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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蘇東坡,40餘年創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數量居北宋文學家之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些千古傳誦的句子,真是他想要留給這個世間的嗎?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辭世的前幾月,蘇軾給朋友寫了封信,確信此生沒有虛度,因為完成了傳世著作,儒家事業總算有了交待:“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賜予蘇軾“文忠公”諡號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他感嘆蘇軾未盡的王佐之才:“放浪領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但在學生秦觀眼中,政治才幹與文藝創作不過是“與世周旋至粗者”,老師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養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說中,蘇軾又儼然是白馬換妾的“風流帥”。若徜徉於西子湖畔,漫步蘇堤之上,或在孤山腳下的樓外樓小酌一番,則有文人雅士一邊品嚐“東坡肉”,一邊欣賞子瞻先生的墨跡。其實,在蘇軾身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裡,還散落著更多的生命與文化焦點,琳琅滿目,觸處生春。蘇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目之。神仙在塵世間可以幻化諸相,諸相非相,蘇軾的本真總令人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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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蘇東坡,40餘年創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數量居北宋文學家之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些千古傳誦的句子,真是他想要留給這個世間的嗎?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辭世的前幾月,蘇軾給朋友寫了封信,確信此生沒有虛度,因為完成了傳世著作,儒家事業總算有了交待:“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賜予蘇軾“文忠公”諡號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他感嘆蘇軾未盡的王佐之才:“放浪領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但在學生秦觀眼中,政治才幹與文藝創作不過是“與世周旋至粗者”,老師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養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說中,蘇軾又儼然是白馬換妾的“風流帥”。若徜徉於西子湖畔,漫步蘇堤之上,或在孤山腳下的樓外樓小酌一番,則有文人雅士一邊品嚐“東坡肉”,一邊欣賞子瞻先生的墨跡。其實,在蘇軾身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裡,還散落著更多的生命與文化焦點,琳琅滿目,觸處生春。蘇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目之。神仙在塵世間可以幻化諸相,諸相非相,蘇軾的本真總令人琢磨不透。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看京劇的時候,覺得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是何等威風!但在北宋政治現實中,開封府判官卻是個勞碌命。司馬光曾形容開封府獄訟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蘇軾在熙寧二年冬來到這裡做代理判官,幹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賜。王安石在朝中正主持變法,蘇軾屢次表達異見,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就是說,要讓你忙得不可開交,更不可開口。據說蘇軾在開封府“決斷精微,聲問益振”(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鍛鍊了處理繁瑣政務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今後的仕途中得到驗證。

從建安七子劉楨的“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開始,感慨沉淪下僚、俗務纏身就是中國古典詩文的一大主題。但蘇軾卻似乎沒有什麼抱怨,他不僅將政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且完成得極為瀟灑。據《樑溪漫志》記載,蘇軾在杭州為官期間,經常在西湖邊上辦公,早晨從湧金門泛舟而來,中午到普安院吃飯,於冷泉亭據案斷決,處理公文時“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完事後與僚吏劇飲,傍晚則乘馬以歸,道路兩旁燈火通明,站滿了人,等待一觀太守風采。

蘇軾何以有此“超能力”?開封府的魔鬼訓練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雜誌》道出了根本原因: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原來東坡有工作日誌,當天事務當天了結,並在日誌上用筆勾畫,從不拖延。這些工作日誌在南宋成了書法墨寶而為人珍藏。

關心民瘼,勤政為民,不怠政,不懶政,即使沒有那些詩詞,蘇軾也應該留名史冊。他在杭州賑災浚湖,除夕夜還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設立公立醫院“安樂坊”,三年之內治療了一千個病人。他在密州齋戒吃素,為受到蝗災的人民祈福。他將藥方用“大字報”抄寫在密州市鎮,讓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幫助。徐州發洪水的時候,他幾十天過家門而不入,說“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不是在抗洪前線慰問性的“走一遭”而已,而是住在城牆上兩個多月,與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徐州富貴人家準備逃難而去,蘇軾硬是攔在城門口,勸說他們留下。奮戰四十五天後,洪水終於退卻。他在黃州還成立“救兒會”以改變當地溺嬰的陋俗,又募捐錢款,向那些應允養育嬰孩的貧苦家庭給予資助。

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後,蘇軾仍然不頹唐。他一方面從精神上尋求安慰,把萬里流放視為佛祖對自己的考驗:“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一方面直面現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廣州人飲食用鹹水,經常生病,蘇軾就給知州獻策,建議他用竹筒將二十里外蒲澗山的淡水引過來。他又在惠州推廣“碓磨”“秧馬”等農具,以減緩當地農民的勞苦。黃庭堅說,蘇軾的個體生命雖渺小如“太倉一稊米”,但“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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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蘇東坡,40餘年創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數量居北宋文學家之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些千古傳誦的句子,真是他想要留給這個世間的嗎?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辭世的前幾月,蘇軾給朋友寫了封信,確信此生沒有虛度,因為完成了傳世著作,儒家事業總算有了交待:“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賜予蘇軾“文忠公”諡號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他感嘆蘇軾未盡的王佐之才:“放浪領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但在學生秦觀眼中,政治才幹與文藝創作不過是“與世周旋至粗者”,老師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養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說中,蘇軾又儼然是白馬換妾的“風流帥”。若徜徉於西子湖畔,漫步蘇堤之上,或在孤山腳下的樓外樓小酌一番,則有文人雅士一邊品嚐“東坡肉”,一邊欣賞子瞻先生的墨跡。其實,在蘇軾身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裡,還散落著更多的生命與文化焦點,琳琅滿目,觸處生春。蘇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目之。神仙在塵世間可以幻化諸相,諸相非相,蘇軾的本真總令人琢磨不透。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看京劇的時候,覺得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是何等威風!但在北宋政治現實中,開封府判官卻是個勞碌命。司馬光曾形容開封府獄訟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蘇軾在熙寧二年冬來到這裡做代理判官,幹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賜。王安石在朝中正主持變法,蘇軾屢次表達異見,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就是說,要讓你忙得不可開交,更不可開口。據說蘇軾在開封府“決斷精微,聲問益振”(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鍛鍊了處理繁瑣政務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今後的仕途中得到驗證。

從建安七子劉楨的“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開始,感慨沉淪下僚、俗務纏身就是中國古典詩文的一大主題。但蘇軾卻似乎沒有什麼抱怨,他不僅將政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且完成得極為瀟灑。據《樑溪漫志》記載,蘇軾在杭州為官期間,經常在西湖邊上辦公,早晨從湧金門泛舟而來,中午到普安院吃飯,於冷泉亭據案斷決,處理公文時“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完事後與僚吏劇飲,傍晚則乘馬以歸,道路兩旁燈火通明,站滿了人,等待一觀太守風采。

蘇軾何以有此“超能力”?開封府的魔鬼訓練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雜誌》道出了根本原因: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原來東坡有工作日誌,當天事務當天了結,並在日誌上用筆勾畫,從不拖延。這些工作日誌在南宋成了書法墨寶而為人珍藏。

關心民瘼,勤政為民,不怠政,不懶政,即使沒有那些詩詞,蘇軾也應該留名史冊。他在杭州賑災浚湖,除夕夜還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設立公立醫院“安樂坊”,三年之內治療了一千個病人。他在密州齋戒吃素,為受到蝗災的人民祈福。他將藥方用“大字報”抄寫在密州市鎮,讓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幫助。徐州發洪水的時候,他幾十天過家門而不入,說“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不是在抗洪前線慰問性的“走一遭”而已,而是住在城牆上兩個多月,與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徐州富貴人家準備逃難而去,蘇軾硬是攔在城門口,勸說他們留下。奮戰四十五天後,洪水終於退卻。他在黃州還成立“救兒會”以改變當地溺嬰的陋俗,又募捐錢款,向那些應允養育嬰孩的貧苦家庭給予資助。

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後,蘇軾仍然不頹唐。他一方面從精神上尋求安慰,把萬里流放視為佛祖對自己的考驗:“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一方面直面現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廣州人飲食用鹹水,經常生病,蘇軾就給知州獻策,建議他用竹筒將二十里外蒲澗山的淡水引過來。他又在惠州推廣“碓磨”“秧馬”等農具,以減緩當地農民的勞苦。黃庭堅說,蘇軾的個體生命雖渺小如“太倉一稊米”,但“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始終”。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自其變者而觀之

蘇軾的愛民勤政不僅緣於他接受的儒家教育,更有他的人生哲學作支撐。他最善於根據人生際遇的變化,調整心態,以使自己長期平衡在一種生氣活潑、欣樂自足的境界。

蘇軾所推崇的《莊子》主張“物化”,蘇軾則喜歡講“應物”:平生為道,專以待外物之變。(《答滕達道》)天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書義》)

“物化”“應物”當然不是孫悟空的七十二變,而是一種無執的心靈,不固執某一特定的生活環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現時刻、現階段乃至現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恆的精神價值。然而超越並不是拒絕、否定、逃避,蘇軾是在接受、順應、調整中逐步實現超越的。“應物”不是對現實的默認與妥協,更非讓心靈拱手認輸,而是相信現實本身也時刻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現實本身沒有執著於當下,那麼心靈又何必於當下執著?

餘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要歇息就當下歇息,何必非要到松風亭去呢?已脫下衣服準備睡覺了,但月光忽然照進窗戶,那就“應物”而行吧: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應物”可以減少現實處境對心靈的束縛,使生氣活潑的狀態重獲平衡。荒山大江的黃州在蘇軾眼中與西湖美景“未見議優劣”,同樣可以“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嘗不是冠絕平生的“奇遊”?當“北歸無日”的時候,蘇軾就把自己看作一個累舉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應物”哲學是死亡逼出的。烏臺詩案雖沒有被處死,蘇軾的心靈已死過一次。“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獄中寫給弟弟蘇轍的訣別詩,標題清晰地寫著:“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他是準備死在獄中的。經過這一番鍛打淬礪,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再能讓心靈扭曲?從此,便可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與李公擇》)了。

“應物”的過程中,第一是腳踏實地。烏臺詩案後貶謫黃州,衣食堪憂,負債累累,怎麼辦?只有“痛自節儉”,限定每日開銷,將錢串掛在屋樑上,並將挑錢的畫叉藏起來。又躬耕於東坡,與泥土接觸中體味“勞苦之中亦自有其樂”。牛羊肉吃不起,就買些老百姓吃的豬肉,誰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後來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但他突然發現將羊蠍子蘸鹽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釀,蘇軾將一位朋友的順口溜寫成《薄薄酒》:“薄薄酒,勝茶湯;粗粗步,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聊勝於無”畢竟是一種有,稻草雖弱卻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使感到“無復生還之望”了,蘇軾仍然是先做事:“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於海外”。

第二是精神自信。蘇軾在惠州時乘舟遇雨,河水暴漲,“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蘇軾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的心血結晶——《尚書》、《周易》、《論語》註釋稿就此沉溺,這幾部書稿沒有副本。蘇軾只能內心禱告:“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果然,最終有驚無險,而蘇軾的幼子蘇過卻一直在旁邊鼾睡,百呼不應。“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委運任命不是悲觀頹唐,而是不暇預慮過多,不暇杞人憂天。蘇軾曾用螞蟻的故事來闡明這個道理: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東坡志林》)

“水到渠成”也是蘇軾經常用來自我寬慰的詞。他似乎對水情有獨鍾:“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流水為蘇軾照鑑出天地自然的本真,“吾文如萬斜泉湧,不擇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地賦形而不可知也。”水的“隨地賦形”最能契合蘇軾的“應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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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蘇東坡,40餘年創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數量居北宋文學家之冠。“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些千古傳誦的句子,真是他想要留給這個世間的嗎?蘇軾留給世間的究竟是什麼?

辭世的前幾月,蘇軾給朋友寫了封信,確信此生沒有虛度,因為完成了傳世著作,儒家事業總算有了交待:“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賜予蘇軾“文忠公”諡號的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他感嘆蘇軾未盡的王佐之才:“放浪領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但在學生秦觀眼中,政治才幹與文藝創作不過是“與世周旋至粗者”,老師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養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說中,蘇軾又儼然是白馬換妾的“風流帥”。若徜徉於西子湖畔,漫步蘇堤之上,或在孤山腳下的樓外樓小酌一番,則有文人雅士一邊品嚐“東坡肉”,一邊欣賞子瞻先生的墨跡。其實,在蘇軾身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裡,還散落著更多的生命與文化焦點,琳琅滿目,觸處生春。蘇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目之。神仙在塵世間可以幻化諸相,諸相非相,蘇軾的本真總令人琢磨不透。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看京劇的時候,覺得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是何等威風!但在北宋政治現實中,開封府判官卻是個勞碌命。司馬光曾形容開封府獄訟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蘇軾在熙寧二年冬來到這裡做代理判官,幹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賜。王安石在朝中正主持變法,蘇軾屢次表達異見,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就是說,要讓你忙得不可開交,更不可開口。據說蘇軾在開封府“決斷精微,聲問益振”(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鍛鍊了處理繁瑣政務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今後的仕途中得到驗證。

從建安七子劉楨的“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開始,感慨沉淪下僚、俗務纏身就是中國古典詩文的一大主題。但蘇軾卻似乎沒有什麼抱怨,他不僅將政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且完成得極為瀟灑。據《樑溪漫志》記載,蘇軾在杭州為官期間,經常在西湖邊上辦公,早晨從湧金門泛舟而來,中午到普安院吃飯,於冷泉亭據案斷決,處理公文時“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完事後與僚吏劇飲,傍晚則乘馬以歸,道路兩旁燈火通明,站滿了人,等待一觀太守風采。

蘇軾何以有此“超能力”?開封府的魔鬼訓練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雜誌》道出了根本原因: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原來東坡有工作日誌,當天事務當天了結,並在日誌上用筆勾畫,從不拖延。這些工作日誌在南宋成了書法墨寶而為人珍藏。

關心民瘼,勤政為民,不怠政,不懶政,即使沒有那些詩詞,蘇軾也應該留名史冊。他在杭州賑災浚湖,除夕夜還野宿在城外。他在杭州設立公立醫院“安樂坊”,三年之內治療了一千個病人。他在密州齋戒吃素,為受到蝗災的人民祈福。他將藥方用“大字報”抄寫在密州市鎮,讓看不起病的百姓得到幫助。徐州發洪水的時候,他幾十天過家門而不入,說“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不是在抗洪前線慰問性的“走一遭”而已,而是住在城牆上兩個多月,與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徐州富貴人家準備逃難而去,蘇軾硬是攔在城門口,勸說他們留下。奮戰四十五天後,洪水終於退卻。他在黃州還成立“救兒會”以改變當地溺嬰的陋俗,又募捐錢款,向那些應允養育嬰孩的貧苦家庭給予資助。

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後,蘇軾仍然不頹唐。他一方面從精神上尋求安慰,把萬里流放視為佛祖對自己的考驗:“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一方面直面現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廣州人飲食用鹹水,經常生病,蘇軾就給知州獻策,建議他用竹筒將二十里外蒲澗山的淡水引過來。他又在惠州推廣“碓磨”“秧馬”等農具,以減緩當地農民的勞苦。黃庭堅說,蘇軾的個體生命雖渺小如“太倉一稊米”,但“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始終”。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自其變者而觀之

蘇軾的愛民勤政不僅緣於他接受的儒家教育,更有他的人生哲學作支撐。他最善於根據人生際遇的變化,調整心態,以使自己長期平衡在一種生氣活潑、欣樂自足的境界。

蘇軾所推崇的《莊子》主張“物化”,蘇軾則喜歡講“應物”:平生為道,專以待外物之變。(《答滕達道》)天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書義》)

“物化”“應物”當然不是孫悟空的七十二變,而是一種無執的心靈,不固執某一特定的生活環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現時刻、現階段乃至現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恆的精神價值。然而超越並不是拒絕、否定、逃避,蘇軾是在接受、順應、調整中逐步實現超越的。“應物”不是對現實的默認與妥協,更非讓心靈拱手認輸,而是相信現實本身也時刻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現實本身沒有執著於當下,那麼心靈又何必於當下執著?

餘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要歇息就當下歇息,何必非要到松風亭去呢?已脫下衣服準備睡覺了,但月光忽然照進窗戶,那就“應物”而行吧: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應物”可以減少現實處境對心靈的束縛,使生氣活潑的狀態重獲平衡。荒山大江的黃州在蘇軾眼中與西湖美景“未見議優劣”,同樣可以“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嘗不是冠絕平生的“奇遊”?當“北歸無日”的時候,蘇軾就把自己看作一個累舉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

“應物”哲學是死亡逼出的。烏臺詩案雖沒有被處死,蘇軾的心靈已死過一次。“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獄中寫給弟弟蘇轍的訣別詩,標題清晰地寫著:“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他是準備死在獄中的。經過這一番鍛打淬礪,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再能讓心靈扭曲?從此,便可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與李公擇》)了。

“應物”的過程中,第一是腳踏實地。烏臺詩案後貶謫黃州,衣食堪憂,負債累累,怎麼辦?只有“痛自節儉”,限定每日開銷,將錢串掛在屋樑上,並將挑錢的畫叉藏起來。又躬耕於東坡,與泥土接觸中體味“勞苦之中亦自有其樂”。牛羊肉吃不起,就買些老百姓吃的豬肉,誰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後來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但他突然發現將羊蠍子蘸鹽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釀,蘇軾將一位朋友的順口溜寫成《薄薄酒》:“薄薄酒,勝茶湯;粗粗步,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聊勝於無”畢竟是一種有,稻草雖弱卻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使感到“無復生還之望”了,蘇軾仍然是先做事:“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於海外”。

第二是精神自信。蘇軾在惠州時乘舟遇雨,河水暴漲,“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蘇軾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的心血結晶——《尚書》、《周易》、《論語》註釋稿就此沉溺,這幾部書稿沒有副本。蘇軾只能內心禱告:“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果然,最終有驚無險,而蘇軾的幼子蘇過卻一直在旁邊鼾睡,百呼不應。“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委運任命不是悲觀頹唐,而是不暇預慮過多,不暇杞人憂天。蘇軾曾用螞蟻的故事來闡明這個道理: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東坡志林》)

“水到渠成”也是蘇軾經常用來自我寬慰的詞。他似乎對水情有獨鍾:“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流水為蘇軾照鑑出天地自然的本真,“吾文如萬斜泉湧,不擇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地賦形而不可知也。”水的“隨地賦形”最能契合蘇軾的“應物”哲學。

蘇軾: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

造物者之無盡藏

“應物”的生命永不枯寂,蘇軾的世界總是豐贍而多彩。

晚年從海南貶所歸來,雖然蘇軾說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但從《邵氏見聞錄》來看,蘇內翰風采依舊不減當年:

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座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

千萬百姓觀瞻蘇軾,這讓我們想起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到揚州平山堂揮毫寫詞的場景,當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惠洪《跋東坡平山堂詞》)。

應物,所以要接受天地萬物的不齊,“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思堂記》)。蘇軾在《周易》註解中說:“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謂之順”,“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被秦觀視為蘇軾最高成就的“性命自得”,即順應萬物而不執於一。蘇軾最不滿意王安石之處,就在於後者拒絕萬物不齊,喜好並強迫他人隨同自己:“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述,作新欺人”,“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

應物,所以蘇軾的生活實踐、文藝實踐才如此豐富。蘇軾總善於在極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氣活潑。連村裡造橋、掩埋屍體這樣的瑣事,都能讓蘇軾感到“條理”,體味人生的慰藉:

軾入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觀作新橋,掩骼之事,亦有條理,皆粗慰人意。蓋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宋代理學家認為“作文害道”,蘇軾卻將寫作視為一種樂趣,一種時常發作的癮:“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達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後來袁宏道承蘇軾之語說:“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

不可否認,即使萬斛泉源的蘇軾,在文藝創作上也必然會花費精力時間,人生光陰總有限,創作不可避免會妨礙其他事務。蘇軾採取的方法,是取消文、道之間的二元對立。錢塘有一少年僧人思聰,醉心文藝,彈琴、書法、作詩,樣樣精通,亦愛研讀《華嚴經》。蘇軾對思聰說,對於修道而言,《華嚴經》也不過是一種暫供休憩的“蘧廬”而已,琴棋書畫更微乎其微。然而“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斫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悟道不能從虛空入,還是要從實踐入手。蘇軾說人生問題的解決,只有“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即凡心即超越,即色即空,“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因此,人生的各種社會實踐就無所謂“陋”,制車匠人與粘蟬老人也可能是得道高人,一如金庸小說中的掃地僧。蘇軾毫無保留地馳騁遨遊於文學與藝術天地,盡凡心於其中,開闢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境界:詩、文開宋代新貌,詞開豪放,書法開尚意,繪畫開文人。

蘇東坡既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給世間的,既是如同造物者無盡藏一般豐富的文藝世界,更是一種具有溫度、厚度、韻度的生命哲學。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區分了幾種人生態度:

“現實”減“夢想”等於“禽獸”;“現實”加“夢想”等於“心痛”;“現實”加“夢想”加“幽默”等於“智慧”。

宋人說“東坡多雅謔”,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蘇軾比較接近第三種。這是一種不易達到的境界,用蘇軾弟子秦觀的話說是“與世周旋”,用朱光潛的話說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如果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寶繪堂記》《醉白堂記》《超然臺記》這五篇名作中的話來說就是:人生如寄,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與無盡藏之造物者遊,安往而不樂。

◎本文原載於《解放日報》(作者韓立平),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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