠公集》的原刻吉州本(存一百三十三卷)，同時指出，在這之後南宋江西地區產生了行款版式與其完全相同的翻刻本，而一般學者誤以為其翻刻本就是吉州本。然而，日本的歐陽修研究者東英壽先生通過對日本、中國以及臺灣地區現存宋版《歐陽文忠公集》的比較，認為家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的版本並不是原刻本，而只是後來的翻刻本。(28)原刻本據說是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宋刊本十種之一，即現存四卷的“鄧邦述跋本”。東英壽先生的考證及其結論正確與否，容另文探討，這裡再介紹他的另一種見解。一般認為很早即流入日本的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歐陽文忠公集》(存一百二十七卷)，與家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為同一版本，均是慶元二年刊刻。但東先生已論證並指出天理本並不是周必大的原刻本，而應屬於周必大的兒子周倫修訂後的版本系統。(29)再進一步，在前引《周必大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三巻につぃて》一文中，他比較了天理本和國家圖書館藏本之《居士集》卷一中的刻工姓名，它們完全不同，可見兩者不是同一版本，但存在著翻刻的關係。

周必大家刻《歐陽文忠公集》的原刻本，究竟是現存南宋諸刊本中的哪一種，姑且不論，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如前人所述，在南宋孝宗、寧宗朝所刊刻的諸本中，其間刻工的姓名存在很多重複，由此可見其時刻書業的中心之一便是吉州。周必大家刻本以及其多種翻刻本為我們很好地展示了當時吉州刻書業的繁榮。再者，廬陵本《東坡先生詩》顯示了迄止元代，吉州依然繼承了其繁榮的刻書傳統。(30)

關於靜嘉堂本《新刊指南錄》何時、何地刊行，如上所述有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兩種意見。鑑於存在以南宋周必大家刻本為代表的吉州本傳統，因而一味否定宋末元初說似欠妥。下面，對此問題再略加探討。

稻垣裕史先生以現存最早的版本——靜嘉堂《新刊指南錄》為基礎，比較了卷首之序與後序(《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所收《指南錄》作自序和後序)這兩篇序文的內容，從其不同處入手論證了《指南錄》的編纂、成書過程。(31)不僅僅內容，語法和遣詞造句等相同之處甚多的兩篇序文，經過仔細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編撰《指南錄》前後意圖的變化。

原本，《指南錄》卷首收錄同一作者的兩篇序文，這一體例本身就顯得十分特別。首先，介紹一下稻垣先生的結論。兩篇序文中，各自有“德祐二年(1276)閏(三)月日”和“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紀年。從後序的記載來看，《指南錄》四卷的構成為：卷一為至伯顏軍營交涉止；卷二為被裹挾北行起，至京口止；卷三為在京口脫身，至通州止。以上三卷是文天祥滯留通州期間，或者在去台州的船上編輯，與此同時並寫成第一篇自序。脫離虎口的安穩感，以及欣聞二王在永嘉建立元帥府，迫切希望與二王合流，成為該篇自序的基調。但是，經海、陸兩路長途跋涉，終於與已登基的端宗政權合流，這一期間的詩作被編輯成第四卷，並在此基礎上寫成了後序。雖然多次虎口脫險，但後序非常糾結並自問至今為何還活著。與前一自序不同的是，後序中極力表明自己是為了保全君、親之義而苟且偷生的，應“誓不與賊俱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後當從容就義，從中可以發現論調的前後變化。

稻垣先生進一步指出，作為被裹挾北行投降使團中的一員，脫險而出的文天祥有被認為是北方間諜的極大嫌疑，並推測在面對端宗政權冷淡的態度時，在與自序完全不同的後序中，必然有濃厚的自我辯解的味道。而事實上，從京口脫身，行至真州，正因為有北敵間諜之嫌疑而沒有使文天祥入城，同樣也不允許其接近揚州城門。進而稻垣先生更認為，從上述歷史背景出發，文天祥在編輯卷四的過程中，萌生了為取代先前寫就的自序，而重新撰寫後序，並以後序為正序的意圖。正如筆者前稿中所指出的那樣，謝太皇太后集團要投降的意願，其實在德祐元年十二月已經確定，即派遣文天祥出使伯顏兵營時的第二年正月十二日，早已決定投降。甚至可以認為，此時文天祥作為投降的障礙，朝廷給其和談使節的身份從而排擠他。果真如此，文天祥為何不擁戴二王、從都城脫險而與主戰派共同行動呢？在這裡我們沒有發現主戰派內部存在分頭行動、各擔其任的意圖，而僅僅是文天祥與其他主戰派之間的關係不睦，所以自己單獨行動而已。文天祥的這種處境在端宗朝仍然沒有改觀，原本指望在二王的直接領導下抗擊蒙古的文天祥，結果卻不能在行朝內立身、活動，有所作為，而不得不離開二王，孤身轉戰福建和江西。

《指南錄》是紀實性文字，是端宗政權建立後，以參加政府為目標的文天祥為自己脫險而辯解的文字，並以現在之“後序”作為正序而重新作序的。上述稻垣先生的解釋雖然只是推測，但極富有可能性。但是，《指南錄》並不是作為最終定稿而編纂的，因而其自序與後序兩篇序文的原稿都流傳至今。再者，作為《新刊指南錄》附錄卷之五，收錄了被認為是在從福州前往南劍州、汀州途中吟詠的《和自山》及其自注等，而在通行本《四部叢刊》收錄的嘉靖本《文山先生全集》之《指南錄》中卻被收錄在卷四之中；由此可見，《新刊指南錄》是文天祥本人在生命最後階段所持有的原稿，以其最初的形態而刊行的。

那麼，這種刊行是在何時、何地完成的呢？非常遺憾尚未發現與其相關的直接史料。但稻垣先生的論文為我們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有效線索，即對《文山先生全集》附錄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的解釋。吉州安福人王炎午(1252-1324)，是鹹淳十年太學上舍生。臨安獻城時，丁父憂，返回安福。聽聞文天祥起兵，遂投其幕下從軍，但因父親沒有安葬，老母有病而再次返鄉。文天祥被元軍俘虜，王炎午認為“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為報”，隨即寫成《生祭文丞相》一文。文章以“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開篇，連篇累牘、不厭其煩地敘述文天祥可從速殉難就義的理由。有感於時勢的同鄉、建康軍判籤劉應鳳讀完之後，非常感慨，於是一連複寫了數十本，並搶先到達從贛州至洪州的、文天祥被押行至大都的必經之地，將其張貼在驛站、渡口、山中小店等處，希望文天祥看到後早日自決。其後，文天祥被處決，王炎午又立刻寫下了《望祭文丞相》一文，以示悼念。字數是《望祭文丞相》數倍的長文《生祭文丞相》非常膾炙人口，流傳很廣，連元朝人也十分關注。(32)

稻垣先生認為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中，反覆強調文天祥“可死”，是意識到《指南錄》後序的存在而寫成的。從文中“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敘幾死者矣。誠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等可知其讀過《指南錄》。如上述觀點正確，與景炎二年(1277)在戰亂中遺失的文天祥的其他著作不同，《指南錄》則很好地保留了原貌，其抄本極有可能正是由去過汀州的王炎午帶回吉州的。如此，可以確切地認為《新刊指南錄》正是在元初有著濃厚刻書傳統的吉州而被刊行的。一般認為王炎午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高宗、孝宗朝都十分活躍的王庭珪的族孫。(33)王炎午出身于吉州非常有影響力的家族，同時作為南宋末年激烈批判政府的據點——太學的上舍生，其言論可謂當時輿論界的代表。吉州地域社會士人的動向、言行不僅給文天祥本人，還給文氏一族施加了巨大影響。

代結語——以《紀年錄》為中心

作為獄中書之一的《紀年錄》是文天祥的自編年譜。《指南錄》《指南後錄》《集杜詩》等基本上是詩集，都附有文天祥自身所作的注，《紀年錄》與上述諸書最大的不同是，該書中附加了眾多的同時代的史料。《紀年錄》卷首詳細列舉了其註文的出典，其文曰：“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實》《至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顏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句詩》前後卷，旁採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各年之下。”(34)由此可見採錄了鄧光薦所撰的《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實》《四年野史》、伯顏丞相《平宋錄》等書，在此基礎上又添加了《指南前後錄》《集杜句詩》前後卷以及“先友遺老話舊事蹟”。

管見所及，目前尚無資料表明現行《紀年錄》由誰、何時編纂而成。但是，在正文的最後之年壬午(1282)年的註文中，記述了大德九年(1305)文天祥妻子歐陽夫人之死與埋葬之事，並以至正元年(1341)在河州養老的文天祥之女文環的一些情況作為結語，此時離文天祥去世已達六十年之久。聽聞“先友遺老話舊事蹟”不需要經過太長的時間，且可在註文中按照年月連續地記錄下去。《平宋錄》在大德八年(1304)刊行，由此可以推斷《紀年錄》卷首所謂的出典，經過了後人的增補。關於鄧光薦的《文丞相傳》，景泰本附錄卷三除了收錄其“論”與“詩”之外，可能現已不存，因而這篇散佚之文顯得非常珍貴。而《附傳》很可能就是現在各種文集中作為附錄而收錄的《文丞相督府忠義傳》。《海上錄》容下文述之，《宋太史氏管發國實》和《四年野史》，則不詳。

戊寅之歲(1278)的註文中有“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日”云云，全文載錄了因遭遇暴風雨而駕崩的景炎帝的遺詔；緊接著上文，十七日徵引了衛王咼祥興帝的登基詔書；以下注文簡短地記載了贈景炎帝廟號為端宗的一系列禮儀活動。上述記載均不見於它書，極有可能是從鄧光薦的《海上錄》中轉引的。崖山之戰時，鄧光薦與陸秀夫在同一條船上。走投無路的陸秀夫在揹負幼帝昺投水之前，曾將二王的記錄親手交給鄧光薦，並臨終囑咐使其傳之後世。這些記錄恐怕就是所謂的宰相的《日錄》。《宋史》卷四五一《陸秀夫傳》雲：“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雲。”(35)鄧光薦的《海上錄》有可能就是陸秀夫所囑託的《日錄》，南宋亡命政權的遺詔與登基詔書被《紀年錄》所收錄，其理由十分容易理解，而元代《宋史·陸秀夫傳》的編者對上述情況渾然不知。

《紀年錄》庚辰、辛巳年的正文，只有“是歲囚”。最後壬午年的正文，記載了文天祥受刑被處死後，藏在衣服中作為文天祥絕筆的“敘”與“贊”，這顯然是出於後來編纂者之手。庚辰之歲的註文中還記述瞭如下一則逸事：五月，弟(文)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奏其略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哪)個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即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如前所述，辛巳之歲的註文中，記述了將獄中之書託付給文璧、身後的墓地以及請求鄧光薦撰寫墓誌銘等。此外，還有至元二十年(1283)文天祥的靈柩迴歸廬陵故里、翌年得以安葬以及以後種種逸聞，再以文天祥妻子歐陽夫人、兩位女兒文柳、文環的相關情況描述而煞尾。

最後，對本文題目“文天祥的‘自述’與‘他述’”作一簡短的補充說明。一般而言，作為士大夫著作集——文集的刊行，都有將本人的言行(“自述”)流傳後世的目的。但在編纂文集的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他述”的因素。就文天祥而言之，在蒐集、編纂曾一時失散的著作之際，數量雖然不多，但編者通過“道體堂謹書”的形式，直接添加了各種解說；然而更進一步，《紀年錄》中不僅僅註文的分量非常大，而且在最後的三年中特別強調與選擇出仕元朝的弟弟文璧之間的緊密關係，從中或許可以讀出其獨特的“他述”方式，亦可認為其是編者對自身所處境遇的反映。

關於乾隆三十年纂修的《文氏通譜·信國公遺翰》中所載之文富編五十卷的《文山集》，前引鄧碧清一文指出：此刻本在《文氏通譜》以外，未見著錄。因《文氏通譜》代代相傳，其記載或有所本。但此本因內容、刊行冊數以及政治上觸犯禁忌等，傳世甚少，元代已失傳。然而，本文認為有一種可能性，即景泰本與文富本關係甚大。誠然，景泰本的四人的序文中均沒有提及文富本。同時，只有李奎之序附在《別集》之前，且從景泰本中可以發現其首次將道體堂本中沒有收錄的《指南錄》以下之諸書合刻為一帙，但李奎的序文絲毫沒有談及此事。此外，根據許有壬的序文，可知文璧之次子、文天祥養子文陞的兒子文富，刊刻劉嶽申《文丞相傳》的時間為元統元年(1333)，而《紀年錄》最後的註文中記述了至正元年(1341)文天祥女兒文環的相關情況，元統元年在至正元年之前七年。文富生卒年不詳，但從時間上來看，並不存在衝突。又，如前所述，景泰本之序文中有註文雲：“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予合而為一，姑存二序於此。”(以上俱舊集所載)如果認為此“舊集”即為五十卷之文富本，則道體堂本共三十九卷、《指南錄》四卷、《指南後錄》四卷(卷一有上、下)、《吟嘯集》一卷、《紀年錄》一卷、附傳一卷，總共正好五十卷，那麼無論如何，將獄中書合刻為一帙的正是在文富之時，從而景泰本才能夠以現在的卷帙而編纂。鄧碧清根據《富田文氏族譜》，記述了文富曾於至順初擔任興文署丞，後累官至湖廣省檢校、延平守、嘉議大夫、溫州路總管。從情理上來看，不可否認上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可以認為《文山先生全集》正因文璧、文富的“他述”而流傳至今。

註釋：

①[日]近藤一成：《つまゐところ文天祥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か？——文天祥研究の課題と展望》，《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59集，2013年3月(下文中再次出現時均略稱前稿)。

②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108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版，第284-285頁。

④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3-804頁。

⑥告身是授官的憑證，敕黃為差遣任命書，印紙歷子是官員的任官履歷書。具體可參閱包偉民：《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之“前言：南宋徐謂禮文書概況及其學術價值”，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以及魏峰：《宋代印紙批書試論——以新發現“徐謂禮文書”為例》，《文史》2013年第4期。

⑦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頁。

⑧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頁。

⑨《文山觀大水記》一文，見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332頁。

⑩參見《紀年錄》辛未、鹹淳七年之條。又可參閱萬繩楠：《文天祥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頁。

(11)關於“門謝”，可參閱前稿《つまゐところ文天祥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か？——文天祥研究の課題と展望》之第一節“官歴”，《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59集，2013年。

(12)江西省博物館藏有鄧光薦撰《文信國公墓誌銘》的拓本，見《全宋文》卷八千二百六十《鄧光薦》，(第356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頁。

(13)劉嶽申：《申齋劉先生文集》卷十《廣西宣慰文公墓誌銘》，《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0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頁。

(14)鄧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2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16頁。

(15)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0頁。

(16)[日]稻垣裕史：《二つの〈指南録〉自序》，《中國文學報》79集，2010年。

(17)劉嶽申：《申齋劉先生文集》卷十三《文丞相傳》，《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0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頁。

(18)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第八章“亡國之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頁。史料依據為鄧光薦撰《兵部鬆龍墓誌銘》，《武城曾氏十四修族譜》，民國十一年(1922)刻本。

(19)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第九章“浩然正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頁。史料依據清光緒六年刻本《指南後錄》卷一上篇末《虎頭山》詩之跋語，“文天祥全集”未收錄。

(20)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第十章《名垂千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頁。龔開，淮陰人，嘉定十五年(1222)生，大德十一年(1307)卒。青原在廬陵縣東部青原山附近。《文丞相傳》見明程敏政《宋遺民錄》卷十，鮑廷博輯，鮑志祖續輯：《知不足齋叢書》(第24集)，上海古書流通處；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卷十九附錄——“碑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769頁。

(21)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第九章“浩然正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頁。

(22)王炎午：《又望祭文丞相文》，文天祥著，熊飛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卷二十附錄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頁。

(23)程敏政輯：《宋遺民錄》卷七《張毅父》，鮑廷博輯，鮑志祖續輯：《知不足齋叢書》(第24集)，上海古書流通處。

(24)俞兆鵬、俞暉：《文天祥研究》第十章“名垂千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頁。

(25)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頁。

(26)[日]尾崎康：《日本現在宋元版解題·史部》(上)，《斯道文庫論集》27號，1993年。

(27)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28)[日]東英壽：《周必大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三卷につぃて》，《中國文學論集》40集，2011年。

(29)[日]東英壽：《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につぃて》，《中國文學諭集》30集，2001年。

(30)陳堅、馬文大撰輯：《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31)[日]稻垣裕史：《二つの〈指南録〉自序》，《中國文學報》79集，2010年。

(32)可參見王炎午《吾汶藁》掲傒斯和歐陽玄之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