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網友給我發私信問了一個很專業的問題：中國書法的正脈是什麼？碑學還是貼學？這個問題，搞的我很難為情，我說碑學，那學貼學會不同意，而且碑學也創造了很多書法大家，比如郭沫若，沙孟海等。但我說是貼學，又有學碑學的不願意了，畢竟貼學是當下最為尊稱的書法學派，而且以林散之、白蕉等大家都是以貼學為代表的。
但問題歸問題，我還是想說：書法的正脈乃是魏晉以來到明清書法名家構成的巨大的譜系，就是帖學系統，包括帖學的筆法以及帖學所崇尚的審美價值，即格調和品質。但是帖學在宋以後為什麼衰弱了呢？具體原因有很多。
其一：範本的差異性太大。刻帖的流行一方面擴大書法群體，而一方面也引起了諸多誤會和混亂。刻帖的不斷翻刻，離原本會越來越遠，後人學刻帖，難免有霧裡看花的遺憾。這個是資料的限制，而我們現在的信息時代，完全可以突破古人資料匱乏的尷尬局面，這個可以說是我們學書法的有利條件。
其二：宋以後楷書的意識太強，可以說深刻影響了行草書的創作和審美。從唐代開始，中國的文字就在走規範化道路，這個大概和印刷術有關係。唐之前，文本的流傳都是靠手工抄寫來完成，對於每個閱讀者來說，每一個文字都是新鮮的、不同的。但是在唐以後，印刷術的流行，帶來了美術字在印刷行業的大量運用。
美術字就是規範字，如宋體，雖然刻工的不同會讓規範字有所差異，但是總體來說，規範字確立了一個標準的書體形式。對於閱讀者來說，天天接觸的就是這些一模一樣的標準形式，這種規範字的閱讀，深刻影響了書法家對於書法創作的理解。
這些規範的字體會逐漸在閱讀者的心裡造成一種心理定勢——字的某種寫法就是完美的，字的筆畫安排符合某種規範就是完美的，等等等等。而這些心理定勢在魏晉人那裡根本沒有。魏晉時代的書法遠紹漢代。
漢代到魏晉這幾百年中，成熟的書體不是楷書，而是草書。也就是說，魏晉人學書法，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草書系統，而不是如宋以後，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唐楷系統。這樣差距就出來了。
草書對於楷書來說，更加自由開放，從草書化到行書，行書必定具有草書的品格。所謂古法，就是一套從草書中化出來的筆法系統。而宋以後，學書先學楷書的做法成了書法的常識，也可以說是偏見。我們一開始就被灌輸規範化的審美。這種審美的最終結果就是館閣體的出現。
在這我不是否定碑學的概念，畢竟清代的碑學運動，傳統的說法都認為在帖學系統之外建立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審美世界。其實，碑學雖然講究奇趣、古趣，他們的格調和品質仍然是在傳統之中的，可以說仍然符合傳統文人書法的審美的。
我們看清末民初的碑學大家，如康有為、沈曾植、于右任等等，他們的書法突破了傳統帖學，但是格調和品質仍然依歸傳統。我相信，書法同繪畫一樣，繪畫強調所描繪對象的品格的塑造。比如說畫鬆，就要具備鬆的品格。這個都是客觀的對象所具有的基本品質。
書法也是一樣，我們寫的漢字，每個字也都具有基本的品質，書法也是要把這種品質展現出來。而現代的一些學碑的書法家，認為奇趣就是變形，於是書法的取法對象走向民間化便成了眾向所趨。這種對形式感的過分強調，其實是完全損害了書法的核心精神，即現代的書法丟掉了格調和品質。
明清的帖學籠罩在館閣體的陰影之下，奄奄一息。帖學的最後一位大家就是明代的董其昌。但是，我們看到董的書法結構平正（正是楷書影響的結果），筆法單調。唯一出色的就是墨法和格調。而到了清代，更沒有帖學大家。對於我們來說，困難也許更大。我們面對的是極其規範的閱讀文字，同時離魏晉時代有千年的距離。這些都給我們領會古法造成了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