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權威指南，歷朝歷代官窯民謠底款大全完整出爐'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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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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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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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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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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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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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咸豐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咸豐瓷器款
同治瓷器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咸豐瓷器款
同治瓷器款
光緒款
民國及當代的瓷器款識演變
清末民國後，瓷業生產更趨艱難，仿古之風流行，大量地製作仿古瓷和仿寫歷朝款識已成為主流。不過此時文人畫裝飾瓷器風氣的日益流行，在器身上按照文人畫的形式題寫款識和畫印這一在明末即已出現的形式開始逐漸興起並蔚然成風，給沉悶的清末民國瓷器款識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氣。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咸豐瓷器款
同治瓷器款
光緒款
民國及當代的瓷器款識演變
清末民國後，瓷業生產更趨艱難，仿古之風流行，大量地製作仿古瓷和仿寫歷朝款識已成為主流。不過此時文人畫裝飾瓷器風氣的日益流行，在器身上按照文人畫的形式題寫款識和畫印這一在明末即已出現的形式開始逐漸興起並蔚然成風，給沉悶的清末民國瓷器款識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氣。
民國 粉彩嬰戲圖杯（配底款）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大力發展陶瓷產業，十大瓷廠的興起使得新中國陶瓷事業在那個時代達到了頂峰，此時的落款多種多樣，不勝枚舉。大體分為三種，一種是帶景德鎮的地名款，一種是十大瓷廠的國窯名款，另一種即是仿古款。
底款是鑑定家和收藏家給陶瓷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陶瓷，自明以前，鮮有底款。有明以後，直至今日，官窯民窯大體均落底款。朝代不同，底款均有所不同，而官窯與民窯，底款樣式亦千姿百態。款識之繁雜，款樣之多變，使眾多陶瓷收藏者斷代時越發困難。
清雍正 粉彩“玉堂富貴”花卉紋碗
為讓廣大藏家在收藏中國曆代瓷器時能多些參考，今天，玉齋君即專門以中國曆代瓷器底款為主題，請用中國輕工業陶瓷研究所專家徐智明及景德鎮陶瓷學院專家董亮聯合撰寫之文章，為大家詳細介紹中國曆代瓷器款識的演變，以供各位收藏之用。
明代以前瓷器款識概述
明代之前，瓷器極少有題款者，自東漢發明瓷器後， 直到唐代才出現極少量款識，如越窯瓷罌所刻的墓誌銘， 長沙窯所書寫的作坊名款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等。 至宋代時，款識仍很少見，如景德鎮青白瓷中有一些刻 劃或用墨汁題寫姓氏和作坊款識的器物，刻劃姓氏通常在器身不在底部，底部通常刻作坊名，如粉盒底部常刻“吳家合子記”、“段家合子記”等，據統計，大約有十三家之多。 墨汁在底足上所題底款是在燒成之後，而不是制瓷過程中，極易掉落，其實不能算真正底款。
段家合子記
雖然傳聞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底書“景德年制”，景德鎮因此而得名，但迄今為止，景德鎮發現的所有的宋代瓷器上都沒有書“景德年制”的，因此，這極可能是後世所杜撰的故事。另外，宋鈞窯底部有不少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用以表示瓷器的大小型號，不過，最近有一大批專家學者認為鈞窯不是宋代窯口，而是明代製品，頗引起很大爭議。再有，早期定窯和遼官窯所制白瓷底部常刻有“官”或“新官”款，宋代磁州窯瓷枕有的寫有“張家造”等款識。
張家造
元代樞府瓷有一部分在器身刻有“樞府”二字款， 元代青白瓷延襲宋代做法，有的還刻有“玉出崑山”或 “玉出昆岡”等款。元代出現的青花瓷則出現極少量的在器身上書寫的至正年款，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所藏兩隻青花雲龍紋象耳瓶所書“至正十一年”款， 元青花便是在此基礎上被發現的，另外，近年在景德鎮考古中發現有幾件元青花盤類和高足杯底部書寫八思巴文款識的，除此之外，元青花均沒有底款，元青花緣何極少有底款呢？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青花大多用於外銷中東，為適應中東人的生活習俗，器型碩大而笨重，由於搬動困難，要在底部留下任何款識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將其倒置很容易造成坯體破裂，連簡單的刻劃款都難以完成，更不用說用青花料在底部書寫了，而且器型如此之大，書在底部是不會有人翻轉器物來觀看的，這就失去了書款的意義了。另外，元青花底部修足很不規整且絕大多數無釉，燒成後底部有火石紅和施釉時濺上的釉斑及粘砂，如果書有青花底款的話也將灰暗難以辨識。
釉裡紅劃花兔紋玉壺春瓶 底款
明代瓷器款識演變
明洪武時期仍未有題款習慣，至永樂時方有極少量表現，及至宣德時，出現了題寫款識的第一個高峰。宣德朝款識只題寫在官窯瓷上，民窯則不準題款。宣德朝款識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款識幾乎可以出現在器身任何一個位置，即鑑定專家孫瀛州先生所稱的“宣德款識遍器身”。為何出現此情況？
明洪武青花瓷底款
宣德朝官窯器並非所有的瓷器底部施釉，有相當一部分大件器和一些中小件器底部並不施釉，並同樣有火石紅，這樣就難以在底部題款，因而如果需要題款就只能在器身其他部位書寫。宣德朝官窯器有很多器型延續永樂朝，這樣就有不少大缸、大瓶、大罐類器皿，這些大件器即使底部施釉也很難倒轉書寫，因而大件器款識都只能題在器身。永樂朝瓷器題款除在底部書寫外，亦有在器身書寫者，永樂朝官窯器題款數量雖然很少，但仍然會給宣德朝瓷器帶來一定影響。宣德朝瓷器題款仍屬於初創期，因而沒有太多規矩限制，顯得自由得多，而無須只限定在底部題年號。
永樂款
宣德官窯款
宣德款
宣德款
明宣德後，進入一個時局混亂時期，包括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這時瓷器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由於政治高壓，官府勒令生產彩瓷者處以死刑，瓷器生產轉入地下，瓷器貿易則幾乎以走私的形式進行，這三朝絕少有題款者，極難斷代，因而被稱為瓷器史上的“空白期”。
正統底款 空白期
空白期後，進入明成化時期，瓷器款識復興並且民窯也開始題寫年號款。成化年款改變了宣德款遍器身的做法，絕大多數只題在底部。這是因為：成化皇帝生性文弱，熱衷藝術，書於底部應當是出於其個人愛好，官窯年號款識如出一人之手，據認為可能是出於少年成化之手，成化鬥彩中少量的“天”字款則可能是其崇佛佞道 之因。一方面，成化帝可能出於對藝術審美的講求，因而不能容忍款識在器身隨意佈局，認為會對整體畫面效果有影響；另一方面，成化帝內斂的女性化性格特徵使其行事絕無自負的宣德大帝那樣張揚，因而將款識隱於底部更符合其含蓄的性格和修養。
成化鬥彩三秋杯
成化朝和宣德朝相比，大件器迅速減少，器型追求輕巧，如久負盛名的鬥彩高足杯、雞缸杯、高士杯、三秋杯、天字罐等，胎體輕盈小巧，因而絕大多數器物可以自如地倒轉過來題寫款識。成化朝官窯瓷因釉層肥厚，底部往往有積釉，並多有黃褐色或黑褐色斑點，呈“米糊底”。但其胎質細膩潔白呈玉質感，彌補了這一不足，因而款識仍然能夠很輕易地書寫，即便顯得更加淡糊不清也無所謂，因為這正符合成化帝 追求淡雅素潔的審美情趣。
雞缸杯-底款
成化天字款
成化之後的明弘治、正德款大致延續成化在底部題年號款的做法。不過正德因信仰伊斯蘭教，出現了少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字款識。進入晚明後，款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再侷限於底部題年號款的作法， 各種形式的款識突然湧現，最多的是吉語款，如“富貴佳器”、“萬福攸同”、“上品佳器”等，這與嘉靖、萬曆帝極度崇信道教有直接的關係。
正德款
嘉靖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曆瓷器款
萬福攸同款
在這種自由題款風氣的影響下，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現。至明末天啟、崇禎年，官窯停產，官窯款識極其罕見，民窯卻進入了更加自由的時代，款識由文字款進一步發展到動植物款、花押款等，具有文人氣息的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現，一小部分高檔瓷已經按照中國文人畫詩、書、畫、印的格式創作，因而也開始仿效文人畫家在器身落款。明末瓷器款識出現的變化與明末瓷器裝飾的道教因素消退，文人化傾向明顯有的直接關係。
花押款
清代及清以後的瓷器款識演變
經過清順治的戰亂無序後，到康熙時期，款識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康熙十六年，浮樑縣令曾禁止民窯使用康熙年號款，這反而促使款識進入其發展的黃金階段。人們延續明末清初的做法，並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的款識，各種動植物款、堂名款、花押款、吉語和雅語款、 寄託款等等，其類型之繁多豐富為歷代之極致，其最突出的藝術特徵就是追求雅緻，文人氣息十分濃重，如“若深珍藏”款、“美玉如斯”款、“昌江珍玩”款等等。
康熙官窯款
康熙民窯款
康熙之後，款識除官窯款流行外，民謠款又明顯出現了消退傾向，雍正、乾隆朝款除年號款外，民窯大多落各種堂名款和使用龍鳳、香爐、團花等吉祥圖案，各種文人雅語款和動植物款的種類大幅度減少。乾隆以後，書寫年號款和堂名款已成為題款的主流，款識進入單調的沒有多少創新精神的時期，這與清代國力江河日下，國內外市場大幅度衰退，人們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日益減弱有關。
雍正瓷器款
乾隆瓷器款
嘉慶瓷器款
道光瓷器款
道光慎德堂官窯款
咸豐瓷器款
同治瓷器款
光緒款
民國及當代的瓷器款識演變
清末民國後，瓷業生產更趨艱難，仿古之風流行，大量地製作仿古瓷和仿寫歷朝款識已成為主流。不過此時文人畫裝飾瓷器風氣的日益流行，在器身上按照文人畫的形式題寫款識和畫印這一在明末即已出現的形式開始逐漸興起並蔚然成風，給沉悶的清末民國瓷器款識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氣。
民國 粉彩嬰戲圖杯（配底款）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大力發展陶瓷產業，十大瓷廠的興起使得新中國陶瓷事業在那個時代達到了頂峰，此時的落款多種多樣，不勝枚舉。大體分為三種，一種是帶景德鎮的地名款，一種是十大瓷廠的國窯名款，另一種即是仿古款。
紅旗瓷廠 粉彩花鳥紋茶壺底款
21世紀的當代款識與民國時期相比並沒有什麼創新，藝術瓷仍襲舊例，仿古瓷仿寫歷代年號款及其他名款，藝術家則在器身或底部題名號、創作時間並畫印章，日用瓷款識大都為用貼花紙在底部貼上地名或廠家名。