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是自己過出來的
王墨
“好日子是自己過出來的”。這句話我第一次聽說，是在二十多年前和老婆談家常時她脫口而出的，她舉了我們熟知的幾個家庭日子的發展變化現實，正反兩個方面佐證她的論斷。我對平日不善言談的老婆說：“不說就不說，一說就是名言！”老婆說：“什麼名言不名言，本來就是這回事。”她的這句“名言”我一直記著，並經常用這句“名言”道出的觀點來教育孩子們，也常常在和親朋談家常時傳達這個意思。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家徒四壁，七口之家住在三間總面積110平方米的石板房裡，屋裡只有兩個土炕兩床蓋被，床上鋪些麥草當墊褥，草上再放一床葦蓆當床單。而這席子收穫季節常是白天騰出來晒糧，晚上又鋪回床上墊著睡覺，一來二去，席子爛了又沒有新的更換，晚上睡覺，席籤刺肉是經常的事。被席籤刺疼刺醒，可一日的勞動疲勞瞌睡又懶得起床剔除刺進肉裡的席籤，直到白日裡幹活，挽起袖子褲腿，或者脫下衣服才發現腿腳、胳膊或是脊背的肉裡有點隱隱作疼，心裡知道這是晚上睡覺破爛席子上的席籤扎進肉裡，不言不語的小心剔除便是，無須聲張。我是這樣，父母是這樣，姐弟也不例外。家裡來客，堂屋木板櫃蓋當床和衣而睡，一捆麥草打地鋪的日子是家常便飯。也許你會問，怎麼不購置幾床被子褥子？那我說，你是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們的生活。那時集體生活，農民幹一天活的工分僅九分或一毛錢；抽空一年到頭喂頭豬，夠一百二十斤就必須上交屠宰場，一斤豬肉也就是五六毛錢。一年吃油、買煤油、稱鹽、更換冬衣春衫、頭疼腦熱吃藥看病、子女上學全靠它。就是在這時，經媒人介紹，當民辦教師的老婆和我這個剛剛走上講臺的鄉村教師結婚成家。一九八二年我們結婚，奮鬥到一九八五年正月初六，父親給我兄弟分家時，我分得一間半石板房，面積大約五十多平方米，還有八十斤玉米(這是父親特意給他剛出生的長孫提的口糧)，一套殘缺不全的灶具，另外就是五百八十元外債和三十斤外欠黃豆。我記得很清楚，分家當晚，父親當著請來的公親大舅、二舅、四舅、姐姐，以及我母親和我四兄弟淚水撲面，泣不成聲。而今，每當回想起那個場景，總是熱淚奪眶，難以自禁。
為了生計，父親的腿腳和胳膊曾多次骨折，留有殘疾。我結婚時，姐姐已經出嫁，三個弟弟兩個在讀書。雖然那時包產到戶，但人多勞力少，開銷大，妻子當時一月工資十元左右，我一月也就是四十一元五角，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艱難。分家前，我的工資交給父親集體開銷；分家後，我每月拿出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交給父親作為幫襯。為了節省開支，我們在市場買最便宜的布料做衣服，老婆利用業餘時間給我做布鞋，父親給我打草鞋。分家時，我還分得一份承包地，那是妻子作為民辦教師的口糧田。妻子起早睡晚趕農活，把那東一塊西一塊的山坡地經營得有眉有眼。別看我老婆是女流、是教書的，可幹起農活連老農把式都誇她。她挖地身後不留腳印，土坷垃被敲得細細面面的，地面平展展；她點玉米、栽辣子左右成行，稀密合適；特別是點麥鐮豆，行子端正不說，不打倒麥子，籽種不外撒，深淺合適。割麥後，只要是她點的麥鐮豆，在麥茬中露出齊攢攢的秧苗，每窩不多不少六七根秧苗，正式農人要求的最佳數量。四鄰農戶，每次經過我們的地塊，都會誇讚說：“你看人家江鳳這莊稼種的！”每逢週末，我不論是在離家三十多裡的北溝寺，還是在離家七八十里的板岩、馬灘、色河，都要往返成百里回家幫著家裡耕種、砍柴。寒暑假，我幹完農活也會和村裡人們一道上山採藥，進城賣柴賣棧板。雖然每次回家長途跋涉腰痠腿疼，瞌睡得醒不來，起不了床，但總被老婆哄著，催著同她一道天不明上坡翻地、下種、背糞、鋤草、割麥、扳包穀……這樣，一年年，我的裡該外欠慢慢還清了，家裡漸漸也有了餘糧，腰包或多或少也有了積蓄。二十年後，老婆工作轉正了，我也工作調整進了城。再隨後，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孩子也長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事業。退休後的老婆跟著大兒子在省城幫著帶孫子，老了，眼睛花了，還抽空帶著老花鏡給我們做襯底。雖然我們都不缺那買襯底的錢，但她說，掙一點落一點，騰省一分是一分。我喜歡文朋書友，時不時想聚聚；還有那些還住在鄉下的親戚朋友，每次進城見面都要招待一下。可她總不願去食堂酒店招待，寧願自己辛勞買菜回家自己流汗操勞做一桌豐盛的飯菜。每每過後，她就私下很得意的給我說，你看咱們這樣省了錢，還吃得香。
近日我常在鄉下走，見到很多人爭著要當貧困戶，都想通過當貧困戶後有工作幹部包扶送錢送物，政府給資助送房子，想通過不流汗過上好日。週末我去西安，把這現象和退休在外的老婆絮叨，她還是那句老話，“好日子是自己過出來的”，隨後又加了一句：“別人給你送得了一時，送不了一生。”
王墨，山陽人，善寫文、擅攝影，其雙項作品常見於省內外各大報刊雜誌。
來源：申申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